香港社会应该开展一场对资本主义的大辩论

观察者网：您年底刚刚去过一次香港，这次去感受如何？

田飞龙：我12月初去香港，乘坐了港铁，也在香港街头做了实地考察了解，确实感觉到香港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是非常强的，面对被损害的一些基础设施，它的一些专业性服务，包括公共服务，能够非常专业、高效地将它们修复，提供给市民继续使用的便利，我觉得这也是香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数。

但是因为我去的时候正好遇到他们12月8日世界人权日的大游行，在港铁里还是能看到，有大批的青年学生戴着口罩乘搭港铁赶往示威聚集的地点，社会运动的氛围还继续在香港存在。

另外我还感觉到，在区选之后，香港社会有一个不言而喻的、新的政治共识，示威者和香港市民之间开始达成了某种基于本土价值的共识，他们开始寻着选举的轨道，追求将本土主义的一些价值，将这种完全自治的诉求进一步延伸，上升到上层管治架构，盯住了明年的立法会选举，以及后年和大后年的特首选举委员会和特首选举，所以反而现在香港街面上显得较为平静。

这些示威者通过区选，在区议会层面夺权之后，似乎也在尝试着用一种比较贴近社会民意的方式达成政治和解，共同将特区政府和建制派建构成一个他们要继续夺权的对象，进一步巩固他们本土主义的政治共识和政治目标。这次我和香港不少人交流，他们就觉得可能像区选之前那样大规模的街头式暴力不会出现，但是仇警文化、对警权的进一步瘫痪，进一步打击特区政府的管治权威，为明年9月立法会选举进一步造势，以及与国际空间更加紧密的勾连，引入外来的资源，这些是不会停止的。

正因为他们完成了区选之后这种快速的战略战术整合，瞄准体制内夺权，我觉得未来对于“一国两制”的制度安全，对于香港恢复繁荣稳定，以及对香港融入国家战略的发展，反而构成了更加强有力的挑战。

观察者网：这次“修例风波”也引发了一些对“一国两制”制度的讨论。香港回归22年，无论是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认同，还是我们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有哪些经验和不足之处？

田飞龙：今年是香港回归22年，以“修例风波”作为一个表征，“一国两制”确实遇到了中期危机。在两年前香港回归20周年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总结，包括回归以来香港取得的成就，各项指标在国际排名中都靠前，尤其是回归20年，香港对内地经济现代化与国际化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早期有前店后厂的港资进入内地，支持内地第一波制造业发展，后来香港的金融平台又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投融资提供了非常巨大的便利，并且一批内地的人群在香港学习、工作、深造、发展，或者通过香港平台走向更开阔的国际舞台，这方面确实有很大的成功。

但是第一，回归以来，在“一国两制”全面准确实施方面，还有一些非常严重的亏欠。比如说回归以来，香港的23条国家安全立法没有完成，使得中央管治权与香港自治民主进程之间始终有一种紧张，因为在“一国两制”基本法之下，中央的管制权是不直接落地的，依赖于香港的自治权来管制特区，如果23条国家安全立法没有完成，也就意味着香港始终是整个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巨大漏洞。

特别是随着中美新冷战序幕拉开，这个漏洞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就更加凸显，所以更加重了中国国家治理在香港的焦虑。这就是为什么十九届四中全会会聚焦到特别行政区国家安全议题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现在看来，香港国家安全立法选择本地自行立法的路径依然难以走通，因为逃犯条例修订包括甚至列入附件3的国歌法的本地立法都难以顺利完成，所以23条立法在香港势必要非常智慧地寻找另外变通的路径去实现。

第二，回归22年很大的一个欠缺是教育上的欠缺。我们不讲香港大学、中小学这种专业化的教育，我觉得香港教育出问题不在专业化教育上，它的专业化教育是按照欧美标准，也是之前英国殖民地的教育标准，应该说提供了一种关于西方价值观以及分门别类的专业化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也能够适应香港社会各行各业的需要。

香港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没办法教会香港青年人，什么是他们的祖国？怎么样去爱国？怎么样将个人的观念和利益细化到一个现实的、具体的、政治的主权秩序当中？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欠缺，所以香港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作为所有受教育者应该接受的基础性的通识教育，一个关于人如何成为公民，成为国家一份子的教育。

恰恰是在通识教育，在将香港人教育成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意义上，香港本地的教育政策、教育体系、教材、考核体系以及整个媒体文化生态环境，没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工作，以至于香港青年人现在实际上处于一种非常艰难的精神迷茫和极限抗争的时期，出现了在“一国两制”之下自我国民身份建构的失败。有些香港青年说自己不是中国人，是香港人，甚至有的人说自己英国人，还有人说自己是美国人，但是香港人从来不是一个国民概念。而他们讲的英国人和美国人跟他是没有关系的。尽管有一些人在推动将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转变成英国国民，但是不符合现在英国整体的政治利益以及脱欧之后中英关系的大局，所以也不会成功，他们去台湾寻求避难，同样也碰壁了。

其实正是教育误导了他们，使得他们误以为可以和世界融为一体，和西方融为一体，实际上他们身份建构和利益关联的真正出路，还在于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和治理体系。我觉得这一次风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让香港社会冷静下来想一想自己到底是谁？自己的利益跟命运在哪里？该怎么样理解“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怎么样理解已经剧烈变化了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第三，回归22年来，香港管治队伍的基本建设或者叫政权建设也存在问题，应该说我们对香港公务员队伍的教育考核，甚至监督问责是不够的，使得港英的公务员长于精细化的、技术性的管理执行，但是短于风险决策，短于政治责任的承担，短于对“一国两制”深层次矛盾以及原理辩证性理解，也短于对国家战略的正确理解和配合，所以一旦遇到有关“一国两制”的重大风险，最后都把责任和压力传递到中央这边，没有起到在“一国两制”之下，由香港的自治权首先承担责任的管治意识。

所以我觉得必须要重建、重整香港的管治队伍，才能够应对香港越来越本土化，甚至越来越暴恐化的这样一种恶劣的治理环境。

第四，回归以来，香港的司法体系也没有能够很好地理解和衔接到“一国两制”基本法秩序当中，他们实际上是殖民地司法在回归之后的自然延续。本来按照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的普通法只是香港法律体系的来源之一。但是在香港，普通法却逐渐被香港法律界建构成了凌驾性的法律体系。

再加上“一国两制”，中央管治机构怠于行使基本法上的很多管治权，包括人大司法权，这就使得中央的管治权威与香港的司法权之间没有一个日常性的工作关系，没有能够建立一个香港司法权之上的全国人大司法权，来对基本法的实施提供及时的原义阐释和监督指导。在普通法的实施过程当中，如果某些权利或者条款长期不用，那么就视同不存在，所以也引起了中央管治权很大的焦虑，也使得这次事件里香港司法权成为止暴制乱、恢复法治最薄弱的一个方面。

就像刚才我们讲香港教育非常专业的一样，香港司法也是非常专业的，不仅外聘外籍法官，本地法官接受的也是全英式普通法教育，能够做到每一个案件裁判的时候，到普通法适用地区的判例案卷当中去查字典，去了解人家的判例怎么判的。所以使得香港的司法和法治能够获得西方信任，能够与西方的法治标准保持基本一致。

但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法官没有国家观念，没有办法正确理解、识别和保护基本法上所规定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这就使得香港司法在没有冲突的常态下，在中国与西方关系相对缓和的时候，能够有效地保障“一国两制”的稳定性以及受国际社会信任。但是一旦发生了矛盾冲突，一旦两制有冲突，中国和西方有冲突的时候，他们就会罔顾国家利益，甚至背叛国家利益，做出一些在专业上正确、有技术含量，但是在政治上、在维护“一国两制”宪政秩序的整体价值上南辕北辙的裁决，这是香港司法的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日积月累，终于在2019年酿成了回归以来最严重的管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而且它的后遗症还会进一步蔓延到未来的管治时间段当中，不仅使得香港在我们国家的主场战略“一带一路”和大湾区战略中，难以积极有效地承担自己的正面角色，反而使香港现在成了国家安全和国家治理的一个负担。这也超出了小平同志设计“一国两制”时的初衷。实际上小平同志在1987年的讲话当中也预料到，香港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暴乱或者说动乱，并且提出了中央必须介入的方针政策，但是我觉得小平同志在设计“一国两制”时，肯定不愿意看到极端情形的出现。但现在从“修例风波”以及它的衍生后果来看，小平同志在1987年所担心的香港管治当中出现的情形，可能会一步步地呈现出来。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本土意识，这也是“修例风波”以来被高度讨论的话题之一。香港的本土意识是如何构建起来的？未来这种本土意识纳入到政治化渠道后，又会对香港治理带来哪些挑战？

田飞龙：香港的本土主义起源于二战之后，是一个畸形发展的过程。香港有一个从难民社会向本土社会转变的过程，历史上香港长期充当各方尤其是内地一些逃难群体的避难所，长期是个难民社会，来到香港的人其实也并没有把香港当作久居之地，只是一个占据之地，一旦内地形势缓和了，他可能回去或者通过香港跳板再去欧美世界，把香港作为一个移民的中转站。

可是后来经过67暴动，随着港英政府与华人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和解，随着麦理浩总督黄金10年的行政吸纳和怀柔式的威权统治，华人社会开始识别自己作为香港人的身份，开始珍惜这样一种家园、乡土式的生活方式，逐渐形成了一种本土意识。

这种本土意识如果和国家意识有一个很好的结合，就会形成一个正向的、能够有效理解和认同“一国两制”的香港人意识，成为爱国、爱港的一部分。但偏偏香港的本土意识，后来经过一些重大事件的负面影响，以及反对派的负面引导，不是与爱国的国家意识结合，而是与殖民意识相结合。

这样在香港人的心智当中，实际上认同有三个层次，一个是由150多年殖民历史带来的，我把它称之为殖民史观，培植的是一些我们用负面的话讲是洋奴心态，用正面的话讲是一种殖民地居民心态。这样一种心态区隔了香港人、内地人和整个中华民族之间的心灵融合，使这些人一方面面对西方的殖民者，现在的英美世界，产生一种依附者的心态，即所谓恋殖心态，同时面对内地的同胞，面对成长当中的国家，有一种虚幻的高等华人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其实在香港社会依然存在。

第二个层次的认同就是国家层面，由传统的爱国爱港的左派基本盘构成，要将香港紧密联系和融入国家的身份认同，但是爱国建制派现在在香港受到了多方面挤压。

第三个层次是基于本土身份的认同，到了香港一代、二代、三代，逐渐生成了一种本土意识，这种本土意识如果和国家意识相结合，就是爱国、爱港。本土意识如果跟殖民意识相结合，就是本土自觉，甚至发展成“港独”。

现在我们确实看到本土意识开始在青年人群体当中越来越多地跟殖民意识相结合，把自己身份的建构朝着与国家背向而行的方向，去激进地扩展这种意识。而香港自治权范畴内的管治精英和社会文化基因对此实际上保持着一种纵容绥靖的态度，甚至被裹挟着走。在这种本土激进思潮下，精英开始丧失掉引导和塑造正确的、合理的社会舆论、社会文化的能力，反而非常媚俗地迁就青年本土主义的发展，使得香港社会基本的身份认同和政治取向，越来越突破了“一国两制”的底线。

在“修例风波”当中，我们看到这些青年黑衣人的种种行为，已经不是传统泛民在“一国两制”体制框架下的和平斗争和民主博弈了，它已经变成了一种诉求，要颠覆“一国两制”，建立一个他们所构想的香港政治共同体的“港独”取向了。尽管“港独”未必是所有参与运动的人即刻意识到的，或者说直接追求的，但是“港独”成了有利的未来政治符号，牵引着这些泛本土主义的运动参与人士，不断趋近于一种最后以完全自治为基础的极限政治目标，所以他们利用中美新冷战的机会窗口寻求“港独”。

这种观念或者这种行为方式完全是台湾模式的翻版。所以现在实际上出现的并不是香港的内地化，而是香港的台湾化，“港独”和“台独”相互抱团取暖，面对民族复兴、人类命共同体和21世纪中国发展的主体议程，与之严格切割，他们反而慢慢开始要登上美国针对中国的新冷战战车。所以在2019年这个特别的时间点上，“修例风波”所折射出来的，实际上是整个香港和台湾本土心态的变质和异化，他们在民族复兴和美式新冷战之间，开始出现了一种选择上的困难。

一旦遇到压力逼他们选择的时候，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追随美国新冷战的战车，站到了中国人民整体利益、民族复兴事业的对立面，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可悲的。因为“一国两制”的维持条件是去冷战化，是在一个主权秩序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和平相处，寻找到基于民族利益、民族共识的融合之道。现在冷战再起，他们又追随冷战，用已经过时的冷战世界观和冷战秩序，来过分消极负面的评价民族复兴和人类命共同体的理想规划，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悲的，这也使得“一国两制”所依赖的去冷战化共识，在整个世界重新冷战化的分裂起点上，在香港集中爆发出来了，香港人做出了非常不审慎的，或者说是一种潜含着很大危害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