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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革命中国的热月文化反动期

2020-1-8 23:54|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5262| 评论: 0|原作者: 老田|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大体而言,土地边际报酬递减问题,相对价格对剩余分配的影响及后果问题,减灾投入的制度中介问题,水土肥利用与流域规划的外部性内部化路径问题,光合作用效率提高问题,土壤营养赤字问题,以及至关重要的农业或农村的有效管理结构问题,均被主流官学两界的精英们,从观察视野中间“驱逐出去” ...



大体而言,土地边际报酬递减问题,相对价格对剩余分配的影响及后果问题,减灾投入的制度中介问题,水土肥利用与流域规划的外部性内部化路径问题,光合作用效率提高问题,土壤营养赤字问题,以及至关重要的农业或农村的有效管理结构问题,均被主流官学两界的精英们,从观察视野中间“驱逐出去”了,新时代一切学术研究和政策界说,都是在完全遮蔽掉“真问题”之后再来展开的,这要算是农业经济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

  后革命中国的热月文化反动期:以农业经济领域的所谓“学术研究”为例

  老田

  【老田按:清华大学教授龙登高的反历史事实的“造谣学术”(参阅老田旧文《龙登高的“咸鱼大翻身定理”》),能够逆着“批评意见”而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说明,中国今日的农业经济研究及其史学回溯研究,均成功地挣脱了事实与学术逻辑的羁襻,获得在官学两界脱离实际而“自主运转”的相关政治条件。不难想见,龙登高的造谣学术不仅在学界吃得开,还会得到政界的表扬——社科办和清华大学都表扬过龙教授的研究很切合政策设计的需要。此种背离一般学术规则的现实,之所以得以形成,显然不是一个龙教授个人就能够造成的,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是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本文打算沿着龙登高教授谣言学术成功的理路,深入到学术史的现场,进行一个初步的发掘整理。一般而言,伪学术能够成气候和发扬光大,均得益于其特殊政治价值的高含量,此种状况的严重存在,也肯定是相关学术共同体及其监管机构异化深度的标志。目前,很多高校尤其是著名高校,其管理层往往高唱“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高调,以此向政府套取巨额拨款和经费支持,而对于一些学术研究领域某些研究人员的彻底谣言化趋势却丝毫不加关注,显然,此种对照揭示了高校管理层对套取经费的兴趣,远大于推进学术研究本身。学术研究的深度异化,肯定要以监管机构及其监管规则的深化异化为前提,事实上,许多年来某些名校名教授的著名伪学术成果,都曾经在网络舆论场域激起过强烈的疑问:这些相关部门和高校监管机构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在中国,大多数耕地和农民都得依靠种植粮食作物,而且,越是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就越是需要更高比例的耕地和农民集中于粮食种植业上。这部分农业和农民的状况,及其历时性变化,往往是处在农业经济的研究领域中间。在过去一百年的历时性变化中间,前半段发生过中国革命,后半段出现了分田到户的改革,农民与农业状况内在地这两场巨变相联系,农业和农民的真实变化,就此内在地与革命和改革的正当性紧密相关,由此就与政治紧密关联起来了。

  在热月反动期内,与革命及其精神遗产紧密相关的一切学术领域,无不成为“政治的婢女”,这其中尤以主流经济学以及农业经济的“学术研究”为甚。今天回顾,农业经济研究的所谓学术,曾经是改革意识形态的先锋,此研究领域对事实和逻辑的拒绝,业已达到了反对几何公理的程度。

  要讨论这些所谓的学术精英们到底“说了些什么”是困难的,但是,讨论他们“反对说什么”——反对怎样的事实和逻辑,则相对容易。本文从历史起点、农业发展潜力及其实现、农业现状和农民未来等三个方面,进行一个初步的梳理。

  大体而言,土地边际报酬递减问题,相对价格对剩余分配的影响及后果问题,减灾投入的制度中介问题,水土肥利用与流域规划的外部性内部化路径问题,光合作用效率提高问题,土壤营养赤字问题,以及至关重要的农业或农村的有效管理结构问题,均被主流官学两界的精英们,从观察视野中间“驱逐出去”了,新时代一切学术研究和政策界说,都是在完全遮蔽掉“真问题”之后再来展开的,这要算是农业经济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应该说,四十年来农经研究方面的“丰厚积累”,即便是不孕育出龙登高教授,也会造成出另外的李登高王登高来。

一、人多地少的历史起点——边际报酬递减起作用的程度与范围

  依据何炳棣的看法,到1780年代前后,中国人口已经超过了2.5亿这个相对过高的适度人口数字,此后,边际报酬递减的作用就日益爆发出来。按照劳动力和单位面积的产量,均出现递减趋势。

  土地过分稀缺,导致旱涝风险较高的劣质土地被大量垦殖,使得同等水旱灾情带来的减产幅度变大;与此同时,由于过度穷困和储备极少,同等灾害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也空前被放大。严重的水旱灾害,近乎构成民族生存的重大威胁,迫切需要抗旱除涝工程的减灾作用。

  人多地少条件下的相对价格走势,使得农业经济剩余的分配,有利于土地占有者不利于使用者,导致直接劳动者的过度贫困,这进一步损害到农业的实际生产过程和最后产出水平。

  如何克服报酬递减,实现高产和稳产,就成为中国近现代农业面临的首要问题。

  考虑到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地域面积,依靠国界之外的外部资源输入来解决农业问题的可能性并不存在,而期待农业之外资源流入——则需要等到长期工业化完成那个前途过于遥远。因此,可行的投入产出方案,只能够源自农村和农业内部:这就需要合理规划有限的农业经济剩余的分配与使用方向,使之能够用于支持过密化方向以提升产量;同时还需要打造能够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的制度中介,以期共同完成提升单位土地生产率的目标。农业经济剩余的使用方向,以及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的制度中介,两者将成为寻求过密化出路的关键。

  农业改进的过密化路径,不管是有限的农业经济剩余的分配与使用,还是有效动员农民劳动力的组织创新问题,都涉及到了中国革命及其解放承诺的真假,故分歧深刻、争论尖锐。虽然没有人真能够返回历史起点上,改变曾经存在过的事实,但对于历史相关事实选择和再解释方面,对立中的双方着力甚多且观点尖锐对立,出现过不止一起积极分子“用力过猛”的现象——对于黑白最为分明的事实,也有人愿意付出脸皮去颠倒黑白。

二、土壤营养赤字问题及其克服路径

  中国农业向称精耕细作,很早就有施肥和养地的记载。但近现代以来,由于人口密集对土地压力加大,各种传统肥源近乎枯竭,劳动者的投入能力显著下降,土地营养赤字成为一个长期的威胁,一些研究指出:清代出现亩产量下降的长期趋势。换言之,由于土地利用率的提高,传统肥源和养地投入物的枯竭,耕地肥力退化也成为报酬递减的一个主要方面。

  在没有化肥的年月,绝大多数农民又依赖秸秆作为燃料,由此造成土壤营养成分循环的赤字趋势,这是一个严重的长期问题。逆转土壤营养赤字,就需要化肥投入的增加,才能够一改营养赤字的威胁,所以,在追求增产目标时,大多数地区的多数农民,还需要在土壤营养赤字边缘线上,苦苦等待化肥工业的成熟。

  在南方水稻产区,集体农业时代各种增进农作物生长的因素中间,农业技术和耕作程序的改进,是率先完成的,化肥是最后一个到达的增产要素。山西的一些模范村庄,在化肥充分供应之前,亩产就很可观,原因在于农民有煤炭做燃料,例如大寨那时候就能够做到秸秆沤肥还田——大寨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超高号称“海绵田”,那对于全国农村而言是例外而非常态。

  这个方面的类似问题,英国的工业化进程中间也出现过,当时英国城市化进程较快,对农产品需求甚为殷切,大量农产品输入城市,农产品在城市被集中消费产生的大量排泄物,在城市造成污染的同时却在农村带来土地贫瘠化,农村的土壤营养成分循环链条由此断开,这引发过长达一个世纪的激烈争论,在这个英国的“全民焦虑”期间,化学家李比希混成了明星学者。

  中国同一问题的原因稍有不同,在前工业化时代,就已经存在着过多的人口及其对土地的巨大压力——农民依赖秸秆燃料,秸秆无法还田也带来土地营养成分的损耗,虽然有施肥养地和精耕细作的长期努力作弥补,但土壤营养成分依然徘徊在赤字线附近。

  土地肥力不足,同时传统肥源枯竭,对毛时代早期的集体农业发展,造成“硬制约”。就老田亲眼目睹而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耕作程序的过密改进,尤其是双季稻推广,在早期均成效不彰,肥料不足是最大的瓶颈问题,最初阶段是对各种“农家肥”罗掘俱穷(粪肥、沤绿肥、拆旧屋、换土灶、挖淤泥、推广沼气等),因化肥增产速度远远赶不上需要,还曾经见过推广土法制造“腐殖酸铵”肥料,这个没有取得大的成功。

  土壤肥力薄弱,成为各种过密耕作程序奏效的第一瓶颈,集体农业的突破需要等待这个问题上的突破。记得在1974年左右,早稻矮杆品种、合理密植和双季稻已经普遍推广,化肥尚不能敞开供应,受制于土壤肥力不足,跟单季稻相比,增产不太多;而“双抢季节”的强体力劳动,不仅对人的体力构成严峻考验,甚至对人的意志都是一个巨大考验,对此啧有烦言的人,颇为不少,一位长辈在某次“双抢”休息时给大家“讲古”:说他解放前有一亩田种一季中稻“打了八担五斗外加一撮箕”——这接近于亩产千斤,与当时双季稻产量接近。

  就长江流域水稻产区的中等县份而言,1970年代开始,化肥工业开始有力地促进农业,化肥供应充足的地区,已经能够逆转土壤营养赤字,有显著增产效果。而化肥进入农业的过程,从氨水开始(装在大的陶坛子里),经过碳酸氢铵,尿素和氮磷钾复合肥,前后有四代产品。南方水稻产区,碳酸氢铵的效果就足够好,故1970年代化肥供应充足地区的增产效果,就已经无比接近天花板了。在费孝通长期观察研究的长三角地区吴江县农村,由于化肥供应速度领先于全国,在1960年代中期亩产就已经接近了“饱和波动”。吴江县是先进地区在1960年代中期就得到很充裕的化肥,老家蕲春算是中等,在1970年代中晚期得到,而贵州一带的化肥工业落后地区要等到分田后(1980年代前期),才得到较为充足的化肥供应,其农业快速增产过程与分田政策同步,故成为杜润生手下调研的首选之地。而北方旱作物农业区,则要等待复合肥敞开供应时期,产量才逼近饱和,时间上要等到1990年代中期——此时玉米和小麦亩产都接近或者超过1000斤。

  就职业农民的经验而言,农作物生长最后都要依赖光合作用,土壤肥力则是促进农作物生长的关键要素之一,因此,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的发展状况,都严重受制于且符合自然界的能量守恒定律和物质不灭定律。

  在化肥到来前后,对光合作用成果的限制条件,各有不同。老家农村在1970年代,是早稻单产高于晚稻(绿肥作物沤肥更有助于早稻生长),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化肥充分供应之后,是晚稻单产高于早稻,此时光热条件起决定作用,肥力不再成为作物生长的决定性限制条件。除秧龄期外,早稻移栽后的生长期为5-7月3个月,晚稻移栽后生长期为8-10月三个月,长江流域(北半球中纬度地域)晚稻生长期3个月内的积温和光照条件,显著地优于早稻。

  在化肥充分供应之后,光热条件将成为亩产量的决定因素,对全国农业下这样的总判断,似乎陈永贵是第一个。他1971年接受韩丁访谈时,曾经就自己在南方水稻产区的观感,指出南方阴雨天气多且病虫害严重,曾就光热条件差距预言以后北方单产会超过南方(当时是水稻比小麦玉米单产高得多),这个预言在今天业已应验了——不仅小麦玉米单产高且粮食总量占比也大幅度上升。陈永贵有一个最直接的经验是,由于可以做到秸秆沤肥还田,实际上逆转了土地营养赤字,大寨大队当时的亩产量,已经接近和超过了南方水稻产区,所以他有足够的经验和底气,做出这个更为普遍的预言。

三、如何抵消报酬递减的作用——以耕作程序的过密化去挖掘农业增产潜力

  为了克服边际报酬递减的作用,需要为单位产量增加付出更多的投入,这称之为“过密化”。而透过过密化,实现农业增产稳产,这可以分两个方面努力来观察:一是集体的过密化努力,二是个体的过密化努力。老田是长江边上种水稻的职业农民出身,对于集体的过密化增产过程亲眼目睹过,所以相对熟悉一些;个体的过密化增产,没有亲眼见过,只是看到专家学者的论证和报章宣传,所以领会不深。

  很显然,不管是何种过密化路径,要真正抵消土地报酬递减趋势的作用,取得实际的增产效果,都要以突破土壤营养赤字的局限为前提。

  集体的过密化路径:

  透过集体努力,以承担日益增加的投入为条件,去抵消报酬递减效应,实现农业增产的努力方向,称之为集体的过密化。在这个方向上,毛泽东对农村劳模增产经验的总结和提炼,最为集中和典型,他由此于1956年提出《农业四十条发展纲要》,1958年提出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管工等八个努力方向,1964年号召农业学大寨。一切劳模的成功经验和努力方向,均服务于增进农作物光合作用以提高单产,而集体过密化的关键路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和建设高产稳产农田,目的无非是创造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的水土肥条件。

  从经验层面看,“三治”(治山、治水、治土)“五改”(旱改水、坡改梯、稀改密、高改矮、单改双),是水稻产区的主要增产措施。

  高产稳产,最终需要借助于小流域的全流域水土治理规划,使得自然赋予的水土肥资源得到合理挖掘,使之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并提升其光合作用效率。而一切流域规划,都需要完成一定数量的土石方挖掘和搬运工程去实现。而筹集工程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投入,包括工程存续期间不间断地支付维护和运作成本,以及相关的管理环节经费,均需要与最后农业增产收益关联起来——从最终收益中间筹集并支付管理、投入和运行经费,这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外部性内部化”,此种关联需要借助合适的组织或者制度中介,而集体经济组织曾经是实现此项规划唯一有效的制度中介,迄今为止,也没有见过别的有效中介。

  种植业的产出,取决于农民照拂下的农作物光合作用效率高低。而农作物的生长,需要相应的土壤肥力、积温(地温)、光照和水利条件等发挥作用。水田相对旱地,能够更稳定地提供农作物生长条件,也相对高产;梯田相对于坡地,能够更好地保水保土保肥(陈永贵所谓“三跑田”变“三保田”);而推广合理密植(受光面积提高)、矮杆作物(生长期短为后季作物腾出季节,籽实比上升)和双季稻(光合作用时间延长),都是为了提高农作物生长和吸收太阳光时间和效率,目的都是获得更多的光合作用成果。

  “三治”和“五改”,不存在任何别的奥秘:一则创造更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的水土肥条件,一则延长农作物光合作用的时间和增加受光面积并提高其效率。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总结:农田水利建设目的就是建设高产稳产农田,化“三跑田”(跑水跑土跑肥)为“三保田”,创造出高生产性土地,这个概括既全面又权威。虽然胡乱帮及其徒子徒孙的卖力鼓噪宣传,杜润生雇佣并扶持明星学阀为写手,诋毁了大寨和陈永贵几十年,但在老百姓心目中间他们依然声望很高,这没有别的奥秘:陈永贵及大寨人干的那些事情,以及从他们艰苦卓绝的努力中间提炼的增产经验,是到处都可以成功检验的,符合自然界的物质不灭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也符合增进农作物光合作用的条件需要。

  治水改土的努力,只有依托集体组织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才能够完成大量土石方的搬运,故相对有效。而种子改良与合理密植、工具改革等方面,均是依托政府与农民中间的集体农业组织合作对接,共同打造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也符合公共物品的供应规律,故创新和推广都很成功。改开年代的设计师们,凭空设想了水利和农技服务的私人物品营销模式,结果当然是完全失败了。

  分田之后,灌溉渠网和排水通道维护不足,水旱灾害减产日趋严重,相关水利管理机构均走向部分的私有化和资本化方向,试图透过向农民收费来实现所谓的“良性循环”,此种幻想完全落空之后,又重新成为财政供养的“水利事业”,新的变化是断开了大水利网与农民和农业的有机联系,作为这种“掉链子”的具体体现:渠网中间干渠与支斗毛渠之间已经很难顺畅沟通了。而植物保护方面,分田后投入多效果差,集体时期老家全村只需要三个落后的农药喷雾器,分田后近乎每家一个喷雾器还病虫害频发。

  就农业新技术的供给侧而言,种子和技术方面的创新投入,接近于公共物品,主要源自政府主导下的技术研究投入、大面积先进经验搜寻比选和推广过程。改革后,由“人民公社八大员”以公共物品供应的农技服务,改为“七粮八站”机构的市场化供应模式,本质上是试图强行化公共物品为私人物品的营销模式,结果当然不可能成功,最后,相关农技机构先经过一段时间“向农民摊派收费”来养活自己(所谓“十几顶大盖帽吃一顶破草帽”)之后,随后就彻底瓦解并消失了。

  就技术的需求侧而言,需要农民的学习成本的支付,低于增产收益,而增产收益足够大的条件是足够大的耕作规模,这需要一个大于家庭范围的集体组织。目前中国农业主体的一般状况是:户均不过十亩,人均一亩三分;此种种植规模下,技术改进带来的增产收益的增量幅度过小,不足以弥补哪怕是极低的学习成本支付;更何况还存在着“老人农业”现实中间,村落范围内也往往找不到有学习能力的青年人。学习成本对于增收数量的高度敏锐性,决定了过小的农业种植规模,农业从业者一定是去技术化的,这在反面会助长农业技术供应链条的集中和垄断。

  官学机构里头学官们的学术研究:对个体过密化效能的拔高论证:

  农产品的全产业链中间,农作物种植只是一环,前面有种子、农业技术和各种投入要素,后面有收储加工和运销。农民从事的种植业,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农作物生长过程,具体是在田间完成的,但实现高产稳产所需的水土肥条件,大于单个田块或者一垄一畈的范围。要实现全流域规划的风险和成本分摊,就得解决经济学所谓“外部性内部化问题”,扩大农业主体的范围和规模也只能够解决一部分小流域的问题,更大范围的利益协同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居间协调。

  说到底,农业流域规划的外部性中间,蕴含着相当高程度的公共性,很难在私人性的轨道上顺利实现,而改开后的学术或者宣传口径,则试图以人为构建的私人性,去替代真实存在的公共性,这是一种真正的扭曲:无节制地强调水利或农技服务搞“有偿服务”或“讲求经济效益”就是以虚构的私人性去“人为取消”公共性的体现,后续的历史实践证明此种想当然设计,是不可能成功的。此种设计,其政策实践后果是彻底瓦解了农户之外的全部农业支持体系,种田变成了一个需要个体家庭自己独立完成的事项,也当然变得“田难种”了。

  在研究和呈现中国农业历史和现状时,改开年代,官学机构里头学官们的主要方法,是特意把观察眼光局限在田间管理环节,做一个人为的“切割”选择;因为在“管”这个环节上,个体努力与集体差别较小,在“水肥土种密保管工”其他各环节,均为集体过密化远超个体过密化的效果。同时,官学还狭隘地假设农民仅仅关注个体所得数量,还仅仅依据监督有效性去选择投入水平,则是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研究视角选择。

  1980年前后,官方成立的正部级意识形态机构——杜润生领导下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则专门雇人论证有且只有个体的过密化才是增产的关键。这个机构的论证,着眼于个体的过密化效果如何影响到农业全局,对此一方向的强调和论证过程,成为改开意识形态生产的起点和关键支撑点。今天回顾,对共产党历史进行系统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扭曲,肇源于杜润生这个机构。

  官学两界联手论证说“积极性可以多打粮食”,这个可以有,但是,完全甩开农作物生长的水土肥要求和光合作用效率中介,撇开积极性最后对农作物生长产生实际影响的各种因素,进行纯纸面的推演,这个就算是说的天花乱坠、顽石点头,其说服力依然依然存在着严重缺环,真正的学术研究,其最低限度要能够与职业农民的直接经验相印证而不是相扞格。

  在主流经济学家们那里,集体的过密化是否完全妨碍了个体的过密化,许多年来一直被刻意模糊起来。而且,个体的过密化对于最后光合作用效率的提升,是否足够,中介因素如何起作用,也都被刻意模糊起来。主要的论证方式,是从农民积极性严重不足导致活劳动投入低于门槛水平的个别案例出发,例如小岗村,进行理论粉饰和包装工作。

  据《杜润生自述》一书披露,说集体的过密化完全不行,他和他的手下没有专门去认真干过;主要胡耀邦等人透过宣传口,跟马屁精记者一起搞的——也主要是在报章宣传中间展开的。确实,胡耀邦主管宣传时期,创新性地提出过“农田水利建设都是毁林开荒和围湖造田”“治水不如造林”等宣传口径,以此坐证集体过密化即便有成绩,也属环境代价过高。

  林毅夫论证分田增产的英文论文,出现过严重的“用力过猛”失误,被美国学界抓住集中讨论了一次,丢脸甚多。林毅夫的马失前蹄,是有普遍性的隐喻意义的,一个萌新以十万分的敬业精神去对待“领导派活”,完成领导嘱咐成为压倒一切的念想,然后就出现自身学问素养约束不住的各种“理论大跃进”表现。

  林毅夫的用力过猛失误和后来成名,都内在地揭示了热月反动期的学术人的发达路径,除了国内的权力支撑点起作用之外,国外学术市场上对于学术的“消费偏好”也是稳定地起作用的。换言之,内部的政治选择和外部的消费偏好,都成为热月反动期内强有力的学术成果过滤机制:一些人就此成名成家了,另外一些人则湮没无闻了。

  杜润生等领导下的学官们,往往格外强调个体过密化的有效性,如果仅仅服务于为改革政策好“唱赞歌”,那么,其负面影响还相对有限,问题在于:这个官学机构的扭曲学说,还是政策实践中间的关键设计“一环”。依据这个学官机构对于农业中间各种公共性事业的否定和消解,结果在政策实践中间,逐步取消并瓦解了“农户之外”的农业支持体系——这恰好是农业政策调节的主要领域,最大化了水利等农业服务行业的私人性经营方法,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制造出沉重的农民负担(多与各种农业服务私人化方向改革有关)并由此把农民从农业中间成功地驱赶出去,其失败后果是不言而喻的:结果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内,就彻底荒芜了中国农村和农业,破坏了中国的粮食安全。应该说,杜润生及其门下学官创造的“历史虚无主义幽灵”依然强劲地活着,时刻徘徊在农业政策界,迄今为止,农业系统之所以有底气无视农业现实中间的各种真问题,其充足的“理论依据”就在于杜门及其弟子的系列理论扭曲和创新。

  显然,杜润生及其门下的“学术努力”,带来了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是国家农业政策设计受到“农技服务私人化”错误认识的扭曲,导致政策实践集中于拆解支农体系的后果,其中所谓的“政社分开”“农技服务市场化”“收费供水”等方面的认识和实践,均扭曲了农业服务体系的公共物品或者准公共物品特性,遭遇到了彻底的失败;另一个方面的政策后果是派生的“非预期后果”——农民负担问题:各种市场化改革以及农村政权组织正规化的改革,均导致温铁军所说“高成本上层建筑损害农业贫弱的经济基础”这一合成效果,其最直接的表现是1990年代开始日益的沉重农业负担(“十几顶大盖帽吃一顶破草帽”),农民最后负担不起的后果,就只能是被“粗暴驱赶”出农村和农业。

  但是,要在所有人中间永久地颠倒黑白,这个目标还是很难达到的。四十多年来,陈永贵以及大寨近乎丧失了一切公开说话的机会,但在中国民间依然备受尊重;反过来主流官学两界却说个不停,其说服效果却日益走低,故司马迁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喻大也。”

四、农民与农业的现状与未来

  稀缺耕地利用方面的严重抛荒,则是一个严重的新问题。1990年代之后的新情况是: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出农村,进入城市和工商业,由此带来耕地抛荒和农业衰退,与日益增加的消费数字相比形成越来越大的本土供应缺口。此种耕地抛荒状况,南方水稻产区,比北方旱作物农业区,更为显著,由此极大地危及到了中国的粮食安全。

  基于农业劳动力流动的“推拉理论”分析,当前农民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过程中间,农村的推力过大(无法从农业挣到可接受的生活水准的收入)而城市的拉力过小(无法彻底融入城市),出现那种“前面是进不去的城市”“后面是回不去的农村”困局。

  拉力不足的原因:主流们喜欢谈论内因的二元结构论(政策歧视),非主流则相对强调总体的外围国家论(产业链阴谋论)。在拉力较小的现实中间,在城乡工农之间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关键在于推力的巨大。而率先在1990年代就起到决定作用的推力,则是沉重的农业负担所起到的“驱赶作用”——相当数量的农民是被种田交不起“三提五统”赶出农村的——此即李昌平所谓“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时期。

  今日农村的推力,主要肇源于打工收入大量流入农村,由此支撑了“非必需支出”高涨,远超从事农业所能够获得最高收入水平,由此形成了农业挣不到“体面生活”所需的最低支出那样一种持续的推力机制。两个阶段的推力不同,但前一个阶段的推力作用,创造了后一个阶段推力起作用的平台,在这个转换期间,中国较为成功地承接了全球化分工的低端产业链,中国开始有了所谓的“世界工厂”外观,农民工实际上替代了第一世界曾经的“贵族工人”。有人提到“逐底竞争”,中国参与逐底竞争并取得相关成绩,与第一阶段对农民的成功驱赶不无关系,也使得农村作为廉价劳动力再生产基地的机制得以顺利确立,这两者都是“非预期后果”,都不是设计师能够预先设计的。

  在大量农民抛弃农业之后,对于农业自身怎么办?是否接受由资本结合权力,强制分离土地与农民的结局,主流的学界和政策界的“奢望”是:透过土地流转并集中于资本,然后资本机械化种地。这成为政策辩论的焦点问题,之所以说是“奢望”,其关键在于:依据日本和台湾地区的经验,即便是完成农地私有化了,也很难促进闲置农地流转自发地产生大地主,盖因农业比较利益低下,不足以支持高地价,而低地价对田主放弃地权缺乏起码的价格激励作用,故农地产权依然相对分散,日本等地现实中间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多依赖低地租为中介。

  即便先进经验如此,杜门弟子如周其仁等人的极端观点——农地私有化主张,依然最符合农业部系统官员的口味,并受到长期欢迎。而农业部的政策设计和努力,依然汲汲于追求地权私有化、土地集中乃至于资本种地,农业部门出台的各种立法和制度设计无不着眼于此。而对目前地权分散条件下的各种现实农业困境,农业部门与政策界均视而不见,显然是期待地权集中之后“自然解决”之。至于地权是否最后能够集中,集中之后能否解决问题,农业部的官老爷似乎不太有兴趣去深究。

  拿农民怎么办的延伸争论,则涉及是否应该在城市兼容大量贫民窟,一种主流观点的设想是给大多数农村人口设计一个贫民窟的去路。

  后杜润生学派的政策专家,大多数支持极右翼的主流观点。目前的政策是肯定分散到户的土地承包制,然后偷偷搞分步骤的土地私有化(例如长期不变、确权登记等),稳步推进为资本种地创造条件。

  官学两界秉持资本逻辑的强势,反向激发了改良派或者民粹派的回潮,强烈反对不怕洪水滔天的勇敢分子及其主张。据美国华裔学者许准的介绍,有一个世界性的“民粹派”潮流,西方也有很多学者抬举家庭农业以对抗农业中间资本力量的泛滥。民粹派的学术逻辑,是沿着“资本农业”的负外部性而展开的,内蕴高度的“防守反击”性质,其自身可能遗留下一个显著的学术空白:家庭对于农业发展所需的各种“外部性内部化”要求而言是否足够?因其基本上不讨论或者正面肯定集体农业组织问题,也就一同忽略了资本农业在此一方面的不同潜力。由此看起来,从纯学术而言,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相对完整且有针对性地批判资本主义。

  温铁军与贺雪峰等人,反对权力结合资本下乡,去强制分离土地与农民,结果还被主流们扣上“新左派”的帽子,由此极大地损害了其学术生涯的投入产出比。温铁军试图竭力复活晏阳初的精神遗产,认为目前的政策选择和主流意见,漠视了农地私有化和分离土地与农民的地权集中趋势,存在着潜在的巨大政治负外部性,会损害政治稳定,他写过“无地则反”的墨西哥与印度农业考察文章。贺雪峰主张中坚农民种田而非资本种田,还主张保留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失败”的农民有回乡退路,认为老农村居的体验,肯定会优于城市贫民窟。主流们对改良派扣上“新左派”帽子,应该说也是一个自我定位的方式——这意味着选择极右的站位。与林毅夫的成名成家道路相比,因其缺乏权力的支撑作用和偏离了西方学术市场主流的消费偏好,此种学术努力方向的投入产出比较差——维持同样的职业利益需要付出高数倍的努力,因此在学术场域中间追随者较少,其意见也较不受主流官方重视。

五、意识形态禁区:拒绝讨论中国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是否需要合理的组织依托

  前有中国革命的解放承诺的真假问题,后有改开意识形态的逻辑支撑点问题,均悠关核心政治领域的正当性,故自然界已被发现的、与农业发展相关的科学定律,也往往遭人反对或者刻意无视。

  农民和农业发展,是否需要组织,以及需要什么样的组织,或者更为宽泛一点在农村有效的组织是什么样的,这成为改革意识形态至关重要的支撑点,很容易导致溃堤的严重后果,故禁区重重。

  在意识形态禁区中间,当前农民和农业所面临着的关键问题,均在无视和扭曲之列,其荦荦大者,有如下四个方面:

  如果要解决农民从事农业所需要的生产条件问题(农业的内在拉力如何构建),农村现实中间的欠缺又有些什么?

  如果需要增进粮食安全,充分利用稀缺的耕地资源,需要怎么样的制度中介?

  或者,为了保证与财政支农资金的有效对接,真能够以财政支持农业进步,合适的对接中介或者农业主体是什么?

  农村扶贫工作,投入人力物力资源极多,但效果极差,关于农村居民贫困的原因,可能的解决方案,又有些什么样想象力空间?

  农民不得不大量离开农业,耕地大量抛荒,财政支农资金的海量浪费,扶贫工作的投入多收效少,这都不足以动摇主流官学两界自己虚构的框框,猪撞了南墙还会回头,官学两界相当多的主流精英哪怕是碰到头破血流,也是坚决不放弃那个框框。被事实百般打脸后,官学两界的主流们依然死不回头,此种意识形态上坚定性,不得不写个服字。

  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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