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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独”的历史根源,从“白团”到“台湾帮” —— 作为中国叙述的“台湾问题” ...

2020-1-15 03:5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6728| 评论: 1|原作者: 吕新雨|来自: 《开放时代》

摘要: 来自台湾地区内部的“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声音开始突破重围。“社会主义统一派”致力于修正 “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的历史叙述,强调“二二八事件”实质是国民党腐败导致官民冲突,由此促使台湾地区一代年轻精英转向红色中国。
今天台湾地区的政治图景固化在“台独”或“独台”的困境或危机中,而来自台湾地区内部的“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声音开始突破重围。“社会主义统一派”致力于修正 “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的历史叙述,强调“二二八事件”实质是国民党腐败导致官民冲突,由此促使台湾地区一代年轻精英转向红色中国。我们需要由此出发,检讨从“白团”到“台湾帮”之“台独”的历史根源。只有打破蓝绿共享的冷战意识形态,重建反帝之民主/民族革命的台湾红色血脉,才有可能重建作为中国叙述的“台湾问题”,这是中国未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阶段。

一、引言:今天的台湾问题

2016年5月20日,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宣誓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国民党与民进党的两党政治进入新一轮的蓝绿循环。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就职也是2014年3月台湾学生反《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之所谓“太阳花”运动的成果,当学生们冲击立法院,蔡英文、谢长廷等民进党领袖奔赴现场力挺,并非偶然。所谓“太阳花”运动,实质是台湾地区两党政治危机的内爆,无论蓝绿阵营,这一政治危机其实是共享的,即这一政治危机受制于台湾地区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历史与现实的位置,及其在后冷战时期的角色,它使得目前台湾地区的政治图景固化在“台独”或“独台”的困境或危机中。

自2013年中美首脑在安纳伯格庄园会谈以来,中国与美国形成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博弈框架。事实上,正是中国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西进战略遏制了美国重返亚太的步伐,并实质上成为西方“普世价值”新的竞争性话语,而这才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石,平衡从来都是动态的角力过程,中美关系从来如此。这一大格局需要先厘清,这也是今天进一步分析台海局势的前提。只要这一中美基本平衡不被打破,台湾地区分离主义的政治空间就会被压缩。这可以类比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建交之后,台湾地区被迫放弃军事威权体制。但是,另一方面,大格局能否锁定,却是以区域博弈为前提的,这就为区域冲突重要性的上升制造了条件,台海问题与南海问题一样——美国借此作为重返亚太的战略步伐,以及制衡中国的砝码,却因此更加活跃。7月12日,所谓“南海仲裁案”宣判菲律宾胜诉,否认中国“九段线”,美国率先表态要中国遵守仲裁。7月13日,韩美宣布萨德反导弹系统在韩国部署。一系列重大事件接踵而至,世界局势波诡云谲、风云变幻,2016年注定将是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关系表现在台湾问题上,则是蓝绿共享的、基于冷战的政治意识形态与美国重返亚太之间的配合,和台湾地区经济事实上承受“中国崛起”强大辐射之间的悖论。这一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与扭曲在台湾地区社会不断内爆,“太阳花”是这一危机的加深和表现。随着民进党新一轮上台,对执政“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汲取会进一步加深,涸泽而渔,台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困境会因此加剧。在世界经济陷入不稳定和动荡的历史关头,台湾地区经济发展如果不搭乘中国大陆经济高速发展的火车,几无可能解决困境。“太阳花”运动以社会运动与政党政治联袂的方式狙击两岸经济融合,并无前途。但是,社会的两极化和撕裂——这一在过去十余年间加速发展的危机,却有可能如失闸列车。

这也意味着台湾问题背后,即处于剧烈变动世界的格局将继续以不同的方式制约和影响岛内的政治格局,因此,需要把动态的变化与结构性制衡结合在一起来测绘。

在此视野中,作为致力于打破“台独”和“独台”困境的艰巨努力,来自台湾地区内部的“社会主义统一派”(以下简称“统左派”)的声音开始突破重围,在海峡两岸逐渐浮出地表,值得特别重视。“统左派”包括台湾原住民部落工作队、台湾抗日志士家属联谊会、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台湾劳动党、夏潮联合会、《海峡评论》杂志、中国统一联盟、人间出版社,以及因应两岸和平发展新形势而于2014年由以上8个团体发起组成的中华两岸和平发展联合会,与劳动人权协会、《远望》杂志、辜金良文化基金会、中华基金会等相关团体,虽然目前属于少数,或极少数力量,但却是台湾地区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继承,它的历史脉络需要新的理解,其发展潜能需要重新评估。自2014年蓝博洲的《台共党人的悲歌》在中信出版社出版,至2016年4月《无悔陈明忠回忆录》在三联书店出版,围绕着两书的议题,两岸都展开了一系列重要讨论。本文以蓝博洲的历史考察和陈明忠的口述史作为左翼的阅读线索,勾勒这一拨重新崛起的历史叙述,即台湾地区“统左派”所致力于对台湾地区历史的拨乱反正;作为对比阅读的则是右翼《蒋介石与白团:最后的帝国军人》一书,它的中文版2015年1月由联经出版社在台湾地区出版。事实上,它们分别从左右相反的方向撬动了台湾蓝绿政党政治所共同奠基的历史叙述。

二、解开历史叙述的纠结:“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真相

“统左派”致力于修正的核心历史观不是别的,正是“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它们触动的是台湾地区社会的交感神经,也是蓝绿阵营历史叙述的枢纽和关键——只有解开此结,建筑其上的意识形态才会崩解。“统左派”强调“二二八事件”实质是国民党腐败导致官民冲突,由此促使抗日的台湾地区一代年轻精英转向红色中国。蒋介石政权来台最初被清洗迫害的恰是外省人,抗美援朝之后,在得到美国支持下,蒋始放胆大开杀戒,屠杀左转的台湾地区的本土精英和平民,一代人倒在血泊中,是为“白色恐怖”。这一历史被国民党刻意湮没,并被民进党蓄意曲解——这是今天的海峡两岸首先必须面对的历史大考。2016年4月25日,蓝博洲应笔者邀请在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做了题为“寻找被湮灭的台湾理想主义”的讲座,通过讲述台湾地区先烈共产党人郭琇琮的人生故事,他尖锐地指出:台湾人已经成为历史的难民。

其实,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红色中国的周边,“白色恐怖”不仅发生在台湾地区,也发生在印尼、韩国、越南等地。大规模对共产党和倾向左翼的平民恐怖镇压和大屠杀,都是美国支持下的威权军事政府所为,一如台湾地区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但是,在美国主导的冷战话语霸权之下,这一历史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被抹杀的。1993年,台北六张犁墓地发现201个在马场町刑场枪决而被时代弃葬的50年代“白色恐怖”牺牲者。据民间机构的统计,“白色恐怖”期间被以共党罪名杀害的人数约五千人,被判处徒刑的上万人。而按照陈明忠的估算,因为“匪谍”案件被捕者达十四、十五万人,其中约40%是外省人,而当时外省人占台湾地区总人数不到15%,可见“白色恐怖”并不是族群问题,而是“白色恐怖阶级对所有被统治阶级的恐怖行为”。①

2002年由于台风掀开了一个埋有众多遇难者遗骸的墓葬,韩国李承晚政权对共产党和受牵连平民的大屠杀才陆续在公众面前被披露,2008年美国档案馆公布的解密档案证实了这场大屠杀,据历史学家统计,死难者高达十万之众。而印尼在美国支持下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苏哈托政权对共产党和平民的大屠杀至少三十万以上,却直到美国导演奥本海默2012年拍摄纪录片《杀戮演绎》、2014年拍摄《沉默之象》之后,才得以逐渐为世人所知。更不用说1950年—1975年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美国直接军事对抗红色阵营,造成包括平民在内数百万的死亡。其实,如果把50年代以来美国在亚洲的行动逻辑与其在拉美、中东的表现放在一起,可以清楚地看到同一逻辑在不同时空中的演示。

但是,20世纪针对共产主义运动而兴起的、包括上述大屠杀在内的法西斯主义行径最终被归结为民族、种族和族群问题,却是21世纪的症候。它与今天重新复活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种族主义和狭义民族主义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不同面向——这已经成为今天这个世界上难以打开的巨大纠结,并从中不断内爆出新的暴力和人道灾难。正如非洲学者穆罕穆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在《好穆斯林、坏穆斯林:冷战与恐怖的根源》中以清晰的历史脉络所描绘出的那样,美国的中东战略正是今天世界“恐怖主义”的来源。②

今天的后冷战时期,世界主流媒体的历史叙述(包括中国大陆在内)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在冷战的框架下,继续型塑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以及中国在其中的位置、海峡两岸的关系。所谓台湾问题的死结其实正是这一序列的后果。在蓝博洲看来,“白色恐怖”不仅仅是杀了多少人的问题,而是摧毁了日据以来台湾地区进步思想的传统,也因此消除了台湾地区社会的良知与正义,以至于整个社会思想意识长期陷入丧失民族主体性的可悲的虚脱状态。

蓝博洲讲述了他如何从一个懵懂的乡下野孩子,受现代主义影响成长为找不到生活意义的文学青年,在冥冥中,通过文学的方式,忽然与台湾地区处于地下的、被湮没的红色历史相撞,所受到的心灵震撼和成长历程——这一看不见的“理想主义”顿时攫取了他的全部身心,让他立志要把自己的生命也献祭给这一历史。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力量能够让一个60年代出生的台湾地区文学青年从此放下一切,无怨无悔,自觉地把自己的个体生命与此相连?为了这些被遮蔽与遗忘的故事能够被重新讲述,蓝博洲做了艰苦卓绝的档案调查,大量寻访当事人。对于被权力刻意掩埋的历史来说,重新挖掘的困难,以及各种政治与经济的压力,在今天台湾地区社会的政治生态下是可以想见的。但是蓝博洲执意用自己手中的笔去穿透既有的冷战历史叙述的铁幕。因为这样的重负和孤寂之路,他有时候也会表露出一丝怀疑,以一己之力对抗这一强大的历史霸权,究竟能否产生意义?对于解开这一巨大的历史纠结,到底能否产生影响?也许我们今天尚无法给出答案,的确。但是,共产主义运动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这一在台湾地区被隐匿和镇压的巨大存在,是必须面对的,这一巨大的历史纠结和伤口必须被重新打开,民族的未来才有希望。未来是从现在开始的,现在是从过去生长出来的,正如蓝博洲的工作所证明的那样。撬开历史的巨石,缝隙下才会有绿草的生机,才能重新开辟出新的历史视野和历史动力。

通过蓝博洲展示的照片,这些死去的英灵年轻的面孔穿越时空与我们面对面。与这些澄澈的眼神对视,我们会发现他们还活在今天。守护着这些在“白色恐怖”中为理想主义而献身的英灵们,蓝博洲把自己当年所感受到的震撼如火炬般传递给我们,让我们与20世纪最波澜壮阔的历史有了心灵的对撞。历史需要激情,也需要理想,才能够传递下去。历史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被激活。

三、从“白团”到“台湾帮”:“台独”的历史根源

其实,蓝博洲讲述的这些故事我们既陌生又熟悉。作为20世纪50年代台湾地区共产党人的故事,不难发现,它们实际上就是20世纪中国的故事,与中国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血脉相连。蓝博洲用“历史的难民”来形容今天的台湾地区,批评今天不愿意当中国人的大陆人比台湾人还多,都是陷入一种历史的难民记忆里。的确,持续发烧的民国热,把民国看成是一个黄金时代,在蓝博洲看来都是奇怪的谬论,这本身不就是“历史难民”的表现吗?他难掩悲愤地说,蒋介石把进步的抗日青年都抓去坐牢、枪毙,重用一些当汉奸的人,把是非、忠奸都颠倒了,社会价值和正义都破坏了。蒋一方面重用由日本关东军组成的“白团”来训练“国军”反攻大陆,另一方面用依托武力的土改逼出了旧地主阶级反共反蒋、亲美亲日的“台独意识”。大陆一些历史学家对蒋介石的肯定,在他看来怎么样都无法接受,蒋有什么“民族大义”?!不过是坚持所谓“汉贼不两立”而已。现在竟然还有人歌颂蒋经国是民主的,这是历史事实的颠倒,他不得不如此,国民党的“独台”政策就是从自称也是台湾人的蒋经国开始的,因为反攻无望而开始搞“独台”,即不改变国号的“台湾独立”。

蓝博洲提到的“白团”问题,1996年台湾林照真曾出版《覆面部队:日本白团在台秘史》初揭面纱,2008年《朝日新闻》前驻台北特派员、日本媒体人野岛刚开始调查此事,他撰写的全面披露此段历史的《最后的帝国军人:蒋介石与白团》一书,2014年出版于日本,2015年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中文译本。不是“二二八事件”之后,而是自1949年7月败退台湾伊始,蒋介石就开始秘密组建和重用前日本帝国旧军人为成员的“白团”,他们同年秋天陆续抵达台湾。这是一个对抗红色中国、前后延续二十年(1949—1968)的大规模、有组织性的军事支援活动,与抗美援朝战争和越南战争几乎平行,其实并不奇怪。“白团”名称来源于日本前陆军少将富田直亮的中文名“白鸿亮”,以“白”为姓,正是包含了对抗共产党“红色”之意。中华民族刚刚浴血奋战把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扫除台湾,蒋介石就从后门把这些民族敌人引进宝岛,这难道不足以让蓝博洲质问和嘲讽蒋的“民族大义”究竟何在吗?蒋本非不自知,作为二战之后等级最高的军事机密,为了掩人耳目,所有日本军人都伪造了中国名字的护照。可以说,在任何意义上,“白团”都属于蒋介石政权在台湾的“白色恐怖”的序列之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玉音放送”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投降。而在“玉音放送”之前,蒋介石就已经在重庆发表了被日本人感恩戴德地称为“以德报怨”的著名演讲:“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的暴行,以侮辱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③——其“终止”在于反共。此时,蒋介石已经在考虑利用日本军人来对付共产党。中国的日军头号战犯是冈村宁次,他不仅是设置“慰安妇”的始作俑者,也是1933年臭名昭著的《塘沽协定》的强硬主导者,由蒋介石授意何应钦与之签署的这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满洲国”割让给日本,并为日本进入华北敞开大门;冈村宁次更在侵华战争后期成为日本侵略军总司令。这位始终处于侵略中国前沿阵地,最终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被延安的中共列为榜首的头号战犯,在蒋介石的庇护下,成功逃脱东京大审判,并成为日后日本对“台湾当局”的主要支持势力。

1945年12月23日,蒋介石接见囹圄中的冈村宁次,冈村对蒋此次的印象是“始终带着微笑,充满令人感动的温柔敦厚”。④在中国关押期间,国民党知日派持续拜访冈村并向他咨询反共作战的建言。1948年1月26日,石美瑜担任审判长的上海战犯审理法庭中午休庭时,石召集法官们来到审判长室,取出盖有国防部长徐永昌大印、写着“无罪”的判决书,告知大家:

我坦白告知各位,这起案件已经由高层决定了。我对此无能为力,大家现在就在这份判决书上签字吧。

我很清楚大家的心情,因此也无法勉强各位。只是,在隔壁房间里,国防部派来的军法官已经在那边待命了。就算我们不署名,他们也会立刻接手整起案件,结果还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就只是接下来,我们会被全体带到警备司令部的地下室去而已。⑤

1948年11月曹士澂在国民政府国防部处置冈村宁次的会议上强调:“众所周知,冈村一向坚守反共立场,若是将他处以死刑,正好称了中共的意。相反地,将他释放回到日本,则是相当有利的决定;冈村必定关于感于这份恩义,在日本继续坚持反共的立场,并且很可能在将来的反共战争中,成为支援中国的一股力量。”⑥曹正是后来组建“白团”的主要推手。

在国内外舆论强烈的抗议声中,1949年2月4日,冈村宁次以“无罪”之身搭乘美国军舰“威克斯号”安然回到日本,同船抵达横滨港的还有260名战犯。港口高悬日本国旗迎接,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参谋第二处的利米中校接应时表示:“这是我的上司,为了将军的到来而特地悬挂的。”GHQ副参谋长威洛比少将派人去医院见冈村,后赠送美军将官的营养口粮和盘尼西宁。冈村则直率地提出:“为了将南下的共军阻挡在扬子江一线,希望美军能够派遣两个师到华中地区。”至此,GHQ-日本旧军人势力-蒋介石的反共联线已经开始形成。⑦

1949年4月,曹士澂赴日本任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第一处处长,主要任务就是“集结日本正规军人组成‘国际反共联盟军’,对共产党发动反攻计划,随后演变成在日本组织军事顾问团,前往台湾助战的计划”。1949年5月30日他在与冈村密议之后,拍电报给蒋介石:

麦克阿瑟将军和美国国策之前的矛盾已然表面化;将军希望能够确保远东,并在此展开反共活动。我国刚好可以利用这点,发动反共同盟、组织国际联军,在亚洲展开长期抗战,并且获得最后的胜利。除此之外,东京是东亚各国代表机构云集的场所,在麦克阿瑟的反共精神号召下,联合各国共同合作也较为容易,这也是相当有利的地方。⑧

1949年7月30日,蒋介石两次召见曹士澂,深思熟虑之后批准了曹的方案,由冈村宁次担任“保证人”的中日反共联盟“白团”正式诞生。二十年间,先后有83名日本军官加入“白团”,其中82名上过中国战场。

1949年12月7日,即日本投降四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个月,蒋介石政权不得不全部败退台湾。冈村宁次1949年12月31日给蒋介石的信,明确描绘集结“反共同志”支持蒋政权的蓝图,“我国的反共同志,对于阁下确保台湾、长期坚持下去,并且在时机到来之际反攻大陆这件事,全都深信不疑,并且深深祈愿阁下的成功”。⑨

由此,可以再聆听一下蒋介石在“白团”担任教官的“训练营”上的训话:

以往东方各国中,要算日本的军事进步最快,而且文化社会与我们相同,尤其是他们刻苦耐劳、勤俭简朴的生活习惯,与我国完全相同,所以这次决定请日本教官来训练你们。……唯有以东方人知道东方人的性能,东方人知道东方人的道路,这样训练,才能真正复兴东方固有的道德精神,建立东方的王道文化,完成我们的革命事业,洗雪过去的重大耻辱。

但是也许有人会说,日本同我们经过八年战争,过去他们侵略我们,做过我们的敌人,现在我们打了胜仗,还要请他们来当教官,实在不能使人悦服。大家是不是也有这种观念呢?如果也有这种观念,那就是一个极大的错误。⑩

在这篇讲话中,蒋介石反省了中国凭什么打败日本?“一半是靠着总理的主义和正确的国策,一半是靠着友邦美国的援助,才有此侥幸的胜利”。在蒋的视野中,人民战争并不具有任何决胜的意义。这段话,应该请海峡两岸的民国“历史难民”们多读几遍。一面是对日本侵略者的“温柔敦厚”、“以德报怨”,一面是对岛内长达二十年的“白色恐怖”,这一基本事实还不足以说明历史的“真相”吗?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受此影响,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闪电建交。蒋介石陷入悲观绝望,富田直亮召集前“白团”成员署名“共存共亡”决议书递交给蒋,为其打气。1975年蒋介石去世之后,蒋经国恳请富田直亮继续留在台湾,要“接受白将军的指导”,并授予其上将军衔,“白将军”成为台湾地区第一个外籍军事将领。回到日本的“白团”成员则组成“冈村宁次同志会”,其活动档案秘密部分保存在靖国神社档案室。11

更重要的是,回到日本的“白团”成员成为战后日本所谓“台湾帮”的主力,他们构建了蒋介石政权与日本右翼前军人势力,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战前财阀、政客与官僚等军国主义余孽组成的反共大联盟,成为战后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坛的主导性力量。被认为是“台湾帮”之祖的岸信介,正是现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的外祖父。

岸信介是操纵伪满洲国的五巨头之一,东条英机内阁成员,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甲级战犯嫌疑人。1957年作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在美国的支持下,出任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这曾被《朝日新闻》认为是日本无法追究战争责任的原因。岸信介上台后即多次访问台湾地区,与蒋合作反共大计。1960年1月14日,岸信介强行推行和批准与美国签署新《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增加“远东条款”,即美日安全防卫的范围以日本为中心,包括“菲律宾以北,中国沿海和苏联的滨海边疆区”12,此条约在日本曾激发出战后最浩大的社会运动,几十万人上街示威,即为著名的“安保斗争”。1960年7月岸信介遇刺受伤,辞职下台。1969年台湾地区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动摇,岸信介鼓动台湾地区放弃安理会席位的同时保留一般成员国席位。从扶蒋反共到支持“两个中国”,日本右翼反共、反华、亲美、亲台的政策路线在岸信介手中已经完成了它的自我逻辑,台湾地区正是其逻辑中的重要扣环。在岸信介之后,其胞弟佐藤荣作在1964年至1972年长达八年的执政期间,追随美国,继续执行岸信介的路线,自行延长《日美安全条约》,出台“台湾归属未定论”。但中美建交,美国并未通知日本政府,佐藤荣作因此下台。

1972年日本邦交正常化之后,“台湾帮”进入更加制度化、程序化的组织过程,成为有组织、有纲领、有政策方针和行为目标的政治势力。1973年被认为是日本“台湾帮”正式形成的一年,出现了两个组织形式:一是“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是老巢和据点;另一就是“青岚会”,由年轻的自民党右翼议员组成。这两个组织的幕后策划者都是岸信介,他们把持了日本的安保和外交决策大权。13其主要诉求就是在日美安保体制的框架内与台湾地区加强安全合作,把台湾地区纳入美日军事同盟框架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宣称安保体制适用范围包括“台湾海峡”。冷战之后,“台湾帮”东山再起,势力更加强大。1996年《日美安全保障宣言》和1997年《日美防卫合作和指针》连续出台。“台湾帮”对李登辉、陈水扁的上台,都起了关键性作用,已然是“台独”势力的鼎力后盾。李登辉的“两国论”抛出后,“台湾帮”即为日本支持分裂中国之政治势力的大本营,不断策划李登辉访日计划。与此同时,日本否认侵华、殖民“满洲国”为侵略历史翻案之言论甚嚣尘上,也就势所必然。

从蒋介石“以德报怨”任用“白团”,到李登辉公开“台独”主张,其间的逻辑其实是一致的。这既体现为蒋介石在战后台湾极其困难的经济环境下,花大价钱收买和优待“白团”成员,也表现在李登辉上台后,不惜大量重金收买日本各界重要政治人物。其方式主要有政治捐款、提供活动资金、认购日本政治家的集资宴会券、邀请访台、以学术研究名义提供经费、大型建设项目招标向日本公司倾斜等。石原慎太郎曾解释日本公司拿下台湾高铁的政治意义——“日本内阁成员就能正式访问台湾,来台参加剪彩仪式”14,从而提升双方的“实质性”关系。

历史并没有结束。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2014年4月日本“白团”团长富田直亮(白鸿亮)逝世35周年前夕,白鸿亮之子,时年77岁的富田重亮再度访台,参访当年“白团”成员在台足迹。15另据日本《产经新闻》2015年9月22日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日前往静冈县小山町为外祖父岸信介扫墓,专程向外祖父报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在国会通过的消息。16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以士绅家庭为主的皇民化家庭,在土改中是利益受损者,他们构成了“台独”势力在台湾地区的温床。这就是陈明忠提出来的重要的“台独土改起源论”的判断,他发现“台独”分子实际上多是因国民党的土地改革而没落并流散在日美等地的地主子弟,他们进一步与台湾地区中小企业主结合而壮大,这些人中很多也是地主在土改后获得“四大公司”股票转型而成。17他从狱中亲身经历发现,“白色恐怖”时期真正的“台独案者”是1960年之后才逐渐增加的,这符合海外“台独”运动的开始时间,而与1947年“二二八”事件在时间上差距太多。

1960年王育德在日本成立“台湾青年社”,出版鼓吹“台独”的《台湾青年》杂志,1965年改名为“台湾青年独立联盟”。“台独基本教义派”大佬黄昭堂曾任该社中央委员会委员长。1970年,总部设在美国的“台湾独立联盟”成立,黄为中央委员,并自1995开始担任总本部主席,“台湾安保协会”理事长。2000年陈水扁上台以来,黄被封为第一、二、三届“总统府国策顾问”。2002年5月,由黄昭堂为共同召集人的“台独基本教义派”发起“台湾正名运动联盟”,鼓吹“台独”“建国”。黄昭堂坦承:“日本方面对台独联盟成员从未有压迫动作,甚至曾私下表示,希望台湾早日独立,因为如此比较合乎两国利益。”1996年台海危机,日本防卫厅邀请黄昭堂参观陆上自卫队举行的年度军事演习,公开为“台独”势力撑腰。18黄既然是李登辉和陈水扁的鼎力支持者,自然也是蔡英文的力挺者。所以他于2011年手术中突亡,蔡第一时间紧急赶赴医院。192010年安倍访问台湾地区,特别要访问民进党,并拜会蔡英文。20今天的日本右翼势力与“皇民化台独”派的合谋,已经是一个不用掩饰的“阳谋”了。

由此,陈明忠质疑“台独”的“二二八”起源论,并引证台湾历史学家戴国辉的论点,即“台独”运动的形成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契机,是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的事情,与“二二八事件”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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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龙翔五洲 2020-1-15 04:15
如今台湾的国民党在此次选举失败后,已经在蕴壤抛弃“九二共识”的政治操作。所以文中提出的要以“社会主义统一派”作为统战主体(而不是统战对象),主动抛弃“台独”和“独台”(即国民党),完成对台湾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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