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向型经济”的误区
有两种有害于中国今后发展的错误观点，其中之一主张尽可能扩大对外贸易的规模，另一个则主张尽可能增加流入本国的外国资金。这两种主张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谓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它把吸引外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看成是高速发展经济的唯一途径。
本章的目的就是说明，这样的“外向型经济”绝非高速经济发展的万应灵药。这种“外向型经济”只在某些时期对某些国家是比较好的经济发展战略，而在另一些时期特别是对另一些国家却可能是不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有害政策。特别是对于今后的中国来说，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弊大于利，已经到了彻底放弃它的时候了。
第一节 自相矛盾的对外经济政策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一批东亚国家取得了经济发展上的“东亚奇迹”，靠高速增加制成品的出口而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除了日本以外，这些东亚国家大都还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大量引进外国资金，它们因此而成了本章所说的“外向型经济”的典范。到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的作法成了发展中国家争相学习的榜样，“外向型经济”因此也就成了落后国家高速发展经济的不二法门。在许多人心目中，“外向型经济”简直就是发展经济的万应灵药，它在发展中国家绝对地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但是实际上，本章所说的这种“外向型经济”本身就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不过在论述这种内在的自相矛盾之前，我们先要说明本章所说的“外向型经济”与自由贸易政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
我们所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主张尽可能增大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在这一点上它与自由贸易的主张有共同的内在精神。但是“外向型经济”的主张又不同于自由贸易政策。自由贸易政策是货真价实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一部分，其核心思想是尽可能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就是尽可能消除政府在对外经济往来上的干预，使各国的对外经济往来自由化。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却主张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增大对外的经济往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光有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流动可能还不够，还需要许多其它的政府干预，这些政府干预可能恰恰不合乎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自由化的精神。政府的一些鼓励出口的特殊政策、为吸引外资而给外国资本的特殊优惠，都是这样的不合乎经济自由主义精神的干预。
保罗·克鲁格曼综合了国际上的许多研究成果，认为取得了“东亚奇迹”的那些国家从未遵循过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只不过它们比那些实行进口替代的发展中国家保护得少，更接近自由贸易的政策而已。这个经验的事实也证明发展“外向型经济”并不意味着实行自由贸易，也不意味着简单地贯彻经济自由主义。
基于此，我们可以概括“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合乎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含义，它确实致力于增大全球性的经济往来，增加全球各国之间的贸易和资本流动。20世纪最后10年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努力所推动的。但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含义并不完全一致。第二层含义的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政府实行全球性的商品和资本流动自由化政策，意味着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并不必定意味着对外经济关系的完全自由化，它往往要求相当强的政府干预。
至于“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我们可以拿东亚国家的事例来加以说明。
东亚各新兴工业化国家都以实行“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而著称。不过这种“外向型经济”到底有什么含义，其实对不同的国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广义的理解可以把“外向型经济”看成是一种出口导向的经济：整个国家实行“出口替代”的发展战略，靠各种鼓励和保护措施发展以制造品为主的生产和出口，由此来发展经济。长远看来，出口的增加必将导致进口的增加，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外向型经济”必然意味着尽力提高对外贸易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应当说，20世纪50年代以来取得了高速经济增长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在内，实行的都是这种广义的“外向型经济”。
一般人都把这种意义上的“外向型经济”与实行“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内向型经济”相对立。“进口替代”指的是通过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发展国内消费品或制造品的生产，以取代原先需要进口的同类产品。如果在实行“进口替代”时不相应地增加其它的进口，“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最终必将导致出口和进口都下降，降低对外贸易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形成对外贸易比重较低的“内向型经济”。
但是除了台湾等地的少数例外，东亚大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所实行的“外向型经济”是一种狭义的“外向型经济”，它比上述的广义“外向型经济”多了一层含义：这种“外向型经济”尽力吸引外国资金流入本国，用以发展实行“出口替代”的产品生产和出口，并且在出口和进口并行增加的基础上尽力提高对外贸易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东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历来被视为实行这种“外向型经济”的典范。近年来有一种要全球的发展中国家都照搬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的思潮，似乎这种含义的“外向型经济”成了发展经济的万应灵药。而本章所讨论的主要就是这种狭义的“外向型经济”。
实际上，这种狭义的“外向型经济”有着很大的缺陷，它绝不是发展经济的万应灵药。
首先的缺陷来源于：这种“外向型经济”严重依赖国外的资金，要求长期的外国资本净流入，而长期的外国资本净流入实际上并不利于出口的尽快增长。大量利用外资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有着内在的矛盾。
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原理，只有当经常项目有逆差时，一个国家才能够真正吸收和使用国外的资金。从一国的国际收支上说，外国资金流入表现为资本帐户的顺差，但是资本帐户的顺差必须靠经常项目的逆差或外汇储备的增加来平衡。而外汇储备的增加实际上意味着资金的流出。如果资本帐户的顺差是靠外汇储备增加来平衡的，流入一国的资金就会又流回国外，该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吸收国外的资金。因此，只有当资本帐户的顺差以经常项目的逆差来平衡时，一国才真正吸收了国外的资金。
但是经常项目的逆差通常意味着一国的进口大于出口。进口大于出口一般又反映了一国的国内需求大于国内的总供给。在这种情况下，该国的经济增长与其说是由出口拉动的，还不如说是由本国的内需拉动的。在这样的经济增长动态中，出口的积极作用只是表现在它跟着进口的增长而增加，从而提供了补偿流入的外资所需要的外汇资金。由此看来，至少在短期中，引进和利用外资是与以出口带动的经济发展互不相容的。
一国的资本净流入会使该国货币的汇率上升到高于能使该国进出口平衡的水平以上，从而造成经常项目的逆差。韩国和泰国等东亚各新兴工业化国家长期处于这种状况，最终导致它们陷入了严重的货币金融危机。问题在于这些国家为什么长期容许它们本国货币的汇率高估和经常项目有巨额逆差。答案很明显：是为了吸收和使用国外的资金。显然东亚各新兴工业化国家是有目的的长期容许它们本国货币的汇率高估和经常项目有巨额逆差的，这个目的就是由此来引入大量外国资金。它们的如意算盘是，靠外向型的高速经济增长所增加的出口来创造归还国外资金(包括偿还外债和外资撤走)所需要的外汇。韩国曾经成功地使用了这种经济发展战略达几十年之久。
但是这种狭义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很容易由于两个原因而失败：
如果本国货币的汇率长期过高，则这样过高的汇率本身实际上是鼓励进口、抑制出口的。因此，一贯的外资净流入并不利于发展一国的出口和增加其外汇收入。这就意味着，东亚各国大量引进外资的经济发展方式实际上是与它们发展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的目标相冲突的。
另一方面，无论是一国的政府、该国的本国企业还是外国的投资者都不会有那样足够的能力，把该国现在借入的外债和将来的进出口控制到那一规模，以致该国将来的出口真的能保证它的经常项目顺差恰好足以提供足够多的外汇，不多不少正好有把握偿还现在所借的外债。一旦发展出口赚取外汇的目标没有达到，实行狭义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国家就会由于挣不到足够多的外汇收入去偿还外债而陷入国际间的支付危机。泰国、韩国等国1997年的货币金融危机就是这样爆发的。
一方面要真正在实际上引进外国资金，另一方面却想以出口增加带动国内经济增长，这两个目标是相互冲突的。这是狭义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自相矛盾之处。
当然，实行广义“外向型经济”的国家并不一定会实行我们所说的这种狭义的“外向型经济”。这也就是说，以增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国家并不一定会同时从国外净吸入资金。它们可以在靠增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向国外输出资金而不是从国外净引入资金。日本和台湾在很长时期中走的都是这样一条道路。它们靠快速增加出口来维持经济持续增长，在这一过程中长期保持着巨额的经常帐户顺差，同时以外汇储备的增加、甚至资本的净流出来平衡这一经常帐户顺差。在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出口真正起到了带动国内经济增长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向外净输出资金来扩大出口的经济才是真正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可惜的是，这不是今日中国大多数人所谈论的那种“外向型经济”，因而也不是本书所要批评的那种狭义的“外向型经济”。
第二节 外向型的限度
狭义的“外向型经济”的另一个更重要的缺陷是：它也同样可能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降低整个经济中的效率，延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这种缺陷的原因在于，片面追求狭义的“外向型经济”最容易导致整个经济的“过度外向型”，而这种过度的外向型经济与过度的内向型经济一样，也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降低整个经济的效率。
我们这里所说的经济外向型的程度，其主要的衡量标准就是一国的对外贸易规模，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一国经济对进出口的依存度——进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
按照“外向型经济”信奉者们的看法，“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是唯一最优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意味着，一国的进出口依存度越高越好，对外贸易增长的速度越快越好。对外贸易增长的速度越快，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必然越高。
其实迷信外向型经济的危险也就在这里。本节后面的分析会说明，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有一个最适度的对外贸易规模，从而有一个最适度的进出口依存度。实际的对外贸易规模比它小是不好的，比它大也同样是不好的。在这种最适度的对外贸易规模和最适度的进出口依存度下，长期中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达到最高。而这样一个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对外贸易规模绝不会是越大越好，“过度的外向型”、过大的进出口依存度也是一种灾祸。
当然，所有追求广义的“外向型经济”的国家都可能产生过度外向型的经济。即使一国不实行狭义的“外向型经济”，而是把出口导向的增长与净输出资本结合起来时，也是如此。
过度外向型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对外贸易占整个经济总产出的比重过高，或者至少进口或出口占总产出的比重过高。
综合正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可知，衡量一个经济的对外贸易占总产出比重是否过高的标准，应该是一种静态的国际经济均衡状态。这种国际经济均衡状态的基础，应当是一种使各国的进出口都达到平衡的汇率结构，在这种各国都进口等于出口的汇率结构下，每个国家都出口自己生产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在这个基础上，各国之间资本盈利率的差别造成了国际资本流动，它使流入资本的国家进口增加，流出资本的国家出口增加，并且可能使流入资本的国家货币升值，从而进口进一步增加、出口减少，形成实际的资本流入，造成有资本流动的静态国际经济均衡状态。
在这种国际经济均衡状态下，一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等于其资本净流入，而它的资本净流入状况则取决于它与国外相对的资本盈利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一国对外贸易占总收入的比重，是在相对成本差别决定的对外贸易的基础上，结合与国外相对的实际的资本盈利状况而决定的。这是一个使整个经济的效率达到最高的最优外向型比例;而在这种国际经济均衡下的进口与总产出的比例是“最优的进口比例”，这时的出口与总产出的比例则是“最优的出口比例”。偏离这一比例的其它比例，无论是“过度内向型”的过小比例还是“过度外向型”的过大比例，都是降低整个经济的效率的。这恰恰是根据正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所可以得出的结论。
根据正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我们应当反对偏狭的“过度内向型”经济，因为它偏离了这些最优比例;但是我们同样必须反对“过度的外向型”，因为它也同样偏离了上述的最优比例，从而会降低整个经济的效率。
我们可以说，正统国际经济学在确定最优的对外依存度时，所依据的理论原理可能不对，但是最优的对外依存度本身是肯定存在的。偏离了这个最优的对外依存度不仅意味着扭曲了资源配置，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意味着降低了长远的发展速度。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对外贸易所占比例过大是不利于一国的经济发展的。
造成对外贸易、进口或出口比重过高的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政府给予进出口以特殊的优惠，从财政补贴、减税一直到直接指令性的信贷和实物资源的支持;第二个原因就是外资特别是外债的流入和流出。从理论上说，这两个因素都可能使一国经济偏离上述的最优比例，从而降低其效率。
如果在国际经济均衡的基础上，一国政府通过财政或信贷方式给出口大量补贴，就会进一步增加其出口;出口的增加会使该国货币的汇率上升，从而使该国的进口也增加。进出口都增加当然会使该国的对外贸易比重高于最优外向型比例，形成“过度外向型经济”。这种过度外向型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可以近似地用实际上给予出口的补贴来衡量。在东亚各国的那种政府干预很多又有意识地追求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经济中，这样一种过度外向型经济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
不过，更可能造成过度外向型经济的是上述的另一个原因：国外资金的过多的净流入和净流出。在上边所说的那种真正的国际经济均衡状态下，一国的资本净流入状况取决于它与国外相对的资本盈利状况。这种状况下的那个资本净流入量是使整个经济的效率达到最高的最优资本流动量。净流入的国外资金比最优流入量大会造成过多的净进口，使进口占总产出的比例高于最优进口比例，净流出国外的资金比最优流出量大会造成过多的净出口，使出口占总产出的比例高于最优出口比例，二者都会造成某种“过度外向型”的经济。
更重要的是，过多的资本净流动本身就会造成过大的对外贸易规模。只要资本净流出国存在着过剩的生产能力，资本流出国的企业完全可以在本国购买设备和原材料，然后将其出口到流入资本的国家进行海外投资。这样以实物进行的投资不要求进行货币兑换，不会影响两国间的货币兑换率，甚至可以完全不影响两国间的实际汇率，从而不会影响两国之间原有的进口和出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流出完全变成了流出国的出口增加和流入国的进口增加。
一般地说，资本流出或多或少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当一国向另一国流出的资金采取货币形式时，它当然会在以货币形式流动时使流出国的货币贬值。但是，只要这种流动是表现在实物上的真正资本流动，流入资金的国家就必定要增加从流出国的净进口。流入国的货币因此要兑换流出国的货币以购买其产品，这种货币兑换本身又使资金流出国的货币相对升值。这样，这种实际的资金流出过程使资本流出国的资金经过了两次货币兑换：一次兑成流入国货币，使流出国货币贬值，另一次又兑成流出国货币，使流出国货币升值。最后的净结果是升值还是贬值是不能先验地断定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总的贸易规模会增大，因为两国间的贸易量增大了。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流入资本的国家用流入的资金购买资本流出国的产品时，资本流入国在任何实际汇率上的国际购买力都增加，这本身就增加了资金流出国的出口和流入国的进口。这是实际的资本流出增加国际贸易的“非汇率效应”，因为它的作用与实际汇率对贸易的影响无关。
凡是实行广义的“外向型经济”的国家都可能出现上述的这些情况。而实行狭义的“外向型经济”的国家的真正特殊之处，在于它是通过过多地吸引外国资金流入而造成对外贸易上的“过度外向型经济”。
当然，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我们几乎无法精确地判断一国的最优资本流动量到底是多少，从而很难断定现实的国外资金净流入量是否已经大于最优的资本流入量。但是从事后的角度反倒可以提出一个几乎万无一失的标准——只要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发生了不能偿还外债的危机，我们就可以断定它的经济是或者将会是过度外向型的：它在外资净流入时进口过多，从而进口占总产出的比重过高，而在靠资金净流出偿还外债时则出口过多，从而出口占总产出的比重过高。在这样一个先过度借债再被迫还债的过程中，该国的对外贸易占整个总产出的比重平均起来在整个时期中一般地会过高，从而使它的资源配置偏离了最优的国际经济均衡。这是因为偿债危机是一个明确无误的标志，表明该国早先借入外资的数额太多，大大多于它与国外相对的资本盈利状况所决定的那个最优数额即资本的最优流入量。
当资金的流出流入都要通过货币市场来进行本币与外币的兑换时，过多的国外资金净流入会使本国货币的汇率过高，从而增加进口、减少出口，以实现更多的资金净流入;过多的资金净流出国外会使本国货币的汇率过低，从而减少进口、增加出口，以实现更多的资金净流出。如果资金的国际流动只是这种单纯的货币资金流动，那么更多的国外资金净流入或更多的资金向国外净流出究竟能否增加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一个先过度借债再被迫还债的过程能否提高整个时期中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这要取决于在国际经济均衡的汇率水平基础上汇率上升和下降时进口的变动与出口的变动哪一个更大些。
这里会出现种种复杂的情况组合，无法简单地一概而论。但是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当国外资金净流入过多从而本国汇率过高时，一国的进口会过多;当资金净流出国外过多从而本国货币的汇率过低时，一国的出口会过多;而当一国先过度借债再被迫过多地出口还债时，由于该国承担了过多的利息负担，在这一过程的整个时期中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很可能会过多。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使资本的国际流动总的来说增大了国际贸易的规模。这个原因就是前边所说的实际的资本流出增加国际贸易的“非汇率效应”。
综合国际资本流动对贸易的上述两种效应，实际的、真正的国际资本流动本身会增大国际贸易规模。
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指出，资金的支配者们常常会对一国的盈利前景作出错误的预期。这就使一国的资本净流入量常常会偏离最优的资本流入量。而在实行狭义的“外向型经济”的国家，政府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国外资金，常常尽量制造高回报的印象，这就特别容易使国外投资者形成错误的过高盈利预期，从而特别容易造成资金先过度流入再过度流出的过度外向型经济。在1997年的货币金融危机前后的一段时期中，东亚的各个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变成了这种类型的过度外向型经济。
在衡量一个“外向型经济”是否“过度”时，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判明它吸引外资是否过度。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一点是应当明确：任何国家吸引外资都有一个合理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吸引外资将会降低整个经济的效率，并且最终引起国际性的货币金融危机。而一国吸引外资的合理限度则是由该国国内的资本盈利率与国外的资本盈利率的差别决定的。
当然，过度的外向型经济虽然降低了当前的经济效率，如果它能够提高一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长远看来它可能仍然值得实行。但是，下一节的分析将说明，对于落后国家来说，外向型经济并不能在任何条件下都使经济发展速度达到最高。这也适用于我们前边说过的广义的外向型经济。
1997年东亚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货币金融危机已经宣告，靠狭义的“外向型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当然，这个危机本身还不能证明“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已经失败，因为前边我们已经说过，东亚国家靠高估本币汇率造成经常项目逆差来引进国外资金的做法，宁可说是与广义的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相冲突的。尽管如此，这次的货币金融危机也是一个征兆，它预示着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战略很快将陷入困境。从那以后到今天的事态发展其实都在警告我们：即使是广义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也快要走到头了。
尤其是对我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想通过不惜一切代价地扩大出口和对外贸易来实现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那更是在追求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就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进出口依存度已经很高，我们有理由认为它已经过高。这也就是说，中国在过去这些年中也已经受到了“过度外向型”之害。
一般来说，一国的对外贸易额占其GDP的比重(进出口依存度)取决于国家的大小(特别是人口的多少)、经济发展的水平等因素。
由于运输成本的限制，其它条件不变，国家越大进出口依存度越小。这被克鲁格曼概括成一个规律：越小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越高。在1951-1996年，城市国家新加坡的年平均进出口依存度超过130%，小国韩国的进出口依存度超过30%，而大国美国的进出口依存度一般都在20%以下。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外贸易虽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对周围的欧共体国家进行的，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只占其GDP的20%。整个欧共体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也只占其总产出的20%。而欧共体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与美国处于一个数量级。这是一个典型的证据，说明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与国家的规模成反比。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进出口依存度也越小。同是大国，进入发达国家之列的日本1981-1990年的平均出口依存度为12.4%，发展中国家印度1961-1970年的平均出口依存度为3.8%。
除此而外，如果一国计算其对外贸易金额的货币不是其本国货币的话，则该国货币对这种对外贸易中的计价货币的汇率也影响其进出口依存度的统计值，而一国汇率的高低又体现在该国的对外贸易差额上。这样，就使一国长期有对外贸易顺差时统计上的进出口依存度高，因为该国货币在将对外贸易额换算为本国产出时被低估了。而长期有对外贸易逆差的国家统计上的进出口依存度低。
中国从土地面积和人口两方面看都是比美国和日本都要大的大国，经济发展程度又远远低于美国和日本，因而中国的进出口依存度最多也不应当高于美国和日本。但是美国1995年进口占GDP的比重(进口依存度)为10.6%，出口占GDP 的比重(出口依存度)为8.1%，总的进出口依存度不到19%;而同年我国的出口依存度为21.3%，进口依存度为18.9%，总的进出口依存度超过40%，比美国的比例高一倍多!
当然这里有一个不可比因素：那年美国有巨额对外贸易逆差，汇率因素会压低它的进出口依存度;而中国则有大量贸易顺差，汇率因素会抬高它的进出口依存度。但是即使把汇率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虑，中国的进出口依存度仍然过高：日本1996年有巨额贸易顺差，按理说那年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应当是过高的，这应当会高估日本的进出口依存度。但是按当年1美元兑换108.89日元的平均汇率计算，那年日本的进口依存度为7.6%，出口依存度为8.9%，进出口依存度总共不过16.5%，仍然低于中国一半多。而且日本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都比中国小得多，进出口依存度本来应当比中国高。
从中国自己的情况看，1993年中国出现了对外贸易逆差，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可以说是高于均衡水平的，但是中国的进出口依存度也达到32.6%;在1989年以前的几乎整个80年代中，中国也一直有对外贸易逆差，但是1986-1989年中国总的进出口依存度也是在24-25%之间，仍然高于美国和日本的正常水平。
根据系统的分析，其国家大小可以与中国相比的美国、日本、印度和巴西四国1951-1996年的经验表明，这样大小的国家的出口依存度应保持在8-9%之间，进口依存度应保持在7-8%之间，整个进出口贸易的依存度则应当保持在15-17%之间。按照上述国际经验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这样的国家正常的进出口依存度应该是20%。即使考虑到中国的一些特殊情况，我们至少可以有把握地说，30%这样高的进出口依存度对中国来说绝不会是一个偏低的进出口依存度。目前中国的进出口依存度不仅过高，而且高于正常水平过多。
形成这种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的首要原因，是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中国生产可贸易商品的生产率相对较低而生产非贸易商品(如理发)的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使中国国内以人民币计算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相对比价，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比价。这一方面低估了中国的总产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人以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认为就实际产出来说，中国的GDP应当比现在的统计数字高4倍，相应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统计方法问题，是由于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进行统计的结果。
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十分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很快的国家，由于可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增长得快于非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在进一步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对外贸易额增长会慢于当年价格GDP的增长，导致就是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统计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会下降。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出现过按现行统计数字计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说明经济高速成长到一定时期后还要求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适当下降。
中国出现过度外向型问题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多年来给了出口和加工贸易的进口原料、零部件以过多的政策优惠。我国多年来对出口一直有过多的政策优惠，直到现在还力图以尽可能高的出口退税来刺激出口。对进口虽然名义上实行高关税，但是却一直有许许多多减免关税的政策优惠，以致对进口的高关税行同虚设。此外，我国还给了加工贸易以过多的政策优惠。例如，国内流通的商品一般要缴17%的增值税，而加工贸易的进口料件和出口产品却可以免缴增值税。这样的政策优惠扭曲了资源的配置，把本来可以由中国人民自己消费的财富白送给外国人享受，长远看来也不利于本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