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向型经济”的误区

第三节  不成功的发展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以增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从50年代开始出现了“经济奇迹”。以后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从60年代中期开始也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在短短几十年中从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为人均GDP接近了发达国家水平。这著名的“亚洲4小龙”也是靠增加出口来带动经济发展。这5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很快就使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成了高速经济发展的金科玉律。

　　此后，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也仿效“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也取得了不错的经济发展业绩。这更坚定了许多人对出口导向经济增长的迷信，以致在一般人心目中，“外向型经济”成了唯一可能成功的经济发展道路。

　　实际上，历史经验早就证明，“外向型经济”并不是一条成功的经济发展之路。在最近一百多年中，靠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完成经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只有亚洲的日本和东亚“4小龙”。而大的发达国家完成其经济发展的历史和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受挫的教训，都不能证明“外向型经济”是一条成功的经济发展之路。

　　本书第七章的历史概述已经说明，大的发达国家在经济上严重落后于别国时，都是靠保护本国的制造业而发展经济的。当然，对本国制造业的这种保护是可以与大力增加出口相一致的，这就是欧洲历史上有名的重商主义政策。英国就是这样在保护本国制造业的前提下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从而成功地发展了经济。但是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都主要依靠开发本国市场。特别是美国，它走的是典型的内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这也就是说，几个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主要通过内向型的道路而完成经济发展。就是英国那样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国家，使它能够成功地发展经济的主要也不是大力增加出口，而是保护国内的新兴产业。

　　拉丁美洲各国则是“外向型经济”使经济发展失败的典型事例。在19世纪中叶，整个拉丁美洲大陆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认为拉美经济迅速发展的最大希望在于通过商品出口和资本进口而更加密切地融入世界经济。这是地地道道地要发展狭义的“外向型经济”。从此拉丁美洲各国走上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之路。而到19世纪末，当美国在保护本国制造业的政策下上升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时，拉丁美洲国家却由于没有强有力的制造业而落入了不发达国家的行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东亚“4小龙”之所以能靠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完成其经济发展，是由于它们的特殊历史条件和当时亚洲的特殊环境。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香港和新加坡是处于国际航路枢纽点的城市国家，它们的发展道路对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借鉴意义。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就已经跨入了工业国的行列，它的经济发展这时已经完成了一半，不能把它的经济发展完全归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出口导向经济增长。

　　尽管如此，日本、韩国、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能够成功地实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仍然要靠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30年是欧美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期，这期间欧美国家实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总需求政策，政府采购和福利开支占整个经济的比重都有很快的增长。欧美国家总需求的扩张快于其本国总供给的增长，因而给少数出口导向增长的国家提供了巨大的国际市场。

　　其次，当时的欧美国家为了对抗苏联和中国为首的共产党执政国家，有意识地采取帮助日本特别是韩国和台湾发展经济的政策，实际上向它们开放了自己国内的市场。

　　此外，日本、韩国、台湾等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合起来也比美国少，它们在发展到人均产出高于美国之前，其出口品对欧美国家国内产业的冲击总是很有限的。这也使欧美国家比较容易容忍它们的刺激出口的增长政策。

　　尽管如此，日本、韩国、台湾的出口导向经济增长仍然给它们的经济留下了许多后遗症，这些后遗症将长期困扰这些国家的经济。

　　自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陷入了10年之久的经济停滞和萧条。经济增长率由80年代每年都在3%以上，降低到在1%左右徘徊。这种经济萧条现在还有更趋恶化之势。对于这种长期萧条的原因和解救办法，有许许多多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实际上，日本目前的经济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它过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造成的。这种经济增长道路造成了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方面的问题在总需求上。日本一直保持着庞大的经常帐户顺差，因而以大量的净出口来维系总需求。这是地地道道地靠增加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的结果。但是这样的增长造成了国内总需求的严重不足。一旦净出口的增长不足以为经济继续增长提供足够的总需求，整个经济就会由于总需求不足而停止增长。日本就是这样陷入经济停滞的。而日本人每当经济停滞时，总是惯于从扩大净出口上想办法。这样继续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政策并不能解决总需求不足的根本问题，日本的经济也就总是不能摆脱总需求不足的萧条状态。

　　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还造成了日本产业结构上的根本问题。任何出口导向的经济都会使少数有出口竞争优势的部门过度发展，而其它的部门则处于国际竞争力差的劣势状态。这些劣势部门不是非贸易部门，就是产品进口的部门。而一旦出口的优势部门发生结构性的国际生产过剩，依赖它的出口的国家就会陷入经济上的困境。

　　日本的长期经济萧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主要出口产品的结构性过剩所引起的。日本的重要出口产品之一是它生产的小汽车，它的小汽车生产和出口的情况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例子。

　　日本国内汽车销售在1990年达到顶峰，销售量大约为778万辆。市场接着便疲软下来，销售量徘徊在稍低于700万辆的水平。1999年和2000年的销售量分别滑落到586万辆和596万辆。而日本国内汽车生产也于1990年达到1349万辆的高峰，此后在20世纪90年代总体上也徘徊在低水平。1999年和2000年的产量分别只为990万辆和1014万辆，只及过去高峰期的3/4。从1990年到2000年，日本国内汽车产量下降了大约350万辆，而国内汽车销售量只减少了不到200万辆。这意味着10年间日本汽车的净出口减少了约150万辆，但是到2000年日本仍然有约400多万辆的净出口。

　　日本汽车出口量的减少是汽车制造行业国际性生产过剩的结果。1990年日本汽车出口量的高峰出现于它80年代汽车制造水平的大进步之后，当时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在日本公司的竞争下陷入了困境。但是到了90年代，美国汽车制造业的竞争力逐渐恢复，特别是韩国的汽车制造业迅速兴起(韩国1997年已经年产汽车280万辆)，再加上中国等东亚其它国家的汽车制造业也在兴起，日本一步步失去了它过去夺得的一部分汽车出口市场，从而出现了汽车业和整个国内经济的萧条。

　　正是由于结构性的衰退，日本的汽车制造商才陷入了财务上的困境。11家日本汽车制造商中有7家已经与外国制造商结成了某种形式的资本关系，其中铃木、五十铃和富士通的部分股权由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掌握，马自达由美国福特掌握1/3股权，三菱由戴姆勒—克莱斯勒掌握约1/3股权，日产则由法国雷诺汽车公司掌握约1/3股权，本田汽车公司也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有一系列的合作关系。丰田公司掌握了大发、日野和雅马哈的部分甚至大部分股权。各公司还纷纷在技术开发、零部件采购上与外国公司合作。

　　汽车业的例子表明，日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落入的困境在于：没有新的具有很强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行业来弥补汽车制造业的相对变弱。日本没有发展起自己的飞机制造业，在信息产业中也没有竞争优势，不能压倒欧美的高科技公司，如美国的IBM、微软、英特尔、摩托罗拉，瑞典的爱立信，芬兰的诺基亚等等。这就使日本在这些年中不能再大幅度增加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再加上国内需求的增加不能补偿净出口增速的下降，就使日本的经济萧条成了必然。

　　虽然日本已经是发达国家，它目前的经济困境仍然可以说明“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所具有的根本问题。

　　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已经证明，近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这种作用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就是“产业升级”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决定意义：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取决于落后国家能以多快的速度完成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这种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不但体现为一国能够生产的产品包含着越来越多的技术，而且体现为一国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中集中了越来越高的技术。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发展就意味着一国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中的技术含量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显然，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它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包含的技术含量太低。而提高产品技术含量的第一步，当然是生产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并用它来代替进口的同类产品。一个国家的产品如果在国内市场上都不能排挤掉外国的同类进口品，我们根本就不能设想这种产品会有国际竞争力，可以靠它的大量出口来带动该国的经济增长。一国的大多数产品都必须先占领国内市场，然后才能大量出口。

　　这就意味着，如果落后国家不仅不实行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且根本就不实行任何进口替代，也就是说，如果落后国家根本不以本国产品来替代进口的外国产品，它就不可能使自己的出口产品包含着更高的技术含量，也就根本不可能完成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产业升级”。但是没有这种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就无法实现，经济发展就无法实现。

　　由此可知，对任何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以国内产品排挤某些技术较密集的进口产品的“进口替代”都是第一位的先决条件。即使是以增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型国家，也必须在大量出口某种产品前能够以本国生产的该种产品替代国外同类产品的进口。这也就是说，要想使一种产品成为一国的“出口替代产品”，先得使它成为该国的“进口替代产品”。而任何落后国家如果不能不断地生产出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以替代国外的进口品，它就根本不可能真正地发展经济。

　　上述的推理也同样适用于从生产劳动密集的产品向生产资本密集的产品的转化。而我们都知道，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是劳动密集的产业结构逐步转变为资本密集的产业结构。

　　根据上述道理就可以知道，将狭义的“外向型经济”与“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完全对立起来的说法是多么可笑。我们上边的分析已经证明，如果一种狭义的“外向型经济”真的带来了经济发展，它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与“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相容。正是靠出口导向实现快速经济发展的东亚国家，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

　　东亚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近年以实行狭义的“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而闻名。其实它们过去在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几乎都有过一段实行“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韩国在1954-1961年间，台湾在50年代，泰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1971年之前，印度尼西亚在1981年以前的时期中，实行的都是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差别只是它们转向“出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的时机有重大的不同而已[1]。它们在以出口导向发展经济时所依靠的某些出口拳头产品，其生产本来也是靠实行进口替代战略而发展起来的。

　　根据前边的分析，就是在一个国家从整体上转向出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之后，它也不应当放弃对某些产品实行进口替代的努力，因为只有在对更高技术水平的一些产品实行了进口替代的基础上，它才能将这些产品进一步发展为下一个阶段大量出口的出口替代产品，才能保证进一步的产业升级和下一个阶段的经济发展。应该说，泰国等国1997年陷入货币金融危机，与它们前些年没有再通过对某些产品的进口替代而为出口产品的进一步升级换代作好准备不无关系。

　　还必须清楚，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之所以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它们实行了外向型经济，而是它们使自己的对外贸易战略、外向性经济以致整个的经济政策都为尽快完成产业升级服务，从而尽可能快地实现了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在短短几十年中，日本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从纺织品很快升级到小汽车。韩国和台湾原来只有某些初级产品中的土特产有国际竞争力，而现在韩国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是造船业和汽车制造业，而台湾的优势产业则变成了集成电路之类的产业。正是产业结构的这种快速技术密集化，使它们今日能够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或者迈进其门槛。

　　既然经济发展首先取决于能否不断生产出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以替代外国的进口品，在某些条件下以进口替代为主的内向型经济就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经济发展战略。19世纪的美国走的就是这样一条发展道路。由此可以直接得出结论：“外向型经济”并不是经济发展的万应灵药，更不是上升为发达国家的唯一道路。

　　之所以不能把“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当成是发展经济的万应灵药，其根本原因在于：象几乎所有的各种“战略”一样，只有当仅仅一小部分国家实行这种“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时，这种发展战略才对这些国家高速发展经济是行之有效的;而如果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实行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的话，它就不可能使这些国家都获得高速的经济发展。在后一种情况下，实行不同于这种发展战略的、比较注重进口替代的发展的国家倒可能取得较快的经济发展。

　　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中的结构性问题。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在生产技术水平高的产品上没有国际竞争力。因此，实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落后国家只能大力发展技术水平低的产品的生产和出口，靠它们来实现“出口替代”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全力发展技术水平低的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整个世界的经济就必将面临严重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甚至会陷入严重的结构性经济危机。其原因是当今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比发达国家的人口多得多，如果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发展技术水平低的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这种产品的出口市场必然严重不足。这样一种经济发展将会造成以下各种重大问题：

　　首先，即使各国之间没有任何贸易上的障碍，全世界都融为同一个大市场，发达国家能够顺利地完成经济结构的调整，停止了所有低技术水平产品的生产，把这些产品的生产都让给了发展中国家，自己转向只生产高技术产品，世界市场也很难容纳得了这么多的低技术产品。

　　其次，即使世界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市场能够容纳这么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低技术产品，发展中国家生产的这样过多的低技术产品也会将这种产品的贸易条件压得过低。低技术产品这样过低的贸易条件会提高生产某些技术水平高一些的产品的相对收益，使某些发展中国家发展这些技术水平较高产品的生产较为有利，而这样一些产品在这些国家极可能是进口替代产品。这就会使强调增加进出口贸易的经济发展战略变成一种相对不利的经济发展战略。

　　落后国家之所以实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本意是要靠大量出口低技术产品来迅速增加本国的实际总收入。但是，即使这些国家低技术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真的迅速增加了，如果出口的低技术产品的贸易条件降低得很快，也会使这些国家的实际收入并不能迅速增长。这样，低技术产品生产和出口的迅速增长并不能导致这些国家实际总收入的快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对某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实行比较内向型一些的发展战略，多发展一些技术水平比较高的进口替代产品的生产、适当放慢对外贸易占总收入比重的增长速度，可能是一种经济增长速度更高一些的发展战略。

　　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受到出口品加工下降的致命打击，这在20世纪初的巴西表现得特别明显。1913年之后，咖啡的价格甚至它在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条件都不断下降，导致咖啡的主要出口国巴西的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在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中，这种打击特别严重，最后迫使巴西不得不靠政府干预来大幅度削减咖啡的产量。

　　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各国也陷入了出口困难、相互压价竞争的困境。它们在某些产品的国际市场上展开了激烈的削价竞争，半导体等产品的出口价格大幅度下跌。随着这种压价出口竞争而来的，就是东亚各国爆发了对外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表明，东亚各国不再能依靠它们的低技术产品的大量生产和出口来达到它们原先的经济增长和对外经济平衡目标：它们原来想靠大量生产和出口这些产品来大幅度增加本国收入，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同时以出口创造的大量外汇来偿还所欠的巨额外债;而现在的压价出口竞争使它们的这些原定目标都无法实现。

　　近年来低技术产品市场上激烈而又严酷的竞争表明：在世界市场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技术产品已经过剩;过剩的低技术产品之间相互恶性竞争，压低了这些产品的价格，使发展中国家从增加低技术产品的出口中所得到的实际收入大大下降。这些产品的大量生产和出口对这些落后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甚至已经没有多少益处。

　　在这样的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于2001年底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于中国加入WTO，内心最害怕的是印度和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怕从此中国对它们和西方国家的出口品享受到与别国的出口产品一样的政策待遇，使它们的出口产品竞争不过中国产品。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使发展中国家之间陷入了这样相互敌对的境地。

　　最后，发达国家绝不可能十分顺利地完成其经济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放弃其低技术产品生产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这个过程必然充满了各种经济上的摩擦。在这个过程中，一般都会产生大量的企业破产和倒闭、工人失业之类的问题。这些问题激起了发达国家工人中要求保护、反对全球化的激烈情绪。它们迫使发达国家不能不或多或少地在某种程度上加强其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倾向。而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倾向又会妨碍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使它们更加难以实现其“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

　　现在，发达国家政府支出占总产出的比重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平，政府负债的增加也使资本所有者们越来越怀疑政府未来的偿债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企业感到利润太低，投资意愿普遍不足，另一方面是政府也不再敢于大幅度增加支出或减少税收。世界因此进入了一个总需求增长缓慢的时代。它使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丧失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1997年东亚各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是流入东亚各国(如泰国)的外国资本正在大量撤出。这些资本之所以撤出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显然是因为在这些国家投资、包括在这些国家生产出口产品的部门投资所得回报已经太低，利润率低于在其它部门或其它国家的投资。

　　在泰国爆发货币金融危机以前，大量资金曾经通过各种金融机构的渠道流向房地产业甚至证券市场;在这些资金中也包含许多国外资金，因为泰国的金融机构曾经大量借入了国外的资金。这样多的资本包括外国资本流向房地产业和证券业，这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泰国这样的国家的面向出口的制造业部门已经无利可图。

　　与出现这种现象同时发生的是，东亚各国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激烈，近年发生了出口困难、相互压价竞争的情况。

　　这些现象其实都来自同一个根源：在世界市场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技术产品已经过剩;过剩的低技术产品之间相互恶性竞争，压低了这些产品的价格，使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的利润大幅度降低。这使发展中国家从增加低技术产品的出口中所得到的好处大大下降。这很可能是“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已经走到尽头的表现。

　　2001年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使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碰到了最大的挫折。美国经济增长从2000年下半年起开始减速，到2001年中期进入衰退。2001年第三季度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同期下降了0.4%，衰退程度并不大，但是这已经给了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东亚外向型经济以沉重的打击：这个季度新加坡的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同期下降了5.6%，台湾则下降了4.2%。台湾经济的这种衰退为30年来所没有，连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没有使台湾经济受到如此重挫。

　　2001年第三季度的这种经济动态具有代表性。外向型经济的繁荣完全依靠少数几种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情况，因此具有这种经济的国家和地区特别容易受发达国家经济波动的影响。2000年美国经济出现超过3%的过高增长时，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曾达到9.9%，而美国经济在2001年刚刚开始衰退，新加坡就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这清楚地告诉我们：外向型经济的良好业绩在很大程度上仰仗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当发达国家经济陷入不景气时，外向型经济就不会再带来成功的经济发展。

第四节  中国今后的发展战略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今后又面临着不景气的世界经济环境。这些以及其它的历史条件，都决定了中国不能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道路，更不应实行狭义的外向型经济。中国在目前环境下所应当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是：1. 以产业升级为核心安排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战略;2. 保护本国的投资机会，逐步在争夺投资机会的斗争中挤走跨国公司;3. 禁止资本在境内境外之间的自由流动。为了作到最后这一点，我们应当要求美国改变其霸权主义的国际金融政策。

　　中国不实行狭义的外向型经济，首先意味着不要再盲目地吸引外资，包括不要再拚命吸引外国的直接投资。这是为了将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留给本国的资金，而现在国内的投资机会缺乏已经导致本国资金大量外流。

　　不再对外资开放投资机会以将有利的投资机会留给本国资金，这是因为引进外资也有代价，而这个代价就是降低了本国资本的盈利。经济增长理论和实际经济生活都能证明，在给定的技术水平下，资本总量增加会导致利润率普遍降低。但是流入的国外资金却有自己的“保留效用”、自己的不能降低的流入标准，这就是它在国外所可以得到的利润。如果流入一国所得回报低于这个机会成本，国外资金就不会流入，或者会撤走。

　　流入的外资所得回报的期望值要高于它在国外所可以得到的利润，这一点就为一定时期可以流入的外资数量规定了一个限度。流入的外资超过了这个限度，资金引进国的利润就会低于国际“正常水平”。利润率过低的实际情况很可能在经济波动的下行阶段突然暴露，导致资金引进国陷入危机。这样，国际的“正常利润”为引进外资规定了一个合理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引进国外资金对资金引进国是不利的。东亚金融危机证明，这样一个限度确实在起作用：超过合理限度流入的资金在发现回报过低以后会尽快撤走，这个急剧的撤走过程就造成了危机。

　　就平均情况来看，我国并不是一个资本回报率高的国家。当然，我国的人均资本量还很小，这本身应当大大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但是，由于我国的技术水平低，在组织和管理现代市场经济上还缺乏经验，这又大大降低了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中国国内的资金回报率很低，连私营企业的盈利也很可怜。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引进外国资金，不但会进一步降低本国资金的回报，而且很可能导致增加的国外资金所增加的总产出小于它所得到的实际利润。这样的资本流入必将减少本国居民所得到的实际收入，因而是有害的。

　　证明中国目前投资机会不足、资本回报率不高的最明显证据，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实际上就没有真正吸收多少外国资金。

　　在这10年中，除了1993年中国出现了经常帐户逆差之外，中国在其它年份都有大量的经常帐户顺差。我们已经指出，经常帐户的顺差本身就表明一国在实际上有资本净流出。这就意味着，在这些年份，尽管中国每年都有几百亿美元的国外直接投资，但是同时又通过外汇储备的增加和其它方式的资金流出而向外流出了更多的资金，以致中国在实际上成了资金净流出国。

　　不过，在这些年中，中国每年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错误和遗漏”项下还有大量的资金流出，其数额常在100-200亿美元之间。这笔“错误和遗漏”如果是由没有官方记录的资金流出造成，则它只是印证了经常帐户顺差所记录的实际资金净流出，是这种资金流出的又一个渠道。但是，这笔“错误和遗漏”也可能产生于非法的走私进口用汇或为骗取出口退税所谎报的出口。在这种情况下，它应当相应地抵销经常帐户的顺差，从而减少实际上资本净流出的数额。

　　如果我们将每年的这笔“错误和遗漏”全部看成是没有官方记录的经常帐户逆差，从公布的经常帐户顺差中全部减去它，每年在经常帐户中出现的资金实际净流出就会减少到微不足到，甚至在很多年份出现经常帐户的逆差——这意味着资金的净流入。但是即使作了这样的处理，中国在最近10年中也在很多年份里是资金净流出，而净流入的年份中真正流入的资金少得可怜。何况把“错误和遗漏”全部看成没有官方记录的经常帐户逆差是没有根据的，这笔资金多多少少总有一部分是没有官方记录的资金流出。

　　10年来几乎没有引进多少外资、甚至是国内资金净流出，这个事实显示了中国国内的投资机会缺乏，表明了流入的外资抢走了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挤走了中国资金。为了制止这样的不合理资金流动，我们应当停止进一步向外国资本开放国内的投资机会。

　　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我们必须对多年来一直奉行的对外贸易战略作根本的反思，坚决地放弃那种不惜代价地追求扩大出口的政策取向，以促进产业升级的产业政策为中心来构建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使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完全转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轨道上来。

　　从第七章到本章的论述都说明，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战略肯定不会是自由贸易政策，也不会是只追求扩大出口的政策。中国既不应当采取片面追求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更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在今日之中国，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必不可少，问题只是应当保护哪些产业，开放哪些产业的国内市场。

　　关于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是保护它们的现在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又很大的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将本国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根据这种考虑来选择贸易保护的对象时，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现在已有的产业结构。

　　本书第七章第四节已经指出，在转向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高技术的工业部门至今还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这种部门的企业往往陷在亏损的困境中，但是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

　　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和扶植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我们将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如果我们听任这些现在还没有竞争能力的部门在市场竞争中消亡，国家也还是要解决这些部门的那些往往是高技术的员工的就业和生活救济问题，还是要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得失相权，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仅不放弃、反而要进一步扶植和发展这些部门的生产。而扶植这些已有的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主要方法，除了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予补贴之外，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保护这些部门的国内市场。

　　经济发展上的一般规律是，一国新生产的一种产品通常都是先占领本国市场，然后才发展到对外出口。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来说，只要人均收入能够很快提高，任何高技术产品在国内都可以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就是对客运飞机这种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中国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国之一。问题只是要以适当的贸易政策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国内市场。

　　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看，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中国的技术含量相当于造船和家用电器生产的部门已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大量出口技术档次比较低一点的家用电器和船舶。

　　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应当全面放弃对技术含量低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的贸易保护措施，将有限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术含量高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那些原则上放弃保护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部门从纺织品和服装生产部门一直到钢铁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中，只有个别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品种生产需要保护。因此，限制这些部门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应当集中在它们的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品种上，如某些特殊的纺织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钢或钢材等等。

　　在这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生产部门中，只有一个部门应当是例外，那就是农业部门。尽管农业部门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一般比较低，但中国还是应当对农产品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尽可能地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农业和食品安全，更是为了保护仍然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利益。

　　根据这样一种对外贸易战略，目前中国需要重点保护的国内工业部门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机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产业中的高技术组成部分的生产(如集成电路的生产和软件开发)。我们应当动用可能使用的一切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将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保护好。为此必须对目前的关税和其它各种对外贸易政策作重大调整。目前我国的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是鼓励企业使用外国产的设备而不使用国产设备，鼓励企业使用进口飞机而不使用国产飞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

　　目前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中国进口的一个很大部分。转向重点保护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可能导致中国的进口增长以致整个对外贸易的增长放慢，甚至导致对外贸易占中国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说明，在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只要这种下降是逐渐的而非急剧的，在对外贸易对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大惊小怪。

　　中国未来真正的经济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要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就必须成为一个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生产、包括机器设备的生产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体系中侧重于生产机器设备和其它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向这一地位迈进的过程，而为了完成这一发展，中国必须在对外贸易中全力保护和发展这样的产业。如果能够完成向这种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国的进口将以资源和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为主;向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就是进口结构向以原油等初级产品为主的转变。我们现在就必须准备并着手开始这一转变。为此必须对整个对外贸易战略作大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须作大调整。

　　对外贸易战略上的最大调整，就是转向全力以赴地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保护本国的装备和机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一方面会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国长远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将出口所得的外汇收入节约下来进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这一点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学习美国的战略，减少对本国领土上的石油资源的开采，将本国的石油资源储存起来作为应付重大国际危机的战略储备。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还应当尽可能加入俄罗斯和中亚的石油开发，与这些当事国达成“投资开发后换取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协议。这样可以使中国未来的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应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能够顶住未来可能出现的西方的“禁运”和封锁。

　　与这些对外战略相适用，中国应当结合“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在企业自主开发先进技术、取得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在使用和开发技术上将应用节约能源的技术、特别是

　　节油技术作为重点，并且将发展新式的特别是无污染的能源(风能和太阳能)作为自主的科技发展的重点之一，争取获得突破。

　　这样的战略，才是真正能使中国进入世界富国之林的战略。

　　[1] 参见俞品根主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体制》(商物印书馆，1997，北京)论述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各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