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由贸易的迷信

第三节  贸易保护主义下的科技革命

　　为了鼓吹自由贸易的理念，自由贸易的信徒们还散布了一系列违反历史事实的谎言。典型的谎言之一，就是断言“科学技术革命都是在自由贸易下发生的”。

　　任何略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听到这种谎言都会笑破肚皮。说科技革命都发生在自由贸易之下的人，如果不是对历史一无所知，就是在存心欺骗。

　　按照通常的说法，近代史上的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下半期在英国发生的“产业革命”，英国正是靠从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才成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第二次科技革命则开始于19世纪末，以电气化和汽车化为标志，美国靠了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的领先地位而成了以后一个世纪中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可惜的是，与自由贸易的辩护士们所断言的恰恰相反，这两次科技革命都并非发生于自由贸易之下，而是出现于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之下。

　　根据经济史上公认的记载，“产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下半期的英国棉纺织业，其特点是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1733年英国的钟表匠开伊发明了飞梭，提高了织布效率;1764年织工兼木匠哈格利夫斯发明了纺纱用的珍妮机;1769年发明了以理发师阿克莱特命名的水力纺纱机;1774-1779年间克伦普顿兼采珍妮机和水力机的优点，制成了“骡子”纺纱机;1785年卡特赖特发明了用水力推动的自动织布机;而1776年瓦特改进了前人发明的蒸汽抽水机，制成了单动式蒸汽机，10年之后蒸汽机开始应用于棉纺织业。这一系列机器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使英国的棉纺织业首先完成了从手工生产向机器生产的过渡。它的榜样带动其它各个生产部门也采用机器生产，由此而形成了“产业革命”的浪潮。按照经济史家的看法，英国的产业革命到19世纪40年代初基本完成。

　　正如上一节所指出的，在这个轰轰烈烈地进行产业革命的年代中，英国实行的是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对最先开始产业革命的棉纺织业，英国的贸易保护尤其严厉。在18世纪初，英国完全禁止进口印度等地的价廉物美的棉布;以后直到19世纪初，英国还对进口棉布征收极高的关税。虽然亚当·斯密在1776年就出版了那本被视为自由贸易的福音书的《国富论》，虽然他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欢迎，但是英国真正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20年代，那时产业革命已经接近完成了。从时间上说，英国的产业革命基本上是在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下进行的。

　　不仅如此，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还与产业革命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下边我们从美国历史学家海斯等人所著的《世界史》(Carlton J. H. Hayes, Parker Thomas Moon, John W. Wayland: World History,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46. p.587-588)中随便摘引一段来说明这中间的因果关系：

　　在克伦普顿发明“骡子”纺纱机和卡特赖特发明自动织布机之后，“纺纱和织布的新机器最初几乎只由棉布制造者所采用。其原因是有趣的。18世纪以前，棉布在英国被认为是奢侈品，主要是从印度进口的。但是在18世纪初，呢料制造者劝说议会禁止使用‘洋布’(印度棉布之称)，以保护那时英国最引以自豪的毛纺工业。结果并不全象议会所期望的那样。由于人民仍大量需要棉织品，英国的棉织工们能够从事一项兴旺的行业。不但英国棉布制造商渴求利用机器来增加产量，而且他们也可以自由地这样做，不受重商法规的阻碍，这些法规确实曾经阻碍了较古老的、更为重要的毛纺工业。

　　“哈格里沃斯的珍妮机、阿克赖特的水力纺纱机、克伦普顿的‘缪尔’机和卡特赖特的自动织布机使棉布贸易大为扩展，而毛纺织工们仍墨守陈旧的手工方法。可是后来，毛纺业也使用了新机器——麻和丝也同样——但是棉纺业比起其它还是领先了。”

　　一般的经济史论著在说明产业革命首先发生于棉纺织业中的原因时，都强调毛纺织业中重商主义法规的妨碍作用。它们都没有说清问题的另一方面——棉纺织品的进口壁垒与产业革命的关系。其实，对任何有经济分析头脑的人来说，这中间的因果关系是很容易发现的：

　　英国人民喜欢漂亮的棉布;由于政府禁止了价廉物美的亚洲棉布进口，他们不得不以较高的价格购买本国产的棉布。由于本国棉纺织业不发达，技术水平也低，棉布产量与居民的需求相比太少，就使国内市场上的棉布价格相当高昂，以致尽管本国的生产成本比较高，棉纺织生产还是极为有利可图。这就刺激了棉纺织业者尽力增加棉布的产量。但是，恰恰是由于英国的棉纺织业落后，它没有足够多的纺织技术工人来生产以满足市场的需求。纺织工人的数目太少成了妨碍增加棉布生产的最主要“瓶颈”。于是棉纺织业者们就有了强烈的欲望去发明机器，以便用现有的少数工人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产业革命就是这种发明冲动的产物。

　　《白银资本》一书的作者弗兰克还指出了英国首先进行产业革命的另一个原因：英国工人的工资比较高，使得英国的企业主有更强的愿望去以多使用资本的机器代替昂贵的劳动。我们还可以补充他的论点说，英国的社会体制也使英国有较高的积累率，从而资本的利息率较低，有助于推动人们使用机器。

　　在产业革命之前，英国生产棉布的相对成本显著地高于印度等亚洲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原理，英国应当放弃棉纺织品的生产，从印度进口棉布。而如果英国真的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免去棉布的进口关税的话，英国的棉纺织业会被彻底冲垮。那样英国将不会生产棉纱和棉布，也不会在棉纺织业中开始产业革命。没有英国18世纪保护幼稚产业的对外贸易政策，我们可能根本就不会有那场伟大的产业革命!

　　进行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的主力国家当时实行的也绝不是自由贸易政策。

　　19世纪末发生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在美国取得了最显著的成果。美国人爱迪生在19世纪70年代全力投入技术发明，先后改进了电灯、电话，发明了留声机，使世界进入了电气化时代。德国人本茨于1885年开行了第一辆使用汽油机的汽车，1893年美国出现第一辆汽油机汽车。这些发明及其应用使世界进入了电气化和汽车化的时代。但是正如上一节指出的，进行这一系列发明的年代正是美国和德国强化其保护关税制度的时代。第二次科技革命其实是在美国和德国的保护关税制度之下推进的。

　　当然，同时发生的事情并不一定有因果关系。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于保护关税之下，这不等于说保护关税促进了那次革命。目前我们的研究还不能说明，美国和德国的保护关税制度怎样促进了当时的那场科技革命。平心而论，激发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最有力的政策性因素，应当是当时美国和德国实行的保护专利的法律。这在美国表现得特别明显。史学家们公认，18世纪末以后美国工业显著发展的一个非常强有力因素，是联邦政府制定的专利权法律。机器的发明因此受到了鼓励。尽管如此，我们起码可以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历史经验说明，科技革命并不是只能在自由贸易中发生，保护关税下也同样会发生重大的科技革命。

第四节  自由贸易中的失败者

　　迄今为止，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靠一贯实行自由贸易而从落后国家变成了最发达的先进国家。但是历史却提供了无数的实例，说明对外不实行贸易保护的国家如何落后下去。

　　把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与拉丁美洲各国、与中国比较一下，就知道自由贸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经济发展了。

　　虽然拉丁美洲各国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拉丁美洲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

　　当然，拉丁美洲各国一般都没有真正彻底地实行过自由贸易政策。它们国内也都有反对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观点和势力，各国政府也都采取过不少限制进口的措施，特别是对许多进口产品征收过高关税，甚至为保护本国的某类产业而征收过较高的进口关税。但是，拉丁美洲国家对进口品征收高关税的目的与当时的美国有着原则的不同。

　　美国对进口的高关税是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而拉丁美洲的高关税却是为了使政府得到尽可能多的财政收入。为保护产业而征收的高关税最好是禁止性的，而为增加税收收入而征收的高关税当然不想杜绝进口——那样政府就收不到关税了。为增加税收收入而征收的高关税势必要允许进口达到相当大的数量，以保证可以从进口中收到尽可能高的关税。这样，为增加税收收入而征收的高关税一般都不会给予本国产业以足够的保护。

　　对于19世纪的拉丁美洲各国来说更致命的是，由于它们的关税政策主要是从财政收入的角度考虑的，一旦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好转，政府就没有很强的动力去维护对进口品的高关税。特别是当这些国家的出口增加之后，国内购买力的增加导致进口增加，政府由于关税收入增加而愿意降低进口关税税率，结果导致了进口工业品关税失去了保护本国产业的作用。

　　到19世纪中叶，整个拉丁美洲大陆都转向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力图通过商品出口和外国资本流入来迅速发展经济，而它们所依靠的出口产品，只能是拉丁美洲各国有很强的比较优势的农产品。这样的外向型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一直被沿用到20世纪30年代，结果导致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片面依靠少数农产品。在世界性的农业生产过剩和30年代大萧条之后，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地位迅速下降，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都成了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由于在19世纪中坚持不懈地靠保护关税来发展本国工业，把本国建成了世界第一工业强国，最后变成了经济最发达的富国。

　　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搞的宣传伎俩，其目的是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

　　中国与美国是一个更好的对比：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说很最合乎自由贸易理想的了。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可是这样的自由贸易并没有使中国发展起来。1912年，当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还不到5%之时，美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却为18.5%。须知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的第一经济强国、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以这样高的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中国那样落后，却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

　　现在的人都批评中国19世纪的洋务运动，认为它的封建主义本质注定了它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实，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光是没有象样的关税保护这一条，就注定了中国工业不能发展。在1912年，发达的工业国中只有英国的平均关税水平低于中国：当时中国的平均关税率不到5%，而英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进口关税接近于0。但是英国当时已经是一个经济上正在衰落的国家，它的工业产量已经被美国和德国所超过。而那些新起的经济强国，特别是经济发展速度远远快于英国的国家，都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其平均关税率都明显高于中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在法国为8.2%，在德国为8.4%，在意大利为9.8%，而在美国却达18.5%。这样简单的数字已经足以说明，落后国家要高速发展经济，就必须对本国的产业实行严格的保护。

　　20世纪末的世界又增添了另一类的新问题：过去实行传统计划经济的国家转向市场经济。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一下子转向自由贸易造成了更为灾难性的后果。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俄罗斯。

　　前苏联的计划经济在对外贸易上是超保护性的，因为任何商品的进口和出口都必须经过政府批准，本国企业的生产都按照政府的计划，根本就不存在外国产品竞争的威胁。在以“大爆炸”的方式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俄罗斯一下子放开了对外贸易，急剧地转向了自由贸易政策，不仅取消了政府机构对对外贸易的行政控制，甚至将绝大多数商品的进口关税降低到0。这样一下子转向自由贸易政策，与“大爆炸”转轨战略的其它灾难性政策结合在一起，使俄罗斯的经济陷入危机之中，导致了整个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大倒退。

　　俄罗斯至今还没有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整个经济的产出水平严重下降，工业生产的下降尤其严重。与1990年相比，2000年的工业生产下降46%，机器制造业、轻工业、农业和煤炭业的生产潜力都被破坏。

　　俄罗斯工业生产各部门受到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外贸易的进出口结构：由于进口消费品几乎完全占领了国内市场，俄罗斯的轻工业生产下降了80%;由于企业大量购买进口的机器设备，甚至买进本国自己能造的机器，俄罗斯的机器制造业几乎被摧毁了。而俄罗斯出口的主要是原材料——石油、天然气、化肥等等，它还出口军工产品并向前苏联国家出口电力。这些能够大量出口的工业部门所受的打击比较小，有的产出水平还有所上升。

　　俄罗斯轻工业所受到的打击很清楚地表现在俄罗斯的消费品市场上。2001年9月我访问俄罗斯时曾经逛过著名的俄罗斯百货商店。在这个几层楼的大百货商店中，除了出售食品的地方之外，在别的地方几乎就找不到俄罗斯本国产商品的影子。

　　用正统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学说可以很容易地说明俄罗斯的轻工业为什么遭受了如此沉重的打击。俄罗斯资源相对丰富，过去发展起来的生产技术也是在生产耗费资源多的粗大型产品上有比较优势。在放开市场进行自由贸易的条件下，俄罗斯与国际市场相比，必定是原料型的产品和重工业品比较便宜而轻工业品比较贵。这就使俄罗斯的轻工业由于廉价进口品的冲击而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比较优势学说说明不了俄罗斯的整个工业生产为什么以如此之大的幅度下降了这样长的时期。按照比较优势学说，在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之后，俄罗斯的轻工业虽然被摧毁了，但是其它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应当会迅速增加生产，因此“在长期中”俄罗斯的生产不但不应当下降，反而应当会上升。但是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已经10年，俄罗斯的工业生产仍然只有原来的一半左右，而俄罗斯原来的工业生产就比较落后，是一个工业还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国家。

　　在这个问题上比较优势学说之所以没有预言能力，又是因为它是一种静态的均衡分析，没有考虑动态变化的各种因素。

　　它忽略的最重要因素是，现代的生产能力、特别是机器设备有极强的专用性。把生产消费品用的机器转用于生产重工业原料几乎是不可能的。结果是当轻工业企业由于产品没有销路而停产时，它的设备只能闲置，而不能转去用于增产销路很好的石油化工产品。结果是在那些被进口品挤垮的行业中，长期积累的、体现为机器设备的资本几乎被完全消灭了。这些行业的崩溃同时就意味着投入这些行业中的资本的毁灭，意味着整个国家的总资本相应减少。整个国家的工业生产当然只能减少。

　　更重要的是，这些行业被进口品挤垮不仅意味着实际产出的减少，而且意味着整个国家资本积累流量的下降。实际产出的减少同时就是实际收入的减少，而实际收入的减少必然减少私人储蓄和资本的形成。不仅如此，整个国家实际收入的这种减少是由于很多人不再工作，从而完全失去了出售产品所得的收入，政府必须从还在生产并得到收入的人那里收取税费以救济这些没有收入的人。这会减少还在生产并有收入的人的储蓄，由此而进一步减少整个国家的资本积累。

　　这样，由传统计划经济一下子转向对外实行自由贸易的后果是，不仅毁灭了国内的一大部分资本存量，而且随着产出的减少而大大减少了以后每个时期中的实际储蓄流量。这就使俄罗斯整个经济的总产出下降持续了10年之后还无法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俄罗斯所发生的灾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训。其实俄罗斯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于中国。

　　在转向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以当时甚至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部门必定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求的技术含量越高的部门情况越是如此。这在航空工业等部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转向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这种部门的企业大都陷入了亏损的困境，成了经济上的包袱。

　　现在的人们大都忙于嘲笑建立这些企业时没有考虑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嘲笑这些企业是闭关自守的落后思想的产物。但是，现在真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清算过去，而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将来应当怎么办。从经济发展要求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角度看，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一个产业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经验，决不是有了资金能够买进设备就可以一下子办成的。台湾90年代初期的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但是当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时却没有任何基础可作支持。当时台湾为了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曾经想买下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而没有成功。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一国现有的工业基础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国家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中国与俄罗斯的不同之处在于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战略。作为这种战略的一部分，中国是在20年的改革过程中一点一点开放国内市场的。到现在为止，中国仍然实行保护程度相当高的对外贸易政策，没有奉行自由贸易政策。有赖于中国实行了这样明智的经济政策，中国才没有发生俄罗斯那样严重的经济灾难。

　　中国这20年中对进口品所设立的贸易壁垒，主要集中于技术含量高但是暂时还缺乏国际竞争力的那些产品。这样的进口壁垒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在它的保护下，在国内市场中互相激烈竞争的中国家用电器生产企业有了长足的技术进步，具有了国际竞争能力;中国的汽车产业也有了急剧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技术进步。

　　英国周刊《经济学家》2001年8月25日一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一只大熊猫打乱了队形》，生动地描述了中国的经济如何在这样的对外贸易政策下崛起。

　　正如这篇文章所说，人们通常都以“雁行式经济发展”来描述东亚各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模式：“东亚国家是以生产简单产品——如鞋类或足球——然后将产品出口起家的。它们将获得的利润再投资，并使它们的实际资本得到升级，以便出口更多的先进的产品，如半导体和便携式电脑。在这一过程中，它们的工资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向着富国的水平发展”。

　　该文指出，中国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模式来发展：“中国不是雁阵中的一只雁。它没有肯定这种陈旧的模式，因为它在生产简单产品的同时又生产先进的产品，既有简单的绒毛玩具，又有集成电路”。“任何产品在中国实际上都可以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来”。“设在香港的摩根—斯坦利公司研究亚洲问题的经济学家安迪—谢说，如果有同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相类似的模式，那就是19世纪的美国。劳动力过剩使工资下降，但是，由于物价的下降消费量却在增长”。于是中国就在工业上崛起了。

　　这篇文章的某些提法是不合乎国际贸易理论的常识的：由于产品之间的相对成本在不同国家间总会有差别，当两个国家相互向对方出口的总额相等时，一国不可能生产任何产品的成本都低于另一国。在与此相近的正常情况下，一国总会有某些产品的生产成本低于别的国家，而另一些产品的生产成本高于别的国家。如果一国任何产品的生产成本都低于另一国，这个国家就会只向另一国出口而不从它进口，这只有在这一国货币的汇率过低时才有可能。

　　但是这篇文章确实指出了一个重要的动态现象：如果今天中国某种产品的生产成本还高于别国的话，中国很快就能够降低成本，变为能够以低于别国的成本进行生产。能够这样快地转变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几乎生产过任何高技术的产品，而且几乎保存了所有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由于中国已经生产过这些高技术产品，已经学习过它们的生产经验，中国就能够很快降低这些产品的生产成本，使今天在低技术产品上的低成本优势迅速转化为明天在高技术产品上的低成本优势。

　　归根结底，中国经济之所以具有这种结构特征，是因为中国早就同时生产了所有各种低技术和高技术的产品，而不是等待低技术产品的生产已经成熟再开始转向生产高技术产品。但是在有国际贸易的条件下维持这种生产结构，意味着在每个时点上都必定有许多产品的生产成本高于其国际市场价格。没有一个高度保护国内市场的对外贸易政策，这样的生产结构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我们前边所引的那篇文章指出，现在的中国和19世纪的美国都具有这样的生产结构。这是因为二者都实行了严格保护本国的高技术产业的对外贸易政策。我们的任务应当是继续实行这个明智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便中国能象19世纪的美国那样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绝不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对那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我们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保护和扶植，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美国的正面经验和拉美的反面教训都告诉我们，这样才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从而使中国尽快上升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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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所述的历史经验只能证明，保护新兴的幼稚产业是国家从落后迅速变为发达的共同道路，实行这种政策不力、进行自由贸易的国家则往往会滑入落后的泥潭。西方人信奉鼓吹“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经济理论，现实却与它形成了如此明显的对立。尽管如此，有些人还是如此虔诚地相信和宣传这一套学说，这是为什么?

　　在19世纪中期，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英国极力鼓动欧洲各国都实行自由贸易，它自己也确实带头实行了自由贸易。但是德国的许多企业家和经济学家却把这看作是英国扼杀后起国家德国的经济的阴谋。针对这一阴谋，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发达的国家扼杀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的手段。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

　　克鲁格曼作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在其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中明确承认我们前边所说的学习效应的作用，也明确承认今日的发达国家多半都是靠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起家。但是一讲到今日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他就通篇大谈它们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如何失败，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该保护本国的产业。对一种理论上完全有道理、历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他却硬要说它不适用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写法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写作的真正动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这里并不是抱着真正的科学态度，而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从某种偏见出发来说话。这背后的利益就是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利益，与此相联系的偏见就是由美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落后国家发展的敌视。

　　落后的国家不应忘记，自由贸易政策是破坏其经济发展的一副毒药;而许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贸易优越论”的人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