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教授周雪光为什么也开始“说瞎话”了

四、“中国例外论”是如何形成的

　　不管是网络平台，还是专业学术研究中间，“中国例外论”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不应用社会科学的学术成果去分析中国的政治情况。周教授对武汉疫情方面的言论，可以算是一种很常见的典型表现。

　　当然，这个方面的缺陷，由来已久。就周教授所重视的“官场机会主义”的种种表现而言，文革期间曾经被界定为“特殊阶层的特殊利益”去看待，视为修正主义或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存在的证据，视为官员私人利益且背弃公认的制度合法性(属于“个人的蜕化变质”)，在批判时明确与共产党政权、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等合法性载体，切割开来。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后，这一类问题在“批判‘迫害老干部’”的揭批查运动中间，组织批评过“老干部”的造反派均被视为刑事犯罪行为予以彻底追究(且不适用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豁免条款)，导致相关问题领域本身彻底丧失了合法性。此后，对于共产党政府组织及其官员，是否可以应用管理学和社会科学相关学术积累进行审视分析，不说明令禁止，至少也不那么合法，相应地主流学界也是表现出相当“乖巧”的特点而不去触动逆鳞。

　　1981年的《六二七决议》中间，对于毛时代的官场机会主义，倒是没有否认，而是给出一个创新性的解释：中国的官场机会主义是具体的——仅仅毛泽东本人及其偏好的几项政策相关;例如过渡时期总路线快速完成导致“过急过粗”的机会主义风潮，归结为毛泽东批判小脚女人的结果;1958年各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狂潮和严重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干部特殊化)，说成是毛泽东夸大个人意志和违背经济规律的结果;依据这个权威界定，官场机会主义是有的，但只是具体的而非普遍的，仅仅与毛泽东个人相关，至于文革就不多说了。

　　其实，更早的时候，应用社会科学成果分析各国共产党政权，就很少进行了。在各共产党国家内部，斯大林所谓“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造成的”颇有影响，当然这个话各国官场都会喜欢听，斯大林这句话原本也是具体的、具有自我夸奖或者夸耀意味——拿这个去解释社会主义制度的良好经济表现(大萧条前后东西方经济表现的巨大落差)和战争能力(二战苏军的巨大战绩)，但就社会科学分析而言，这等同于认定：党员身份本身就彻底戒掉了个人私利的存在，也否定了个人利害关系与组织的可能不睦，结果当然就事先认定共产党官员不适合用各种社科分析框架来看待了。

　　在西方国家，各国主流学界基于冷战需要，对共产党国家的官场机会主义问题，往往甩开个体利害关系与责任分析，把个体坏表现直接与制度合法性划等号的“学术处理”方式占优，这等同于严格禁止“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且在未加分析的条件下直接应用“方法论集体主义”了，其分析结果当然是坏制度下没有好人，坏人或者坏表现本身足以证实制度的坏。一般而言，方法论集体主义有可能较为简单地得到对制度的整体肯定或者否定判断，但无法在纷繁复杂的经验基础上完成具体的“机制研究”，具体地揭示各种经验现象之间的因果或相关关系。

　　照说，说官场机会主义不存在或者仅仅是具体存在的解释，对于体制人而言具有某些政治上的作用且能够满足一些特定的政治需要。但对那些彻底否定共产党执政地位和政体的自由派学人而言，这些都不具有必需遵守的必要。但是，把机会主义视为制度本身自带的属性，则明显可以在方法论集体主义基础上，简易证成坏制度不出好人，所以，方法论集体主义就成了一种难于抵制的诱惑——准此“共产党员到底是特殊的还是普遍的”就不再讨论了，据此就严厉禁止了对于已有社会科学成果的援引和具体应用——那些基本上都是在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验研究。应该说，在否定性研究的追求方向上，捆绑个体的机会主义表现与制度合法性去展开宣传工作，则是一种占优的机会主义叙述策略，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国家的宣传干事们，都曾经大规模地应用过。

　　具体到有关中国官场或者政治的研究领域中间，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是“公知体”的泛滥——此种言论集中于政体或者执政地位批判，近乎彻底地“戒掉”了摆事实讲道理的过程，近乎一切社会现象，公知们都可以直接从“政体不民主”推导出合理解释来。这个“学术潮流”的泛滥，与特定时期的留学西方的某些群体选择有关，有些留学生去西方留学时敏锐地发现：西方有些人特别爱听说中国的坏话，由此就催生了一种“文丐”的乞讨术——为取媚洋人专说中国的坏话并以此去求得学术地位和职业利益。这个追求低投入高产出的聪明“学术策略”，后来逐步地挪移到中国本土，还日益发展为一种显学。不过，周雪光教授成绩多多，应该能够对此有所超越。

五、小结：目前能够看到的问题在哪里

　　就目前已有的信息判断，有关行政决策过程确当与否，缺乏必要的信息去展开分析。而不恰当的确诊标准，导致传染性界定以及误判问题严重性，显著地妨碍了技术决策的出台——专家们的傲慢和任性带来严重恶果，是目前披露信息足以支持的判断。说专家们不行，这还不是孤证，国内科学界在武汉疫情期间热衷于借机发表英文论文，而不是把研究成果优先用于抗疫实践，在海外就激起了严重的非议。不管是在研究方面，还是在技术决策环节，专家们的问题都相当明显。

　　对于专家和专业化的过度信任与期待，算是中国告别毛时代的一个显著改变。但是，在专业内部的信息与知识积累进程中间，武汉疫情检验出一个极度扭曲的现象：有名气的专家们具有过高的垄断地位与任性特点，极度忽视一线医生的经验和意见。

　　顺便说一句，毛时代的卫生防疫工作，要求体现“专业技术队伍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毛后时代有过一段“防疫站”的过渡建制，依然要结合政府指导下的群众性预防工作——当然其实际效果是与时俱退的。今天，防疫的技术职能及其行使方式的根本性改变——改由专家垄断并狭隘化其职能——仅仅针对具体的烈性传染病且由专家垄断地行使技术决策职能，相关规则还由一部专门法规进行明确划定，这些都是一部分中国人心目中间“现代化就是美国化”理想的落实，从防疫站到疾控中心的行政建制与职能设置改革，从名称到内容都是抄袭美国的结果。

　　应该说，专业化和分工，寄托了现代社会中间人们对于专业学术素养的期待，但其良好地发挥作用，并不是无条件的，这还需要必要的建制条件，这一次疫情检验的结果是：专业人士及其依托的建制条件都问题多多。如何理顺相关的障碍点，老田作为非专业人士，并不具有太多的发言权，理性态度就只能够选择拭目等待了。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六日

【附录一：周雪光：新型冠状病毒暴露了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根本性张力】

　　更新时间：2020-02-14 11:55:52

　　作者： 周雪光(进入专栏)

　　按：本文为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周雪光教授接受的最新采访的译文，在该采访中周雪光教授对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的蔓延的成因进行了组织社会学的分析。在访谈中，他认为正是由于中国国家治理中存在的“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深刻张力，以及信息的不对称是此次肺炎危机蔓延的重要原因。访谈中，他还谈及了他对中国国家治理的思考，以及他近期学术研究的方向及成果。原文链接在斯坦福大学官网上，文末附有英文链接。

　　问：新型冠状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数在中国大陆继续上升，同时人民对政府应对疫情的反应感到愤怒。这场危机对中国政府有何影响?

　　答：这不仅是一种新型病毒的爆发，也是中国治理结构失败的表现，这场危机暴露了其官僚体制的不足。虽然任何政府在处理新的流行疫情的爆发都可能准备不足，然而，据我们目前所知，新型病毒在疫情爆发前几周已经在武汉被发现，但各级官僚机构没有发挥作用，有关部门也没有进入高度警觉。

　　我不会把责任归咎到地方官员身上，因为他们遵循了以前同样应对危机的模式。由于文化和政治原因，他们最关心的是在春节前几周和每年省人大会议之前平稳运行，并保持局势稳定。这种应对模式已经在中国官僚机构中已建立了多年。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错误行为暴露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弱点。我们可以想象，中国其他省份和城市也都也发生过类似的卫生危机和其他问题，因为官员们都有着相似的心态。这些问题不是发生在个别官员身上，而在于整个官僚机构都被命令以这种方式应对这些不和谐的信息。

　　我希望这场危机能成为一个转折点，这种情况下的危机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足以使他们意识到需要改变的情况。我希望它使政府必须改变其决策过程、透明度以及对社会的开放性。中国现行的治理机制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执行机制，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信息汇集和传递机制。因此，即使如新型冠状病毒一样丰富的信息，但它也没有从地方到高层的有效信息传递。中国现行体制无法应对国家广袤领土和庞大的、异质人口的大量信息。事实上，高官们试图保护自己并过滤信息，而不是公开处理他们无法应对的信息规模。

　　问：自从冠状病毒爆发以来，你对中国治理的研究有了浓厚的信息。请谈谈你更多的研究内容。

　　答：十多年来，我一直在中国做田野调查，并用以中文的方式发表了这个主题的文章。2017年我在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名为《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项组织学的研究》。本书的主题是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在各种治理问题上的关系。中国国家治理中充满了分歧和挑战，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已经暴露了这一点。

　　该书出版后六个月内，这本书在中国被“取消发行”并禁止了再版，出版商把版权还给了我，所以我制作了一个可以免费下载的电子版。自从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后，几天之内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就有近4000次关于分享这本书的内容，我曾讨论了十多年的一系列议题突然变得高度相关。一方面，我对这件事的出现感到悲伤：有时你不希望你的预言成为现实。但我也觉得自己是清明的。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研究一些我认为基础性的但并未被完全理解的东西，而现在我过去多年来提出的论点突然间被广泛讨论并产生了影响。而我正在写这本书的英文译本。

　　问：你讨论了一种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基本张力，这张张力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显现的?

　　答：由于中国庞大的治理规模，中央集权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央决策与地方政策执行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了权力集中与有效的地方治理之间的根本紧张关系。矛盾的根源在于：权力集中的程度是以牺牲地方治理的有效性为代价的。也就是说，权力的集中使决策权和资源远离了那些在问题解决中拥有更准确信息和能力的层级。反之，地方治理能力的增强意味着地方权力的扩张，往往导致(或被解释为)偏离中央，从而构成对中央权力的严重威胁。

　　在新任领导下的几年里，中国经历了巨大的中央集权。这就是地方政府失效的原因，地方缺乏自主性和主动性并推脱责任。其结果之一是，信息从一个治理层级过滤或被阻塞到另一个治理层级。问题每天都会出现，但却从来没有被媒体或公众关注过：其中就有有事故、犯罪、腐败，虽然也有人抗议，但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是一个当局无法简单掩盖的极端案例，因此我们暂时通过社交媒体和其他非正式渠道听到了更多的声音和批评。

　　我希望这场危机能成为一个转折点，让中国社会认识到，信息的有效共享对中国社会安宁的至关重要性。有时我会通过微博上的个人页面发布书评、评论以及对各种话题的看法，前段时间，我在看了HBO拍摄的《切尔诺贝利》剧集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思考切尔诺贝利灾难。这些都是信息失误，与武汉现在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自从病毒爆发以来，我的这个帖子在中国社交媒体和其他各种渠道已经被多次分享。

　　问：中央集权和有效治理之间这种根本的紧张关系对中国的未来有何影响?

　　答：历史上这种紧张局势造成了集权和分权的循环。分权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效益，并推动了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事实上，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和改革的是由分权所产生的，正是它使中国取得成功。但是，权力下放对中央政府构成了威胁，因此它又回到了权力巩固的状态，正如我们过去几年在新的领导人领导下所观察到的那样。

　　其次，资源和决策权越是向上集中，地方治理的有效性就越低。这表现在地方政府缺乏主动性，反而给中央政府造成负担。中国经济的放缓已经给中央政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现在，随着控制新型冠状病毒蔓延，中国经济几乎是在接近停滞。经济停滞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它将是多么严峻，以及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

　　因此，我认为，中国要经历另一个权力下放阶段只是时间问题，但这也可能只是一个永久循环的另一部分。除非中国将挑战转化为政治行动并对治理的制度基础作出根本性的改变，否则这一循环将继续下去。然而，这种改变将涉及中国的官僚体制和官方意识形态，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不太可能发生。

　　问：你对中国官僚体制的研究有什么发现?

　　答：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在做田野调查，研究中国官僚体制的内部运作机制：观察地方官员在解决问题、危机管理、政策执行方面如何表现，以及与上级和下级官僚机构之间的互动。关于中国政府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在地方层面(自下而上的视角)和中央层面(自上而下的视角)是如何运作的，我已经提出了一些理论模型和论点。

　　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我已经在研究江苏省官员的职业流动模式。江苏省是中国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上海。我现在有一个数据库，包含了超过40000名官员的50万条记录，详细记录了他们从1990年到2013年的职业生涯，该项目揭示了许多与中国官僚机构和治理有关的重要议题。例如，党和政府的双重权威是中国党与国家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我们可以从人事管理的角度来考察这一现象的关键性特征，即官员是如何在党与政府不同岗位上流动的。我们将有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

　　这个项目的另一个方向是我所称之为“层级空间流动”的研究，这意味着只有少数官员能够越过官僚阶梯的行政管辖权，从而进入下一个更高级别的行政管辖权，而大多数官员一生都是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生活的，官员流动的两级分化，与空间流动性和地域流动性形成鲜明对比，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地方都有密集的社交网络和强大的边界。中国官僚体制中的这种分层流动对理解中国的治理方式有着巨大的影响。例如，地方网络的强大相互保护与其直接权力机构的官员有着密切的联系，导致地方政府在应对危机或与上级互动时“共谋”，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未能成为流行病就是其中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