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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为何特别需要重读毛主席延安文艺讲话

2020-2-20 23:3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3777| 评论: 0|原作者: 陈先义|来自: 新军传媒

摘要: 重新学学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吧,我们会明白很多道理,不仅教人怎么写文章,而且教人怎么做一个人民的文艺家。这些年,一些人完全用歪曲的办法对讲话解读,他们可能连一遍都没有读过。
重新学学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吧,我们会明白很多道理,不仅教人怎么写文章,而且教人怎么做一个人民的文艺家。这些年,一些人完全用歪曲的办法对讲话解读,他们可能连一遍都没有读过。现在趁着宅居工夫,补补课,就会明白,毛泽东主席本来是怎么说的,我想会大有裨益。

【本文为作者陈先义向察网的投稿】

陈先义:今天为何特别需要重读毛主席延安文艺讲话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马上就是八十年了,但是今天在这个全民抗疫的特殊背景下,我备加感觉需要重新阅读,因为这个讲话具有特别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说明白了,今天我不是来专谈理论问题的,我要讲现实。如讲理论,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这个重要讲话,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艺、理论等各个方面,都是世界文艺理论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文献。这铁的事实,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实用主义方法去解读,都不能改变它是我们永远遵循的文艺方向。现在这样,将来依然如此。这些年许多错误的解读,那是过眼云烟,经不住历史检验。

在延安《讲话》论述文艺各种关系时,毛主席有一段特别著名的论断,那就是关于“歌颂与暴露”。开会时,围绕暴露与歌颂的话题,争论很激烈,当时参加会议的朱德总司令听到一些非常错误的发言,几乎愤怒地站起来,不指名地加以批评,因为他特别不赞成萧军几个人的发言,这几个人当时不同意为红军和共产党写歌功颂德文章。朱德说:“共产党、八路军有功有德,为什么就不能歌功颂德。对延安有意见,看共产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写的尽是负面的,这还是共产党的文艺吗?是的,我们确实太苦了,但是比起我们过雪山草地的时候,我们已经上了天堂了。有人说,重庆吃的住的穿的比延安都好。但是我告诉你,那再好,是人家的呀,延安的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呀,你不能因此就骂延安哪!”

最后毛主席总结讲话,就歌颂与暴露作理论阐述,他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会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说到这儿,毛主席话锋一转直接批评:有些人对人民的事业,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冷眼旁观、毫无兴趣,他只关心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这种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根本不愿意歌颂人民,更不愿意在大战背景下为人民鼓舞斗志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蠢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人。

我之所以大段复述了毛主席这段著名的论断,不是专门回顾历史,这一切已经被历史证明毛主席的马克思主义论断极其严谨精确。我是说,毛主席八十年前的讲话和批评的问题,今天与历史如出一辙的正在重复。并且与历史几乎一模一样在演绎抗战年代歌颂与暴露的老问题。所不同的是,今天与延安相比,有的人还更加直接,反对歌颂人民、歌颂英雄、反对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抗疫斗争的宣传导向,甚至比当年反对歌颂人民和八路军的情况,还要直言不讳。

并非危言耸听,在疫情形势严峻,社会充满恐慌的时段,人民是需要树立信心,是需要鼓舞斗志的,但就有那么一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公开利用各种机会发表文章,表示对那些歌颂英雄的文章不感兴趣。公开呼吁报纸不要刊发这样的文章,发什么呢?要发鼓励骂街的文章,鼓励不满的表达。这里某些人说的骂街,绝不仅仅是对工作的批评,而是要借助群众的某些意见,搅乱整个舆论场,好像越乱越好,这与善意的批评和寻找灾难原因完全是两码事。最明显的标志,当主流媒体出现歌颂一线抗疫战士、歌颂科学家们的优秀事迹文章时,有人毫不犹豫指责这是马屁文章,这是“洗地”文章,甚至说“湖北不需要歌颂”“武汉不需要歌颂”。这让有的主流媒体无所措手足。这时候,有些带有谣言的东西也满天飞,弄得有关部门不得不列出辟谣专号。谣言漫天时,人们不知道听什么,信什么。于是加剧恐慌心理。很多内容都是让人听后丧气的八卦。就不再复述了。

在媒体表达方式多样化的今天,人们发言意见的空间与延安时期已经天差地别。但不管多么纷繁复杂,概括起来,用思想形态划分,无非两大类,一类是主流的舆论,直接为全民抗灾服务,比如包括很多自媒体在内的大量文章,它让人民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在大灾面前如何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与病毒进行坚决的斗争。许多画面和故事可以说可歌可泣。这大大鼓舞着广大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战胜大灾的信心和决心,比如那些盖满红手印的请战书、那些悲壮出征的图片,那些在国家危难时奋勇向前的英雄,那些夜以继日艰苦战斗的科学家,等等,人民群众正是通过这些宣传,坚定了信心,减少了恐惧,奋勇抗灾。许许多多的故事,大涨人民的士气。比如,几天之间建起的火神雷神山医院,比如各省援助湖北的浩荡队伍,比如自己还没有脱贫,却想办法援助湖北的山区百姓。无数催人泪下的故事,感动了整个国人。这类文章中,也包括对大灾原因的追问和思考,对官僚主义毫不留情的批评,对各种领导机构的行动的有效监督,等等,这都是我们宣传舆论的主流。

但是,第二种情况就不一样了。有的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各种媒体,夸大恐慌情绪,制造各类谣言,甚至编造一些假照片、假新闻来煽惑人心,让老百姓感到这是世界末日来了,甚至把这些原因都归于政府,扩展百姓已经有的负面情绪,甚至与香港港独势力“谣翻中国”的行动直接呼应。大量谣言被港独那个“谣翻中国”的所谓“文宣组”广为传播。当然这属于与人民为敌的对立行动。

还有大量的源于我们内部,有人完全不是提善意的有建设性的建议,而是看不见人民抗灾的巨大成就,为写黑暗而写黑暗,为写恐怖而写恐怖。为了追求点击量,专发耸人听闻的马路新闻。这不仅让我们想起范长江当年的《中国西北角》,那也是每一天的日记,但却鼓舞了千百万老百姓认识红军,认识中国共产党。那是给人民壮士气的。但我们有人却专门以写见闻的名义,却专写写死亡,写恐怖。比如,有的媒体公开声称,湖北武汉不需要歌功颂德,要真相。在这种背景下,只要媒体宣传了一个抗灾典型,立即就会被嘲讽,立即就会出现关于这个典型人物负面故事。甚至连正在一线工作的科学家们也不得安宁。有的以报道实况名义,写火葬场、太平间,写百姓的骂街,写各种恐怖的画面,按照他们的话,这才叫吸人眼球的新闻。有的老师在学生课堂上公开煽情说,他坚决反对关于春天即将到来的说法,说冬天你以为能走出去吗?这样一种悲观的近乎对孩子们恐吓的语言,与抗灾的主流宣传格格不入。却在网络被迅速热炒。有的人身为作家,却公开发表文章说他没心思写作,他每天就是恐怖。他最感兴趣的话题,是一个病故的妈妈,灵车后边是女儿撕心裂肺的追着喊叫。等等,还有人公开说,他对那些先进事迹毫无兴趣,说这是政府把丧事当喜事办。等等等等,一句话,一种反对歌颂,反对正面给人民鼓舞斗志的言论曾经甚嚣尘上。弄得有的媒体表扬先进人物都畏手畏脚。在近似战争背景下,宣传怎么做,是国家大战略的一部分,是关乎胜败的。不然的话,宣传变成了一个混乱的卖场,打仗还有不败的。

今天,面对这种情况,如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健在,他们会拍案而起的。如果你不歌颂不赞扬我们那些冒死去保护人民的英雄,而是一味指责,那要你这样的文艺家干什么?对这次重大灾情,我们确实需要反思的,我们需要惩罚种种官僚主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但是眼下,战胜灾难和恢复生产,尽力给国家减少损失,这是第一位的。而不是把社会热点引导到其他方面。让我们遗憾的是,在这次灾难面前,作家缺席和失职的现像已经引发了社会的极大关注。有人直接了当问道,为什么灾难面前,作家艺术家要么缺席,要么表现失常。说白了,我们有些作家,这些年来,习惯于写负面,受写黑暗获得国外大奖的个别作家的引领,不再会写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他们只关心怎么把一场人间苦难写成一部畅销书挣钱,关心怎样用写我们的失误换取洋人的欢欣。一句话,他们要写社会的人咬狗,他们已经不习惯写老百姓的阳光一面,更不习惯写我们社会的巨大进步,这样也就看不见人民和社会道德潜在的积极力量。有些获大奖的让老百姓看不懂的灰暗作品,起了极大的示范作用。这次大灾之后,我想文艺领域,应该值得深刻反思。

其实,我们生活中,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深刻发掘的东西。比如前几天,火神山医院结束工程,有关部门给大家发工资,但很多农民工表示坚决不要,说十来天管吃管喝,已经很知足,武汉乡亲遇到大灾,我们也得表示一下。就这样淡淡的几句话,是一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工说的。我敢说,这些靠卖苦力养家糊口的农民工兄弟,他们根本不懂得做什么秀的,更不懂得上什么新闻,但他们心里,拥有我们很多知识分子所缺少的美的品格。我们应该去发现,去开掘,去表现。中国人当然也包括中国大批的党的干部,向往崇尚善良是主体。像某些在世界获奖的那些小说把中国人描写的那么阴暗那么污浊,完全不是中国道德的主体。我相信,所有的同胞都会对我们这个民族有这样一个自信。

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称谓,中国作家应该是社会良知的代表。我们应该像党中央对我们要求的那样,把人民放在心中,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创作以获奖为目的,更不能为了在外国获奖,便丑化自己同胞,丑化自己的国家。

所以,我还是要说,重新学学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吧,我们会明白很多道理,不仅教人怎么写文章,而且教人怎么做一个人民的文艺家。这些年,一些人完全用歪曲的办法对讲话解读,他们可能连一遍都没有读过。现在趁着宅居工夫,补补课,就会明白,毛泽东主席本来是怎么说的,我想会大有裨益。

【陈先义,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国家重大题材影视作品审查专家组成员。原籍河南兰考,北师大毕业,曾任后勤学院教员、解放军报文化部主编,2011年退休,现从事重大题材文艺研究。著有《为英雄主义辩护》《走出象牙之塔》《捍卫我们的英雄》《追寻丢失的精神》等十余部,另有报告文学、散文集《横槊东海》《战神之恋》《在统帅部当参谋》《中国军人看世界》等作品。其作品曾多次获中国新闻奖政府一等奖,全军文学创作一等奖。曾获全军具有突出贡献拔尖人才一等奖。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新军传媒”,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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