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 走向威权主义

威权新自由主义的崛起

　　新自由主义民主的解体看来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在欧元区的外围国家(例如希腊和意大利)，合法的民选政府从办公大楼中公开被驱逐，由所谓的无党派技术官僚所接管——这群人实际上是愿意努力维持现状的经验丰富的政治操盘手。随后，当选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面对压力，不得不放弃了一直承诺的采取非常政策应对债务危机的主张。然而，问题最终还是波及了北约的核心国家。脱欧公投在英国获得通过;特朗普在美国当选;勒庞的国民阵线到了法国总统选举终选阶段才为马克龙所击败，而后者也属于非常规政治家，其领导的新党派与新自由主义者有牢固的同盟关系。民族主义和本地人至上的民粹主义在澳大利亚、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抬头。在欧盟的整个东部外围地区，极右翼势力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排他、仇外纲领为基础，势如燎原。与此同时，在全球的外围地区，威权主义的领导人和运动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手段纷纷上台，而不合作的政府则被迫或半被迫地下台。这些新当局都不约而同地采取更加公开的压迫和种族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统治形式，并以“民族”价值和财政紧缩的笨拙混合为自己辩护。

　　在欧洲，许多传统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发生了分裂、缩小甚至内爆，例如希腊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主流的保守主义政党看上去要更为稳固，部分是由于其立场与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更接近，部分是由于右翼一贯擅长施放民族主义的烟幕弹来掩盖其核心纲领，以保持权力。但即使这些政党也开始鼓吹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色彩日益浓厚的纲领了，因为其核心选票已经受到了新兴的民族主义政党和新法西斯运动的威胁。考虑到过去二三十年激进左翼在选举中的惨败，整个政治光谱毫无疑问是向右移动了。

　　新自由主义这种特殊的威权形式的崛起，究竟是短期的政治反常，即在遭到必然的失败后就会迅速恢复到新自由主义的中右翼政治“常态”，还是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呢?答案都是否定的。相反，威权新自由主义这种症候是其深层疾病的反映：民主制度解体;经济危机在“结构性改革”后仍未被克服，而是向其他领域蔓延;人民群众被政治系统排斥，在现有体制内没有发言权;极右运动煽动大众的不满情绪。种种迹象表明，在极右翼的领导下，新自由主义内部已经出现了新的霸权阵营，并开始巩固。

　　这个刚刚形成的霸权阵营是建立在广大“失败者”的痛苦的基础上的。他们的痛苦之所以能为极右翼所利用，是因为以相近的物质(经济)条件为基础的集体归属感和可能的团结行动已经被销蚀;工人的阶级文化衰退，组织动员能力下降。结果是“失败者”物质上的苦难，和他们对政治系统无所作为的愤怒，成了政客、右翼势力和媒体攻击一些社会最底层群体(移民、少数族裔)的武器，日复一日地挑动着社会的敏感神经。医保、教育、住房等问题，一定是比我们更穷的人的错，是他们把本属于“我们”的东西“抢走了”;而更宏观的去工业化、失业、去技能化，则一定是其他比“我们”更穷的国家的错了。

　　这些反动观点对进步形式的集体身份认同，必然有毁灭性的杀伤力。然而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在反对腐败和支持民族主义这两点上，左翼和右翼两派竟似乎颇有共同语言。这是因为，反对腐败是新自由主义框架下唯一合法的反抗形式，而民族主义则是新自由主义框架下唯一被允许的共同身份（虽然极易滑向种族主义）。于是，本来的左翼诉求才为右翼的话语所挟持，表现为“本地人优先”的民粹主义。

　　于是在人们看来，腐败从上层破坏经济，素质低下的穷人和移民从下层腐蚀经济，而其他国家则从外部攻击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系统性缺陷被说成是某些特定个人和国家的“不诚实”“耍诈”行为所致，很好地掩盖了积累系统的问题。民族主义为“人民”提供了一个发泄痛苦的渠道，重新肯定他们“与生俱来”的美德和凝聚力。这些东西被用来支持其诉诸“常识”的反动纲领。推动这些纲领的所谓“强势”领导人标榜自己能“说真话”，可以代表“人民”，能够靠意志的力量“办成事”;他们常常号称自己的商业头脑对政治决策有助益，而在意识形态上则在大男子主义和创造“新人类”之间无缝衔接;他们宣称，要扫除既得利益、腐败政客、自私官僚和腐朽制度这些破坏“我们”国家、伤害“我们”人民的障碍，必须靠他们个性特征的长处，而且只靠他们的个人长处就够了。

　　威权新自由主义领导人政治上的权力和地位，与先前的政治现象只有表面上的相似性。他们在经济、社会或政治议程上的活动，不是为了打破旧的秩序、建立资本主义更先进的形式，所靠的也不是在阶级对立的暂时妥协中获得的权力。相反，他们鸡犬升天靠的是狡猾的计谋、昂贵的竞选广告、精心设计的愤怒言论、有意的蛊惑煽动，甚至于暴力。他们的目的是推动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纲领，大本营是试图用国家机器碾压反对者的保守主义势力。他们不仅仅是新自由主义条件下的“民粹主义者”或波拿巴主义者，更是钻了各个国家新自由主义链条空子的妖言惑众者、骗子手、欺诈师和机会主义者。在他们更右的政治光谱上，活跃着更加危险、好斗、暴力的号称代表“失败者”的运动。威权新自由主义逐渐演变成一股物质力量。这反映出，失败者面对毫无疑问已经壅蔽不堪的政治系统，越来越绝望地寻找捷径;而对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已经厌倦的人们，则试图巩固对“外人”的优势。

　　威权新自由主义的悖论在于，它为政治的人格化提供了条件。“强势”领导人崛起，如脱缰之马，“稳住”了社会的中间机构(比如党派结构、工会、社会运动和法律)。这些机构强烈地忠于新自由主义，想要扩大其自身权力，为此甚至不惜通过推动可能损害其自身政治基本盘的社会和经济议程。这些领导人的政府毫无例外地推行激进版本的新自由主义。他们对任何形式的反对加以攻击，直接或间接地推动更大规模的、更不受约束的全球化和金融化，并将更多的权力交给支持他们的新自由主义精英。社会进一步分裂，工资下降，税收更加“劫贫济富”，社会保障瓦解，经济更加不平衡。群众的沮丧加剧，酝酿出进一步的不安和不满。威权新自由主义生来就是不稳定的，只会使极右翼的势力更庞大，野心更膨胀。于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就从内部被腐蚀，现代形式的法西斯主义开始在早已准备好的肥沃土壤上蔓延开来。

结语

　　我们认为，新自由主义已经陷入了其自身的三个悖论。经济悖论是它创造出有利积累的条件，却又完全无法利用;政治悖论是新自由主义民主的巩固，威胁其政治霸权秩序和合法性，导致“强势领导人”支配的反体制运动盛行，政治光谱整体右移，极右势力抬头;威权新自由主义的悖论是，政治领导人一面支持最极端的新自由主义，一面想巩固权力，但其政府强制推行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纲领损害了其基本盘。

　　新自由主义作为政策体制和社会统治的形式，已经无法为普惠的经济繁荣提供稳定的条件，而是为新的社会不稳定和更赤裸的威权主义当局的产生埋下伏笔。但这些威权主义的政治形式也同样无法保持稳定，这就为新法西斯主义登场搭建了舞台。面对新自由主义国家日益加剧的政治经济不稳，新法西斯主义必定大有市场。由于没有强有力的左翼政治制衡，新自由主义可能进入一个长时间的政治危机阶段：在全球化时代，却开始越来越反贸易;在金融化的后果已经被认识到的情况下，却继续倾向金融资本;在人员流动前所未有地活跃的时代，却反对移民;在资本积累极度依赖国际政策协调的情况下，却煽动民族主义;等等。然而，以上这些冲突和矛盾，并不会自动地使新自由主义为一种更先进的积累系统所取代。

　　所以，威权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原发的现象。威权新自由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为了抵御左翼的进攻而产生的(对比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产生)，也不是在国际生产整合程度很低的时代产生的(对比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尽管有新的威权主义的形式，但其本质上仍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它表达了在新自由主义下，面对被掏空的民主，面对由于失去合法性而再无力承担改善经济、凝聚共识职责的国家机器，无组织的“失败者”爆发出无明业火。从短期看，威权新自由主义崛起于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失衡——失衡先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然后是由于用进一步加强金融化的手段来应对危机。从长期看，它产生于新自由主义下生产结构重塑、社会再生产和政治代表结构的矛盾。威权新自由主义不再是在国际国内与体制的强敌对抗，而是打着反对腐败、不公和特权的幌子，专门欺负弱小，移民、难民、“不配享受福利的穷人”、女性等都是其目标。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应当怎样应对新自由主义的退步、不稳和限制?一些左翼对凯恩斯主义仍然心存幻想，将其视为恢复有利的经济社会条件的药方。尽管提高税收，对贸易、金融和资本流动加强控制，增加社会供给，进行有效需求管理，都可以缓解宏观经济目标的冲突，并在短期内改善经济表现和社会福利，但这些政策的效果是有限的，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的长期表现和更深层的全球经济的运行机制。然而就连这些政策也已经远远超出了新自由主义政治的能力范围。因此，即使现在有可能推出社会民主政策，其最终命运都将是为新自由主义迫在眉睫的问题所绑架。

　　任何的替代纲领都必须符合以下要求。首先，必须体现左翼传统的平等观，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促进劳动场所和更一般的社会领域的集体团结。其次，必须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无论是在实践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反复展现过很强的适应能力，因此取代新自由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任务，至少在社会、产业、金融和货币政策的斗争上，要走但也要超越传统的议会选举的道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为了超越新自由主义，必须在政治上把工人阶级重新组织起来。这三个急迫的要求可以整合在一起，广大群众的各种斗争都可以团结在使政治和经济的民主更加扩大和激进化的目标周围。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应该提出当前的最低纲领，包括社会生产的去商品化、去金融化(重点在医疗保险、交通、住房等问题);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重大问题，至少在环境、工业、能源等政策上，要提出鲜明的主张，因为即使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制定者，也不能对这些问题完全持不理睬的态度。我们面对的挑战是为替代的政策和动员形式在国家内部找到缺口和矛盾，并制定政策，以反抗金融资本和大企业对财富和经济决策不断加强的控制。

　　我们曾经短暂地瞥见政治进步的曙光，比如反新自由主义纲领曾在巴西和希腊短暂掌权，尽管其后遭受了惨痛的失败。最近这一线曙光越来越明显，比如桑德斯在美国的竞选，科尔宾领导的工党在英国得票增加。实际上，新自由主义从来没有如此摇摇欲坠，它的霸权也从来没有如此脆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曾经鼓舞政策制定者，但因其既未能预见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又无助于消除危机的长期影响，过去十年一直深陷焦虑和混乱之中。面对民主政治的危机，新自由主义的正统理论无能为力，其实践更是隔靴搔痒。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因此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在此条件下，左翼虽然受到了重创，但仍然拥有空前的历史机遇，以刷新组织纲领，重拾政治抱负，再次点燃社会主义理想的燎原之火。

　　作者：M.博佛[Marco Boffo]，英国利兹大学商学院研究员;A.萨德-菲罗[Alfredo Saad-Filho]，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B.法因[Ben Fine]，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

　　译者：汪家腾，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系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6期，译自加拿大《社会主义年鉴》杂志第55卷(2019年)，内容有删减。

　　① 关于新自由主义威权主义, 参见John Weeks, “Free Markets & the Decline of Democracy,”Prime, Feb. 4th 2018; 关于威权自由主义，参见 Cemal Burak Tansel, ed., States of Discipline: Authoritarian Neoliberalism and the Contested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t Order, Rowman & Littlefield, 2017。

　　② Andrew Clark, Jill Treanor, “Greenspan-I Was Wrong About the Economy. Sort of,”The Guardian, Oct. 24th, 2008.

　　③ Richard Dobbs, Susan Lund, Jonathan Woetzel and Mina Mutafchieva, “Debt and (Not Much) Deleveraging, ”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Report, Feb. 2015.

　　④ Pavlina R.Tcherneva,  “When a Rising Tide Sinks Most Boats: Trends in U. S. Income Inequality, ” Policy Note, Apr.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