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决定对物价和工资制度进行改革。国务院物价委员会提出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认为物价改革这一关非过不可。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用五年左右时间，初步理顺价格关系。1988年上半年，全国物价总指数连月大幅度上涨，7月份已达到19.3％。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第十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价格改革方案一公布，更引起城市居民的恐慌，出现多年少见的全国性抢购商品和大量提取储蓄存款的风潮。价格闯关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最严重的就是党内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事情越来越多。当时一吨盘条钢，计划价格800元，市场价格1600元。除了商品以外，贷款利率、外汇汇率都是双轨的。民谣唱道：“毛泽东的儿子上前线，林彪的儿子搞政变，邓小平的儿子卖彩券，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价格闯关还引起经济秩序的混乱，“十亿人民九亿商，大家一起骗中央。”
在社会不满增加的情况下，自由化分子空前活跃起来，指出经济改革陷入困境的原因是政治改革滞后。自1988年夏天以后，方励之等人批评政府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方频频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公开批评“四项基本原则”，从一个天体物理学家变成了一名活跃的政治鼓动家和政治活动家。1988年秋冬，北京一些高校里有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沙龙”。12月7日，金观涛在北京大学“未来中国与世界”的讨论会上说：“20世纪另外一个遗产是社会主义尝试及它的失败。”《新观察》主编戈扬以一位老党员的身份作证说：“金观涛对社会主义的否定不是太厉害了，而是客气了一点。实际上，现在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封建社会。它的头子必然是皇帝。”进入1989年，自由派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言论越来越大胆。1989年1月6日，方励之致电邓小平，要求大赦政治犯、释放魏京生。1月28日，苏绍智、方励之等在北京“都乐书屋”搞“新启蒙沙龙”活动。方励之在会上说：“现在中国主要是人权问题，需要行动。”2月4日，方励之等人在友谊宾馆举行“名人名家迎春联谊会”，方励之说：“希望企业家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取民主而斗争。”2月13日，由诗人北岛发起、陈军出面，联系了冰心、萧乾等33名知识分子发出了《致人大常委和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在建国40周年和五四运动70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3月8日，王淦昌、许良英等42名科学界人士联名发出《致赵紫阳总书记，万里委员长、李先念主席，李鹏总理并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国务院的公开信》，要求“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请责成有关部门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动教养的青年”。在这样的气候下，青年思想受到相当大的影响，1989年4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五校对师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作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是：学生中倾向于一党多派、两党轮流执政和多党制的占50.2%；21.8%否定社会主义这种社会形态；12.3%的人根本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青年人在失去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以后，又转向尼釆，转向萨特，转向弗洛伊德，转向新儒学。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
四、八九运动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引发学潮。4月18日，北京大学、北京经济学院等大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静坐，提出七点要求：第一，对胡耀邦进行客观评价(即否定1987年1月对胡的批评)；第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为在这两次运动中受害的知识分子平反；第三，公布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的收入和财产；第四，开放报禁，允许民间办报；第五，取消违反宪法的禁止游行的十条规定；第六，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第七，客观报道这次活动。后来提出要与李鹏对话。有工作人员出来接受了请愿书，但没有人对话。19日学生冲击新华门，这一天，北京市人民政府通告指出：一些人企图转移悼念活动的正确方向。北大的大字报上，有人提出“唤起工人大哥和群众的支持和参加”，“要明确目标，不要四面出击”，核心是“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要自由，要民主”。20日新华门清场，100多名学生被强行带上公车。21日吾尔开希等提出罢课主张，要废除学生会和研究生会的权力，各校相继出现一些临时的学生组织。25日，有些学校出现占领校广播站的事情，这天成立了“高校临时委员会”。
4月25日，邓小平听取了杨尚昆、李鹏等人的汇报。邓小平同意政治局会议对学潮的定性，即“在极少数人的操纵和策动下，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同一天，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召开《民主的困惑》讨论会，严家其说：“动乱是缺乏民主造成的，因为人民的呼声没有正常的渠道反映。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没有不是宣布为反革命事件，但后来都平反了。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都是如此。今天重温1976年是有意义的。今天社论的起草人还是1976年起草那个社论的人。”远志明说：“到什么时候了？还学术、学术。我们应当行动!”自由派头面人物纷纷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到各大学演讲，鼓吹“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
“4·26”社论发表后发上引发强烈反弹，学生游行，要求撤销社论，认为不是“动乱”。各校纷纷集会、抗议，都贴出大宇报，其中一条巨幅标语写着：《人民日报》骗人民。4月27日，几万学生游行，学生强烈要求政府收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这个政治结论，游行时也改变了策略，攻击、谩骂不见了，换之以“拥护廉洁的中国共产党”、“消除腐败，打倒官倒”、“和平请愿，反对动乱”等。4月29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与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座谈，但双方在社论的结论上互不相让，王丹等人不承认这次对话。
5月3日，赵紫阳发表“五四运动”70周年讲话，学生反应还比较积极，有缓和的迹象。5月4日，游行的学生由4.27的3万多下降到不足2万，口号有“弘扬五四革命精神”、“拥护共产党，振兴我中华”、“深化改革”、“腐败不除，国无宁日”、“人民政府人民监督”、“新闻要说真话”、“平等对话”、“上梁不正下梁歪，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等。在学生游行的同时，有数百名新闻工作者也走上了街头，组成了单独的游行队伍，很引人注目。他们的口号是：“不要逼我们造谣”、“新闻要讲真话”、“我们想说的不能说，我们想写的不能写”、“要求恢复钦本立的职务”等。游行结束，很多人开始对运动厌倦，打算复课。当天下午，赵紫阳在会见出席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二十二届年会的代表团团长和亚行高级官员时，讲到：“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他们绝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们对十年来改革和建设，对我们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是很满意的。他们要求纠正失误，改进工作；而肯定成绩，纠正失误，继续前进，也正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主张。”随后这个讲话在电视上播了三天。学生听到了赵紫阳的讲话表示欢迎。北京大学一位教经济的青年教师说：“这是一个温和的讲话，表明党和政府的诚意，会对解决目前的问题起积极作用。”李先念听了“亚行讲话”以后，立即给邓小平打电话，说中央有两种声音。陈云也捎话给邓小平，要他注意“亚行讲话”。5月8日，赵紫阳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六点意见：第一，尽快公布对四大公司审查结果；第二，取消副部级以上干部的特殊供应(75岁以上的除外)，公布副部长以上干部的经历和财产；第三，在全国人大设立专门委员会(万里建议称为“廉政委员会”)，专门审查副部级以上干部及其子女的违法行为；第四，制定新闻法，扩大新闻自由；第五，司法独立；第六，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进行。万里同意，李鹏反对。后经过删改，5月12日在《人民日报》一版以人大常委八次会议议程形式发表。
5月6日，23所高校的学生签名，向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国务院递交了《北京高校对话团请愿书》。请愿书中写道：“我们作为北京高校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奉着诚恳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态度，急切请求尽快同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就当前的学生民主爱国运动、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问题，进行真诚的建设性的公开对话。”“我们希望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和国务院的代表尽快同我们确定时间、地点，就对话程序、事宜进行协商，以利对话顺利进行。我们请求，根据新闻自由的原则，允许新闻界对这次对话进行采访，并向全国公开准确地进行报道(我们准备5月8日下午3时左右前来听取答复)。”但政府只愿意同全国学联、学生会对话，不愿意同自发的学生组织对话，因此，对话的事一直拖延下去。在学潮渐息的情况下，有人出新招：绝食。目的有：第一，要求新闻自由，取消报禁；第二，促使政府与学生对话；第三，促进民主化进程。5月13日，高自联头头发起绝食运动，绝食口号是：“不是动乱，立即平反!马上对话，不许拖延!为民绝食，实属无奈！世界舆论，请支持我们！各界民主力量，请支持我们！”绝食的学生由开始的三四百人发展到三千多人。从5月初开始，报纸、电视公开报道学生的活动，外地高校学生大量进入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参加首都学生的示威活动。天津5000多名学生骑自行车到北京。声援学生的游行队伍越来越大，接连几天都是一两百万人的大游行，除了学生，工人以外，还有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部门。如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编译局、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教委、中国科学院、国家海关总署、国务院直属机关、国家体改委等。这些单位的职工都打着写着这些机关名称的巨幅横标，特别引人注目。如海关总署的大横标写着“官倒走私铁证如山”，有很大的震撼力。其他口号还有：“工人工人，学生后盾；总理不理，工人不许”“白猫抓权 黑猫抓钱—35中教师”“官倒不倒，人民不饶”“我们不是邓家军，也不是杨家将，更不是镇压人民的宪兵——几十名年轻军官”“中国专利营养秘方：50少年，60青年，70中年，80正当年—中国专利局”等。5月16日，戈尔巴乔夫访华，赵对戈氏说：“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示。”此后，游行中攻击邓小平的横幅增多，例如“党要总书记，不要太上皇”、“垂帘听政误国害民”、“天塌下来，小个子也逃不掉”等口号。5月17日，北京声援学生的群众游行规模空前，全国除北京以外还有27个城市的170所高校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的绝食学生。赵紫阳、李鹏、姚依林、胡启立，乔石、杨尚昆、薄一波到邓小平家开会，邓小平表示，已经没有路可退了，只有戒严，动用解放军平息动乱。5月18日，广场上绝食的学生已有几百名被送往医院。北京出现几十万人大游行，产业工人居多，同一天，外地上街游行的学生超过了50万。5月19日，赵紫阳和李鹏到广场上看望学生，李鹏讲：“赶快结束绝食，接受治疗。”赵紫阳对学生说：“我们来晚了。”“学潮的性质、责任问题终究是可以解决的。”“你们要保重身体，你们年轻，来日方长。我老了，无所谓了。”这一天，天安门出现署名为“北京市工人自治会筹委会”的《首都工人宣言》的传单，称“要中央接受绝食学生得来那两条要求，否则24小时全市工人罢工。”
矛盾越来越激化，邓小平决定出动军队，19日晚上决定对北京实施戒严。但是，从5月19日宣布戒严时起，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百万群众堵军车的情况，执行戒严的部队被群众堵在三环线以外，不能进城执行戒严任务。市民自发去堵截军队，高呼口号：“反对暴力!反对军管！”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古城、清河等所有军队进城的路口都被群众堵住，在各个路口都设有路障。军车被成千上万的群众围住，群众为战士念《科技日报》上报道学生绝食的文章，和战士谈话，劝他们不要镇压学生，还有的向战士讲述党内腐败现象。戒严令宣布不让游行，不让集会，不让演说；现在广场上学生照样集会，还有大量外地学生涌进北京，参加游行的人比原来还多，演说者的言论越来越激烈。5月20日，学生由绝食改为静坐，提出了“还我紫阳”的口号，搞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希望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罢免李鹏的职务。群众大规模游行，口号有“李鹏强奸民意”、“小平下台，回家打牌”、“坚持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四项基本原则”、“一人掌权、集体负责、群众遭殃”等。地铁出口都被学生组织的“敢死队”和成千的市民围住，防止军队从里面出来。天安门广场已经断水，市民们源源不断地把水送到广场。当晚广场上，“工人敢死队”、“市民敢死队”、“工人纠察队”、“市民纠察队”等队伍排列整齐开进了广场。5月21日，高自联对“是否撤离天安门”进行投票，主张撤离的占多数。但由于幕后人物的干预，没有撤离。天安门广场成立了临时指挥部。5月22日，丰台区大井附近群众和武警发生冲突，武警试图驱散围军车的群众，双方都有动手。下午“首都工人自治会”的横标出现在广场上。5月23-25日，游行继续，口号变成：“反对军管”“戒严军管，动乱之源”“罢免李鹏”等。5月25日晚，李鹏接见几国大使的新闻联播上，告诉外国人中国大局已定。5月26日，北京学生大部分撤离广场，把地方留给外地的进京学生。天安门广场上北京的学生很少，外地学生也是走的多来的少。当天陈云在中顾委常委会上讲话：“关于反对动乱问题，我讲两点意见：第一，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第二，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5月29日，部分学生开始复课，也有很多高校提前放假。但是广场上出现了香港“捐送”的帐篷和民主女神像。5月30日，“筹委会”广播站称，公安部门抓了“工自联”一名负责人，于是北大约200人去游行，但响应者寥寥。北京市政府组织郊区农民游行，喊“制止动乱”、“拥护李鹏”的口号，和学生游行唱对台戏。6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一、动员学生回校，学期考试按规定进行，对不及格者按规定处理；二、对幕后策划的极少数人要揭露，采取果断的措施加以制止；三、维护社会治安，对打、砸、抢分子决不手软；四、加强舆论导向；五、共产党员在稳定局势中要发挥作用。”通知说，天安门前有126所外地大学的学生，要求各省采取措施让他们回去。6月2日，刘晓波、侯德健等四人到广场上搞第二轮的绝食，吸引来上万人围观。
6月3日晚，北京电视台反复广播市政府的《紧急通告》：“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工作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但群众和政府的对立情绪更严重，政府越不让出来，出来的人越多。西长安街两边的人行道上，摆满了自行车。当晚，部队向市区开进。11时，部队接到命令可以鸣枪示警，强行开进。有的地方还释放了催泪弹。6月4日凌晨4：30天安门广场开始清场，5：30结束，清场中开枪是为了打掉指挥部的喇叭，期间没有造成人员死亡。6月6日，官方统计死亡人数近300。6月8日，北京已经平静，部队开始清除路障，打扫垃圾。
6月9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认为“4•26”以前发生的是动乱，以后发展为反革命暴乱，肯定了平息暴乱的功绩。邓说：“《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把问题性质定为动乱。‘动乱’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为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6月23日到24日，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撤销赵紫阳职务。
五、基本结论
两个基本结论。第一，关于对群众运动的态度。马克思在评价1848年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镇压工人的六月起义时写道：“秩序！——这是基佐的战斗口号。秩序！——基佐的信徒塞巴斯提昂尼曾在俄军攻下华沙时这样高喊。秩序！——法国国民议会和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粗野的应声虫卡芬雅克这样高喊。秩序！——他所发射的霰弹在炸裂无产阶级的躯体时这样轰鸣。在1780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没有一次曾侵害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六月革命侵害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
改革开放以否定群众运动为前提，同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相似，他们高呼“法制”的口号，取消了大民主，反对群众自我组织，实行物质刺激与政治冷淡主义，拱手将青年学生和群众的政治热情送给了自由派。
学生运动本身并不是反社会主义的。根据毛泽东的讲话，1956年石家庄有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组织示威游行，甚至打出了“打倒法西斯”、“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等反动口号。在70个学生代表中赞同反党口号的只有十几个，另外五十几个人反对；在四千学生里头，大部分都不赞成。反动分子只有几个人，学生的主体是拥护共产党、赞同社会主义的。正如毛所说：“那些坏人在搞所谓大民主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八九运动也是如此，尽管一小部分学生领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但学生运动的要求与少数自由化分子的要求截然不同。从“4·18”伊始，学生提出的要求就不是否定社会主义，而是要求民主权力，这些权力要求普通民众能够参与政治活动，大多属于大民主的范围。其中“公布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的收入和财产”直接触动了当权者的利益，现在反而再次成了左派的口号。“4·26”以后，学生运动方向更加明确，变为反腐败、反官倒，也提出了拥护共产党的鲜明口号，但此时当权派坚持“4·26”立场不变，使赵紫阳等投机分子捞足了政治资本。“5·13”高自联头头发起绝食运动，其目的是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但这并没有影响运动的主导方向，随着工人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的广泛参与，运动的对象鲜明的指向了官僚主义者和特权阶级，群众要求惩治官倒、要求获得参与政治的权力。
“5·19”宣布戒严以后，北京的市民空前动员起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阻滞军队长达半月时间，而此时学生运动已经逐渐步入低潮，工农群众成为运动主体。如果这一运动不被镇压，可以想象，运动目标都会更多地体现普通工农群众的要求，其方向就是社会主义和反官僚主义。毛早就指出过，“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就是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大民主”对付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对付的是阶级敌人，“这样的大民主，我们为什么不爱好呢？”“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而群众的觉醒与组织，正是特权者所害怕的。从改革派的角度看，“稳定压倒一切”，当底层群众从5月开始广泛参与运动时，邓就下定决心出动军队进行镇压。
80年代的老左派也是秩序派的一部分。他们的社会主义概念中，并不包括群众运动，因此他们捍卫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式并不是诉诸于群众运动，而是“清君侧”。他们亲自树立起邓的权威，抓住邓为了社会稳定的只言片语，打击忠实执行邓路线的胡、赵集团。胡乔木等人更是千方百计把打击政敌的话写进邓小平的讲稿，以此获得最高权威。其效果可想而知，清污运动只搞了28天，插手农村雇工问题被邓制止，“第二次拨乱反正”更是中途夭折。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掷地有声地说：“我叫一些人把帽子工厂快些关闭，帽子拿给我来戴。如果说把经济建设列为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心工作，就是走资派，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而且是走定了的。如果学习和借鉴工业国家的先进管理、先进经验、先进技术，扩大和搞活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在89以后，老左派继续延续这一方式，为领导人讲话做注脚，期待一代又一代的一把手左转，其结果也必然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老左派可以在86学潮将胡拉下马，可以借89运动除掉赵，但却改变不了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路线，扭转不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方向。他们反自由化的方式就是加强治理整顿，对群众施加法制和秩序，但这正塑造了瓦解社会主义的基础。既然在八九以后，对工农群众的管制更多，群众更无力反抗官僚主义者的统治，那为什么特权阶级不能把自己的权力变成可以传给子孙的财富呢？
如果毛主席来处理八九运动，毫无疑问，毛不会因为自由化的原因镇压群众。毛认为，“革命的群众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决定力量……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是区分无产阶级革命家与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个根本标志。”毛始终主张“专政机关不能干涉甚至压制，不能乱抓人”，“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毛还旗帜鲜明地说过：“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毛将站在底层群众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一场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他会支持群众的热情和创造，并随时了解群众意见、倾听群众对运动方针、政策的反映，马上“召开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专会”，传达正确的精神和说明运动的目的，“利用电影、幻灯、戏剧、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对于少数自由化分子领导运动的情况，毛一定会提倡学生同工农相结合，“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通过群众广泛参与反官倒、反腐败的运动，促进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扭转精英控制的运动方向。
对于群众自发的斗争形式和自觉的革命行动，正如列宁所说：“我们每一个革命者，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应举起双手，热情地欢迎它，坚决支持它。”社会主义本身是一种运动，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来源于千百万群众的觉醒，“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
第二，关于运动的后果。八九运动对中国社会形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对资产阶级。方励之曾经呼唤企业家“同先进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为争取民主而斗争”，而新成长的私有资本在八九中也曾试图问鼎政治。但经过八九的教训，他们清晰的看到了政权的力量，在特权者的卵翼之下才有发财致富的良好环境，因此通过资本家入党和书记变资本家，资产阶级以体制内的身份发展起来，并继承了压制劳工的政治遗产。八九之前的自由化分子，也纷纷摇身一变，成为政府官员和私有化改革设计者。其次对国企工人。80年代国企工人尚未受到明显的伤害，他们并不理解学生运动的目标和口号。八九之后的整顿，形式上为了捍卫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加强国家资本主义力量的一次尝试，它瓦解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工人如果想捍卫社会主义遗留下来的各项权力和福利，体制内已经没有出路。八九运动使青年学生远离政治、走向实用主义，90年代以后的大学生对此已经淡忘；但国企改制却使工人继承了八九运动的记忆，甚至自由、民主等思潮也在国企工人中获得一定市场。八九运动中，工人可以借学生的民主运动参加运动；但九十年代以后，工人只有依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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