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放弃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经济总体设计构想

　　三、国家的整体功能以及改革的整体性

　　钱学森同志在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他的经济体制改革设计有两大特点，一是在指导思想上，他完全放弃西方经济管理思维和模式，完全依据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这是难能可贵的。二是从现代管理科学的“整体性原理”出发，从系统整体性来看国家这个系统的管理、控制过程。他指出：“从前我提过一个看法，就是国家的功能是一个整体，要全面地讲，大概也可把它分为八个方面：

　　第一方面：物质财富的生产。即我们所说的第一、第二产业。

　　第二方面：精神财富的创造。包括科技、文教、文艺这些方面，或者叫文化建设。

　　第三方面：为第一、第二作后盾的后勤服务方面，包括所有的商业、服务业通信、交通等，在国外叫第三产业。

　　第四方面：政府行政组织管理。最主要的就是在微观搞活的基础上，政府的行政组织管理是宏观的控制和调节。

　　第五方面：法制。这方面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建立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事情。

　　第六方面：国际交往，包括国际事务、外交、友好往来、人民团体的往来，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交往应该是全盘的考虑，不能分散地考虑。

　　第七方面：国防。刚才已讲，不再说了。

　　第八方面：我们生活的环境。这个非常重要，这件事现在重视得还很不够（环境保护、三废利用等）。我曾经提出过，我们说环境保护太保守了，现在的科学技术完全有可能为我们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好的生活环境，只不过我们没有注意罢了，我们自己给自己搞了一个很糟糕的环境。

　　总的讲，有以上八个方面，而八个方面又是相互关联的，是一个整体，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国家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02期）

　　钱学敏在评价钱学森这些思想时指出：“钱学森运用整体观和系统科学的方法分析综合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结构，认为其总体上大致可分为四个领域、九个方面：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包括民主建设、体制建设和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和人民体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摆设包括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地理建设包括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可见，我们的社会和社会存在的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开放的巨系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必须使各个方面协调发展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才能获得较高的工作效率即取得预想的成就、那种仅仅承认矛盾、矛盾斗争以及只抓一个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的方法对于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已远远不够、为此钱学森提出设置专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设计部对这四大领域、九个方面的工作和问题进行总体分析、总体论证、总体设计、总体规划、总体协调，抓住关键提出现实可行的各种配套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为决策者和决策部门提供科学的决策方案。”（钱学敏《论“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原载《中国软科学》1994年第3、4期）

　　钱学森同志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设计的过程中，他遵循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原则，及从思想理论体系的建立入手，在他看来，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各个学科都必以马列主义哲学思维作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桥梁”与九个学科部类相联系，九大部类通过各学科体系再指导改革实践。而不是以什么西方经济理论为指导。其实道理很明显，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以落后的“经济人理论”（即X理论）为假定前提的，同时他是为有产阶级充当“守夜人”的角色的。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是无产阶级人民的政府，其国体、政体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以西方经济理论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完全是“缘木求鱼”。

　　钱学森经济体制改革虽然没有给我们设计一套现成的经济体制改革模式，但他给出了一个如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的决策模式。这个决策模式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走社会主义道路改革的失误。他是从经济体制和机制和角度思考经济体制改革改革问题。他并不是像某些专家提出了什么“物价、税收、财政、金融、外贸”如何去改。他认为如何改个别专家的意见不足取信，他量他们不敢为自己的方案负责。这样的自己都不能负责的方案，无异于“推瞎子跳岩”，有什么意义呢？他提出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应该有这样一个评估平台，不管你是“物价、税收、财政、金融、外贸、企业改制、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住房改革……”

　　钱学森同志指出：“我们多年来搞经济工作和政府工作的专家很多，也包括刚才讲的理论专家，刚才说了让理论专家签字、画押他觉得不好办，但是现在不要签名画押，就请你提意见，提了意见我按你的意思设计出一个模型，算出结果，然后再请你来看看行不行，你若还有意见，我还可以改，改了以后再算，算出结果再报告给你，你还有什么意见，这样不断改，改得你说不出意见来了，所有的专家都说不出意见来了，那就是我们中国最高智慧的结晶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02期）

　　显然，这种方式要比相信哪些别有用心的“司爷”的阴招要科学得多。如果我们的医改、教改、房改、国有企业资产评估、改制。物价闯关、增殖税出台、医药企业的民营化、文化体制市场化改革、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能否私有化等这些问题，如果在实行之前，经过这样一个系统、全面评估和研究再作决策，而不只听信个别有用心的专家忽倏，相信不会有今天这种种的不良后果。今天我们许多政策的出台，出尔反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其实正是我们缺乏这种经济体制改革的评估平台和机制。

　　钱学敏在《论“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一文中全面论证和总结了这一体制、机制的运行原理，她指出：“这种总体设计部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为基础，采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的体系的方式进行工作。其工作特点是：要求多方面工作，人机结合快速同步进行，主要目的是激发群体智慧，选拉最佳决策方案。例如：

　　①根据任务需要，选拔各方面，各学科最优秀的专家和科技人员在总设计师的领导下组织起来采取Seminar（这是国外一切成功的学术研究团体所采用的集体讨论形式，一次讨论终结时主持人作小结，讲这次讨论明确了什么，还有什么有待以后探讨）方式的讨论，发扬民主，互相启迪与补充，汇集群体意见，给予初步定性，酝酿理想的方案与解决问题的途径。

　　②运用现代化信息网络技术，检索大量有关的古今中外信息资料认真研究、分析综合，吸取其中最有价值的知识和经验，以丰富、扩展专家的群体智慧，深化定性分析。

　　③将专家群体提出的方案、决策、数据等各种信息，与电子计算机、仿真、模拟技术结合起来对模拟的开放复杂巨系统及其解决方案，反复进行定性、特别是定量的分析，使之能从感性到理性、从微观到宏观、从部分到整体．迅速得出较精确的认识，进一步调动专家群体的科技知识激发创造性思维。

　　④利用多媒体技术（Multimedia technology)，特别是信息网络，甚至利用灵境（virtual reakity )技术和遥作技术门(Teleoperation）为总体设计部的工作者创造如同真实的情景棗灵境，与人作动态交互，使人感受到从前不能感受到的东西：大至宇宙，小至分子、原子，人都能审视感受，犹如身临其境，极大地扩展人的认识范围，迫使人们更新旧的思维方式，更加全面准确、如实地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起来，从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上，把握研究与设计的对象，审定所提方案的运用性，并不断予以调整，找出最佳方案。

　　⑤事态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必须及时利用现代化信息网络，快速将总体设计部提出的决策方案在实施中遇到的问题新情况反馈回来，显示在总部研讨厅的电子屏幕上，迅速调整仿真模型、各种数据、灵境、方案，并预测新的效果，再提供新的最佳决策。如此不断循环往复下去，决策一次比一次更准确、更高明。

　　由此可见，运用大成智慧工程的总体设计部，其作用、意义和优势是任何个人、集体与机构都无法相比的、这种总体设计部的本质特征是：

　　①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有关专家体系、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工具体系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所构成的，高智能化的人机交互系统，可避免少数人说了算，或开个会议一议就定案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减少决策上的失误。

　　②任何事物都既有性质方面又有数量方面，总体设计部自始至终都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从多方面的定性认识上升到定量认识。从思雄方式来看，是把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生动地结合起来，因而能更准确地把握事物的现象与本质、部分与起体、微观与足观的状态，避免形而上学。

　　③把科学理论与经验知识结合起来。一些不成文的实际经验与感受，甚至灵感、潜意识等等，虽暂不能纳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但对解决复杂性问题往往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取得“画龙点睛”之效。总体设计部实际上不仅可以集中领导的判断、专家群体的智慧，也可以汇集千千万万零散的群众意见，“集腋成裘”，把零金碎玉融铸成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发展战略这就是科学与经验的结合。它把多年来我们党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科学地，完美地实现了，其意义远远超过一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

　　建立总体设计部是周恩来总理生前的殷切希望。他曾建议把组织领导我国进行”两弹一星”设计、研制、发展的工作班子与工作方法在总体设计部推广应用到社会其它领域、钱学森在周恩来，聂荣臻的领导下，亲身参加了这项工作，深深感到我国的‘两弹一星”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争光为民争气与总体设计部发挥了重大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文章最后还根据钱学森意见对如何做好“总体设计部”的工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首先，要站得高一些，建立总揽全局的整体观、这就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认识世界的最高概括，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扎根于科学之中又对各门科的研究有着指导作用。要掌握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专断的唯心论；要灵活、辩证，反对僵化、教条的机械论。

　　第二要真正考察、跟踪世界形势注意第五次产业革命的浪潮对世界社会的冲击与影响、世界社会把世界各国联在一起，世界经济趋于一体化，但其间又矛盾重重，纷繁复杂、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处处要与世界社会经济、文化接轨，因而必须下功夫研究现代世界杜会把握其矛盾的来源、背景及发展变化的规律认真思考时代的特征这样才能迎接世界的挑战。

　　第三要学习军事科学知识也包括学习组织管理方面的知识和才能。要研究现代战争、海湾战争、巴尔干战争等各种战争，使能更深入地了解世界社会形态。当今是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竞争实际上就是打仗，敌军事部署与措挥、战略与战术等军事辩证法也适用于组织管理的总体设计。

　　第四要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社会主义建国的总体设计部需要运用各种现代科学技术，知识要从现代科学技术中汲取力量、我国的总体设计部工作虽可以有所侧重，但它所面对的是四大领域、九个方面的各种层次。各行各业的复杂性问题，没有全面的科学技术知识，不可能使之科学而有机地协调起采发挥整体的优势。

　　总之，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设计部的功能是从整体上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去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它是科学、民主决策的咨询部。中华民族走过曲曲折折的坎坷道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风风雨雨中，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令人痛心的失误。但是，任何失误莫过于在总体设计、战略部署上的失误，它给民族带来的灾难最深重。”（原载《中国软科学》1994年第3、4期）

　　钱学森同志在这次报告中最后指出：“搞这样一个三大方面的体系的技术我们国家是具备的，这又说明了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要做的事就是报告题目——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设计部。由于这个总体设计部是国家的或者国务院的，下面的国家部门还可设分设计部。但是，总体设计部与分设计部的关系是密切的。分设计部不能独挡一面，不管其它，也不可能独挡一面，它必须在社会主义总体设计部总的规划、计划之下来搞它的一部分工作。我想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的体系，无非是给党和国家提出咨询的意见，或者它自己认为哪一个问题要研究，经过研究提出报告，或者接受国家的要求，为解决某个问题提出一个咨询报告，这都可以.它的报告经过刚才说的既定性又定量的全面的科学的分析的结果，当然我们不能保证它绝对不错，但是我想这样一种作法是尽现代科学的可能作的最准确的、最全面的分析。当然，如果国家领导人接受这种咨询的意见，定下来这么办了，实践的结果也只能大部分对，还有小部分不对，因为总体设计部的工作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误差的这部分要比现在的作法小得多，小得多，小得多。而且有了那样一个分析研究，有这套办法，出现了一些跟预见的不完全一样的，这个改变也可以返回来调整这个模型，作必要的控制和调节，即使有一点差别也是可以解决的。这样的方法是我们现代科学所能做到的最准确的答案。万一实践中有点不一样，也不怕，也比较容易调节过来。这样的作法我们中国还是有经验的。老的经验，远的就是搞原子弹、氢弹的经验；近的就是我刚才举的航天工业部系统工程中心的经验。我们国家还有其它的部门也做了工作，也有成功的经验，许多关于发展战略的研究就属于这个类型。所以我今天讲的就是把这些成功的经验综合起来，把它应用到整个国家规模，而应用到国家规模的可能性，这也是有理论依据的，就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嘛！”

　　从今天来看，或许还是有许多人也还看不到这套系统的重大意义，同时我们党虽然有那么多干部，但真正理解、懂得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人不多，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懂得现代管理，懂得控制理论、社会系统工程的人更少。我们这三十年来，我们错失了培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人才的机会，盲目培养了一大批只知生吞活剥西方经济理论的所谓专家，正如刘国光先生痛心地指出：刘国光提出，福特基金会西化中国学者相当成功必须警惕。

　　2005年，他在一次讲话中，深刻分析了目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下降的原因，他认为，存在这种状况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

　　外部原因是：“第一，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中国社会主义是美国继苏联之后又一个要消灭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既定的。所以美国不断地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

　　第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行了；

　　第三，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一些人因此误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行了，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行。这是外部原因。”

　　内部原因：“总的说来，新形势下我们对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经验不足，放松了警惕，政策掌握失误，特别是教育部要负相当的责任！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高等院校经济学的教育方针不明确，目标不明确。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来教育和培养学生，还是双轨教育，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行。现在许多人都讲双轨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几年前就讲现在实行“双轨制”，学生因此疲于奔命，很苦。学生既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要学西方经济学。表面上看是并重，实际上是西方经济学泛滥。并重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下降，西方经济学的地位上升。一些高等学校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中取消了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只要求掌握没有经过科学评论的西方经济学的原版教材。一些学校的研究生比如经济专业、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不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考西方经济学。这是教育方针的问题，这样的教育方针是根本错误的！

　　第二，教材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与时俱进，现在的教材也在改进，这几年大有进步，特别是抓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但是还不够成熟，数量也不多，没有引起学生广泛的兴趣。同时，西方经济学教材大量流入。人民大学有一个“工作室”，专门做这个事情，当然它也是很有贡献的，引进外国文献也是好的，但是它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教材的版本，冲击国内经济学的教学。有一位教授说，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学教材开始发生比较重大的改变，中国经济学教育从以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向以西方经济学为主发生着转变，如今，西方经济学已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教育体系，因为教材的改变反映出教学重点的改变。有同志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高频率地引进外国经济学教材。他说，传统经济学教学模式转型的主要标志就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体系和教材的运用，其中很重要的是教材的运用。这说明我们现在已经转型了。

　　第三，教师队伍、干部队伍的问题。“海归”派回来很好，可以充实我们的经济学队伍，充实我们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知识，这是好的一面。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再教育，就进入教师队伍和研究人员队伍；不经过评论、原本原汁地介绍西方的东西，却是有问题的。有些原来在国内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出去后把马克思主义忘了；有些理工科的学生出国学经济，学管理，其中很多人没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上海复旦大学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他希望这个局面越来越好，认为送出去培养是中国经济学提高最快的办法。他说，训练有素的海外军团回流浪潮将加快，不断充实到内地主要大学经济学教学队伍里，势头势不可挡。我认为他的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再教育，没有受过训练，就走上讲台的这种做法流弊很大。另外，我们自己培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在不断萎缩，高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师队伍的培养和投入很少，奖励也很少。奖励也只有海外人奖励搞西方经济学的。这个情况是很糟糕的。孙冶方奖是国内的，但是处于惨淡经营之中。

　　还有是影响了干部队伍，比如对党校省部级干部班的教育，如果让主张以西方经济学为主流的教师去教他们，那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可想而知。现在干部的思想也在变，虽然很多干部不是学西方经济学出身的，但是也在受影响。地方一些干部在国企改革问题上，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上，在维护群众利益的问题上，都站在我们共产党的对立面，比如在房地产领域都是在维护开发商的利益，把老百姓的利益完全置之脑后，这就是受影响的表现。还有，一些地方提拔干部，规定必须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进修才能提拔。这些都不是很正常，这是崇拜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