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当代西方城市中间阶级虽然仍保有一些生存机会和空间，但大中资本的压制与盘剥如影随形，非剥削性中间阶级日益无产阶级化、贫困化，剥削性中间阶级则日益依附于大资本。中间阶级与资产阶级结成的政治联盟，在工人运动陷入低潮、新自由主义兴起之后，也面临解散。中间阶级与无产阶级彼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社会日益两极分化、矛盾迭出，证实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的断言。
关键词西方 城市中间阶级 两极分化 衰落
宋丽丹.两极分化背景下西方城市中间阶级的衰落[J].科学社会主义,2019(02):140-147.
在当代西方社会，“中产阶级”(middle class)就是指除了少数极富和极穷的人而外的其余人等，是一个内涵弹性极大、外延极宽泛的概念。如剑桥词典指出：“在一个社会中那些不是高社会阶层的、不是非常富有但也不贫穷的那些人们。”在西方，社会主流是“中产阶级”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这个社会里只有“上层”、“下层”和“中产”人士，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已经过时了，甚至“阶级”本身的存在也备受质疑。
但马克思主义认为，并不存在什么预言着阶级消亡的“中产阶级”，而是存在不断两极分化、日渐没落分化的中间阶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小资产阶级)。那么，西方社会究竟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已经不复存在的“中产阶级社会”，还是以新的内容充实和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分裂成为两大直接对立阶级的断言呢?让我们从当代西方城市中间阶级的分化与没落中一窥究竟吧!
一、城市中间阶级的界定
中间阶级(middle class)在英文中最初指的是资产阶级。14世纪时的西欧，虽然行会制度严格限制手工业者分化，但仍有一些人积累了较多的财富。矿冶业在远离城市且行会难以限制的偏远地方得到发展。由商人提供原料、收购产品的家庭手工业作坊也发展起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再加上连年的战争使封臣制和封土制只剩下空洞的形式，西欧庄园经济走向衰落，庄园组织以及与之相联的劳役农奴制走向瓦解。工商业主的势力逐渐壮大，他们就是最早的资产阶级，除了少数贵族出身的人，他们多数和平民一样，也是处于被统治地位。
不过，上层资产阶级可以通过购买贵族头衔等方式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而下层资产阶级又常常破产倒闭成为贫民，社会地位是向两头流动的，因此被称为是中间阶级(middle class)。随着资产阶级最终确立了统治地位，封建贵族没落，包括农民、小业主和手工业者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中间阶级：极少数上升为资产阶级，多数破产沦为无产者。因此，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中间阶级是对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极不稳定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抽象描述。
而在西方社会学那里，中间阶级被说成是“中产阶级”，指那些既不是最富、也不是最穷的人群，其内涵和外延都因为它所涵盖的范围过大而模糊，因此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科学”的“中产阶级”概念。可见提出“中产阶级”概念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区分阶级，而是为了模糊阶级及阶级对立--它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中等资产阶级都划为“中产阶级”，这样，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在社会生产结构中因所处的地位不同从而获得收入的多寡和方式都不同的人群，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同一类人。
马克思主义认为，中间阶级是指拥有一定生产资料，主要依靠自己或家人进行劳动，“不剥削别人，或对别人只有轻微的剥削”的阶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中间阶级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等小资产阶级。当代中间阶级可以划分两大类别，一类为自我雇佣的、非剥削性的小资产阶级，如农民、部分自营就业者(如独立执业的律师和医生);另一类是带有轻微剥削性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小业主、中小农场主，也包括分享少量利润的企业中下层管理者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指出，中间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境况不断恶化，是社会上变化最大的阶级，破产是它们中的经常现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中间阶级不断两极分化，其中大部分破产沦落为无产阶级，“在商业、工场手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只有极少数幸运儿能上升为资本家，因此，它们的社会地位是变动不居的、介于资本家与无产者“中间的”阶级。囿于篇幅所限，农村中间阶级的情况笔者另辟有专文介绍，这里只分析城市中间阶级的分化与没落。当代西方城市中间阶级除了城市小业主和独立律师、医生外还包括企业中下层管理者等，后者虽然不占有生产资料，但通过为资本从事监管工作可分享一小部分剩余价值。
恩格斯指出了城市中间阶级的业务特点及范围，“小资产阶级较少地参加商品的生产，较多地参加商品的分配;它的主要业务是零售商业”。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生活需要的增加，城市中间阶级的主要业务范围还拓展到了服务业。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城乡中间阶级占资本主义社会人口的多数，如在美国，十九世纪初叶大约有五分之四的人口不是受雇于人的无产阶级而是各类小资产阶级。直到1880年时，独立企业家(指小业主)仍比工业工人还多。在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的这一过程中，城市手工业被大工业所清除，只有某些手工业者在某些资本不便全盘占领的狭窄领域存在着，譬如餐饮小吃业。同样，大商业也大规模地驱逐了小店主、小业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转变为了无产阶级。
中间阶级是一个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因竞争和生产力进步而被逐渐淘汰的阶级(这里的淘汰是指在其所处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越来越处于边缘地位，而不是指彻底消失)。马克思指出，只有在那些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求大规模生产的新兴工商业领域才能为小业主们暂时开辟一席之地，只有在这些通常先经过手工业生产、然后经过工场手工业(也可以不通过这一环节)才达到工厂生产的领域，如信封制造、钢笔尖制造等等，小业主们才能谋得一时的生存。但是不久后这些行业又将在竞争的推动下通过资本集中将小业主们抛出竞争行列。
在当代西方社会，一些新行业譬如手机应用程序的出现，为小业主们打开了创业的大门，但闻风而来的资本会迅速提高行业门槛，不仅将中小投资者挡在门外，并造成已经入行的若干中小资本的破产和倒闭。因此，城市小业主(中间阶级)不断地被消灭又不断地产生，但它早已过了其繁盛的顶峰而向下衰落。譬如，在19世纪末时，美国仍然是一个小业主的国家，到20世纪50年代时，美国的白领雇员超过了蓝领工人，成为了雇员国家。
2003年美国约1.47亿人的总劳动力人口中，仅制造业雇员数量就超过1450万人，而“管理和专业特长”的就业人员近4500万人，还不包括服务业这个最大就业部门的劳动者。据2017年10月数据显示，服务业就业占比已经达全部就业的80.3%。可以判断，在美国无产阶级仍然占多数，那里并不存在一个消灭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中产阶级”社会。
二、非剥削性中间阶级的无产阶级化、贫困化
中间阶级分为剥削性和非剥削性的两种，其中有许多是非剥削性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和一些具有独立工作形式的工人被统称为“自雇者”或“自营就业者”(selfemployed)――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个体户”或“自由职业者”等，他们占总就业人群的比例不高。1965年，美国学者K.迈耶尔指出，在西方国家，自雇者经历了显著的下降。如在美国，它从1870年占40.4%下降到1954年时的13.3%。2016年时美国非农部门的自雇者(个体户--笔者注)占全部就业人口的5.6%。1975～1996年间，欧盟各地的自营就业率一直保持在15%左右(这一统计包含临时工)。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50年代靠自主经营活动和财产获得收入的就业者有31%多，20世纪80年代时则降至不足13%。
在西方，“自雇者”这一类别划分其实涵盖了各不相同的阶级地位。在一个极端是雇佣着几个员工的自雇者，然后是真正的自由职业者，为各种各样的雇主工作;而在另一个极端是零散化的工人，即临时工。还有许多工人由于外包制的盛行而被统计为所谓“自营就业者”(其实是“外包工”outsourced worker)，他们在工资低得可怜的同时，还没有正常上班族附带的福利。也就是说，“自雇者”中不仅包括中间阶级还包括无产阶级。
城市中间阶级在当今西方社会虽然在不断衰落，但仍然没有消亡，一方面是由于传统工商业不可能每一个角落都被垄断，另一方面新兴的工商业领域仍然能够为小业主们提供机会。譬如随着购物网站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将目光投向了门槛较低的网店，但这些创业者几乎都很难维持下去，将在耗尽自己的积蓄后关闭网店，在此过程中虽然极少数人可能做成“大户”但绝大多数人不过是为购物网站的壮大贡献了其所有财力。还有一些小业主表面上看起来发展得不错，譬如脱离了街边摊贩的窘迫，拥有一小间甚至两间以上店面，但是往往会因为一次事故，譬如一次火灾、一次拆迁或附近一间大商场的开业而停业或破产，不得不成为雇佣者。
2009年，在美国2700多万家企业中，有2100多万家是无雇员企业(即我们所说的个体户，属于中间阶级)，约占全部企业总数的88.8%;一项研究发现，1981年到1991年间，英国拥有雇员的自营就业者比例从39%下降到31%，也就是说，近70%的自营就业者为单打独斗的小业主。而另一项对欧洲劳动力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了自营就业群体有很高的流入率和流出率，即破产率很高。自营就业的人群中越来越多的人流向了零散化的那一极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临时工)，这表明，中间阶级的快速分化是客观存在的，他们距离无产阶级只有一步之遥，二者的界限日益模糊起来。
在西方，非剥削性中间阶级的经济地位在恶化，多数自由职业者、小业主生活窘迫，“无产阶级化”现象明显。他们的处境有时甚至不如一些全职工作的无产者，表现为收入不稳定甚至收入低于全职工人、缺少社会保障等等，贫困化明显。比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83年的收入数据显示，绝大多数自主经营者只能获得中等甚至是较低的收入，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收入较高。2000年左右的一项英国调查发现，自营就业者跌入最低收入级别(底端10%)的可能性是普通公司员工的三倍。即使考虑到自营就业者可能会过低报告自己的收入，这种可能性仍然维持在两倍左右。
那些失业的或是在寻找工作过程中的工人，为了生活会将仅有的一点积蓄或借钱来做点小买卖，如街头小贩等等。尽管这种人也被称为是“小业主”，但是他们的生活甚至还不如在职工人，毕竟在职工人的收入还相对有保障。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进入产业后备军，为了生存争相进入原来属于中间阶级的“自由职业者”的生存范围，这些都使非剥削性中间阶级的生存更加困难。可见，无产阶级经济地位的恶化对中间阶级也有深刻的影响。
非剥削性中间阶级生存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大中资本可以在全球流动，但劳动力和小资本却很难做到。资本的跨国流动一方面大大增强了垄断资本的控制力，另一方面，也用第三世界国家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抬高了西方国家竞争的门槛：小资本根本无力应对全球化给大资本带来的竞争优势，而无产阶级也在这种全球劳动力的竞争下也被迫以更低的工资、更长的工作时间来应对。这就使生产和需求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作为小资本主要顾客的工人的消费能力日益萎缩，使中间阶级除了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之外又面对日益紧缩的市场，过着危机四伏的日子，“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这便是中间阶级没落分化的表现之一。
三、两极分化背景下剥削性中间阶级日益依附于大资本
剥削性中间阶级首先是指那些雇佣了少量工人、自己也参加或部分参加劳动的小资产阶级;其次，也包括那些分享少量剩余价值的中低层管理人员等新兴中间阶级。
有学者曾预测，除了经理以外，办公室里的任何人都可能是临时工。但如今这一部分曾属于“精英”的管理层也一样备受市场冲击。随着技术的进步，在资本不再需要和从前一样多的工人的同时，也把管理这一部分工人的经理或管理者解雇了，“中产阶级”里的“金领”--经理和高级专业人士们也开始沦为朝不保夕的打工仔。信息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AI)的发展威胁到了曾经很赚钱的职位--金融交易员。转向电子交易后，华尔街裁员潮一波接一波，不仅高盛、摩根士丹利、瑞信、巴克莱和野村等国际著名金融机构纷纷裁减职员，各国金融机构也在大规模裁减员工。
欧美涌现出许多专门为企业主管介绍临时工作的机构，这些被介绍者们从前是“曾经主管行销、人力资源、财务或者是律师、会计、交易员”，另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给律师们介绍临时性工作，“临时工是将制造业的‘及时供货’原则应用在人身上的结果”。不可避免地，“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美国前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指出，“经济成长与一般劳工的福祉已没有关连。数百万名白领管理人员和中级经理，正加入蓝领生产工人的行列，成为黄金年代中‘衣领磨损’(frayed-collar)的工人。”
在西方国家，剥削性中间阶级的另一大主体是微型企业主。各国或国际机构一般都是从雇员人数界定企业规模或类型。按照美国小企业管理局的定义，雇员在500人以下的制造业企业和雇员人数在100人以下的服务业企业都属于小企业。
但并不是所有的小企业主都属于中间阶级，只有微型企业主才能称之为小资产阶级，也就是中间阶级。微型企业规模之上的小企业业主属于中等资产阶级。
世界银行定义微型企业的雇员为1到9人，小企业是10到49人，而中型企业是50到249人。欧盟的微型企业是指雇佣少于10名员工、营业额和资产规模均不超过2百万欧元的小企业。
2009年美国的无雇员企业和雇员人数少于500人的小企业，占全部企业总数的99.9%，雇员数500人以上的大企业数量仅为一万八千多家。英国雇佣10人以下的企业为微型企业，10～49人为小型企业。日本400多万家企业中，99%是小企业(微型企业占比未知--笔者注)。
小微型企业在各国企业中都占多数，其中微型企业又是最多的，但它们的产值却很低。如，2014年的数据显示，英国99.9%的企业规模都属于小微型，其中微型企业在524万家企业里占96%!
但在2014年总营业额中，微型企业仅占19%，而7000余家只占所有企业总数0.1%的大公司（指雇佣工人超过250人的企业），则取得了53%的份额。微型企业主是中间阶级里经济地位比较优越的群体。这一群体在美国被认为“体现了美国人的独立和创新精神”、“被吹捧为增加新就业岗位的首要力量”。但实际上它们同样是两极分化严重、很难维持经营的群体。
首先，微型企业的规模和经营方式通常都相对落后。在美国1/3的小微企业来自于家庭的兼职买卖，或是一份固定工作的副业，另外1/3是个人打拼(solo efforts)，其余1/3位于移民区，隔离于其它社区之外。这样的经营规模和性质使微型企业不仅无法与大企业在市场上并驾齐驱，生存发展也很艰难。
其次，由于大企业垄断了生产和销售的绝大多数环节，因此微型企业不可避免地成为以大企业为中心的经济网络的组成部分。譬如成为大公司的特许代理商、加盟店，它们为获取特许资格，除一次性加盟费外还要给大公司交纳每月的特许费;或是成为向大企业出售零件和服务的生产网络的一部分。它们愈来愈沦为大企业的附庸，它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受到大中资本的控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丧失了定价权和主动权，成为大中资本榨取的对象。
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还存在着大量小微企业的原因在于：
首先，一些小微企业本身就是大企业为了转嫁成本的产物。一是成立工会有人数要求，人数少的企业不必成立工会，将可以外包的工作扔给小企业将节省“不必要”的工会成本;二大企业选择将非核心业务转包给小企业，因为小企业福利待遇通常不如大企业，有利于降低用工成本。
其次，总有位置偏僻或不利于大企业经营的地方或行业存在，这就是小微企业存在的现实因素。绝大多数小微企业被挤出生产领域只能在商业服务领域生存，它们在大企业控制了生产和销售全产业链的情况下，成为大企业延伸向社会基层的毛细血管。
最后，小企业在大企业主导的社会分工中的优势在于其“灵活性”：规模小、没有官僚作风等等，如，小公司可以在24小时内完成一个特定的订单，但大公司也许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完成同样的订单。与大公司相比，较少的正式组织、更少的工作规则(没有工会限制)、以及个人努力与公司绩效之间的更密切联系(计件工资率等)，这些因素使小企业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是建立在小企业更高的剥削率的基础上的,唯有如此它们才能勉强争取生存。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每天都有大量的企业建立或倒闭。2001-2006年间欧盟平均每年新注册成立企业180万家，几乎全是中小企业，创业的领域多集中在服务业。破产注销150万家，32%的中小企业不能度过两年生存期。2005年，美国成立企业644万多家，倒闭565万多家;而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美国新成立552万多家企业，却有660多万家企业破产或歇业。2015年，英国在有38万多家新注册企业同时又有多达25万多家企业关门歇业。
资本积累的规律就是大资本吃掉小资本、强资本吞掉弱资本。市场的风云变幻，强化的不是更公平的竞争环境，而是强者更强的“马太效应”，企业界的两极分化更加明显。从1975年至1990年的15年间，巨型跨国公司的数量从1.5万个减少到5千个。
2011年的一项研究表明，1318家公司在纵横交错的世界经济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它们通过相互持股，拥有全球43060家跨国公司全球年营业收入的60%。而由147家公司组成的“超级实体”，也就是说不到1%的公司控制了跨国公司全球年营业收入的40%!
这表明，垄断资本的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少数垄断资本集团控制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生产与贸易。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在金融垄断资本统治的世界里，阶级竞争的后果就是，“软弱的资本家，‘二等’资本家被更强的百万富翁所排挤……二等富翁被头等富翁代替，资本力量增大，大批小私有者破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剥削性中间阶级也不得不日益依附于大资本以图延缓被淘汰的命运。
因此，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不仅仅是在经济上形成了大资本与小资本的两极分化，在政治上也出现了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队伍及其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西方社会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便是这种对立的外在表现。
四、资产阶级与中间阶级联盟的解散
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结构中，垄断资本居于统治地位，大中资本是资本统治的重要力量，通过种种法律、协议和“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等垄断组织形式，各大中资本之间实现了“最小限度的竞争”，也就是垄断下的竞争。大中资本的联合并未消除竞争，而是使竞争向纵深处发展，加深了竞争的残酷性。从前的市场营销与现在规模巨大的广告消费无法相比，譬如2016年超级碗的平均电视广告费达到了每30秒500万美元，2017年全球广告支出估计达5590亿美元，大公司占据了广告舞台最耀眼的部分。总之，大企业现在通过倾销、广告等手段能最大化地占有市场，中小资本面对的竞争更大了。
在金融垄断资本时代，从经济地位上来讲，城市中间阶级基本上都是大资本的附庸。首先，它们无法同大资本竞争，一般作为垄断资本和大中资本的最小层级代理商经营他们的产品或业务，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小商店，因此，大资本的扩张对它们也有利益。虽然小资产阶级与大资本间仍然存在竞争，但鲁道夫·希法亭认为，这种竞争和手工业与工厂的斗争不同，这种斗争不再是反资本主义的，而是期待自己在竞争中成为大企业，因为“它们自身就是这种发展的产物，这种发展扩大了它们的就业场所。但同时，它们却陷入与工人阶级日益尖锐的对立之中”。因此，中间阶级很难与无产阶级结成联盟，相反，他们二者间的阶级冲突还往往需要资产阶级国家的调停，因此中间阶级倾向于投靠资产阶级，妄图通过联盟维护自己的利益。
大资本在对付无产阶级的斗争中也发现了他们与中间阶级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于是二者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的阶段开始合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合作步入了稳定时期，形成了大资本主导的“利益诱导型”政治结构，将中间阶级纳入到“与大资本共谋的结构”中，在这种结构中工人失去了同中间阶级结盟的可能性。
这是一种怎样的结构呢?首先，通过法律稳定包括微型企业在内的中小资本与大资本的关系。譬如西方各国都先后出台了反对大资本垄断市场的法律，如美国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890年)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反垄断法;日本有《中小企业基本法》等一整套世界“最完备的”有关中小企业的政策和立法体系。美国在联邦政府层面先后通过了《小企业法》、《灵活管制法》和《创业企业扶助法》等19部与小企业相关的法律，主要目的是使小企业在与大资本的竞争中得到法律的保护和帮助，以“为小企业争取到平等自由竞争的市场地位”。
其次，通过特别的政府机构或民间组织维护中小企业利益(主要是中等资本家的利益)。如美国有联邦政府层面的“小企业管理局”，民间有“美国商会”(95%以上的会员是中小企业)，日本有“中小企业庁”、法国有“法国中小企业发展银行”和“中小企业联合会”等等，其功用都是为了帮助解决中小企业在融资、市场份额等方面遇到的困难。这些法律、机构等上层建筑就起到了将大资本和中小资本整合进政治经济同盟的中介者的作用。
第三，综合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从经济上帮助中小企业。西方各国通过财税政策、信用担保体系、金融服务体系等为中小企业提供税收优惠、融资渠道和补贴等。
这种“利益诱导型”政治结构的建立是有其物质基础的。长达数百年的殖民历史不仅使西方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也为其在后来的国际秩序中占据制高点提供了物质和文化的基础。虽然旧殖民体系分崩离析，但新殖民体系又借助西方在金融、贸易、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优越地位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等等建立起来，在此基础上超额利润有了持续的来源。国际垄断资本就可以用和平红利和新殖民主义红利的一部分在国内与中小资本甚至是工人的一部分进行妥协，以换取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长期和平为西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冷战的结束又为资本打开了两个“两个平行市场”间的壁垒，这些都为“利益诱导型”政治结构的存在提供了外部支撑。
但二者的结盟的基础是脆弱的。首先，法律规定不等于实际执行。垄断资本集团制定的“反垄断法”实际上并不能真正防止垄断。大资本从一开始就是抵触反垄断法的，只是资产阶级政权不得不从整个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对其进行表面上的限制，但大资本有的是办法变通反垄断法。美国从19世纪晚期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反垄断运动，但讽刺的是，从那时起到20世纪20年代恰恰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形成和大规模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巨大的经济危机期间，垄断资本更是难以容忍反垄断法哪怕表面上的危害，譬如1933年通过的《全国工业复兴法》就直接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相抵触，前者“加强和鼓励了垄断的发展，而不是阻止了垄断”。
自里根时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不执行主义”有力地排斥着反垄断法的“干预主义”。奥巴马时期推出的旨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多德-弗兰克法》尽管漏洞不少，但也被特朗普提上废除日程。垄断资本通常以协商方式解决反垄断诉讼，这就化解了反垄断法的力度。同时，反垄断法已经日益成为西方各国精准打击对方垄断资本的武器。譬如美国的英特尔、微软、谷歌、苹果和脸书等巨型科技公司在欧盟频频被以破坏了反垄断法受到起诉和高额处罚。
其次，中间阶级期待最多的经济补贴，往往主要被大中资本获得。这与补贴的发放方式有关，比如农业补贴基本上是与农作物的面积和产量等挂钩，因此国家补贴大部分被大中资本获得。在非农领域，财政税收等优惠政策确实也能惠及到小资产阶级，但很多情况下小创业者虽然得到一些财政转移支付，但与他们倾尽积蓄投入到生产的消费相比，应该是国家从小业主的投资中得到了更多(多数小企业购买大企业产品进行生产或服务，直接促进了生产消费，数量巨大的小企业的不断成立也会促进就业)，那些在激烈的竞争中耗尽家财的小业主成为最大输家。如2015年在英国，新增企业38.3万家，倒闭25.2万家企业。根据微型企业占英国全部类型企业96%的比例来看，蒙受企业倒闭之苦的应该多是城市小资产阶级。
日本学者渡边雅男指出，在日本，城市个体从业者通过工商会，农民通过农协，建立与自民党的政治联盟获取经济回报，譬如优惠税制和补贴等政策，使工人阶级失去与其联盟的可能。这种中间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同盟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能够长时间的稳定存在，是与战后的特殊历史条件分不开的。但如今，这种关系在日本阶级政治进入新自由主义的时代后已难以为继。因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所谓“全球化”的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苦于国际竞争的日本资本家阶级开始失去了它得以能够贿赂中间阶级的经济来源，也就意味着持续至今的阶级联盟也即将要随之崩溃。
这种现象不独发生在日本，这在西方国家是大势所趋。冷战结束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步入低潮，新自由主义兴起，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明显削弱，大资本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的重要性在不断降低。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没有因为新自由主义的盛行而有所改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步入了“萧条性长波”，为阻止利润率下降，资本通过地理空间转移获取更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这与新的通讯和交通技术打破了空间积累的障碍有关。
威廉·罗宾逊指出，在这一全球化进程中产生了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大量的前资本主义阶级如农民和城市技工，以及中小型制造商和其他与全球化所产生的国内市场和国内需求相关的小资产阶级“迅速无产阶级化”。世界范围内出现大量劳动后备军，劳动成为一种单一商品，日渐脱离民族国家制度化的社会和政治团体的相互关系，政府对公民的责任或雇主对雇员的责任也已经被解除了，在这个“野蛮资本主义时代”，社会达尔文主义复活了。
新自由主义转向不仅使第三世界国家的、也使西方社会的“收入和资源从工人和小生产者向与跨国资本相关的大生产者和官僚人员的转移”。在这种背景下，大资本抛弃了中间阶级。2008年以来，严峻的经济形势使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还遭受了更多的侵害。如2015年，希腊因为其第三轮救助协议，取消了农民原本享有的多种税收优惠。
因此，最能反映在资本主义中间阶级命运的无疑是农民和城市小业主这样的小资产阶级了，他们在市场竞争中艰难求生，不得不面临严重的两极分化：极少部分人维持现状甚至生活有改善，绝大多数人负债累累甚至破产歇业，沦为无产者。应该说，在当代西方社会，中间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彼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这进一步印证着，西方社会除了少数富人和日益没落的中间阶级而外，绝大多数人都成为雇佣者。社会阶级分化正日益扩大、社会矛盾迭出，“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总之，中间阶级是与私有制相联系的阶级，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将被消灭的阶级，资本积累的规律正在创造消灭这个阶级的条件。
五、结语
在工业化阶段，机器消灭了大批的小农和城市小业主，创造了大量的雇员(无产阶级)，他们被划归为所谓的“中产阶级”;在去工业化阶段，临时雇佣、非正式就业又将逐渐成为雇员的工作常态，“中产阶级”风光不再。与此同时，社会资源与财富正加速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城乡中间阶级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局促。资本主义全球化让竞争全球化了，西方普罗大众不再只是暂时失去有保障的、稳定的生活来源，而是陷入了生活的绝境。
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成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在此情境下，人工智能的出现带来的不是技术进步的喜悦，而是前途未卜的担忧。不论是美国“占领华尔街”还是法国的“黄马甲”运动，都体现着西方大众对金融寡头控制下的剥夺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社会体制的反抗，以及人们对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的恐惧和抗拒。
但是，技术进步并不应该等于失业，全球化并不必然将多数人推向绝境。只有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才是剥夺劳动与生产结合的罪魁祸首，只有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才会使少数人统治多数人。
如果人们明白
那被少数人统治的庞大生产力被夺取为绝大多数人共同使用的社会资源
那么他们也必将清楚
全球化带来的将是普遍的进步与繁荣
那时，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将极大地减少人们的劳苦
将闲暇与自由发展带给人们
那时“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
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
明天干那事
上午打猎
下午捕鱼
傍晚从事畜牧
晚饭后从事批判”(马克思语)
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是中间阶级的衰落，另一方面又进一步使无产阶级成为历史进步的推动力，而各种所谓“民粹主义”运动就是这两个阶级在资本统治晚期合奏的挽曲，因此中间阶级在西方的衰落并不是件坏事，而是人类明日阶级消亡的预示。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