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产出：推动改变的“实践者知识” 2006年前后，在一次与杨静推心置腹的交谈中，我对她诉说自己“缺乏理论功底”的苦恼，杨静逗我：“梁大妈，想要有功底，就要‘系统地’学一些理论。”我说：“是啊!我早就想系统地去学，可是学哪一门呢?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性别研究?社会工作?哪一门我都用得着啊!”杨静哈哈大笑：“梁大妈，既然无法“系统”，你就做你自己吧!” 虽然得到朋友宽慰，我自己却一直心虚，因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任何一种知识是“系统的”和“专业的”。一直让我羞于启齿的是，虽然毕业于名牌大学历史系，却很难凭着记忆排出中国朝代的顺序，甚至犯下把汉代人物放在清代的低级错误;虽然1985年就开始接触性别研究，被人称作“老前辈”，却至今也说不清女性主义的几个流派。 所以，在任何一位具有任何专业知识的学者面前，我都会因为自己缺乏“理论功底”、没有“学术语言”而自惭形秽;更害怕在某些场合也被人称作“专家”，宁愿别人叫我“梁大妈”、“梁草根”，反而觉得坦然、舒服得多。 我不是不愿学习，更不是拒绝理论，每当遇到指导实践、启迪心智的理论，我都是如饥似渴。为此我常常自嘲：“林彪总结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最适合我：‘带着问题学、急用先学、活学活用’。” 是的，实践者与研究者有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责任，因而有不同的需求。实践者需要“自己的知识”：一种能帮助解决实践中碰到的各类问题，能够指导实践、改善实践的知识;实践者也需要拥有“自己的语言”：一种深入浅出、言简意赅、人人都能听得懂的“大白话”。而这种知识和语言，只能在不断地学习和实践中产生。 还是让我用实例来说明吧： 1、“传宗接代”的延伸与拓展 前面谈到，村民们一定要生男孩的重要理由是“传宗接代”，那么，如何认识“传宗接代”就成了我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在此之前，除了主观地认为“传宗接代” 是“落后的封建意识”之外，我对它一无所知。好在身边守着一个活的“历史文化宝库”——人称“杜文化”的杜芳琴老师。 在一次课题组集体备课的活动中，我缠着杜老师给我讲“传宗接代”，她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调动以往对华夏父权制的研究，一点一点地给我解析“宗”的含义，介绍“传宗接代”持久不变的原则——“经”，以及特殊情况下的灵活性——“权”。 后来，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听懂，我根据自己的理解，画出了一幅“传宗接代示意图”(如下图3)，杜老师评价说：“复杂的家庭父权制被本土化与通俗化了。”
图3 对这个图表的解析是：“传宗接代”是父系家庭的根本制度，有三个关键性的、持久不变的运行原则：父系、父姓和夫居。这三个原则是刚性的，是“经”(指稳定的、持久不变的原则)。遵循这些原则，就是“天经地义”;违背这些原则，则是“离经叛道”。村民们在谈到“男娶女嫁”婚姻形式的时候，常常张口就说：“这是几千年的老规矩，天经地义。” 可是，现实生活总是纷繁复杂的。一个家庭如果没有儿子，为了保证父系家庭的运作，可在不改变父系原则的基础上，增加一些灵活性：如过继、收养，或者招婿来顶替儿子，为父亲接续血脉。这些灵活的措施叫做“权”(随机应变、暂时的意思)。但是，“权”虽然有一定的弹性，却只是在“权其轻重”之后采取的“权宜之计”，根本的原则是不能变的，叫做“万变不离其宗”。 这张图示虽然很直观，但要在村子里讲，还是过于复杂。于是，我又在参与式培训中，发动村民根据“传宗接代”在现实生活中的运作，画出了更为简捷的“传宗接代示意图”：(如下图4)
图4 上图4中，能够一目了然地看出，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有没有儿子是关键性的问题。没有儿子，血脉就会中断，家族就无法延续。 如果只是为了做研究，找到“男孩偏好”的制度性根源，再与村规民约联系起来，写出一篇调查报告或学术论文，就可以“出成果”了。但我们不行，我们的目标是推动观念和制度的改变，不能停留在“是什么”、“为什么”的阶段。研究可以搁置，行动却每天都在进行，现实中遭遇的问题是无法搁置的，不能静止在一个点或者一个平面上。 认识了“传宗接代”的来龙去脉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还要继续探寻“要不要改变”?“能不能改变”?以及改变的路径是什么?杜芳琴老师开玩笑说：“梁军你太着急了，这里面的学问大着呢，你才学了5%。”我说：“先学这5%就够了，留下的95%你先装在肚子里，需要时再向你学。”亏得杜老师的肚子里有文化也有容量，没有计较我的不恭敬。后来，也有学者说传宗接代是“中国人的宗教”，是改变不了的。但我想，“要不要变”、“能不能变”不能是学者说了算，应该让身处其中的村民们发出自己的声音。 于是，在一次次的培训和交流中，我们与村民一起把“传宗接代”推演下去。下面这两张照片就是在一次参与式培训班上，村民自己画出”传宗接代“的图示(见下图5)并加以解释的情景。 传什么——后代、姓氏、家产 传给谁——男孩 对“传者”有什么好处(红色纸条)——后继有人、养儿防老、财不外流、光宗耀祖、顶门立户…… 对“传者”有哪些坏处(黄色纸条)——照片上这个小组写的是“一无所有、不养老人、儿孙的奴隶”，其他小组还有：老人没有住房、没有自由、老夫妻被分开赡养、儿子争家产、老人伤财又伤心…… 画图时，我们是将四个问题分步提出，一次只说一个。“对‘传者’有哪些坏处” 是在大家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提出的，却像是一下子触到了参与者的痛处，当时就像是“炸了锅”，讲述了生活中的大量事例，颇有“悲愤填膺”之感，把刚刚还在津津乐道的“传宗接代的好处”推向另一个极端。 在总结各个小组的讨论时，村民们从自己绘制的图表中发现：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变化，自己坚守的以“传宗接代”为轴心的“千年生活圈”，变成了一个“怪圈”。对于这个“怪圈”，大家其实早有感觉，只是不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舍此之外还有哪条路可走。一位村民说：“都知道眼前是个坑，只能闭着眼睛跳下去!” 讨论进行到这里，可以一步步地深入了：“怪圈”是如何形成的?对村民生活的影响是什么?要不要走出“怪圈”?怎样才能走出“怪圈”? 于是，我们又和村民一起，开始从改变“传宗接代”的规则寻找突破口——改变家庭制度、修订村规民约。这时，大家发自内心地提出了一条条新的规则：男女婚嫁自由、鼓励婚居模式多样化、男女平等享有集体资源分配权利、保障女儿的家庭财产继承权、提倡风俗变革和姓氏改革…… 然而，新的问题又产生了，而且是实打实的“硬性”问题——村庄资源有限，这是修订村规民约中遇到的最普遍、也是最大的难题。 2、“村庄资源”的探讨与挖掘 在村规民约中制定性别平等的资源分配规则，道理容易讲通，但现实问题却不好解决。特别是那些较为富裕的村庄，儿子女儿结婚后都不愿离开本村，而有限的村庄资源无法承载过多的人口，直接影响到村民的切身利益：留下的人越多，平均每人得到的就越少，这也是农村妇女土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症结所在。 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在和村组干部的互动中一步步“生产”出来的： 课题组：表面上看，村庄资源是现实问题，但如何看待“资源”，还有一个认识上的问题。面对有限的资源，我们首先要认清一个“法”字：村规民约不得与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相违背。我国《婚姻法》早就赋予了妇女选择婚后居住地的权利，而村规民约却强制女儿出嫁，使她们的婚后居住地选择权、土地权益受到侵害。所以，即使是资源有限，也不能以剥夺妇女合法权益为前提。 村组干部：大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村里就这么多资源，闺女结婚如果都留在村里“抢资源”，确实没办法承受。 课题组：儿子娶媳妇也在村里“抢资源”呀，为什么一家3个儿子娶了3 个媳妇大家都能接受，而两个女儿都招女婿就说她“抢资源”呢?面对资源紧张问题，为什么总是牺牲妇女的利益? 村组干部：这是村里约定俗成的规矩，“男的娶妻，女的出嫁”，几千年了，很难改变。 课题组：约定俗成的规矩也会和国家法律法规相冲突。 村组干部：国有国法，村有村规，人多地少，就得有个土政策。俺村一个出嫁女因为不给她分地，把村委会告到法院，村民们说她：“有本事你告到联合国!”老百姓抵触情绪很大，光讲“法”是说不通的。 课题组：“法”，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办法。我们能不能在遵循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下，找出相应的解决办法?这个办法要大家一起来讨论。我想问，我们总说“资源有限”，什么是“资源”? 村组干部：土地、矿产、林业、钱…… 课题组：这些都是有形的资源，还有哪些无形资源? 村组干部：信息、人才、政策…… 课题组：有形资源的确是有限的，村庄应该制定一些限制措施。我们现在一起来想一些限制条件。比如“户口”，如果户口留在村里，是否就能享受村民待遇? 村组干部：不行，有人“挂空户”，户口留在村里，却不在村里生活。 课题组：再增加一条“常住”，必须在村里居住，还要尽村民义务。 村组干部：常住可以限制一部分人，但也会有人钻空子，说是在村里常住，又说外出打工了，没有办法制约。 课题组：那能不能按每个家庭的“人数”进行限制?比如不管有几个子女，只允许其中两个享受村民待遇。限制条件针对所有村民，而不要针对妇女。 村组干部：道理上能说得通，但村民接受起来还有一个过程。 课题组：任何新的东西都有一个接受的过程。在以往的讨论中，已经看到性别不平等的村规民约造成的问题，大家都说“老规矩”真该变一变了，我们要一起推动这个改变。 村组干部：我们担心表决的时候要少数服从多数，大多数村民不同意就不行，现在是村民自治，村干部也干涉不了。 课题组：其实这是对村民自治的误读误解。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依法”是村民自治的前提。有人只强调“自治”，却忽视了“依法”。所以，面对多数人侵犯少数人合法权益的时候，其实一句话就能说清楚：“少数服从多数”只是民主的形式，“内容合法”才是问题的关键。 村组干部：讨论到这里觉得心里明白多了。仔细想想，村子里还有许多荒废的“资源”——荒滩荒沟荒坡，可以开发出来分配给女儿女婿。 说闺女招女婿是回村“抢资源”，这也不对。俗话说“是鸡就有两只爪”，人家也有两只手，也会给村里带来财富，许多上门女婿本身就是“优质资源”。 “有形资源”有限，而“无形资源”是无限的，可以充分挖掘，比如对“男到女家”的女儿女婿给些优惠政策，在生产上扶助、政治上培养，支持他/她们担当村组干部等，这些都会推动村民观念的转变。 …… 于是，就有了我们和村民共同制作的这幅“资源有限”图：(如下图6)
图6 对“传宗接代”与“村庄资源”的“草根版”解读，是我们和村民共同完成的。我没有能力用“系统理论”和“学术语言”加以解释，只知道这是属于“实践者的知识”，在修订村规民约的过程中是行之有效的。 举一个印象深刻的实例： 继周山村修订村规民约之后，登封市325个行政村在2010年开始推广，其中绝大多数村庄都完成了修订工作(虽然不少是“走过场”)，但有21个村庄不仅不愿改变，反而把原来约定俗成的“潜规则”写进了村规民约，使之成为“显规则”，更加强化了性别不平等。如： “多女户可以照顾一人男到女家结婚落户，享受本村村民待遇;有儿有女的家庭不能男到女家结婚落户，违约者不享受村民待遇”;“婚出男女因离婚自愿将户口迁回本村者，可暂时保留户口，不享受村民待遇，但必须接受本村计划生育管理”等。这些村庄大多较为富裕，不愿制定性别平等规则的理由就是“多数村民的观念难以改变”和“村庄资源有限”。 2010年11月，课题组成员和这21个行政村的村支书、村主任座谈(90%是男性)，以上面两张图示的主要内容与他们交流，共同探讨对“传宗接代”和“村庄资源” 的认识，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在现场观察，参加人的面部表情渐渐放松，眼光不再敌对，语气也变得柔和。最终达成的协议是——回村后努力去做，进不了一步进半步，进不了半步原地踏步，但一定不后退(指不能把性别不平等的潜规则正式写进村规民约)。 我知道，在“激烈的对抗者”中间能够引起这种变化，是因为他们在自己容易领会和掌握的“知识”里，不仅明白了道理，也看到了改变的路径。 四 行动者：前行路上的困惑 从 1968年大学毕业，到2000年退休，我做了一辈子教师。但回望走过的路，似乎我一直都是个“行动者”，一生都在以行动促改变：无论是学生时代为追求男女平等而改变自己，还是推进性别平等以求改变社会，我总是让行动说话，不是纸上谈兵。 进入课题组，我的态度始终是积极行动，甚至可以说是“冲锋在前”，因为我觉得借助“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找到了一个改变农村社会性别状况的有力且有效的切入点。在行动的“场域”中，每天都有鲜活的事情发生，每天都有挑战，都有创造，逼着我也吸引着我一路前行。 然而，5年来修订村规民约的社区行动，却在我的心头划上了一个至今未解的问号：谁应该走在这场“悄然而深刻变革”的最前列? 在我看来，追求性别平等属人类需求的较高层次，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提出的目标，因而在经济落后、观念保守的农村地区，推动性别平等应是最最困难的事情。 我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或曰灌输中)成长的一代，清楚地记得毛泽东的著名论断:“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泽东，1991)虽然做了许多农村项目，自以为了解、理解并尊重农民，但在潜意识中，依然存有“个体的、分散的、保守的、注重眼前利益的”刻板印象。 而相关的专家学者则不仅具备专业理论、战略眼光和性别敏感，也同时拥有相应的研究能力和培训能力，能够在这场乡村变革中起到参谋、策划、指导、纠偏等作用，是无可怀疑的推动性别平等的先锋力量。 干部则处在专家和农民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从专家那里接受知识和理念，再以行政力量去推动农民的转变。 依据这样的思路，我们画出了“修订村规民约简明路线图”：(如图7)
图7 可是，在修订村规民约的实践中，却发觉和我们原来的预期大不相同，似乎发动农民比说服官员要容易得多。农民身上没有那么多枷锁，亲身感受到修订村规民约、推进性别平等带来的益处：拖了十几年的出嫁女土地问题得到解决;“两头不靠岸”的离婚妇女有了归属;没有男孩的母亲扬眉吐气，对生活有了新的希望;上门女婿参加农民大合唱，一句“上门女婿受高看，各项待遇都优先”让他泪流满面;农村老人在“养儿防老”之外有了多项选择;村干部们也觉得新修订的村规民约缓解了干群矛盾，使村庄有了生气。 我们曾在课题组制作的光盘《村规民约新修订》中写了这样的解说词：“农民中聚集着巨大的变革力量，只要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旧观念和旧风俗就像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一捅就破;而新观念、新思想则好比烛光灯火，一点就亮!” 而在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中，我们则遇到重重障碍： 对农民的刻板印象——“你们说性别平等，农民不可能接受!” 管理上的条块分割——“这一块不是我们管的事，别的部门会说我们手伸得太长!” 不断变化的工作重心——“这一段又有新的任务，暂时顾不上!” 上级考核指标——“考核的全是硬指标，你们推动的工作根本列不进去!” …… 没有政府部门的支持，修订村规民约工作很难开展，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寻找和政府工作的结合点。在许多次的碰壁之后，我们慢慢掌握了一些技巧： “他们”出于对农民的刻板印象，觉得事情办不成——我们就用成功的事例(如周山村)去说服他们，组织培训、播放光盘、参观试点村是常用的方法。 “他们”在管理上条块分割——我们就来一个“条块整合”：和计划生育部门共同探索“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和民政部门合作推进“村民自治”;和妇联联手解决“农村妇女土地问题”，推进“农村妇女参政”;和组织部门谈“基层民主建设”……，总之，由于修订村规民约的“综合性”，和每一个部门都能找“结合点”。 “他们”的工作重心不断变化——我们就在每个“重心”中找到切入点，无论是“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创新社会管理格局”、“维稳”、“群众工作路线”等，都能和修订村规民约找到交汇点。 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许多事情真的不能“非黑即白”，采取双赢、多赢的战略也许是最明智的选择。 但是很奇怪，事情做到今天，我却依然恐惧与学界对话。 恐惧被排斥——“不专业、不系统、不学术”; 恐惧被质疑——“背后的知识体系是什么?有什么理论根据作支撑?你和村民是一种什么关系?能否保持自己的客观性?” 恐惧被框定——“你们所做的事情完全符合××国家××著名专家提出的×× 框架!” 也恐惧自己的“大白话”被“学理性”很强的专业话语所覆盖…… 在学术界，理论永远优于实践，研究者总是处在“上位”，实践者则处于也自甘处于“下位”。这种感觉让人有点不舒服，不知是我自己的价值理念造成的自身心理障碍，还是学界风气使然。 我想不明白：理论是指导实践的，但是如果没有实践的积累，理论从何而来?没有实践的验证，理论又向何而去? 最后，还是让我这个最不擅长引经据典的人引用一句名言吧： 行动对学者来说是最基本的。通过行动，经验转化为思想，思想又从下意识上升到意识，最终成熟为真理。—— 爱默生(钱满素，1996) 注释： [1]课题组成员来自党校、高校和妇女 NGO，是三种力量的结合：政策倡导、调查研究和社区行动。 [2]取自课题组草根调研访谈记录，2008 年 8 月。 [3]《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转引自《中国农民启示录》，第 41 页，作者聂建平，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 [4]“集体所有”是介于“全民所有”和“个人私有”之间的所有权，是公有制的一种补充形式。“农民集体所有”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一个创造。实际上是不完全的集体所有制，无论合作社还是人民公社，都无权处置农村土地，只是拥有土地的经营权和收益分配权。《中国农民启示录》，第 69 页，作者聂建平，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 [5]《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五条规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 [6]村民自治章程，是在民政部门指导下制定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综合性规章制度，是更为成熟的村规民约，包括村民组织、村庄管理、社会治安、邻里关系、计划生育、婚姻家庭及社区风尚等方面的内容。由于存在制定程序不民主、不符合村庄实际等问题，不被广大村民认可。而且，《村民自治章程》普遍缺乏性别视角，使得性别不平等的潜规则得以发挥实际作用。 [7]村两委包括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现今又增加“村监督委员会”，也称“村三委”。 [8]“周山村妇女手工艺品开发协会”是一个农村妇女合作组织，宗旨是“增强农村妇女发展能力，活跃妇女文化生活，增加妇女经济收入，促进妇女参与村庄事务管理”。 [9]夏林清、郑村棋老师在 2012 年 11 月 30 日与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成员的谈话。 参考文献： 1. 杜芳琴：《悄然而深刻的变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第 23 页。 2. 李慧英：《修订村规民约操作指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1 年版，第 1 页，本文略有删节。 3. 《毛泽东选集》第4卷，“论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出版社，1991，第1477页。 4. 聂建平：《中国农民启示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第41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88 年试行，1998 年正式实施，2010 年修订。
完 文章来源：杨静 编著《悄然而深刻的乡土变革：本土性农村社会工作探索》
原标题：悄然而深刻的变革——修订村规民约的社区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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