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点马克思主义（二十七）—— 现代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学点马克思主义（二十七）—— 现代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红色中国网理论编写组

在现实的斗争中，我们长期要面临敌强我弱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国家机器和大众媒体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作为表面弱小的力量，我们如何从弱到强，摆脱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大家都会思考这个问题。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发生变化？一方面要靠我们的意识觉悟和阶级立场，另一方面就是要掌握正确的对社会分析的方法，要用唯物辩证法来观察世界、人类社会和历史。要掌握对矛盾的正确分析方法，不要静态地、孤立地看待矛盾，而要将其视为动态的过程，考察矛盾的转换。

比如历史上，毛主席面对着抗日战争的复杂形势：除了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国内局面错综复杂。毛主席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暂时强大的原因，以及从长期地、持续起作用的因素来看，中国人民能反败为胜的原因。解放战争也是这样。我们要掌握矛盾变化的可能性和矛盾转化的规律。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认为一定的社会制度依托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但是历史条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分析社会制度时不仅要看到现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还需要找到本质的发展趋势、主要矛盾，然后了解在本质的发展趋势下历史条件会发生什么变化，怎么变化，变化到怎样的阶段就会与原有的社会制度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近代中国（即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后的中国），始终面临着民族危机。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相当于整个世界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到了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的生产总值减少到了世界总量的约百分之五。如果比较中国和美国：1820年前后，美国的人均GDP高于中国，美国与中国之比约为2:1，到了二十世纪中期扩大到了20:1。中国论文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外围，处于不断下降的地位。那么中国作为民族国家能否存在下去？首先要能打仗；要能打仗，就要有军事近代化；要有军事近代化，就要工业化、实现资本积累，就要把经济剩余用于资本积累和工业化。三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剩余约为中国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其中三分之二来自农村（约占全部国民收入的15%，主要掌握在农村地主阶级手里，用于地主的挥霍消费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传统仪式），三分之一来自城市（约占全部国民收入的10%，大概是三分之二在政府手里，其中又有很大一部分以赔款、支付外债本息等形式转移到帝国主义手里）。从甲午战争到1931年“九一八”之前，中国因为贸易逆差对外流失了白银30亿海关两，一关两白银和当时美元的汇率大概是4两白银 = 3美元，30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20多亿美元。中国政府历年赔款的实际支付额约为8亿两，外债还本付息大概是12亿两；再加上外资在华投资的利润，历年约为25亿两，累计历年流出白银约75亿两。外国在中国的投资（包括外债和直接投资），历年形成的外债约13亿两，直接投资约12亿两。那么中国历年累计是进25亿两，出75亿两，净流出50亿两。马关条约赔款2亿两，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约为当时日本GDP的三分之一；辛丑条约，清政府赔款4亿5000万两。1895-1930年，累计35年中，中国给帝国主义国家输出高达50亿两白银，相当于10次辛丑条约赔款或20多次甲午战争赔款。十九世纪末，清政府年收入约8千万两白银；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是8亿法币，约合5亿两白银。1895-1930年，中国累计输出50亿两白银，相当于晚清60年的财政收入或南京国民政府10年的财政收入，都交给了帝国主义。城市经济剩余因此大量流出，被帝国主义掠夺。要实现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就要打倒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才有可能建立新的国家和经济秩序，用于资本积累和现代化建设。这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面对的基本矛盾。

新中国建立后面临着双重的历史任务：一，近代中国的积贫积弱之后，如何稳定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地位，然后提高地位，即实现赶超西方的目标；二，新中国是人民大革命的产物，特别是农民革命的产物，新的国家政权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劳动群众的期望和要求。这些是当时的现实历史存在。1949年大革命之后，中国劳动群众有了初步的革命觉醒，新一代的国家领导人，与劳动群众还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些都会对新中国社会关系有影响。

这些影响表现在：一，经济剩余要集中在国家手里，党和政府要号召工农劳动群众为社会主义国家和集体做贡献，所以就有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社会主义总路线等等，号召大家多生产、多劳动，这些在当时被相当一部分劳动群众自觉接受。同时，为了尽可能加快工业化和资本积累，就要求劳动群众在一定时间内接受比较低的物质消费水平。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国家要保证人们的基本需要，做到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还有在健康、教育、养老等领域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三，经济剩余掌握在社会主义国家手里，虽然这个国家是革命的产物，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普通劳动群众实际上并没有掌握管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权力，没有直接行使这些权力。怎么保证党和国家把这些经济剩余真正用于社会主义建设？当时党和国家做出的保证是，党和国家的干部要和劳动群众同甘共苦，要自觉限制物质特权，保证劳动人民贡献的经济剩余能真正用于长远的社主义经济建设。四，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以外，还有一个长远的许诺：这个许诺是，虽然我们眼前是艰苦奋斗，但长远会实现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到那时就可以消除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实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几个方面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劳动群众之间的社会契约。

社会主义社会契约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一直在起作用，但其实在一五期间已经遭到破坏。工业化过程中，需要大量技术和管理人才。当时的文盲率较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人才主要来自地主和资本家的家庭。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多是地主和资本家子弟。为了让这些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对这些人需要采取物质刺激的方式。新中国初期留用了大量国民党政府人员，还有大量资本家，前者是保留原职原薪，而资本家可以继续进行资本主义生产活动。1956年后，新中国对资本家采取了极其优厚的赎买政策。这些都使得新的共产党干部在心理上不平衡。1955年，取消了党和国家干部的供给制。在革命战争年代实行的相对平等的供给制，被工资和薪金制代替，实行八级工资制，分成26个小级，最高一档每月560元，最低每月20元，这是城市国家干部的工资制度。毛主席后来自己给自己降低几级，最高三档没有实行。到了1957年，中国共产党里面，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数量超过工人出身的党员数量。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八大的党章做了一个结论：中国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主要社会矛盾不再是对抗性的阶级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仍然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在国内外都有重要含义。首先，这说明党和国家需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那么依靠谁？首先要依靠专业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还有就是党和国家的干部，所以要给他们与他们的“贡献”相适应的物质报酬。这是就国内来讲，就是把正在形成的不平等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确认下来，隐含地开始抛弃与劳动群众同甘共苦、缩小不平等的承诺。国际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以追求资本积累为目的。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定以追求经济增长作为主要任务，实际上就是承认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游戏规则，投入民族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竞争，事实上放弃世界革命的理想。

毛主席本人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刚开始，他认为问题在于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所以搞双百运动，结果遭到党内上层官僚的强烈抵制，以反右收场。后来发动大跃进，因为官僚集团的破坏付出了惨烈代价。1962年，毛主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当时中国、苏联两党大论战，实质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国家共产主义运动还要不要进行世界革命的问题。雅尔塔协定后，苏联已经放弃了世界革命的原则。赫鲁晓夫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存、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就是接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游戏规则，放弃世界革命。所以毛主席在中苏论战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变修的问题。后来的四清运动也被刘少奇等党内官僚破坏。经过多次斗争失败以后，毛主席才认识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变质，所以毛主席才说党和国家“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手中”。从后来实际发展情况来看，这个“三分之一”的估计是严重低估的。在各次党内斗争不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下，毛主席希望直接号召工人和青年起来造反，进行继续革命。

1966年文革开始，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都严重不足。首先，它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而是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主要理解为旧社会遗留的旧思想、旧文化遗毒所带来的影响。文革高潮的时间大概是一到两年，1967年决战，1968年就已经全面退却。已经形成的官僚集团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一开始是动员自己的子女，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组织所谓红卫兵，来镇压群众，转移斗争方向。这一步不灵、官僚集团初步混乱以后，就利用群众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矛盾，来挑拨群众组织内斗，比如依靠保守派群众组织来反对造反派。在当时的武汉，有个叫“百万雄师”的保守派组织（里面主要是国营企业的正式工），对抗的造反派组织则主要是学生和临时工。两派斗得最严重的时候，毛主席亲自去武汉调停，支持造反派。武汉当时的军方最高首脑是陈再道，明知主席下榻东湖宾馆，但挑唆一大群不明真相群众冲击东湖宾馆，主席有可能在群众械斗的过程中遭到不测。周恩来就紧急调动海军军舰，把主席救出来，这就是七二〇事件，当时认为是反革命兵变，但最后不了了之。后来是形势进一步恶化，出现军队和地方官僚合作，挑动群众组织武斗。中央文革小组的想法是要给造反派发枪，同时要把文革引进军队，遭到军队将领强烈反对。毛主席不得已，先免去文革小组几个人的职务，不抓起来不可以平军心。接着有军队的所谓“支左”，收缴群众的枪支，实际上是镇压造反派。接着有老中青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但除了在上海是造反派掌权，其他地方基本都没有造反派掌握实权。1968年，文革就已经处于全面退却的状态。

在世界范围来讲，1968年开始的世界革命高潮还在进行，但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毛主席开始面临苏联在二十年代的问题，那就是一国社会主义还是世界革命的问题。一五计划是成功的，但是到了六十年代，由于自然灾害、走资派的破坏，文革的激烈斗争，经济基本停滞不前。六十年代也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好的时候，日本、南朝鲜都在这时实现了经济起飞。那时，如果要长时期地抵抗美苏两霸和世界资本主义，那么人民就要继续捱苦日子。当时中国人均粮食产量不到300公斤，一旦遇到灾害或战争，就很危险。这样，毛主席在国际上也要退却。

中国要把主要力量用到工业化和资本积累上来，就实际上就是要主动加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分工体系。这里面有两个可能性：一，回归苏联主导的东方分工体系；二，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资本主义分工体系。中共上层对这个问题有分歧，毛主席当时也邀请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做了形势分析，老帅们的结论是：一，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中国可以专心进行经济建设；二，苏修其实比美帝更危险。林彪是反对参与西方分工体系的。但是毛主席的决心是和西方缓和关系，所以后来有尼克松访华、与日本西德等国建交。到了1973年，有四三计划，即用43亿元人民币外汇进口外国成套设备。这是中国自一五以后最大规模的技术引进，中国因此重新回到了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

1973年的十大，王洪文一度被定为新的接班人。但是，1974年，邓小平复出。邓小平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实际上掌握了全部党政军权力。这时的形势对文革派已经很不利了。当时城市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逐渐进入麻痹状态，虽然当时毛主席还在世，“四人帮”受到大多数官僚的反对，在军队也没有根基。1976年，毛主席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打倒邓小平。当时江青要求将邓小平开除出党，毛主席不同意，留了余地。同时，他把华国锋提拔上来。华国锋代表的是文革期间一批地方工农干部的力量，属于中间派。毛主席对于当时的客观力量对比，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些力量对比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发生有利的变化。毛主席可能的期望是，如果华国锋还有一定政治智慧，应当会选择平衡党内的左右派力量，这样可以给左派保存一些力量。但是华国锋有政治野心却很愚蠢，他把左派当做主要的敌人。江青也不具有政治智慧，把所有潜在盟友和中间派都得罪完了。最后，华国锋很快自己也被赶下台。

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权力巩固以后，先在农村推行私有化。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城市变化不大，因为当时工人阶级的经济力量还很强大（社会主义的“铁饭碗”等制度还没有打破），但是在政治已经上麻痹了。当时的国营企业厂长经理还是对工人怕三分的，得看工人脸色。但是旧的社会主义理想这时已经不起作用了，国营企业主要靠给工人多发奖金的办法来维持生产积极性。华国锋的洋跃进加快了中国结合进世界资本主义分工体系的速度。八十年代，中国除了进口生产线，还大量进口了消费品和汽车。这一部分是为了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一部分是要满足新兴官僚资产阶级的需要（他们是从原来的官僚特权集团演变过来的，不同于1949年以前的“官僚资产阶级”），也在一定程度上收买小资产阶级，并缓和与工人阶级的矛盾。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血汗工厂，中国还不是世界工厂，出口跟不上进口的增长，所以八十年代中国出现了巨额的贸易逆差。国营企业的工人对生产过程还有很大的控制能力，要求国营企业多发奖金。国营企业只好提高物价，把这个压力转嫁给消费者，于是形成了一个物价工资上涨的循环。

在城市小资产阶级方面，主要是知识分子集团。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恨死社会主义了。一方面，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时期限制了他们物质消费的特权；还有就是文革时，无论是官僚特权集团还是造反派，都把知识分子当成比较容易打击的对象。此外，作为外围国家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法自由出国、自由在跨国公司工作，因而无法进入核心国家职业技术人才的劳动力市场，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很大的物质利益损失。邓小平在改开初期对知识分子进行讨好收买。但是当时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对自身物质利益的改善速度仍然不满意（他们抱怨自己的物质消费水平没有很快地超过工人阶级）。改开初期，为了否定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邓小平一定程度上利用知识分子搞了所谓解放思想，这也让城市小产阶级产生了幻想，认为自己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可以占一席之地，还可以和共产党分享权力。

当时官僚资产阶级内部分为三派。第一，是以陈云为首的“左派”，幻想搞某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毛泽东时代的陈云也是修正主义者，他提出要搞鸟笼经济，即一方面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国家还要控制制高点，经济发展主要靠国内市场，为此城市工人要有一定的购买力。陈云的设想类似于拉丁美洲等国在五十、六十年代搞过的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但是到了八十年代，整个世界正处在新自由主义方兴未艾的时代，陈云的这个设想已经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也解决不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的问题。

第二，是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的右派，他们坚定地要实行资本主义复辟。1988年，赵紫阳见了弗里德曼以后，就要搞“价格一跳过河”，就是要在短时期内放开所有价格，取消所有补贴，然后紧缩货币，类似于东欧后来实行的“休克疗法”。为了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赵紫阳集团愿意在政治上对城市小资产阶级做一些让步，对所谓“政治改革”的态度比较积极。

第三，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多数。这个大多数，也是要走资本主义复辟道路。但是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告诉邓小平，如果像赵紫阳那样乱搞，官僚资产阶级有被工人阶级推翻的危险。而且赵紫阳要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做比较大的让步，这一方面会侵犯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在邓小平看来，要收买自由派知识分子也不需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最终，矛盾在1989年爆发。1989年的运动，一方面不是官方所定性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另一方面也不是自由派所说的什么“爱国民主运动”，也不是某些左派认为的革命群众运动。1989年的运动带有很明显的阶级性：运动主要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利益并且是由城市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其中主要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工人阶级虽然有参与，但参加运动的工人阶级没有政治自觉，实际上当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炮灰。

1989年时，邓小平与陈云结成了临时的战术同盟。但是苏联解体彻底打掉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最后一点信心。1992年，邓小平在军队的保护下“南巡”，为改开造势。江泽民本来是陈云推荐的人选，一看形势不妙，便马上倒向了改开派。邓小平“南巡”后，自由派知识分子又为改开欢呼叫好，小资产阶级的右派倒向官僚资产阶级一边。那时，人民公社早已解体。八十年代后，资本主义部门不断发展壮大。到了1992年，在工业部门中，国营企业和非国营企业已经各占半壁江山。依托大量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完成了对城市工人阶级的包围。城市工人阶级在经济上被资本主义部门包围，在政治上也已经孤立，终于在九十年代的私有化大潮中被资产阶级打败。这些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过程中的阶级斗争。中国资本主义从此进入了繁荣时期。在中国资本主义的繁荣中，又形成了新的阶级力量。正是这些新的阶级力量必将在未来造成中国资本主义的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