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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点马克思主义(四十七)——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2020-4-3 02:42|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21828| 评论: 0|原作者: 红色中国网理论编写组

摘要: 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承认,千千万万追求私利的个人的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取决于他们受到什么样的价格的引导。现在,根据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自己的研究,资本主义市场中的价格是普遍错误的,而且这些错误的价格得不到纠正,正在将人类文明推向毁灭的前途。

学点马克思主义(四十七)——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红色中国网理论编写组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提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一方面表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关系,另一方面又表现为每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有组织性和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后一个方面的矛盾,必然要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

恩格斯认为,要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缓解上述的矛盾,只能通过在不改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的前提下逐渐地增加生产关系的社会性质的办法,比如用股份制公司来代替家庭企业,用可以统一计划全行业产量和价格的垄断托拉斯来代替一般的股份制公司,用国家资本主义来代替私人垄断资本等。但是,只要是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上述矛盾就无法得到根本的克服。只有在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基础上建立起全社会统一的经济计划以后,才能够按照整个社会的需要对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做出合理的安排,彻底消灭经济危机以及资本主义条件下对生产力的巨大浪费,为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开辟最广阔的空间。

应当说,后来历史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计划在实践中遇到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原来没有设想到的困难和复杂性。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在当时欧洲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就爆发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到底是否可行的辩论。其中,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冯·米塞斯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根本运行不了,因为消灭了市场经济以后,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者就无法知道合理价格了。奥地利学派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一个最反动的派别,主张极端的自由市场经济,甚至反对中央银行干预货币供应量。在米塞斯看来,只有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市场上通过供需相互作用才能形成合理的价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消灭了市场和竞争,也就消灭了供求,因而也就无法知道合理的价格。如果不能知道合理的价格,社会主义的计划委员会也就无法合理地配置资源,社会主义经济因此必然崩溃。

当时,波兰有个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就奥斯卡·兰格批判了米塞斯的观点。兰格在政治上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在经济学理论方面却是一个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兰格的论点后来被认为是“市场社会主义”的起源。这里不再赘述。米塞斯和兰格的论战,后来称之为“社会主义计算问题的论战”。

后来,哈耶克也加入了社会主义计算问题的论战,并进一步阐述了米塞斯的观点。哈耶克认为,要进行合理的“经济计算”,就必须掌握大量的经济信息。但是,首先,按照当时的计算技术,社会主义经济的中央计划当局根本没有能力在合理的时间内收集、整理和计算数以百万计的经济数据。苏联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只能靠求近似解的办法来制订计划。

接下来,哈耶克提出了一个更重要也是更加根本的批评。哈耶克认为,大量的有用的经济信息是分散在整个经济的各个角落的,只有那些在现场的、当时当地的人们才能了解,而且根本无法概括为统计数据,因而也就无法传达给计划当局。这样,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就不可避免地要遗漏大量对于合理经济计算必不可少的有用信息。哈耶克在这里讲的所谓“分散的知识”大致相当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讲的来自实践的知识或“经验”,区别于理论知识或书本知识。

如果说,计划经济不可避免地要遗漏大量有用的经济信息因而无法实现合理的经济计算,那么资本主义的市场又是怎样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呢?严格来说,哈耶克并没有真正地来论证这一问题。哈耶克只是确信(或者说假设),在市场上,当消费者买商品、企业卖商品的时候,当他们各自为了效用最大化或者利润最大化分别做出买或不买、卖或不卖的决定的时候,这些消费者和企业必然已经充分利用了他们在当时当地所掌握的一切经济信息(包括那些无法用统计数据来表达的信息)。当所有的消费者和企业都充分地利用了他们在当时当地所掌握的一切信息,而他们的需求和供给行为又共同决定了市场价格以后,这样形成的市场价格必然能够最大限度地将整个经济中所有有用的信息都充分反映出来并且将这些信息传导给消费者和企业,引导他们采取合理的经济行为。

哈耶克的批评后来被概括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无法解决“信息问题”。

除了信息问题以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面临着“激励问题”以及由激烈问题派生的“委托-代理问题”。所谓“激励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因为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人们失去了发财致富的动机,因而必然失去劳动积极性,人人偷懒,直至经济崩溃。

在名义上,全体人民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但是全体人民无法直接经营企业,只能将管理和经营的责任交给政府。这样,在人民和政府之间就出现了第一层“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在名义上代表人民,但是实际上有官僚的特权,还有贪污腐败,从而代理人(政府官员)可以滥用人民(委托人)给与的权力为自己谋利。这便出现了第一层委托-代理问题。然后,在政府与企业经理之间、企业经理和工人之间还会有第二层、第三层委托代理问题。

政府总的来说希望企业经理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但是,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决定一个企业表现好坏的因素是很多的。比如,一个企业今年的生产成本上升了,企业经理可以说是因为某些政府政策的变化给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了困难,比如政府要求企业承担一些社会义务。上级管理人员很难准确判断企业经理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无法准确了解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有哪些是由于政府政策带来的、有哪些其实是因为企业自身经营不善。此外,也不能让效益不好的企业关门,因为那样工人会失业,会给政府带来安置失业工人的沉重负担;于是政府只能继续补贴亏损企业,不让企业倒闭。这便是所谓的“软预算约束”问题。

除了信息问题、激励问题以外,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技术创新方面特别失败。因为企业创新要担风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通过创新可以指望获得亿万财富,因而资本家有充分的冒险创新的动机;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创新的收益归社会所有,因而企业经理不愿意冒巨大的风险去从事不能给自身带来很大好处的创新活动。

 

应当说,哈耶克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上述问题的批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这些问题在历史上的社会主义经济中也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是,这些问题是不是就严重到使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完全无法运行了呢?在历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中,或者是通过充分调动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或者是通过各种官僚主义的管理办法,在不同程度上对于信息问题、激励问题和创新问题都有各种各样的实际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当然没有能够让社会主义经济实现理想的效率,但是确实做到了不断提高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在科学技术的有些领域不仅赶上甚至超过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

从长期经济增长比较来说,苏联和中国的长期平均经济增长率至少不逊于与它们发展水平类似的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而在满足人民群众在卫生、教育等基本需要方面,社会主义国家更是有着明显的优越性。在1989年以前,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经济停滞,但是并没有遭遇绝对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这些国家的经济困难远远小于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但是,在大萧条时,资产阶级拼命地要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相比之下,一旦遇到经济困难,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特权集团不仅不挽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反而趁机全面推行资本主义复辟,以牺牲劳动人民的巨大利益为代价来换取他们这个特权集团的发财致富并摇身一变为新兴资产阶级中最主要的部分。

 

那么,资本主义市场能不能解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的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呢?或者能不能比社会主义解决得更好呢?

实际上,从亚当·斯密那时候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企图论证资本主义是最合理、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斯密想要解决这样一个悖论,那就是,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市场中,所有的人都是追求私利的;另一方面,一个合理的经济制度应该能够不断地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如何才能将千千万万的追求私利的人的所作所为,引导为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福利的经济行为呢?斯密为此提出了一个设想,市场(或者准确地说市场价格)可以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那样引导消费者和生产者,从而使得所有人在追求私利的同时实际上采取能够促进社会福利的经济行为。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设想便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今天仍然是中国的大大小小的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管理官僚的信条。

但是,实际上,斯密并没有能够证明“看不见的手”存在或者能够起它该起的作用。一直到了二十世纪中期,新古典学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才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数学模型来论证,在所谓“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市场价格确实能够引导消费者和生产者实现资源的有效率配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反动的货币主义政策的创始人弗里德曼将资本主义市场中价格的作用概括为三个方面:一,信息作用,价格可以向生产者和消费者传导正确的经济信息,告诉消费者某一商品的生产成本是多少、所消耗资源的稀缺程度如何,告诉生产者某一商品可以给消费者带来多少利益(效用)、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消费者的偏好。二,激励作用,消费者会尽可能买便宜的商品,这样就为整个社会节约了稀缺的资源;生产者会努力生产出市场售价高的商品,这样就能使消费者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三,分配作用,价格决定国民收入在各种生产要素之间如何分配,每一种生产要素都会得到与他们的边际生产力相当的报酬,这既保证了公平分配又实现了生产要素的有效率配置。

但是,这种资产阶级经济学教科书所宣传的所谓“完全竞争市场”所需要的假设条件十分苛刻,与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毫无共同之处。这里仅举几个例子。要具备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生产者的数量都必须十分庞大,而每一家企业的规模又必须十分小,从而所有的消费者、生产者都是“价格接受者”而不是“价格制定者”(如果不满足这一条,就会引起垄断)。所有生产者生产的产品都必须是完全同质的、没有差别的(否则就会引起所谓“垄断竞争”)。所有的生产者、消费者都可以自由地、无代价地进入或者退出市场(否则也会引起卖方垄断或买方垄断)。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可以自由地、无代价地从一个行业转到另外一个行业。生产者、消费者对于市场上的商品及其各种可能的替代品乃至未来的购买或者生产的机会都具备完全的知识。

 

显然,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是所谓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这就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所形成的市场价格是所谓“正确”的价格。从斯密到新古典经济学都认为,尽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人追求私利,但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有效率的、还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千千万万追求私利的个人要得到“看不见的手”的正确引导,具体来说,那就是资本主义市场上的价格必须是“正确”的,也就是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价格一样。

当然,即使是最教条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不会否认,完全竞争市场所需要的假设条件是不现实的。但是他们认为(实际上是想象),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形成的市场价格虽然不是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价格,但是与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上的那种价格的偏离一定不是很大,或者在有些市场上有偏离但在另外一些市场上没有偏离,或者虽然有时有偏离在另外一些时候能够得到校正。

有意思的是,在过去几十年,资产阶级经济学自身的发展恰恰能够证明,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价格错误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不是短时期的而是持久的,与社会所需要的正确经济引导不是偏离不大而是偏离很大,并且得不到校正。

 

完全竞争市场所要求的条件之一是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有着完全的信息。但是,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承认,在很多重要市场上,买房和卖方各自掌握的信息严重不一致,这就是所谓“非对称信息”。当买方和卖方之间存在着非对称信息并且双方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时,市场将无法“出清”(也就是当市场达到均衡状态时供给不等于需求)。比如,在劳动力市场上,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资本家希望工人努力生产,但工人不愿意高强度劳动、想“偷懒”,而资本家又无法时时刻刻准确监督工人是否“偷懒”。资本家为了增大工人如果“偷懒”被发现然后被解雇的代价,便会付给工人比市场出清工资更高的工资。这样,劳动力市场上就会存在失业(供大于求)。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这叫做所谓“效率工资”理论,其实相当于用资产阶级经济术语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产业后备军理论。如果尽可能简单地说,所谓“效率工资”理论实际上要表达的意思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要强迫工人劳动(不“偷懒”),首先是需要一支庞大的产业后备军队伍,从而用失业来威胁就业的工人。但是,产业后备军的威胁要有效,失业工人所得(即所谓“市场出清工资”)必须显著低于就业工人的工资,否则就业工人就不必害怕失业了。

在金融市场上,银行希望借款人能够选择稳妥的投资项目、保证还款,但是借款人不是用自己的钱投资、所以宁愿将钱投向高回报但是高风险的项目,而银行又无法准确评估贷款的用途以及投资项目的回报和风险。于是,在均衡状态下,银行便会选择将利率设在比市场出清利率更低的水平,而不是贷款给任何愿意付出市场流行利率的借款人。这样,在金融市场上,就会出现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大于对货币资本的供给。这时,借款人必须向银行申请贷款,而银行则需要将贷款“配给”给提出申请的借款人。也就是说,不是谁愿意出的利率高就把钱借给谁,而是要像社会主义的计划委员会审核投资项目一样审核借款人的贷款申请。

请读者注意,上面所说的市场“非出清”的状况,与政府或其它的外部干预完全无关,完全都是由市场上的买卖双方追求私利的“理性”行为所产生的结果。如上所述,非对称信息意味着所有的生产要素市场必然都不能“出清”。不仅如此,非对称信息还影响到许多重要的服务业市场,比如医疗卫生市场(在医生和病人之间的非对称信息)、教育市场(在教室和学生之间的非对称信息)。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资本主义的环境下,由于许多中小资本家鼠目寸光、贪得无厌,假冒伪劣产品到处横行,即使是在许多普通的消费品市场上,消费者也深受“非对称信息”之害。即使是资本家、小资产阶级家庭也不得不选择高价购买进口商品的方式来回避质量风险。

如上所述,按照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新发展,由于私人的“理性”行为,生产要素市场以及许多重要的服务市场所形成的价格必然是错误的。不仅如此,因为所有商品和劳务市场的价格都要以生产要素的价格为基础,这就意味着所有商品和劳务市场的价格都是错误的。

受到非对称信息影响的市场虽然不能“出清”,但总还能达到某种稳定的“均衡”(这里的“均衡”不意味着供求相等,而是指无论买方还是卖方都不愿意主动改变自己的行为的状态)。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投资却是完全不稳定的。在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看来,资本家的投资意味着将资本固定在要在未来运行几年到几十年的长期资产上,所以资本家投资的收益只能在未来的几年、几十年中才能决定。但是,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什么都可能发生。因此,资本家实际上根本无法理性计算未来的投资收益。资本家的投资只能靠某种主观的“动物精神”来驱使,因而是高度不稳定的。

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闵斯基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如果没有一个庞大的政府部门就无法稳定。当发生经济危机时,中央银行可以充当最后贷款人、保证金融市场上资产价格的稳定;而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赤字来保证资本家总利润的稳定。这样,大政府资本主义就可以避免小政府资本主义条件下投资下降引起利润下降、利润下降又导致投资下降的恶性循环。

但是,大政府资本主义也有着严重的副作用。在小政府资本主义时期,当发生经济危机时,低效率的、投资错误的资本家企业就会大量破产倒闭。但是,在大政府条件下,资本家不仅在经济扩张时赚钱,在经济危机时还是能赚钱,甚至有些资本主义企业成为“太大不能倒”。在经济扩张期资本家纷纷进行金融冒险,当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央银行被迫“救市”,资本家得以保住扩张时期金融投机的成果,于是又开始更大规模的金融投机。上面曾经说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攻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软预算约束”。但是,按照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如果离开了大政府的“软预算约束”就根本无法维持。

完全竞争市场所需要的另外一个假设条件是没有“外部性”。简单说,就是商品的私人成本要等于社会成本,商品的私人收益要等于社会收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主要的“外部性”就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但是这种破坏并没有反映在商品的价格中。

我们知道,所有商品的生产和消费都不可避免地有环境影响。因此,在这方面市场价格的错误是普遍的。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时代,世界范围的环境危机越来越严重,这就说明,资本主义市场上的普遍的价格错误始终没有得到纠正。我们还知道,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正在把人类推向毁灭的边缘,这就说明资本主义市场的价格已经严重偏离了人类社会福利的正确需要。

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是追求个人私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承认,千千万万追求私利的个人的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取决于他们受到什么样的价格的引导。现在,根据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自己的研究,资本主义市场中的价格是普遍错误的,而且这些错误的价格得不到纠正,而且这些错误的价格正在引导资本主义的人们将人类文明推向毁灭的前途。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任何一种能够避免人类文明毁灭的社会经济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有着无可争辩的优越性呢?

 

最后,简单地说一下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创新。首先,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对于资本主义投资的批评也适用于资本主义的创新。创新的收益只有在未来才能知道,如果未来是根本不确定的,那么资本家就根本无法理性计算创新的收益。

更重要的是,创新的资本家追求的也是个人私利,这种私利只有靠所谓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正确”的价格的引导才能带来增进社会福利的后果。但是如果资本主义市场中的价格是普遍错误的并且与正确的价格的偏离幅度很大,那么追求私利的资本家越是创新就越是可能在长期给整个人类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比如,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越是发明出五花八门的新式消费品,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群众都禁锢在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中,其所消耗的资源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就越是给全球生态系统带来灾难,从而加速人类文明走向死亡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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