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波拿巴主义 —— 对腐败和反腐败的一些思考

中国式的波拿巴主义——对腐败和反腐败的一些思考

                           张皓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反腐。在十九大召开前夕，《一份实实在在的成绩单——数“读”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就》一文列举了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成绩。不可否认，通过反腐，立案、审查了不少人，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制度建设。

但是，腐败是不是真的减少了？我们来看看近期落马的两个省部级官员的情况。2019年10月4日，中纪委对刘士余审查结果公布，认定刘“为官不廉，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取私利，违规安排他人到金融系统工作和提拔职务，为亲属违规购房打招呼，收受礼品礼金。”这样的情节得到的处理只是行政降级，还保留了党籍；10月10日，中纪委对四川省原副省长彭宇行的审查表明，彭：“以权谋私，收受他人财物，侵吞公共财物；违规干预项目立项评审活动；道德败坏，追求低级趣味，大搞权色、钱色交易。”如此严重的罪行，也只是开除党籍，还保留了公职。震动朝野的秦岭别墅案，被查出的省部级官员的腐败大都发生在十八大甚至十九大之后，只不过因为违抗圣意而被定点查处，一查就是一窝贪官。以上处理结果表明，官员的腐败很普遍，也很严重，到了“以权谋私，收受他人财物，侵吞公共财物，大搞权色、钱色交易”都可以免予刑事处理的程度。

一般老百姓感受如何呢？棚户区改造中要想尽早拿到拆迁款，征兵想让子女顺利入伍特别是去发达地区服役，医疗器械采购中标，房地产招投标等，以上领域，老百姓知道不打点，是很难办成的，而且打点的金额还有增加的趋势。

 要真正解决腐败问题，就必须要了解什么是腐败？为什么会有腐败？现在的反腐败目的何在？能解决哪些问题，不能解决哪些问题？

一、什么是腐败？

所谓腐败，是指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这个定义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公共权力，二是私利。公共权力是一个非阶级概念，它体现的是国家的公共职能。但国家的本质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国家不能经常以赤裸裸的暴力面目出现在被统治阶级面前，必须以代表公共利益的角色出现在被统治阶级面前。恩格斯指出：国家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因此公共权力从来就不属于全民，就不姓公，其实质是某个统治阶级的权力。在私有制社会，公共权力总是为少数统治者所掌握。只有在公有制社会，公共权力才服务于大多数人。私利及私有观念产生于私有制社会。从原始社会末期到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着私有财产。所以，以权谋私这一腐败现象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在私有制社会，既然连公共权力都是私有的，那么谋取私利就是必然的，腐败就是必然的。因此，私有制是腐败产生的根源。

利益包括物质利益、政治利益等。恩格斯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马恩选集第2卷537页）由恩格斯的话，我们得知，物质利益体现着生产关系。而在生产关系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那么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或不同的所有制条件下，腐败又是怎样的？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我们听说过清官、贪官和明君、昏君，但从来没有听说过，清廉的皇帝和贪污腐败的皇帝。这是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既然天下都是归皇帝所有，也就不存在谋取私利的行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也没听说过哪个老板是腐败分子，因为企业归他所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能看到连一个职工拿国营企业的产品，都被称为腐败。可见，腐败是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紧密相连的。封建社会的腐败本质上无非是臣子贪污皇帝的财产，是地主阶级内部分割财产的形式；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主要是资产阶级内部为了争夺有利的条件而采取的竞争手段，反映了资产阶级内部的竞争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的腐败，无非是腐败分子侵害人民群众的利益。

 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主要是资产阶级内部为了争夺利润而采取的竞争手段，那么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要争夺的就是垄断利润。中国的腐败之所以触目惊心，这与中国特殊的国情是紧密相连的。一是存在着市场经济，二是存在着一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着权力和大量的资源。一方面在市场准入、市场竞争方面，可以设置相当多的障碍，从而阻碍资本的进入；另一方面，政府掌控着大量的信贷资源、财政资源、土地资源、垄断性国有企业等。要想进入相关的行业，要想获得有利的资源，必须得到他们的同意。而要得到他们的同意，就必须腐蚀权力。不同级别、不同部门的官员（党政军企）掌握不同的资源分配权力。官员晋升，除了正规渠道，那就是腐败。通过腐败，就可以获得更大的资源支配权。因此，中国的腐败实质上就是获得资源的支配权和瓜分垄断利润。而在这个腐败的过程中，提高价格，降低公共产品支出的质量和数量是常有的事。这样既侵害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也侵害人民的利益，影响社会的再生产。

但腐败绝不仅仅是贪污受贿，还有特权享受和裙带资本，其中特权享受是制度规定的，基本属于合法的范围，现在制度规定的正厅级以上的干部的合法收入至少是普通工人的四倍以上，加上他们所能享受的公务用房、用车、医疗保健、出差补助等待遇，足以让人羡慕，就算普通公务员最差也有综治奖、文明奖和低价团购房的福利，另外还有身处官场办事的方便。这使得公务员考试的火爆并没有随着反腐败的深入进行而降温。

贪污的对象是公款，在会计制度健全的情况能得到一定遏制，近年大老虎落马极少是因为贪污。

受贿和裙带资本这两种形式因为较为隐蔽，所以成为现阶段官员暴富的主要手段，中国特有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针对的就是受贿和裙带资本这两种腐败形式。最近海南高院副院长张家慧被调查，媒体报道其家庭财产在两百亿以上，她主要靠的就是资产运作和“经营”，自己当官，让老公刘远生下海经商，勒索案件当事人，政商结合，家财万贯，这是当前官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总体上来说，在高压反腐下，贪污受到了遏制，但受贿和裙带资本的发展并没有得到明显遏制。

二、腐败的原因

在社会中，生产是第一位的。在现在的市场经济体系下，企业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也是最重要的生产主体。从《永远在路上》这个纪录片中，可以看到大部分腐败都具有的特征：商人向有权力的人行贿或者官商合伙做生意。

第一，有腐败的动力。在前面，我们分析过，腐败是资本竞争的有利手段，是获得超额利润的手段。为了获得超额利润，资本家必须收买官员。那么官员是如何腐化变质的呢？由于资本主义即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切都可以变成商品，权力也是如此。商品交换原则就不可避免地渗透于官员的头脑中。前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说：“他们就住豪华的房子，坐豪华的车，个人还买的私人飞机。（我）也追求像他们一样的生活，这思想就变了。”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和商人的相互接触，并不是其有意为之。因为作为权力人格化代表，要发展经济，必须依赖资本，而资本又必须依赖权力，两者相互依赖，这就不可避免地频繁接触。而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极是富可敌国的商贾巨富，另一极是贫困而又没有出路的无产阶级。一个省委书记，他天天接触的、与之打交道的多是商贾巨富。人民群众只出现在他作秀表演的舞台上。商人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另外，某些官员本身不腐败，但由于其掌握着支配资源的权力，他的竞争对手或想行贿于他而不得的商人，都想方设法把他搞下去。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杨晓渡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一文中提到,“一个时期以来,领导干部被‘围猎’和甘于被‘围猎’的问题突出”。清廉正直官员，也难以得到上级的提拔。因为任何一个贪腐集团，都会排斥清廉正直的官员。在这种政治生态中，想出淤泥而不染，几乎不可能。所以毛泽东曾对胡志明说：他不相信有清官。

第二，有腐败的条件和手段。腐败的主客体及手段，都离不开资本主义。一是行贿主体商人即资产阶级的产生，正是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结果。二是存在着官僚资产阶级——掌握着权力和大量的资源。要想进入相关的行业，要想获得有利的资源，必须得到他们的同意。另外，哪怕权力只是市场守夜人的角色，市场也离不开权力的保护。因此也就必然离不开腐败。三是行贿的手段，以货币形式进行贿赂，少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毕竟有商品的地方就有货币。腐败的方式多种多样，也越来越隐蔽。比如，一是直接以现金或资产进行贿赂；二是领导干部或其亲属与商人共同经营企业；三是领导干部或其亲属直接经商，权力为其保驾护航。其中第二种和第三种形式尤为普遍，以致形成了政商结合体。周永康、令计划、苏荣等腐败分子的背后，往往牵连出一些公司。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和商人丁书苗之间的交易更是触目惊心：“丁书苗涉非法经营额1788亿，向前铁道部长刘志军行贿4900万元，名噪一时。”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出现在我们面前——官商。权力为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积累铺平道路，金钱又打通权力升级的通道，这时权力和资本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官僚资本。

第三，腐败程度如此深，也可以从所有制和经济体制上找到原因。马克思指出：“如果一个经济社会形态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它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要为一个或大或小的需要范围所限制；不会从生产本身的性质，生出没有限制的对剩余劳动的欲望。”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集中表现为对交换价值即货币的追求，而货币在量上是没有数额限制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也是永无止境的，因此贪腐是没有止境的；而社会主义生产主要的是产品经济，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腐败主要表现为多拿多要和特权。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缺乏市场交换，国家管控着生产资料市场，更没有证券市场。腐败分子贪污腐败也只能表现为多拿多要。就算拿着一大堆钞票，也难以买到商品，更何况经营企业或到股市套现。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时代领导干部比现在清廉的经济原因。在当今社会有一种谬论：毛泽东时代之所以腐败不大，原因在于当时生产力不发达，没有多少东西可贪。这种观点连一点基本的历史常识都不懂。清朝乾隆后期社会上流传着一个说法：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对比一下清朝的生产力，毛泽东时代再怎么落后，也比清朝的生产力高。因此，贪多贪少，原因不在于生产力，而在于生产关系，在于社会制度。

总之，资本主义要想继续发展，就必须不断突破已有的限制。权力作为上层建筑，就必须服务这个经济基础。如许多人所说的——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只不过这个经济发展，是少数资本家的发展而已，而不是大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因此，只要存在资本主义，腐败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解决的只是腐败的某种形式而已。如从公开的大吃大喝转到企业食堂会所的大吃大喝；从灰色收入到高薪养廉；从以前的私下受贿，变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献金、旋转门而已。

三、反腐败的实质和作用

说起一个人做事的目的，我们并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只能从他的行为去进行分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七年来轰轰烈烈的反腐败同时，经济上有哪些变化呢？应该说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越来越深。首先表现为各级政府对资本的扶持，不断扩大其投资范围，按照国务院的说法，法无禁止即可为，中国成为各国资本的天堂；其次是雇佣劳动关系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劳务派遣工的滥用，保安保洁甚至国企一线员工都在大量使用派遣工，中华全国总工会2012年的调查显示，中国的劳务派遣工有3700万人，而最新的数据是一个多亿（无法准确统计）。长春一汽派遣工符天博为了争取同工同酬，组织派遣工集体维权，被刑事拘留和审判。其次，劳动时间普遍延长，根据2015年的一个调查报告，“中国劳动者年均工作2000至2200小时”，同时期德国和法国工作时长分别为1388小时和1489小时，远远低于同时期中国人均工作时长。 如果按每天工作8个小时计算，则等于中国劳动者多工作了40天。第三，国有企业继续改制。前不久中石化由全民所有制企业变为国有独资企业，各地国企改革在疫情期间居然也不断提速。第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土地的经营权向少数人集中，形成新式地主。

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深入发展的情况下，上层建筑反腐败的目的和作用就很值得玩味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矛盾激化，集权必然成为一种选择，党内派系争斗和分权制（胡鞍钢说的九总统制）对于统治阶级是不利的，那么为了集权，势必要清洗政治对手，但是在一个非政治化的时代，公开进行政治斗争容易引发民众的政治热情，对闷声大发财是不利的，所以借用反腐败的旗号，对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就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比如长者对陈XT的处理，河蟹对陈LY、薄的处理。

2012年以后，反腐败突然变得更为猛烈，一方面是经济下行造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集权（所谓的集中统一领导）变得更为迫切，政令不通、官僚主义、派系势力坐大、腐败过于严重对维护官僚资产阶级整体利益是不利的，出于统治阶级长治久安的考虑，也要通过反腐败整治一下官场，类似雍正清理权贵亏空的行为；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内部是分派别的，各个派别为了争夺利益，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么为什么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斗争比以往都剧烈呢？这根本上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列宁指出：“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这一规律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就存在，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从2008年到2012年，垄断集团垄断几乎所有的重要行业，已有的地盘被其他势力瓜分完毕。新兴势力集团要崛起，就必须占有地盘，只有换上自己的人或投靠自己的人，才能保证真正拥有权力。如何做到这一点，反腐败就是一个绝佳的手段。另一方面随着利润率的下降，必然加剧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之间，以及资本家相互之间的矛盾。

总之，反腐败的高压震慑形成的集权体制对于提高行政效率、降低企业运行成本、节省国家开支、调节各种社会矛盾（包括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矛盾）、争取民心都是需要的。这让人想起了19世纪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时期，出现过一种叫做波拿巴主义的统治方式，就是统治者在各个阶级之间搞平衡的权术，把自己装扮成全民的代表，同时限制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内的各个阶级的政治权利，正如马克思所说：“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 国家权力的这种“独立性”,御用学者张维为称之为“中性政府”，是一种表面的现象，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手法。波拿巴根本还是代表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也兼顾了一部分贫苦小农的利益，在七年来，获得拥护比较多是各种金融贵族、工业巨头、农村新地主富农和山区脱贫的农民，利益受损的是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下层。

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邓小平的路线（搞承包制瓦解公有制，扶植发展私人资本，最终实行美国式宪政），王73公开否定邓所主张的党政分开，就是两种执政路线具体分歧的体现。最近大炮的文章中提到要坚持邓小平的路线，肯定承包制，要坚持党政分开，发展资产阶级民主，这种诉求代表了私人垄断资本比如房地产商的政治要求，房地产商发财致富靠的是把本来属于全民所有的土地收益通过招投标收归己有，里面有大量官商勾结的腐败行为，只能通过改旗易帜加以洗白。对这种要求民主的声音进行公开讨论是危险的，波拿巴必须采取专政的方法，对待挑战的异己力量。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许ZY）、无产阶级左派都必须如此。

 在资本主义经济下行，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争取体制内民主、无产阶级争取组织起来维权都是困难的，至少是体制绝对不会开口，“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发扬斗争精神”，“防范重大风险”，都有明确所指。由此，九州不会有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民主时期，而下一步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工人阶级政府。就像列宁说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上到叫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