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食讲座系列
#第十三讲#
金微是财经媒体人，在媒体工作十来年。他一直是反转运动的一名主将。自2010年起，开始关注报道中国转基因主粮商业化问题，在新华社报刊两年，发表了多篇有影响力的转基因报道。2014年10月，他看到微信公众号崛起成为自媒体的主要舆论场，就创办了“转基因观察”自媒体。
“转基因观察”推动的大事包括：“绿色和平”曝光东北转基因玉米泛滥的报告、新疆转基因玉米非法种植、北京市民起诉农业部、崔永元政协提案(100万点击量)和中国化工收购先正达案等。2017年9月，“转基因观察”的粉丝已达9万，却因为发了一篇癌症的文章而被封号。“转基因观察”公众号在运营高潮的2016、2017年成为国内报道反转新闻的主要媒体，对于推动公众对转基因的认识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知道，挺转的人士当中很多是科学家和官员，当中还有很多是顶着院士的头衔。他们往往觉得自己是专家、是权威，掌握着转基因的话语权，他们不希望甚至害怕公众参与转基因的讨论。这是因为转基因是个涉及巨大经济利益的议题，公众如果有知情权，一定会发声，会挑战权威。在挺转帮看来，这无疑是巨大的绊脚石。所以，金微办的公众号不仅揭示了转基因问题背后的权力斗争，更使很多原来对转基因不了解的读者开始关注转基因。他确实非常成功地做到了拆除语言壁垒和专业壁垒的工作。
“转基因观察”被封号后，金微没有放弃对反转的坚持，还是尽量用业余的时间来写反转的文章。下面我们欢迎金微给大家分享“转基因争议史”，回顾转基因大米、转基因玉米、转基因大豆这三种重要作物的争议。
作 者|金微
录音整理|惊蛰 侯娣 小新
校对&责编 | 侯娣 侯马
后台编辑|童 话
一、资本市场欢腾：2019-2020转基因玉米放行
2019年12月30日，农业部网站上公布了一份转基因品种安全证书拟批准清单，公示20天，如无异议，则批准。这份获批清单中有192个转基因品种，其中包括了2个转基因玉米和1个转基因大豆，也就是说中国的转基因粮食安全证书是要放行了。
如果我们对转基因议题有持续关注就会知道，这次转基因玉米放行其实是和2019年炒作的一件事情有关系。转基因玉米获批，与草地贪夜蛾有关。自今年(2019年)1月草地贪夜蛾首次进入中国南方地区以来，该种病虫害对玉米田造成了危害。据农业农村部9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有25个省份发现草地贪夜蛾，见虫面积1500多万亩，实际危害面积246万亩[1]。某期货公司农产品分析师王先生表示，对于玉米种植户来讲，急需抗虫新品种。
2019年5月，中国农科院植保所的吴孔明院士用转基因玉米来防治这种草地贪夜蛾，据说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生物学研究中心姜韬表示，这次准备颁发安全证书的抗虫转基因玉米，如果未来进行大面积推广，对防治草地贪夜蛾虫害具有现实意义。于是，在舆论的一个长期准备之下，转基因玉米放行是顺理成章的事。
接下来我们现在看到，资本市场资金对转基因已经疯狂炒作了一周。上一周大北农连续6个涨停，市值差不多翻了一倍;荃银高科5个涨停。资本看好转基因产业化的前景。
转基因产业化最早是在2013年6月提出的。当时，61名院士请求转基因水稻产业化[3]。2016年6月，国务院“十三五”规划明确表态，要加大转基因农产品(大豆、棉花、玉米)研发力度。可以预测，按照规划，当我国农业转基因生物研究整体水平跃居世界前列，一个巨大的市场也将逐渐敞开。这里面与资本的力量有关，像大北农本身就承担了国家重大专项的任务，国家政策实际上都有这种资本介入的因素。
另一方面，社会抵制的声浪仍有。这次，崔永元反对转基因玉米产业化，三天时间有1万多人的签名。他将这份万人签名发给了国务院、监察委、农业部。
二、回顾：转基因争议，究竟争什么？
中国的转基因争议有十五年时间，我见证有十年，也是社会激烈反转的十年。但现在，（安全证书）最终还是批准了。我们有必要回顾这十年的转基因争议。我们简单分三条线来回顾这十来年的转基因争议：转基因大米、转基因玉米、转基因大豆，这三者都在转基因产业化的大背景下发展，但争议历史略有不同，而且有些偶然性的历史事件，改变了这一走向。
1、转基因水稻争议：民众反对张启发将转基因抗虫水稻带入13亿人主粮
最初，农业部是打算直接批准转基因大米。但是，2004年底的转基因大会准备颁布转基因水稻证书遇到强烈的阻力。2009年批准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时，再次遇到了社会的抗议，张启发的转基因水稻两次续期，均无缘。最终，他们还是不得不说：转基因的阻力较大。所以，这一次就绕道了转基因玉米，因为玉米虽然是主粮，但主要用作饲料，所以社会的反弹会小些。
整个过程大概如此：
1.1 2004年---转基因水稻商业化讨论悄然暗中进行
2004年12月1日，国家农业部悄悄开完了一个会议。这个会上，国家农业转基因安全委员会的50余名科学家和农业部官员，就转基因水稻商业化种植进行了讨论。第二天，一支名为“丰乐种业”的股票涨停，刺激股市的是这样一个强烈的信息：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而丰乐种业被喻为是中国转基因水稻第一股[4]。
在此之前，一份由16名院士和专家起草的《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发展政策的建议》交到了国务院领导手上[5]。报告认为，转基因水稻已经完成了商品化生产所需的各种安全评价程序和实验环节，未发现存在安全性风险，具备了区域性商品化生产的条件，应迅速批准商品化生产。
当时国内反转的力量其实主要是绿色和平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是一个国际组织，自从转基因面世以来，他们就一直在反对。同一天，也就是2004年12月1日， “绿色和平”针锋相对地公布了一份报告，名为《中国转基因水稻对健康和环境的风险》[6]。这份报告由“绿色和平”在英国的两位科学顾问珍妮·考特博士(Dr. Janet Cotter)和苏·迈耶博士(Dr. Sue Mayer)完成。报告认为，在转基因食品安全评估中，以下问题还没解决：
转基因会不会带来对人体的损害?转基因技术会不会导致转基因产物中出现有毒或致敏物质?
对环境和农业经济方面，该报告认为，转基因将会导致令人头疼的杂草稻、野生稻遗传资源遭受污染等负面影响。
当时，挺转和反转争论已很激烈。2004年12月10日，南方周末记者刘鉴强以《转基因稻米：13亿人主粮后的利益悬疑》报道了这场争议。
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研究员、转基因科学家贾士荣说：
‘我想请教那些反对者，他如何回答几十年以后的事情?科学在现有的水平上认为是安全的，就是安全的。科学是动态的，说不清几十年后的事情。但如果以后出现了问题，科学会解决它。’
‘这就像汽车刚发明的时候，欧洲有个国家认为汽车速度太快，不安全，于是立法禁止。但汽车照样出现了，而且成为人们的主要交通工具。回过头来看，那样的立法就是愚蠢的。’[7]
当时，转基因专家坚持的观点是：到目前为止，凡是经过科学评价和政府部门严格审批获准上市的转基因食品都是安全的，没有出现一例转基因食品中毒或医疗事故。
反对的主要是绿色和平、薛达元等。他们的观点围绕在：安全性、专利问题、转基因专家的商业利益。因为转基因专家中有些和转基因公司有利益往来。另外，转基因还涉及国际垄断和民族主义问题。
此后几年，社会对于转基因水稻技术的利弊争议依然不绝于耳，国家相关部门的相关决策也显示了足够的谨慎。各类的专家论证会不下数十场，甚至几度搁置讨论，转基因水稻商业化较为谨慎。
1.2 2009年---无知者无畏：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被蹊跷直接发放
时光穿梭到了2009年底，这一次转基因水稻不再是停留在争议层面，而是直接发放安全证书了。
2009年10月29日，中国农业部给两种转基因水稻（华中农业大学的“华恢一号”和“Bt汕优63”抗虫水稻）和一种玉米（中国农科院和奥瑞金共同研发的转植酸酶玉米）颁发安全证书。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发放，意味着转基因稻米向商业化生产的方向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中国即将打开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的“闸门”。
当时，农业部并没有正式对外公布这一消息，且操作过程十分蹊跷。它被摆放在一家“几乎很少更新”的专业网站上，混杂在“2009年第二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中，连几乎每天都要去看一眼的绿色和平组织工作人员都没发觉。事实上，安全证书是2009年8月批准的，但是直到10月底才发布。
但就是这样一件事，在国内居然没引起太多的关注，没有太大浪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风田在转基因证书颁布后写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末尾处说：在全球远未达到共识的情况下，我们贸然进行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推广。这种‘敢为天下先’是不是太超前了？原因归于：大概是无知者无畏[8]。
2010年初,《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发表了记者张伟的文章《“偷偷摸摸”转基因》[9]。他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安全证书批准的程序进行质疑。后来农业部回复说，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的审批部门是“农业部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证书发放是“经过严格的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等5个阶段的多年安全评价”。
同时，《中国经营报》发表署名记者王佳的文章，明确表达了对转基因主粮化的安全担忧。担忧有二：首先，转基因产品只有10余年的历史，是否会导致食用人群的不适或突发事件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其次，在获得批准的3种转基因主粮产品中，中国很可能并不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10]。
于是就有反转派的声音了。中科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薛达元、绿色和平等[11]。其实这一次争议和五年前一样，争议点包括：“转委会”成员的商业利益、转基因大米的安全性、专利问题等。
1.3 2010年---两会反转提案：转基因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从2010年开始，转基因争议冲出了科学界，开始接受社会的质疑，于是各种争议呼啸而来。这主要是两点：1.安全证书的颁布，意味着转基因冲出试验室直接对准社会公众;2.社会学者的加入，让转基因主粮问题在社会发酵。
2010年1月，北京的交流会之后，张宏良在乌有之乡发表了一篇文章《转基因主粮——不知能否醒来的民族噩梦》，一石激起千层浪[12]。张宏良用他惯常的笔法，将这个问题放大到一个关乎民族安全的重大问题。乌有之乡将此事喻为13亿小白鼠，“不做小白鼠”，这成了反对转基因最切实的口号。但是，主流社会则将他们打成阴谋论。
2010年2月8日，新华社《瞭望》推出封面报道《中国人主粮的转基因悬疑》，署名本刊记者云杉、陈泽伟[13]。报道全面揭示了转基因稻米的商业化争议。文章导言说：水稻是13亿中国人的主粮，在这一事件上，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置身事外”。蒋高明认为，转基因至少存在三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是转基因对生命结构改变后的连锁反应不确定;二是转基因导致食物链“潜在风险”不确定;三是转基因污染、增殖、扩散及其清除途径不确定。“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带头将Bt基因(苏云金杆菌)转入13亿人的主食，害莫大焉!转基因生物一旦出了问题，根本无法控制，所转移的基因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图片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当时新华社《瞭望》报道了这些安全事件：1998年，英国普斯泰试验用转基因马铃薯喂养大鼠，导致大鼠体重及器官重量严重减轻，免疫系统被损坏。2007年，法国科学家证实，孟山都公司出产的一种转基因玉米对人体肝脏和肾脏具有毒性。2008年，美国科学家也证实了长时间喂食转基因玉米，小白鼠的免疫系统会受到损害，该研究成果发表在同年《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上。2009年12月22日，法国生物技术委员会最终宣布，转基因玉米“弊大于利”，这意味着转基因作物种植在法国被永久废除。
2010年2月2日，我(金微)在《国际先驱导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转基因报道《中国恐将成为国外转基因粮的生死试验场》，从食品安全、生态环境、专利陷阱、种子利益链等全面质疑中国主粮开闸转基因的合理性[14]。
转基因在民间、在舆论层面的热度，很快向社会各界蔓延，并在政治层面找到一个宣泄口：两会。
2010年3月是全国的两会时间。当时，全国几千名两会代表赴京开会，世界各大媒体聚焦关注，两会也成为观察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窗口。这一年，转基因与两会开始有了密集的联系。两会前夕，一百多位学者联名上书全国人大，迅速把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的问题推到了台前[15]。
图片来源：青年时报
国史学会副秘书长苏铁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曾经给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上书。该上书信件由引发全国对“三农”问题关注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等人起草，全国130多名学者联名签署。上书以挂号信的形式寄往全国人大，内容是反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要求农业部收回安全证书。禁止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的呼声借着两会的舞台迅速扩大。
3月11日，两会尚在进行中，社会再次出现多位学者反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的联名信。这封刊登在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网站上的公开信称，两种转基因水稻和一种转基因玉米安全证书“是在未经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发放的，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制止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我国食品安全和粮食主权将受到重大冲击”。在这封公开信上署名的，包括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教授刘华杰、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刘兵等。
两会现场还有数十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提案，反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种植。这让转基因在两会上下引起空前关注。2010年，在中国的转基因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一年，两会让转基因开启了广场式的讨论。
这个时候，张启发出来回应了：
(1)人类安全使用BT蛋白来抗虫已有70多年历史，没有发生一起让人中毒和过敏的例子。
(2)实验室研究人员用纯Bt蛋白对抵抗力很弱的小鼠进行灌胃，剂量达每千克小鼠体重灌注5克纯BT蛋白，没有发现中毒、过敏、体重异常、脏器病变。按照这个实验结果推理，如果按照每天吃500克稻米计算，一个成年人即使吃“华恢1号”转基因稻米657年也应该是安全的[16]。
2010年2月27日，北京大学免疫学博士王月丹发表了第一篇公开信：《到了向全国人民公开转基因大米真相的时刻了》[17]。公开信的大致观点是：苏云金杆菌(BT)其实与人体的致病菌蜡样芽孢杆菌是一种菌，而后者被认为是可以引起致命性呕吐和肠胃炎的病原体——其产生的毒素可以在30分钟内使人呕吐，并曾经导致一名17岁的瑞士男孩因呕吐引起肝衰竭和横纹肌溶解而死亡。
1.4 2010年---转基因水稻专家张启发“假试验”遭质疑
这里不得不从转基因技术说起。所谓转基因技术是指利用分子生物学手段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基因导入受体生物基因组中，使得受体生物获得新的性状。世界90%的转基因作物是针对作物抗性的，即抗虫和抗除草剂转基因农作物。
转基因技术有几个过程：分离基因、修饰基因、增加启动子和终止子、增加抗生素抗性基因、克隆目标基因到转化载体、使用基因枪介导入或农杆菌介导法，这些过程就增加了转基因的风险，比如产生一些不可预知的改变等。根据转基因技术的过程，这些风险总结如下：
第一，外源基因随机插入破坏宿主原有的功能基因，转基因所采用的方法之一是基因枪炮重击，这有可能破坏宿主基因;
第二，转基因本身的目标基因，是否会与人类的基因组发生重组问题;
第三，转基因表达的产物，即蛋白质，是否对人类有毒有害。还有包括作为筛选基因的抗生素抗性基因等，也是一个风险因素;
第四，转基因的副产品，即由转基因所造成的植物基因组的改变，以及转基因的表达产物所可能造成的细胞代谢谱的改变，是否会使该食品对人类健康形成威胁。
这些风险点，被转基因专家概括为非预期效应。当时国内出版了几本转基因著作，有一本华人科学家何美芸的《美梦还是噩梦》，还有两本是美国畅销书作者史密斯的著作《种子的欺骗》、《转基因赌局》。
后来，顾秀林连续发文提出：所谓转基因Bt水稻和“小鼠灌胃”是张启发院士造的世纪之假。在她看来，张启发的这个试验过程存在明显设计缺陷。小白鼠被喂食了数日大剂量的“Bt”“未见明显不良后果”，这个试验不是正式的实验。“未见明显不良后果”也不算实验结果。灌胃只是一个前奏——实验的准备工作。“小鼠灌胃”试验违背科学逻辑：Bt在水稻细胞的里面，还是在水稻细胞的外面，是两回事[18]。
苏格兰的普斯泰小鼠实验初步的结论是：“转基因植物新品种”的生命过程很可能发生了非预期的改变——产生了未知的新的生化物质，而且对动物不安全。意思是：单纯的、外在的Bt也许无大害，但是转基因Bt水稻极有可能很不安全，或者说安全性根本就证明不了。
2010年11月26日下午，“中国转基因水稻之父”、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亲临中国农业大学现场演讲，这原本是一场校内讲座，主题是有关基因功能的学术演讲。但还是引起很多反转人士及部分北京市民的关注。一位中年人提问：“请问张教授，你做的小鼠灌胃试验是不是假试验，为什么没有对照试验?比如，用不同的转基因食品做喂养。为什么没有做多代试验?Bt是否会导致生殖异常等?”
张启发回答说：“今天不是讲这个内容，不是讲这个试验的。但我想说明：第一，灌胃试验是黄昆仑做的;第二，多代繁殖试验属于预防医学来做，这个也不是我做。至于结果为什么还没报告?我想结果会报告的。”[19]也就是说，张启发的把试验甩给了黄昆仑。资料显示：黄昆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副院长，现担任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
这也是当时转基因争议的标志性事件，挺转反转派用这次事件各作文章，比如反转的说安全试验确实存在问题，而挺转的则说反转人士破坏正常学术活动。
1.5 2011年至今---国务院听取反转意见，挺转派反制
整个2010年的转基因争议，因为没有结果，所以又延续到了2011年。这个时候国家也听到了社会的反转声音，然后组织了几场研讨会。国务院召开的一场会议曾把顾秀林、佟屏亚等几位反转的老师叫过去了。国务院的会透露出来的信息是，转基因的争议很大，国务院也要听反转声音[20]。
后来挺转派的专家就开始反制了，他们声称，在反转力量破坏下，他们没法进行正常的学术工作。然后他们也提出了一个反制措施，就是转基因大米品尝会。他们又通过方舟子这些挺转的科普人士不停造势，要打消舆论质疑。无意间，转基因大米品尝导致方舟子和崔永元就这个事情争起来了。两边掐了半年，从网上打到法庭，打到崔永元从央视离职，然后到美国去调查转基因。2014年，崔永元把转基因纪录片一推出来，社会又闹腾了起来。后来，转基因口水战又持续了两三年。所以说，转基因争议有很多意外和偶然。
因为崔永元加入到反转运动中，他每次造出来的声浪都比较大，包括转基因纪录片、政协提案、几个高校演讲。他先和复旦大学的转基因教授进行辩论，后来又和中国农业大学的学子进行转基因讨论。崔永元就是反转斗士，这些都是他的贡献。他把这种反转的民意和声音带到了一个更广的主流层面，因为以往都是在民间层面，而崔永元将这个话题带到了更高的行政级别里。
崔永元在2014年的政协开幕现场披露四省非法种植转基因 | 图片来源：扬子晚报
现在，转基因水稻争议基本上被搁置。最近张启发说转基因水稻没法做，他们转做基因编辑、分子育种，因为现在老百姓对基因编辑的关注度可能不是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