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部分地区的部分人，确实思想没有转变。
禁止土葬的本意是杜绝婚丧攀比，提倡从俭，节省成本；保护环境，守住田地。还兼带着防止疾病、瘟疫的传播。
但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火化以后，除了尸体不是整个的，一切程序照旧。还是占用田地（实际上并不怎么占用，“可以节约土地”更像是临时想起来的好处），还是没有节省成本，而且丑态百出。农民的丑态没了，其他人的丑态来了。
禁止农民在丧礼上大操大办，可农民省出来的成本，却都被殡仪馆敲诈去了。倘使不顾这种事实，还要进一步推动“火化后也不许土葬”的“良好风气”，相信农村人之死，就和城里人之死一样——倒是真省下了一捧麦（多数地方小棺下葬后起的坟头，数年后就会被推平），可是要花一笔巨款买一方墓地。
这是什么样的转变呢？
是从被封建主义剥削，到被官僚资本主义剥削的伟大转变。
一个县里，往往只有一个殡仪馆，它是垄断的。依据国家规定，你必须到这里消费。不管是距离殡仪馆十里八里，还是二十里三十里的农民，最终都要到这里，没有商量的余地。对于火化，绝大多数农民是没意见的，只是对它有阴影，对它一整个过程都排斥。农民到了火化场，就好像一头待宰的羔羊。
有人利用国家政策敲诈他们，有人利用新风气新风尚勒索他们，有人本身就是恶霸一方的黑社会。
究竟谁才是移风易俗过程中的贼呢？
事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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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新的政策，都会成为部分基层官吏敲诈、勒索农民的法宝。
有人提议，说农村村庄整体不优美，所以要整体规划。上级下文不许盖奇怪的建筑，农民房要符合村镇统一格调。于是就有人利用这个规则，竟一个土坯烂房的翻盖许可也不给开，逼迫本村农民买镇上的楼，不许农民翻盖。如果实在没有买楼的钱呢？也是可以变通的。倘使农民愿意交上5000块钱，就又立刻批准他翻盖的许可。虽然乡镇上的老爷们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敲诈以外什么都没做，但农民盖下的普通砖房，到这时却突然就“符合规划”了。
有老头、老太太的土坯房是危房，儿子要为他们翻盖，他们不允许，还说：“要交5000块钱审批费。”哪有什么审批费？就是欺负农民不懂政策，就是利用、篡改国家政策欺压农民，进行贪污、腐败。
乡镇上的户政也能随意欺负人，他们能欺负到小孩头上。
十六岁的孩子去办身份证，翻看户口本，被告知他已经十六岁零四个月了，因此“要交50块钱罚款”。问为什么，就说：“国家规定必须在十六岁后三个月以内办理身份证，超过这个时间就要交罚款。”实际上她篡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不按规定申报户口或者申领居民身份证，经公安机关通知拒不改正的，处五十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公安机关也就是乡镇派出所，并没有通知他，他也没有“拒不改正”。可经过派出所户政工作人员的篡改，就变成了一条可观的经济来源。
殡仪馆吃的是火化的饭，它承担了国家责任，因为人死以后必须火化。里头的工作人员，不是新晋成为这样的人的，是由来已久且越来越贪的。
殡仪馆有两把“尚方宝剑”，一是国家政策，二是“死者为大”的传统道德。靠国家政策，它可以对本县居民形成绝对的垄断；靠“死者为大”的传统，它可以尽情讹诈，而别人只好忍气吞声。可总有不怎么“守法”，不怎么“道德”的农村人，拒绝他们的挟尸要价，他们就要“维护秩序”，因此许多殡仪馆是涉黑的。
部分殡仪馆从内部腐败，其为“火化场”，竟然可以“不火化”。火化场的馆长、副馆长们，因地制宜，一时忘记了殡葬行业必须利用法律法规、道德约束来讹诈百姓的硬性要求，竟然自己先违法，鼓动村民进行假火化。
靠假火化赚钱，起初并没有多少家属愿意，但经不住他们极力怂恿。他们以分销的方式让运送尸体的司机也参与其中，促使更多的人放弃火化，“走老路”留尸土葬，以此牟利。在一些地方，留尸的情况就死灰复燃。
案例如下：
殡仪馆有一整条垄断链，参与每一个环节的每一个人，都争相要做啄食腐肉的秃鹫。
在这个过程中，人算什么？
你问，为什么农村人对火化有所排斥？
我说，县镇的火化场，本身就是打着国家规定的幌子，借其垄断地位，挟尸要价的贼窝。
在强令农民火化的同时，更应该整治殡葬行业的乱象。否则强令下去，就是逼死者家属引颈挨宰，助蛆为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