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用兵真如神（十二）

毛泽东用兵真如神（十二）

毛泽东既是杰出的军事统帅，又是伟大的军事理论家。他将深奥的战争哲理，用最浅显的语言和最生动的实例，解剖得一清二楚。阅读他的军事著作和听他的讲话，往往在精神享受中获得理论的升华。1947年3月，毛泽东曾这样解释保守地盘与歼灭敌人的辩证关系：“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番谈话，充满了军事辩证法，与毛泽东并肩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周恩来，深谙毛泽东的用兵之道，一语概之：“毛主席用兵，是歼敌为主，略地次之！”

（十二）歼敌为主 略地次之

1930年1月，江西、福建的国民党军，对闽西这块根据地发动“会剿”。毛泽东主持红四军前委会议，研究退敌之策，决定避敌锋芒，部队转进赣南。红军主力不战而退，中共闽西特委感到难以理解，写信要求红四军留下，巩固刚刚建立起的红色政权。毛泽东给闽西特委回信一封，只有八个字：“离开闽西，巩固闽西。”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员陈力说：“‘离开闽西，巩固闽西’，听起来似乎非常矛盾，但是毛泽东说，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充分利用红军机动作战的特长，以我动带敌动、进而歼灭敌人、巩固苏区，这是毛泽东早期指挥红军粉碎国民党军‘会剿’、‘围剿’的重要作战原则。”果如毛泽东所料，国民党江西“会剿”部队很快退出闽西，跟着红军进入赣南。离开苏区，就意味着暂时放弃苏区，必然带来苏区政权建设和人民财产的损失。这种代价，毛泽东也非常痛惜。但为了夺取最后胜利，又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些牺牲。

到1930年10月，红军已经在赣南闽西站稳脚跟，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建立起当时全国红军最大的战略区。红一方面军此刻也发展到9个军3万余人，兵强马壮，士气高昂。家业大了，东西多了，力量强了，自然使得许多干部产生了新的想法。当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时，毛泽东刚刚提出“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立即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褚银说：“在党内和军内，一部分人只想进攻，把暂时的退却称作‘保守路线’；地方干部则对红军已经拥有四万雄兵，在敌人进攻时却不战而退，使苏区遭受损失议论纷纷；而苏区的群众却担心红军走后，敌人疯狂报复，对红军退却怨气很大。

毛泽东后来感慨地说，战略退却在干部和群众还没有经验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为统一认识，他做了大量“深入艰苦”的说服工作。军事科学院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黄迎旭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这样总结：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的生意。不在一部分人民中一时地打烂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

毛泽东暂时说服了大家，但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毛泽东精心导演的反“围剿”作战结果。红军暂时放弃了部分土地，却赢得了行动的高度自由，创造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有利战机。红军最终不但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而且乘胜反攻，恢复失地，还扩大了苏区。苏区干部笑逐颜开，苏区群众怨气顿消。在此后进行的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再也没有出现干部群众反对红军诱敌深入的情况。

但到迎击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主张“御敌人于国门之外”，指挥红军“分兵把守”，死顶硬挡优势敌人的猛烈进攻。结果不仅红军遭受重大损失，而且丢失了中央苏区。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支绍曾说：“毛泽东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写道，‘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不分时间地点一味反对坚守，或者是夺取地方。”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徐焰说：“在必要的时候，从政治上、战略上的有利地位考虑，他很重视争取那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方，例如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他能提出我们党要集中力量夺取东北，这就体现了他很重视争夺战略要地。”

东北地区，白山黑水，背靠苏联，西南与华北接壤，南与山东隔海相望，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毛泽东高度重视。在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大期间，他指出，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抗战胜利后，为经营东北，在短短的四个月中，中共中央派出四名政治局委员20名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到东北工作，中央军委先后抽调11万主力部队和可以组建100个团的干部昼夜兼程挺进东北。蒋介石同样非常看重东北，在驻华美军帮助下，国民党军25万多精锐部队开进东北，抛开“停战协议”，不顾一切沿铁路线向北猛烈攻击。蒋介石要用军事进攻的胜利，逼中共在政治上屈服。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作华国富说：“毛泽东看到，如果不给东北的国民党军以最有力的打击，在政治上就不可能争取到有利态势下的停战。更不可能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他指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四平一战的意义，决不在于一城一地，它牵动影响着全局。”

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东北战场的国共精锐部队悉数上阵，在四平地区进行了一个月的激烈争夺战，东北民主联军依托工事，顽强抗击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坦克支援下的轮番进攻。歼其一万余人，挫败了蒋介石独占东北的企图。蒋介石的气焰不再那样嚣张，他被迫回到谈判桌上。四平苦战，尽管被毛泽东称为“一时特殊条件”下的作战，不能作为“一般的战略方针”，但正如毛泽东战前估计的一样，四平保卫战在政治上换来了东北战场从6月到10月四个月的实际停战局面。

如何处理好歼敌与攻地的关系，1946年9月16日，在这个窑洞中，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党内指示，明确指出：“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温瑞茂说“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从此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基本作战原则。毛泽东用一个非常通俗的比喻，来解释这一作战原则，例如一个人装满金银财宝的包袱赶路时，遇到了强盗，如果他背着包袱与强盗对打，不但打不赢，甚至会被打死，财宝也会丢掉。如果他扔到包袱，就会动作灵活，打败了强盗，也保住了包袱。毛泽东确定的作战原则，就是把包袱扔给蒋介石，让解放军痛打对手。”

毛泽东扔掉了包袱，蒋介石却接过了包袱，而且洋洋得意地背到了身上。他说：“现代作战最要紧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解放军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无论如何集中兵力，负隅顽抗，始终不能掌握任何重要据点，不能占据任何重要的城市。’”因此 ，他把打通交通线和占领城市作为进攻的主要目标，指挥国民党军疯狂地争夺城市，炫耀战果，尽管这种“战果”水分太大。军事科学院江英说：“要稳固地占领城市，就必须有充足的完备兵力，刘伯承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的军事学说都强调，守备兵力必须大大地少于机动兵力，但是蒋介石他要独裁，要压迫人民，就一定会去加强完备兵力，这样就必须他顾此失彼，这是蒋介石不可克服的致命的弱点。他的包袱背得越多，那么就越重，他就越走不动。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后，气焰极为嚣张，企图一举荡平华北，然而，随着需要守备的城市、据点和交通线不断增多，其本来拥有的绝对兵力优势，在逐步分散中不断减弱，到了1946年底，可用以机动作战的部队，已经不足其总兵力的一半。而晋察冀军区部队则经过动员新兵和整编部队，总兵力达到24万人，虽然丢失县市40多个，但部队开始确立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轻装上阵，因而能够放手作战，歼灭敌人。1946年11月至1947年1月，晋察冀部队连续发动易县，满城战役，和保定以南战役，共歼敌2万余人，初步稳定了战局。

毛泽东充分肯定晋察冀部队的战绩，同时指示，要进一步确立运动战的指导思想，“大踏步进退，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实行“完全主动的作战”。据此，晋察冀军区集中野战军主力，灵活自如地捕捉战机，各个歼灭分散孤立之敌，连续发动了正太战役，青仓战役，保北战役，三战三捷，歼敌4.2万余人，彻底扭转战局。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姜铁军说：“毛泽东所强调的‘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实行完全主动的作战。他强调：‘放弃城市和地盘时，要有利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是无代价的放弃；要边打边撤，而不是一泻千里；要有选择的放弃，在放弃中保持野战军机动作战所必需的回旋余地，创造战场。’有打有放，打放自如，毛泽东精确的把握了其中的尺度。”于是，战局在毛泽东的有效掌控下，出现了令人惊异的变化。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头4个月（1946.7——1946.11），国民党军占领城市153座，解放军歼敌32个旅，平均丧失1.7座城市歼灭敌人一个旅，国民党军投入进攻的总兵力209个旅，其中一线进攻兵力最多时117个旅。虽然总体兵力仍占优势，但随着其深入解放区，机动兵力与解放军比较，正逐步丧失优势。战争的第二个4个月（1946.12——1947.3），国民党军占领城市87座，而解放军也收复城市87座，双方得失相当，但解放军歼敌34个旅。已经不必丧失城市，就能消灭敌人。国民党军投入进攻的总兵力，虽然增加到219个旅，但用于一线进攻的兵力，则下降到85个旅，不得不从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战争的第三个4个月（1947.4——1947.7），国民党军占领城市95座，而解放军歼敌31.5个旅，解放军收复和解放城市153座，净得城市58座，已经既能歼灭敌人，又能恢复部分城市，国民党军投入进攻的总兵力虽然达到227个旅，但能够担负战略机动作战的部队，南线只有40个旅左右，北线则数目寥寥。国民党军的进攻，已经是强弩之末，陷入了战略上的被动。综合战争第一年的作战（1946.7——1947.7），国民党军共占领城市335座，解放军收复解放城市288座，国民党军虽多占城市47座，但却付出了112万人伤亡的代价，平均每占一城，就要损失兵力3300余人！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徐焰说：“更重要的是，由于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人民解放军就有了高度行动自由权，能够避敌锐气。国民党眼睛死盯着城市，这样，他占一个城市，就多背一个包袱，把战线拉得很长。例如说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最大的失策，就是把有限的兵力从山海关一直伸到黑龙江，处处分散兵力，处处守点，处处暴露，那么解放军就可以集中兵力，打一个一个的据点和城市，各个歼灭敌人。这样毛泽东就用放弃部分城市，换来了敌人的兵力分散，换来了各个歼灭敌人的有利战机，从而能够最后改变敌我作战力量的对比。”

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初期的127万，增加到195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则由430万人下降到370万人，而在机动作战力量的对比上，人民解放军已经占有明显优势，这就为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直到此刻，蒋介石才如梦方醒，意识到自己在战略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他不得不承认：“国军过去攻下一地，不论其有无军事价值，都分兵据守。如此占地愈多，则兵力愈分，反而处处被匪军牵制，成为被动。”可惜，这种检讨来得太晚了，因为一旦赖以发动内战的力量优势丧失，他反动统治的末日，也就指日可待了。

毛泽东用一段惊心动魄的战争历程，演绎出一出充满军事辩证法色彩的经典战争史诗。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用部分城市和地方，换取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主动权，战胜了力量绝对优势的敌人，渡过了解放战争最艰难的第一年。毛泽东因此而颠覆了传统的战略防御法则，确立起了具有鲜明中国气派的战争指导原则。他的这种统帅气度，这种战略思维，让他的对手无计可施，但却心服口服。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由衷地承认：“你们的战略上凶，我们就是战略上失败了！”

                      2012年6月18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