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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有感

2020-6-5 23:51|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988| 评论: 0|原作者: 田文林|来自: 察网

摘要: 防范“颜色革命”的前提就是要有底线思维,要对外部危险保持足够警惕性,进而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举措。在某种意义上,对外部威胁保持警惕性,乃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走向成熟的基本标志。只有幼稚天真者才会对潜在威胁毫无知觉。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一个国家更应如此。
防范“颜色革命”的前提就是要有底线思维,要对外部危险保持足够警惕性,进而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举措。在某种意义上,对外部威胁保持警惕性,乃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走向成熟的基本标志。只有幼稚天真者才会对潜在威胁毫无知觉。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一个国家更应如此。在当前“颜色革命”无处不在的复杂环境下,提高警惕,保持敌情意识和底线思维显得尤其重要。

田文林:“颜色革命”不是捕风捉影——读《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有感

正像健康是个人生存的前提,平安是家庭幸福的前提,稳定和安全也是国家繁荣的前提。国家的安全与和平犹如空气与阳光,其存在时丝毫不觉,一旦失去才倍感重要和珍贵。虽然道理很简单,但认识到这点并不容易。很多人能够理解“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表象联系,却认识不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隐性因果。“颜色革命”恰好属于后者。因此,但凡有人提醒要警惕“颜色革命”,有人就马上出来斥之为是“阴谋论”,并自动从视野中屏蔽。幸运的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为“颜色革命”现出原形提供了难得的案例范本。

田文林:“颜色革命”不是捕风捉影——读《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有感

作者介绍埃里克•德纳塞,法国情报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学博士,国际知名反恐专家,发表过20余部著作和众多有关情报学和反恐特种行动的文章。

译者介绍王朔,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曾驻德国大使馆工作多年。周谭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员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内容介绍2011年春天,北非和中东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引发了一些列国家政权的倒台,被国际舆论编织为各种版本的“阿拉伯之春”,也被西方称为“经典的爱国主义革命”。来自8个国家23位学者通过深入的实地考察,揭开了这场“革命”的内幕,即境外势力如何利用社会矛盾,策划颠覆别国政权的活动;如何培训活动分子并建立网络联盟,提供活动经费,运用操控媒体和舆论,扭曲事实等在“颜色革命”中屡试不爽的技术,将抗议活动升级为暴乱、战争,还用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和数据揭示了谁在导演这场涉及多国的“离岸革命”。

“颜色革命”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人们总是希望“化剑为犁”,但世界上的矛盾和冲突一天都没有停歇,西方大国从来没有放慢征服世界的步伐。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大国已经连续发动过多场地区战争,而除战争之外无所不用其极的混合战争,更是无处不在。这其中,以政权更替为目标的“颜色革命”,无疑是极具隐蔽性,同时危害性极强的混合战手段。

环顾世界,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无处不在,愈演愈烈。从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天鹅绒革命”)到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从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到2005年吉尔吉斯的“郁金香革命”,从2011年“阿拉伯之春”到2014年乌克兰“二次颜色革命”,都是“颜色革命”的典型案例。还有一些国家发生过未遂的“颜色革命”,如2005年3月白俄罗斯“雪花革命”、2005年6月阿塞拜疆“橙色风暴”、2005年黎巴嫩“雪松革命”、2007年缅甸“藏红花革命”、2009年伊朗“绿色革命”等等。如果从冷战时代算起,带有“颜色革命”色彩的政权更替事件更是数不胜数。据统计,数十年来,美国中情局至少推翻或试图推翻了超过50个外国政府(中情局只承认7起)。[1] 另有统计表明,1946-2000年间,美国曾81次试图对45个国家的选举施加影响,借以实现政权更替。[2] “颜色革命”日渐成为威胁第三世界政权安全的最大动荡源。据统计,近三十年来,所谓“非暴力革命”推翻的政权占政权垮台总数的90%以上。

西方大国如此热衷“颜色革命”,主要有几个原因。

首先,它是西方大国实现霸权利益的有效工具。“颜色革命”的打击对象总是那些不肯听从号令、臣服于西方的第三世界国家。西方国家对其进行文化渗透,目的是通过软实力和公共外交,培养驯服的亲美精英,“重塑”当地社会政治秩序,将“人民革命”转型为“美国革命”。尤其近几十年来,随着西方经济的日益金融化,其对外战略就更加热衷于在非西方世界制造“可控混乱”,目的是通过“制造灾难”实现国家间的财富再分配。“颜色革命”就是西方大国制造“可控混乱”的绝佳方式。

其次,相比于发动战争,“颜色革命”主要是通过间接手段实现政权更替,成本更低,收益更大。2004年底的乌克兰“橙色革命”,美国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开放社会研究所”等民间组织向乌克兰反对派提供了6500万美元政治资金。与伊拉克战争数万亿美元相比,这笔开支不及其万分之一。“颜色革命”经常使受到冲击的政府处于两难境地:如果当权者使用武力镇压民众抗议(这些充当“人体盾牌”的抗议者并不清楚他们已经被政治操控),这些政府便会被西方国家孤立;政府不进行镇压,便可能被推翻。

第三,一些往往国内问题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为西方策动“颜色革命”提供温床和土壤。“苍蝇不叮无缝蛋”,西方大国热衷在发展中国家策动“颜色革命”,这些国家自身往往面临种种问题,如经济发展缓慢、政治制度失灵、意识形态迷茫、民族宗教矛盾凸显等。内因固然是导致政局动荡的重要因素,但如果没有外部大国推波助澜,这些国家的矛盾和问题远不到政权更替的程度。

从最终效果看,“颜色革命”虽然名称好听,“颜色革命”组织者也有意将自己包装成争取民主人权、维护公民利益的“正义抗争”,甚至抗议活动和夺权过程也搞得像“嘉年华”运动,但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是一场由外部策划、精心伪装的政变。激进的社会革命首先要有人民大众的广泛动员,共同反对占少数的腐朽的反动统治阶级,以实现社会的彻底变革和进步(尤其是生产关系的改造)为目标,革命的最终受益者是多数劳动群众。“颜色革命”则恰恰相反,它主要依靠心怀不满的市民和学生,没有明确的政纲,只是满足于将当权者由令人痛恨的独裁者或执政党,替换为符合自由民主原则的领导人或政党。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乌克兰、菲律宾、格鲁吉亚等就属于这种情况。[3] 就此而言,“颜色革命”只是一场“水过地皮湿”的“假革命”,乃至“杀人不见血”的反革命。“颜色革命”是西方大国实现地缘政治和经济目标的惯用手段。它以更迭反西方政权为目标,进而使相关国家顺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尤其在经济领域,经过“颜色革命”后的国家,经济变革方向无一例外地朝着自由化、私有化方向发展,依附于西方经济体系,结果是多数民众利益受损,而少数大资本(包括跨国垄断资本)则大获其益。为实现夺权目标,“颜色革命”的策划者总是不断煽风点火,甚至人为制造流血事件,目的就是加剧政府与民众对抗,给政府不断施压,最终颠覆政权,将对象国纳入西方政治经济版图。事实证明,“颜色革命”带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乃是无尽的灾难与痛苦。

“阿拉伯之春”:一场中东版“颜色革命”

2011年,阿拉伯世界发生了几十年不遇的政治地震。从表面看,这场剧变完全起于内因,是阿拉伯民众自发的社会政治运动。其实正如《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所揭示的,这场剧变处处能看到西方插手的痕迹。

一方面,阿拉伯剧变受到西方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操控。在“阿拉伯之春”运动中,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看似各自为战,实则操作手法都是构思精巧、简单实用,显示出极强的策划组织特征。抗议者采用的所有方式,与发生在东欧、中亚的“颜色革命”的策略如出一辙。例如,各国示威者都是使用简单而极具煽动性的口号(如“人民希望政权垮台”、“离开”、“尊严”、“结束了”及“该让我们决定了”等等)。[4] 这些类似吉恩·夏普提供的“颜色革命”策略,在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约旦等国数年前就已出现,包括:口号、漫画、图标、旗帜、海报、联络方式、公开祈祷、讽刺文章、歌舞表演、政治悼念、组织抗议、发表演讲、藐视警察权威、政治倾向模糊等。

另一方面,西方大国借助网络推波助澜。“阿拉伯之春”发生后,西方国家积极为抗议者提供技术帮助,由此使民众抗议活动愈演愈烈。例如,为帮助中东国家的抗议者保持联络,同时避免被跟踪和抓捕,西方公司研发出一种可以接入网络又不留痕迹的TOR技术(洋葱路由技术,The Onion Router)。这种服务器可以为所有信息加密,用户可以通过它匿名上网。该项目由美国企业推出后,免费向伊朗人、突尼斯人、埃及人提供,目的就是让那些“想动摇本国政府统治的异见青年”在搞活动时,能躲避政府的审查和监视。[5] 为确保突尼斯、埃及活动分子在断网情况下与外界保持联系,谷歌、推特迅速推出一款名为“Speak2Tweet”的服务。这项应用允许用户免费拨号,上传语音留言,该留言被自动转换成推文后再传至因特网。[6] 兰德公司还花费数年研发出被称为“蜂拥”的非传统政权更迭技术。这些技术被用来协助通过互联网联接的大量年轻人加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流动性抗议活动。此外,美国国务院将研发“反审查”信息系统作为重要任务,并为该项目注资超过3000万美元。美国还在研发一款名为“暴动”的软件,其允许100%独立的无线宽带网络;频繁提供Wi-Fi网络;不依赖任何实质器械,无须电话、电缆或卫星连接,因此能躲过任何监测。[7]

可以说,正是借助网络技术的帮助,阿拉伯抗议民众才得以有效组织,并使“阿拉伯之春”的火种最终星火燎原。正如一位抗议者所说:“Facebook用来确定日程,Twitter用来协调行动,YouTube 用来昭告天下。”[8] 因此,“阿拉伯之春”也被称为“Facebook革命”、“Twitter起义”、“键盘敲击出来的革命”。

从最终效果看,这场剧变尽管被冠以“阿拉伯之春”的美名,但其给阿拉伯世界造成的浩劫之大,不亚于一场全面地区战争。阿拉伯民众起身造反,经济困顿是主要动因,而埃及“1.25革命”时,抗议者打出的口号是“面包、自由和公正”。但经过这场“革命”后,经济形势并未改善,许多经济指标甚至赶不上剧变前的水平。几年前,“阿联酋战略论坛”根据世界银行、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的数据得出结论:“阿拉伯之春”及随后的政局动荡,使相关国家付出8300亿美元的代价。与此同时,中东剧变还在中东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各种潜在矛盾竞相迸发,如教俗矛盾加剧、极端恐怖势力突起、大量民众沦为难民。阿拉伯地区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5%,来自阿拉伯世界的难民人数却占世界难民总数的53%以上。“瞬间天堂,漫长地狱”,这就是“阿拉伯之春”留给中东民众的最终印象。如今的中东比“阿拉伯之春”之前更不稳定、更看不到希望。

可悲的是,在这场中东剧变中,那些街头抗议者实际上是替人火中取栗的角色。西方大国策动“颜色革命”的目的是服务于西方和跨国资本,必然以牺牲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为了打破现行权力秩序,“颜色革命”的策动者往往提出模棱两可的理念和主张。2011年中东剧变中,抗议者打出很多看似体现全体人民利益的抗议口号,如“受够了”、“是时候了”等等抗议口号,这些口号空洞无物,却颇具感染力和煽动性,很容易打动那些不满现状的普通民众。抗议人数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给当权者造成极大心理压力,最终屈服下台。那些街头政治的狂热参与者,实际是“颜色革命”策划者的“炮灰”,看似一场带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群众性革命运动,实则是“集体无意识”状态下的民粹运动,这是“阿拉伯之春”的悲剧性所在。

防范“颜色革命”,前提就是破除“阴谋论”迷思

大量事实表明,只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存在一天,中国就始终面临“颜色革命”风险。当年毛泽东曾指出: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硬的软的两种策略。一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准备战争,大搞基地、导弹,准备用战争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二是在和平的旗帜下,大搞腐蚀、演变,用各种办法包括文化、人员往来等等,以腐蚀、演变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从历史轨迹看,当代世界上发生“颜色革命”的地区,基本是按照“东欧—西亚—中亚—东亚/东南亚”的轨迹蔓延。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西方大国 “颜色革命”的重点目标。2019年的香港乱局明显有外部势力插手的痕迹,已经具有“颜色革命”的典型特征。

防范“颜色革命”的前提就是要有底线思维,要对外部危险保持足够警惕性,进而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举措。在某种意义上,对外部威胁保持警惕性,乃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走向成熟的基本标志。只有幼稚天真者才会对潜在威胁毫无知觉。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一个国家更应如此。在当前“颜色革命”无处不在的复杂环境下,提高警惕,保持敌情意识和底线思维显得尤其重要。

研究 “颜色革命”问题,最难之处就是找证据。文化渗透本身就是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长期性宣传的目标,就是通过大规模催眠诱导,创造某种特定倾向和弱点,以便在需要时加以利用。它就像水管渗水一样,让人很难清晰地察觉到,却能使金属管道逐渐腐蚀,直到顶不住外部压力。[9] 这种宣传伎俩一旦被曝光,其宣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而文化渗透注定是个秘而不宣的战略。法拉戈在《智慧战》中写道,宣传战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要求慎重地伪装好,不要暴露出是宣传,如果说出是宣传,就必然会失败。”[10]

策动“颜色革命”更是典型的“黑箱操作”。无论2011年“阿拉伯之春”,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颜色革命”,西方国家都不可能将其不为人知的伎俩主动公诸天下。况且,政权更替事件一旦发生,便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事后诸葛亮”没有任何价值。

而研究此类问题,恰恰需要寻找“新闻背后的新闻”,挖掘“内幕背后的内幕”。这使文化渗透研究需要“读无字之书,闻弦外之音”,研究难度可想而知。好在文化渗透并非无迹可寻,相反,它经常会“露出狐狸的尾巴”。如果说非得等到打开“黑箱”才算真相大白,我们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相。但由于信息的输入和输出过程是可见的,因此由“前因”和“后果”,不难推测出“黑箱”里到底有些什么。评估是否存在文化渗透战略,同样可以从结果进行逆推。

美国中情局前局长杜勒斯提出的“中情局十诫”,就是西方实施文化渗透的基本法则。验证“中情局十诫”是否真实存在,除了等待档案解密,还可以看西方国家推行的是何种文化政策,以及这些政策是否产生了现实危害。正所谓“窥一斑而见全豹”,通过拼组局部真相碎片,同样能够还原出西方文化渗透战略的大体轮廓。

遗憾的是,很多人并未做好应对“颜色革命”的心理准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部环境有所改善,致使很多人误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诉求当成了时代特征,并由此放松敌情意识,乃至滋生出“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和平麻痹思想。在知识精英中,“去革命化”、“去意识形态化”成为流行时尚;普通民众更是“不无西东”,“跟着感觉走”。

在此背景下,很多人至今对西方大国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对日趋迫近的危险视而不见,“不见棺材不掉泪”:只要危险暂时没发生,就当它不存在。但凡有人对西方大国的种种敌对举动做出预警,对发现的蛛丝马迹进行合理推测,统统被冠以“阴谋论”的恶名。

事实上,“阴谋论”本身就是西方大国刻意炮制的意识形态陷阱。他们将所有提醒人们对西方暗战手段保持警惕的意见和行动,统统斥之为“阴谋论”,并固化为不证自明的原理性观念。许多人为了避免被扣上“阴谋论者”的帽子,自动消解了从敌情意识思考问题的方法论基础。恰恰是在这一过程中,这些人坠入了西方国家精心设置的意识形态陷阱。就此而言,“阴谋论”是推动“颜色革命”的障眼法和理论帮凶。

对多数人来说,应对和防范“颜色革命”,仅靠正面教育还不够,反面教材往往更有教育意义。1991年苏联解体,已为中国防止类似悲剧提供了历史镜鉴。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又为我们防范“颜色革命”提供了新版教科书。《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一书堪为研究“阿拉伯之春”问题的标杆之作。该书由法国情报中心组织编著,书中披露了许多有关“阿拉伯之春”鲜为人知的内幕资料,许多报道来自现场目击者,信息量极大,冲击力很强。几年前,笔者有幸读到该书的翻译稿,读来触目惊心,事后细思恐极。时至今日,尽管“阿拉伯之春”已经快十年了,但书中内容并没有过时,因为类似场景在台湾“太阳花革命”、香港“雨伞革命”及2019年香港“反修例风波”中一再上演。在当前中美博弈日趋激烈、新版“颜色革命”箭在弦上之际,这本书的出版对中国读者可谓恰逢其时。它就像唤醒沉睡者的响鼓重槌,使国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与去路。

注释:

[1] William Blum,Overthrowing Other People’s Governments: The Master List of U.S. “Regime Changes,Global Research,May 15,2016

[2] Shane Dixon Kavanaugh,US Interfered in Elections of at Least 85 Countries Worldwide Since 1945,Global Research,July 29,2017

[3] Jack Goldstone,Color revolutions in the Middle East,Al Arabiya News,09 February 2011

[4] (法)埃里克·德纳塞等著:《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王朔、周谭豪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369页。

[5] (法)埃里克·德纳塞等著:《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王朔、周谭豪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23页。

[6] (法)埃里克·德纳塞等著:《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王朔、周谭豪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23-24页。

[7] (法)埃里克·德纳塞等著:《阿拉伯“革命”隐藏的另一面》,王朔、周谭豪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第341页。

[8] Gihan Shahine,Facebook challenges for Egypt,Al-Ahram Weekly,Issue No.1311,8 September,2016

[9] Edward Curtin,The CIA Then and Now: Old Wine in New Bottles,Global Research,January 29,2019

[10] (俄)布尼亚柯夫、科莫洛夫著,何宁译:《帝国主义心理战》,群众出版社,1961年,第29页

田文林,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研究员。作者授权察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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