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面对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种种衰退现象，诸如战后无法有效组织起阶级斗争、苏东剧变等一系列社会事实，西方左翼政治在同保守政治交锋的过程中陷入低谷。为了使斗争适应新的现实需要，重新激活左翼的政治力量，西方激进民主政治的代表人物拉克劳和墨菲，提出了“去阶级化”的理论构想，并试图通过此一构想重新界定革命主体、寻找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策略，以实现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理解和新实践。然而，作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激进民主“去阶级化”的政治策略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构成了最为严重的挑战。为此，有必要站在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立场上，反过来对拉克劳和墨菲的相关问题进行回应。作为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著作《资本论》，最为准确而深刻地阐释了马克思的阶级观，因此，站在《资本论》阶级观点的立场上回应激进民主的“去阶级化”问题，便成为当下反思的最佳立足点。
一、问题：西方激进民主“去阶级化”的路径分析
由当代西方激进民主率先提出的“去阶级化”策略，最为集中而具体地体现在拉克劳与墨菲合著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以下简称《领导权》)之中。该书的问世建立在下述历史和理论背景中：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战后表现令人失望，他们不仅没有建立起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联盟，没有成功发起过任何有效的阶级斗争，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顺从了资本逻辑，被资本逻辑所同化、为资本逻辑所驯服;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雇佣工人阶级的生活开始变得碎片化、多样化和复杂化。对此，有的西方学者甚至宣称，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阶级已经随着福利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的推动而消失，而作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政治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则标志着“历史的终结”。正是在对这一历史事实和理论背景进行深度考察的情况下，西方激进民主一方面指认了社会中阶级的弱化甚至消失这一历史现象，彻底放弃了马克思的“阶级还原论”立场，另一方面又反对右翼对“历史终结”的宣告，而指认当代社会依然处于“日渐扩大的裂痕”和“对立”(并非“敌对”)的发展当中。由此，西方激进民主借鉴了诸如德勒兹的“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的转变”、朗西埃的“无份之份”等后现代主义方法，动用了葛兰西的“领导权”、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理论资源，提出了“去阶级化”的政治构想。
在《领导权》中，西方激进民主对“去阶级化”策略的论证是通过三个方面层层推进的：首先是反对本质主义，强调主体多元决定;其次是否定传统革命主体，强调民主话语连接;最后则是放弃阶级斗争，强调民主政治推进。
激进民主首先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本质主义，这种本质主义的核心就在于它以一种经济决定政治的经济主义的理论模式来反观现实，即是说，本质主义的核心就是“经济决定论”。激进民主把经济决定论评价为“由必然规律统一起来的均质空间的自然主义偏见”，这就从整体上先行表达出了他们反本质主义的倾向。进而言之，又有三个基本论题构成了作为本质主义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们分别是：“经济运动规律的内生特征相应于生产力中心地位这一论题;社会代表在经济层面上的统一相应于工人阶级贫困的普遍化论题;生产关系应该成为超越经济领域的历史利益所在地的条件，相应于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根本利益的论题。”激进民主对这三个基本论题逐一进行反驳：
就“经济运动规律的内生特征相应于生产力中心地位”而言，激进民主反驳：“由于历史比较分析显示了各个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别，例如，英国强大的工会比其他地方进行了更强大的反抗，促进了变化。按照这种形式理解的工人斗争，显然不能按照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来加以解释。”因而资本的逻辑与工人反抗的逻辑之间就产生了“分裂”，这种分裂不但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过程，还深层次地影响了生产力扩张的节奏;所以社会发展并不能被理解为“自然的和单线的”，而经济领域的诸事态也不能被理解为“自动的和自我调节的”，以生产力为中心 “是完全没有基础的”。就“社会代表在经济层面上的统一相应于工人阶级贫困的普遍化”而言，激进民主指出，由于“以生产力为中心”是一个没有基础的命题，所以经济并不具有单一的规律，无法构成统一的主题。“尽管发达资本主义之中的工资形式已经普遍化了，工业无产阶级在数量和重要性上却已经下降了。这一不对称是支配着近期关于对工人阶级的限制这个问题讨论的不确定性的基础”。就“生产关系应该成为超越经济领域的历史利益所在地的条件，相应于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根本利益的论题”而言，激进民主从两个方面加以反驳。其一，由于工业无产阶级的数量和重要性皆已下降，且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张力使工人阶级被许多无力整合的、常常矛盾的主体控制和撕扯，所以今天根本不可能谈论无产阶级的同质性问题;其二，又由于客观利益是一种以服从历史必然性为根本目的的历史的利益，这种历史利益只能在末世论中才会有意义，所以客观利益是一个不可能放弃末世论的“历史概念”。综合对上面三个基本论题的反驳后，激进民主得出结论：“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不可能从经济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逻辑地推导出来。而经济领域不是一个内生的自我调节的空间，那里也不存在着可以被固定在根本阶级核心上的社会代表的构造原则，更不存在由历史利益定位的阶级立场。”于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就有必要去探讨“多元的变化和经常矛盾的立场”，并从而放弃“完全统一和同质性的代表”即无产阶级。这样就过渡到了“去阶级化”策略的第二条路径：否定传统革命主体，强调民主话语连接。
关于第二条路径，在激进民主看来，当前政治的现实和现实的政治都呈现为一种“复杂的对立和分裂”状态，它使“革命的合法性不再惟一地被集中在工人阶级之中”，因此在“大众”和“阶级”之间出现了结构断层。事实上，“因为‘大众的’和‘民主的’在群众斗争的层面上是有形的现实，而不能被归于严格的阶级所有，大量的阐述——从毛泽东的‘新民主’到陶里亚蒂的‘进步民主’和‘工人阶级的民族任务’——尝试把自己定位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标准难以界定的领域。发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边缘世界的革命表现为相同的现象：从中国到越南或古巴，大众同一性比阶级同一更为重要，‘大众’与‘阶级’之间的结构性分裂从列宁主义一开始就慢慢滋长，这时候开始形成了它的完全影响”。在“有形的现实”中，并“从列宁主义一开始”，“大众”和“阶级”就相互分离并对立起来，因此大众不能等同于无产阶级，二者之间存在结构性的断层(分裂、错位)。通过对所谓事实层面进行考察，拉克劳和墨菲指出，“大众同一性”问题才是目前社会的主要问题;而大众同一性问题之解决，主要发生在群众领域，主要方式是通过大众的“多元对抗”。由于目前根本不存在阶级同一性的问题，也就不存在阶级领域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激进民主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既否定掉了无产阶级当下的实际存在，又消解掉了左翼对资本主义进行阶级分析的可能性。
那么消解掉传统的革命主体之后，剩下来促进社会变革的主体又是什么呢?激进民主认为，“从考茨基以来，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决定作用没有自发地产生，而是依赖于知识分子这一中介。然而那样的中介过去没有被理解为连接(articulation)——也就是说，从不同的因素来进行政治构造”。这样一种以知识分子作为中介的“连接(articulation)”，就是激进民主构想出来的新主体。但是在激进民主看来，这种被称为“连接”的新主体并不止于知识分子，它是一种“政治构造”，具有至少三个方面的重要内涵：其一，这个新主体的同一性被关系性所取代，不固定性成为了关系性的基本条件;其二，新主体与“新社会运动”密切相关，而新社会运动涉及到生态斗争、性少数运动等民主话语斗争;其三，新主体不再具有总体性，而只具有通过“领导权连接”组成的碎片化的多元性质。这样，抛弃了“作为统一体的、透明的和被缝合实体的主体范畴”之后，新主体的对抗，就不再表现为以变革社会关系目的的暴力模式，而成为了各种民主政治之间的对话。
因而，西方激进民主“去阶级化”策略的第三条路径又合乎逻辑地呈现为：新主体放弃阶级斗争，强调民主政治推进。在回答为什么要放弃阶级斗争这一问题上，激进民主从政治思想史的背景切入，认为马克思主义与雅各宾主义之间具有连续性，这就使他们对马克思阶级观点的批判似乎更加尖锐。“马克思主义所引入到社会分化政治原则中的变化，保留了雅各宾主义的本质部分，即关于根本分裂因素和党派政治得以构成的独特领域的假设。”在激进民主看来，一方面，把社会群体划分为两大阶级，只是一种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结构及其多元性质单一化的虚构，因为阶级斗争不可能使社会总体仅仅分化为两个相互敌对的阵营，其实，这种划分仍属于雅各宾主义的“根本分裂因素”的延续。另一方面，对于社会政治中两个阵营之敌对的克服又被委托给了未来，这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末世论的历史概念”，而这套历史学假说又连接着雅各宾主义关于“党派政治得以构成的独特领域的假设”，因为党派政治要求在真正进入“未来”之前，必须先藉由某个党来代表整个阶级的阶级意识，但整个阶级被统一起来的“独特领域”是不存在的。因此，只有拒绝分裂学说、拒绝斗争有“一个被统一的政治空间”，并“接受社会的多元性和非决定性”，“新的社会运动”才会产生。
通过前面论述可知，新主体是通过“领导权连接”组成的多元主体，因而“新的社会运动”就指向了民主政治推进中的“新的对抗”。新的对抗“把一系列极端不同的斗争汇集在一起，这些斗争包括都市的、生态主义的、反权力主义的、反制度化的、女权主义的、反种族歧视的、少数民族权力的、地区的或性少数的斗争，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它们与被当成‘阶级’斗争的工人斗争有所区别。”而在这些“新的社会运动”中，最新和最富有活力的是“和平运动”，后者使左派可以在围绕自由民主平等学说的前提下与右派进行激进的话语斗争。当然，在拉克劳和墨菲那里，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自由和民主了，正如墨菲所言：“自由民主体制是任何民主化过程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社会主义的各种目标只有在一个自由民主政体内才能以可以接受的方式实现。”这正是激进民主一直强调的放弃阶级斗争、进行民主政治推进的“去阶级化”的最终路径，它实际上意味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只是在民主规范的意义上才有效。事实上，这些政治对抗无法从根本上触及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反而会使资本主义对自身制度进行反思、调整和完善，使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断加深，从而延长了自己的“寿命”。对此，艾伦·伍德的评价十分到位，他说：“毫无疑问，主张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而且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重新控制民主斗争这一领域，在这一点上，通常是退回到了‘自由的’或‘资产阶级的’政治。”
但是不得不承认，西方激进民主的上述“去阶级化”思想是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逻辑说服力的。因为该策略以战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事实为背景，以西方后现代思潮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为依托，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进行了解构，从他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向马克思的阶级观提出严肃挑战。那么，要如何回应激进民主“去阶级化”的政治构想呢?当然，单从形式上讲，回应本身不能仅仅以全盘否定的方式进行，也要对这一后马克思主义流派所固有的建设性思路进行某种程度的勘定，因为只有在“扬弃”的意义上回应激进民主的“去阶级化”策略，才是“反思”的题中之义。
二、铺垫：《资本论》的无产阶级概念
归纳上述西方激进民主“去阶级化”的政治策略及其实现路径，便不难发现，拉克劳和墨菲对马克思“无产阶级”范畴的解构深层次地蕴含着两大思想前提：其一，他们无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所有制(经济领域)是权力压迫的核心场域这个现实，而走向了一种“政治本体论”。其二，他们无视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本身，进而无视“无产阶级”范畴所固有的建构性内涵，而走向了一种“经验实证论”。要对这两方面的思想前提进行批判，亦即从整体上先行对激进民主的“去阶级化”问题进行反思，则首先要诉诸《资本论》。这是因为，正是通过《资本论》，马克思既深刻驳斥了把资本主义对抗性问题仅仅局限在政治领域的思想;又深刻论证了作为一种建构性的无产阶级范畴，其所具有的理想性、中介性和总体性的重要内涵。
通过先前的论述可以看到，激进民主在“去阶级化”过程中，采用了强调“政治”、忽略“经济”的策略。他们认为，新社会运动的开展和话语主体的多元决定必然意味着要放弃经济决定政治的解释模式，而树立起政治本体论的政治解释模式。然而，政治本体论的解释模式实质上仍然没有脱离西方自由民主的制度框架，没有触及到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不过是对民主叙事的不同程度的改进或完善而已。西方自由民主制向来反对专制，反对国家对个人的压迫和统治，但是它只是把解决对抗的可能性局限在了国家和法的政治层面，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它刻意忽略了经济领域中的统治和压迫问题。但在马克思那里，本质重要的却是，经济领域的压迫和对抗才是主导现代社会的根本性的对立，资本主义的经济领域才是权力压迫以及反抗压迫的中心场域，而经济权力才是现代社会中最为根本的权力结构。在《资本论》中，资本的权力最为集中地表现为：资本作为私有财产权，用它自己的“私人立法”去索取剩余价值，从而造成经济上的不平等和统治，亦即剥削。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发展成为对劳动，即对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挥权”;同时，“作为他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这样，《资本论》就从根本上回应了激进民主的政治本体论观点：既然资本统治劳动的经济领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发生的核心场域，那么所有不以否定资本权力(私有财产权)为目的的斗争(不管是政治斗争、经济斗争还是其他任何斗争)无非只是“隔靴搔痒”，政治本体论的解释模式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
在发现了经济权力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权力之后，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以反抗资本权力为内容的斗争需要实现为以“集体反抗”为标志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既然资本逻辑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那么，对资本统治的反抗也必然要通过具有普遍性的群体以强力的方式来进行，这无疑就指向了无产阶级(集体)的阶级斗争(反抗)。按照《资本论》的理解，揭露商品拜物教的目的在于揭示出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这里涉及到的并非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而是社会关系，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言：“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因此，《资本论》中描绘过的资本家或雇佣工人，皆不是以个人的身份而存在的，而是以“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的“利益承担者”的身份而存在的，前者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同作为“劳动时间人格化”的后者相对立。激进民主放弃这种以“经济利益的同一”和“集体反抗压迫”作为最终衡量标准的“阶级还原论”，实质上是以历史发展中的纯粹事实为出发点，无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概念的深层次理论建构，从而在放弃对马克思经典文本进行深入挖掘的基础上对无产阶级概念的一次解构。
因而就更有必要通过对《资本论》无产阶级范畴的挖掘来澄清相关问题。不难理解，激进民主以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诸多事实为依据，通过一系列论证拒斥了无产阶级在现代存在的合法性，这其实是一种以“经验实证论”去反对唯物史观的思维模式。但问题在于，唯物史观自诞生之日起，从来都不是那种“理论对事实完全覆盖”的经验实证主义。就本文关注点而言，无产阶级的存在固然是马克思对维多利亚时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困人群的真实写照(一种直接的、事实性的描述)，但更为重要的是，无产阶级作为马克思的一项“理论阐述”，还是一个超出了直接事实层面的建构性范畴。在《资本论》中，无产阶级范畴的建构性特征需要从三个本质重要的方面进行把握并阐释，才算是完整的。其一，无产阶级范畴的建构特征需要理解为“理想性”;其二，需要理解为“中介性”;其三，需要理解为“总体性”。反过来说，“理想性”“中介性”和“总体性”的内涵共同构筑起无产阶级概念的建构性特征。
所谓范畴的“理想性”，是指无产阶级概念承载着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的崇高革命理想。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消灭剥削，建立起一个没有阶级的新社会。这就说明，在这一通过“批判旧世界而发现新世界”的过程中，作为实践主体的无产阶级，其本身就是一个超出了纯粹事实层面的理想性概念。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在表面上呈现出来的经济关系的完成形态，……是和这种关系的内在的、本质的、但是隐蔽着的核心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大不相同的，并且事实上是颠倒的和相反的。”并且，“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为了使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及其私有制的本质进行理解，就绝对不能只停留在社会的事实层面，不能停留“在表面上呈现出来的经济关系的完成形态”当中，而必须超越现代社会的“直接性”。为此，就需要赋予无产阶级以一套真正革命的“理论”，使无产阶级通过这一“理论”，真正生发出属于自己的“阶级意识”。因而，所谓无产阶级范畴的“中介性”，就是指无产阶级在考察资本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时，所引入的那一套“特定的理论”。在马克思看来，这一特定的理论不是对现实政治课题的直接描述，也不是对无产阶级具体斗争方略的研究，而是从本质上揭示出“隐蔽”在自由交换“表面上”的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内在的”“本质的”“对抗性的”“核心形态”。而为了揭示这一“核心形态”，又需要把资本主义的各种经验客体“把握为和理解为总体的因素，即把握为和理解为历史地变革着的整个社会的因素。”因而，所谓无产阶级范畴的“总体性”，就是指无产阶级“把社会认识为历史的总体”，把社会的各种“局部现象”和“经验的客体”理解为只是“历史地变革着的整个社会的因素”。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有人、所有事态和所有关系就都会呈现为一种历史变化着的、暂时的、偶然的形态。于是，《资本论》无产阶级概念的建构性特征及其所固有的“理想性”“中介性”和“总体性”的重要内涵就被突出了出来，并从根本上回应了激进民主的“经验实证论”这一思想前提：阶级概念不能仅仅通过事实层面的角度去理解，传统雇佣工人阶级固然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了新的变化，但这并不能否认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建构性范畴所固有的重大的政治解释力。
显而易见的是，阐明资本主义的经济领域是阶级斗争的核心领域，强调《资本论》无产阶级概念的建构性及其上述三个方面的本质性内涵，一方面批判了激进民主的“政治本体论”和“经验实证论”这两大思想前提，另一方面又为下一步逐一反驳激进民主“去阶级化”的相关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回应：对激进民主“去阶级化”问题的逐一反驳
如前所述，激进民主在论述“去阶级化”问题时主要通过三条理论路径来展开，其中的第一条路径即是反对经济决定论的本质主义，强调主体的多元决定。他们通过三个要点来对此加以说明：一是工人的反抗逻辑与资本的运动逻辑之间存在着断裂，前者不能通过后者加以说明;二是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化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普遍贫困与现代社会发展的经验事实不符;三是工人阶级不具有同质性，他们并不能代表社会主义的根本客观利益。下面对这三个要点逐一进行反驳：
首先，关于工人反抗的逻辑不能按照资本逻辑来加以解释的问题。马克思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领域的压迫是根本性的压迫，表现为资本对于劳动的统治是一切矛盾产生的根源;而在《资本论》中，资本之所以会对劳动形成压迫，是由资本无限增值其自身的本性使然。资本的逻辑最直接地表现为资本家通过无偿攫取雇佣工人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来实现对后者的剥削。因此，雇佣工人作为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是资本剥削的直接产物。只要向雇佣工人传播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赋予他们阶级意识，他们反抗资本家阶级的斗争就必然会形成“工人反抗的逻辑”。所以，资本的逻辑与工人反抗的逻辑之间并不存在分裂，后者恰恰是通过前者而必然产生的。其次，关于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化与经验事实不符的问题。由于《资本论》中无产阶级范畴的“中介性”使其自身实现了对现代社会各种经验事实的超越，而范畴的“总体性”又使无产阶级把自身的普遍贫困化仅仅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地变革着的整个社会因素”的一种“局部现象”，因而，贫困化与经验事实不符的“局部现象”，并不足以构成否定无产阶级概念及其现实存在的基本条件。再次，关于工人阶级不具有同质性，不能代表社会主义根本利益的问题。在《资本论》中，斗争的张力来源于资本对劳动的统治，表现为经济领域中的资本压迫和政治领域中的工人反抗。工人阶级的同质性不仅仅在于他们都是产业化的体力劳动者和经济上的受压迫者，更在于他们作为一种反抗资本压迫的政治主体，承担着废除资本不平等权利的主要任务。雇佣工人阶级表征着“无产阶级占有制”和“无产阶级自主活动”的最高社会理想和客观根本利益，因而雇佣工人阶级的同质性不仅来源于经济事实上的经济政治斗争，也来源于马克思所赋予无产阶级概念的“理想性”特征。另外，激进民主还认为，工人阶级的最高理想及其客观利益同末世论相勾连。可以说，这是对唯物史观的极大误解。《资本论》对待历史终极目标的态度，绝不同于基督教末世论的预言，而是把共产主义当作一个现实的、有限的目标来讨论，共产主义直接连接着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因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是基于科学发现的结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及其消灭)和现实的阶级斗争(共产主义运动)的。
激进民主“去阶级化”的第二条理论路径是否定传统的革命主体，强调由民主话语连接组成的多元主体。但是，只要站在《资本论》无产阶级概念的“总体性”角度就会发现，理论的总体性决定了西方激进民主在试图重新界定革命主体时，决不可能超出《资本论》所论述过的资本与劳动的对抗逻辑之外。由民主话语连接组成的多元主体，它只是在劳动生产形态发生变化的基础之上，对革命主体进行的某种调试，而并不是选择了一种所谓的新的革命主体。从总体的观点来看，“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对抗本质真正只体现在这两大阶级的对立当中，两大阶级才是现代社会的纯粹产物，而“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所以，站在无产阶级概念的“总体性”立场上说，如果激进民主所谓的多元主体也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激进民主“去阶级化”的第三条理论路径是放弃阶级斗争，强调民主政治推进。对此，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以话语斗争作为新社会运动的民主政治革命，它显然脱离了《资本论》所阐明的资本对劳动进行统治的核心领域，那么，脱离了经济领域的民主政治推进，它最终又会成为一种怎样的革命运动呢?答案是，这种不触及社会根本的“政治对抗”，无疑只能成为一种理性主义的革命话语活动。理性主义的革命话语把理性原则作为现代政治运动的合法性基础，不过是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强化了自柏拉图以来的规范性政治哲学而已。对此，马尔库塞总结说：“法国启蒙哲学和法国革命的继承者们的哲学都断定理性是客观的历史的理论，这种力量曾使法国人民从专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这种力量将使世界成为进步和幸福的乐园。他们认为，理性的力量，而不是武器的力量，将会使我们的伟大的革命原则得以传播。”事实上，放弃了现实阶级斗争的民主政治推进，只能成为一种把革命的必然性建立在人的理性之上的语言游戏，似乎只要通过改变人的关于政治世界的“思想”，就可以实现人的善，完善国家和社会生活。反之，唯物史观的革命观则强调要把斗争从理性中抽离出来，在不脱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核心领域的状况下，使革命的必然性根植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之中，使对抗呈现为一种反抗资本剥削的政治对抗。也就是说，唯物史观的革命观要使斗争从阶级关系中产生，而阶级关系也因反抗资本逻辑的缘故而表现为了集体对财产私有权的反抗，即“一切人(劳动)反对一切人(资本)的斗争”。
四、勘定：激进民主提供的建设性思路
在逐一反驳了激进民主“去阶级化”的理论策略后，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人们是否真的能够以一种全盘否定的方式去面对激进民主政治及其“去阶级化”的理论构想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被一味否定后的激进民主显然已经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而这就同它被冠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事实相矛盾。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人们究竟又能从西方激进民主政治那里学到些什么?而这就涉及到对激进民主的建设性思路进行勘定的问题。如前所述，只有在对“去阶级化”策略的思想大前提进行批判、并逐一反驳其具体路径之后，又对其提供的某种建设性思路进行挖掘，对激进民主“去阶级化”问题的反思才算是完整的。
在笔者看来，就西方激进民主提供的建设性思路而言，需要汲取的并不是他们“去阶级化”策略所得到的任何一个结论，而是他们的思维方式本身。这种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表现为他们对“具体历史状况进行干预”的理论旨趣，即他们试图以“实践”作为解释原则来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其二，表现为他们对“政治解放”维度的高度重视，即他们试图积极维护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首先，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当代西方左翼事业之所以陷入低谷、处于危机当中，究其原因，正在于马克思主义被“知识化”和“经院化”了。由于深受第二国际及其后斯大林主义的影响，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拥护者都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科学性”，但是由于部分学者过分强调了这种科学性，使“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部分却仍然牢牢地固定在陈旧的科学观念之上”。这些“陈旧的科学观念”一方面使得人们将马克思恩格斯建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诸种论断都看成是超出历史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公式，另一方面对这些公式的理解又只属于学院派的任务，脱离了现实的革命运动。于是，马克思主义就这样被“知识化”和“经院化”了。对此，恩格斯曾经有力地反驳道：“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因此，破解“知识化”和“经院化”难题，就需要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以“实践”作为解释原则，以“人类的自身解放”为最高理想，把握现代社会和“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多样性”“流动性”，从而抛弃知识论的解释模式，彻底放弃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种种行为，树立起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虽然激进民主给出的“实践方案”，由于其理性主义的本质而没有脱离出规范性政治哲学的语境和西方自由民主制的结构，而最后归于破产，但是他们抛弃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知识化”认知，试图回归到以实践作为解释原则的努力，无疑是值得高度肯定的。
值得借鉴的激进民主的第二种思维方式，即是指他们对“政治解放”问题的高度关注，使人们把目光重新转移到马克思探讨过的公民的政治权利问题上来。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就深刻阐明了政治解放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因此，“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现实的、实际的解放”。坚持经济的优先地位固然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命题，政治本体论不可能成为勾连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合法性基础，但是，对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作为对抗的核心领域之指认，也并不能成为忽视“政治解放”及其重要性的缘由。由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同他自己肯定过的政治解放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理论与实践上的冲突，而从政治解放到社会解放再到人类解放的逻辑链条表明，人类解放只有在政治解放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因此，在《资本论》中，工人阶级对资本家阶级的反抗不仅仅属于经济领域中的社会解放，同时也是一种政治解放。而对于政治解放，有的学者曾指出：“政治解放的内容中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实现个人作为国家公民所享有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个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所享有的私人权利，以及维护市民社会成员个人的基本权利。如果人们连基本的政治权利都享受不到，而且国家不仅不去维护权利，反而以各种制度或者执行制度的人又以各种方式来刁难基本的权利，那么，不要说人类解放，连政治解放都没有完成，正如同对一个饿得要死的人说，百年之后这里的果实满地。”毫无疑问，在一个个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都无法得到满足和保障的社会里，“人的自身解放”无非只是一个遥远的神话，而“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也只能沦为一句抽象的空话。因此，通过国家立法，全面依法治国，用法律保护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树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这比那等待百年之后果实满地要更加有利于现实人们的生活世界本身”。不管怎么说，激进民主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解放所作出的种种充满着乌托邦精神的诉求，亦即他们对正义生活的追求，时至今日仍然是值得人们严肃对待的。
(作者：邵然，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孟亚凡，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讲师;来源：《云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