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吴桂贤相似，倪志福也是从技术工人当上劳模。而且成就更大，早在50年代就发明了“倪志福钻头”，他谦虚的称为“群钻”。有意思的是，由于社会主义时代没有知识产权----如其名：群众钻头------所以这个发明早已公开而丧失了专利申请权。到了21世纪初，据说为了保护什么民族工业，晚年的倪志福又做了些许改良（根据我的直觉，估计连改良都没有，只是履行了一下手续而已），又得以重新申请专利。

倪志福业务了得，是工人出身的工程师，文革前已经是厂里的总工程师。嗅觉敏锐的周恩来早就把这种人列入“人才库”。

倪志福是不是合格的棋子呢？这只能交由实践来考验。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没有人能精确判断这堆关系的准确走向。

周恩来不是常胜将军。如前所述，陈永贵就是他的“人才库”的一个小小败笔。如果他能活着看到犟驴陈跟胡耀邦对着干，肯定会失望。不过，犟驴陈被周恩来的苦情戏给迷糊了一段时间，早就没了机会，这也算是邓的幸运。

而李素文则是周氏人才库的“大败笔”。周对李素文早就青睐有加。早在1963年，全国劳模的卖菜姑娘李素文（顺道挠挠【苏拉密】小脖子，这位让他咬牙切齿的毛时代官工，也是从农村“计划”进来滴）在全国人大上做了《为革命卖菜》的发言，周恩来就7次带头鼓掌，如果老周常看娱乐版，估计他会喊：这一刻我们都是素粉。。。。。。

毫无疑问，李素文和吴桂贤，身上有着类似的特质。但周对李素文看走了眼：劳模不一定都是吴桂贤。在1975年，李素文被委派协助老龟命李先念管财政工作，人家老李一门心思琢磨着怎样“拨乱反正”，多捞点老伙计出来。李素文倒好，居然狠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成了批邓先锋。更有意思是，四人帮倒台后，她没像吴桂贤那样仓皇逃窜-----其实吴桂贤啥都没干，该逃的应该是李素文----她居然扛到1978年才下台，该轮到我们喊：这一刻我们都是素粉儿。。。。。。

当然，最有意思的应该是这段史料：从1978年开始，每年全国总工会乃至省市地方工会都会组织慰问劳模的活动，而作为毛时代劳模大满贯的李素文，一次都未能获得邀请，直到1998年。个中内幕没必要看“秘闻”，想想1997年谁挂了就知道了。可见，有人到死都惦记着李女士啊。

倪志福额头并没有凿个“周”字。他是吴桂贤还是李素文？当时谁也不知道。但这批工农兵代表中有很多人参与了一场重要的运动：重建工青妇（工会，共青团，妇联）。

站在今天，我们才可以清晰的指出，重建工青妇，是周恩来等老龟命发起的一场文革最大的搅屎运动，是文革敌我力量对比的转折点。但当我们以造反派工人的身份穿越回去，却看得并不清楚，可是很明显，造反派对重建工青妇是很别扭的。而劳模出身的工农兵代表们却是这场搅屎运动的执行者。因此，不管这批人有多少个日后成了李素文，可在1973年，他们全部成了文革的搅屎棍。而革命者却陷于被动之中。

文革之初，工青妇全部发生分裂，事实上停止了活动。

工会：1966-12-26，江青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说：现在临时工、合同工制度就像资本主义对待工人一样，非造这个反不可。江青支持“全红总”查封全国总工会机关，说：封得好！我赞扬你们。这之后，“全红总”向全国散发江青的讲话，并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负责人共同签署了《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联合通告》，“全红总”占了全国总工会机关办公大楼，驱赶了全总机关干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报《工人日报》也被查封。1967-1-11，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全国总工会作出决定：金库封存，资金冻结；党组没有权利再签署任何下达文件：前一段时间签署的文件一律无效。从此整个工会系统完全瘫痪。可以说，文革初期对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打击是最彻底的。

共青团：在文革初期，共青团紧密配合刘少奇，派出大批工作组，进驻高校中学，残酷打击造反学生，声名狼藉。形势逆转后，遂遭清算。以大中学生为主的群众发动强大反攻。1966-12某天，北京某中学教师被共青团工作组殴打致死。中央文革小组召开十万红卫兵大会，追悼教师。大会结束后，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包围团中央大楼，要求揪斗胡耀邦/胡启立/胡克实。起初被拖出去的是胡启立/胡克实，到后来大头目胡耀邦也躲不过去，事后他控诉自己被鞭子抽的死去活来，不管真伪，实属痛快。亦可理解胡耀邦为何日后积极反攻倒算。后来江青打算用全国红代会彻底干掉共青团，并事实上已经召开各地的红代会，此时遭到毛主席的反对，共青团得以苟延残喘，但事实上已经毫无力量。

妇联：文革初期，机关依然留用原领导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产生首次领导危机。斗争矛头直指主席团。妇联文革委员会成立，原领导层成员已经占少数。批斗领导层成了机关中心任务。其余工作基本停顿。随着文革发展，妇联存废开始成为一个问题。除了中央，各地妇联均遭到群众运动的猛烈冲击，各地与全国妇联事实上已经很少联系。要么原领导被批斗，要么地方妇女群众自建革命组织。最后，随着各地革委会的普遍成立，妇联组织体系被彻底摧毁。

表面看，是人事斗争导致工青妇瓦解。某些人下台了，某些人上台了，签订了文件若干，写了批判文章若干。正如河蟹的文革史指出，原因是四人帮篡党夺权，倒行逆施。这样读史，浪费时间。

造反派明摆着要“篡党夺权”，否则造反来干嘛？而且工青妇内部也有造反派。如果这些组织真的有生命力的话，造反派“篡党夺权”后，照样存在，顶多换个名字。

可共青团，哪怕毛泽东保它，它还是一蹶不振。而妇联，没有明确的文件说要废了它，可是在斗争中，它自然的完蛋了。工会就更别提了，工人都分成两半，要你何用？说白了，没有人，包括工青妇的人，把工青妇当回事。

人是社会关系总和，生产关系又占了大部分，那么生产过程地位不同所形成的阶级关系，自然就是人的核心。这本是客观存在的。但人能否意识到这个本质，却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在此期间，种族和民族的观念，统治了很长的时间，成了统治者的好帮手。

往后，又形成了以性别，年龄，行业为划分的各种组织。它们在各自的群体中活动，在社会斗争中推进了阶级观念的蔓延，而这只能导致这些组织的分裂。随着市场和商品关系的推进，各阶级利益更加明确，以性别，年龄，行业划界的各种组织却只能勉强维持超阶级的协调者身份，越是这样，它们离社会就越远，反过来成为空洞无物的躯壳。

比如在当代中国，妇联就是个毫无意义的组织。有人觉得资本主义还有什么“性别歧视”，以至于还得保留这个机构，这只是幻觉。所谓歧视，指有钱也不肯雇佣。种族歧视，明明黑人也可以替你卖命，可老板偏不雇佣，嫌脏。这种有钱也不赚的傻逼行为，必定危害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也必定受到资产阶级法律的制裁。因此，在妇女组织不断推动下，一个个“男女平等”的法权被制定出来，成为“社会进步”的标志。这种“功绩”让妇联产生一种历史的幻觉，认为自己是“女性”天然的代言人和捍卫者。

老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道：职业由于分工而独立化；每个人都认为他的手艺是真的。他们之所以必然产生。。。错觉，是手艺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关系在法律学，政治学中。。。成为概念；因为他们没有超越这些关系，所以这些关系的概念在他们头脑中也成为固定概念。例如，法官运用法典，因此法官认为，立法是真正的积极的推动者。。。。

妇联所追求的“男女平等”，跟“同工同酬”一样，本来就是资产阶级法权，因此妇联不可避免成为资产阶级上层统治集团的一份子。而妇联，只是在执行阶级内部的分工，承担了解决男女劳动力“自由平等”的课题。于是，妇女活动家们“都认为自己的手艺是真的”去干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就跟中国公知们以为推翻“户籍制度”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一样。他们在资本的框框里活动，没有超越这些关系，反过来让“消除性别歧视”成为某种先验的“正确”的概念并在头脑中固化下来，而距离实际却离题万丈。

有兴趣的可以在网上搜一篇文章叫《哭泣的母亲》。通篇在发泄怀孕母亲面对公司业绩考核所承担的压力。作者控诉这叫“性别歧视”，明明我怀孕了，为啥还执行跟男员工一样的业绩考核标准呢？可这完全扯淡。作者在追求“男女平等”么？她分明在追求“男女不平等”嘛。既然是一样的业绩考核，表明资方没有性别歧视。如果这位女士不打算浪费青春，那么她应该直接控诉“业绩考核标准”的“苛刻”。可既然如此，那就跟“性别歧视”没啥关系了，这只是最一般的阶级压迫而已，只是最一般的市场规律而已。既然你还占着这个职位，理所当然按照相同的考核指标嘛。否则你应该离职。而这又被高尚的《妇女权益法》所禁止：孕期妇女不得解雇。

既然有了自由平等的保护女性的各项法权，那么老板们就得以纳入到成本考核中。他们当然愿意雇佣生完孩子的妇女，而妇女们，比如那些尚在高校念书的女性，也自觉地争取在学业期间生孩子，这样也是为了争取更好的市场地位。一切公平合理，还有什么歧视呢？

妇联无法解决阶级对抗的问题。青年组织同样无法。即便是企业家的“青年”联谊会，既然是一个阶级的，就好说话了，但“青年”只是个噱头，联谊会不过是跑关系，难道关系仅限于“青年”么？至于企图在阶级对抗中拼凑一个“中国共青团”，那更是件滑稽的事儿。

市场越发展，当代工会也必定软弱无力。市场经济必然把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灌输给工人。于是工会不过是让工人产生“劳力销售商”幻觉的“商会”，工会讨论何事？只有交易而无阶级。中国工人网余锋先生鼓吹工人护法，对这样是很满意滴。

且不论中国工会法规定工会只能依据行业组建------还是河蟹诚实，直接验明正身，工会就是行业商会---------哪怕被托猪大力讴歌的拥有“罢工自由”的欧美工会，事实上也是按公司而建的商会。在那个跟资方签订了几百页法案的通用工会之外，有几十万名临时工，在那个尊贵的德国大众工会之外，也有几十万临时工；更别提承接大企业外包的企业职工了。德国工薪族都以能跻身大众“官工”行列为荣，而不是那个“灵活的德国用工体制”。而这些，是不入【苏拉密】，托猪之流的法眼滴。所谓工会，只是有牌照的商会，工会之外，是临时小贩。

工青妇，在资产国家是驯服工具。那在修正主义国家，当然也是驯服工具。哪怕在自我标榜“工人自治”实为托猪的南斯拉夫，当年动辄批判“斯大林主义”，却不舍得干掉“工会”，那无非说明，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工人委员会”只是老板的另一个ID，资方依然存在。“工人自治”不过是修正主义把权力下放搞活经济的另一个说法，在市场调节下，任何权力的下放只是不断加剧对工人的压迫，进而让工会重新变成商会，而工会的保留，只是预作铺垫。

政治意识就是对经济地位的主观反映。鲜明的政治意识就是明确的为不同的经济利益而战。只有阶级斗争迅猛在全社会开展，每个人的政治意识就被充分点燃。

那么，到底有什么大事儿需要单独在“青年”中解决呢？找老婆？在斗争中没机会遇到合适的妹纸么？

到底有什么大事儿需要单独在“妇女”中解决呢？怀孕的劳保问题？拿出来讨论嘛，怀孕到底规定多少劳动定额。多大点事儿？

到底有什么大事儿需要单独在“工会”中解决呢？既然工人已经分裂成保皇和造反，既然革委会已经是工人执掌政权的机构，那么工人的分裂问题，只能是一个用斗争来解决的问题。工人分裂，多大点事儿？任何有机体不分裂能成长？我们承认工人是有派的，这没啥大不了。宪政主义者认为，要用法律把这种分裂的局面固化起来，以便实行轮值，据说轮值才能实现民主。这只能是痴心妄想，派别分裂只能用派别斗争，用一个派别打倒另一个派别来弥合。如果看到革委会暂时是“三结合”的，保皇派造反派依然对立，那只不过表明双方实力在对峙之中，它们一定会展开更加尖锐的斗争，而不是用“法律”来徒劳的固化这种状态。

因此，工青妇，早就该抛弃了。既然以阶级斗争为纲，既然革命者明确的把无产阶级革命提上了日程，那么就不存在有任何革命课题可以被性别年龄和行业分割开来。而工青妇只能走向腐朽。

于是，1973年周恩来发起的重建工青妇运动，只能起到搅乱文革的作用。事实上，工青妇重建后，直至文革结束，一刻都没正常执行过职能。河蟹史书归咎为四人帮的干扰。可如果这些机构确实是革命中所必须的，那么怎么干扰都能发挥作用的。正如粮店一样，造反派保皇派再怎么打，也总是要开门营业的。

但这类机构本来就因为没法处理阶级斗争而被抛弃，重建的意义，只在于安插“解放老干部”，成为反文革阵营积攒力量的出发阵地。不是四人帮阻碍了这些机构恢复工作，而是文革的运动本身摒弃这种机构。不是社会需要工青妇，而是工青妇如蛀虫一样攀附在社会肌体上。但对周恩来的势力而言，不发挥作用没问题，他们也知道工青妇就职能而言是冗余的，但搅屎倒是第一流。只要能在中央新年致辞上看到“革委会”跟一大堆机构并列，那文革就已经成了个笑话。

而毛泽东批准重建工青妇，革命阵营也无强烈异议，这只能表明革命者犯了错误，表明无产阶级身处历史漩涡之中，无意识的顺应潮流抛弃了工青妇，由于没能对自己的行为提升到历史必然性的高度去进行理论总结，最后也就无意识的对重建工青妇的运动放弃抵抗。

但在重建之后，革命者又直接感受到工青妇机构的干扰，如同一个亟待奔跑的人，腿上却爬满了水蛭。革命者郁闷的看到在诸多文件行文上“革命委员会”背后挂上这些僵尸般的机构，革命者郁闷的看到在僵尸般的机构中不断的涌进了大批旧世界的僵尸，革命者郁闷的选派自己的代表卷进了这些僵尸般的机构与僵尸纠缠，革命者郁闷的看到大量精力被耗费在与僵尸的纠缠中却眼睁睁看着群众的冷漠，因为群众烦躁的认为这是一团乱麻，革委会逐步成了一个充满空谈的机构，革命者被僵尸们拉下水也成了僵尸。

周恩来选拔的工农兵代表们就这样通过重建工青妇运动积累了初步的从政经验，并完成分化，在运动中，每个人都经受了考验并选定了自己需要为之奋斗的阵营。毫无疑问，这些按照文革前17年接班人标准储备起来的“人才”大多选择了周恩来背后站着的人群。

倪志福，1973~1976，历任北京总工会主任，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他并没有直接站在与造反派斗争的前列，大部分时间他还花在编写机械教材，给工人培训等技术实务工作上。估计由于这种砂砾的姿态，本来北京革委会因为征调工人民兵镇压四五运动而被清算，他居然啥事没有。由于历史材料缺失，我们不知道走资派们怎么看上了这颗砂砾，但显然，他被看上绝不可能是偶然的。因为他在1976年10月这个最关键的时刻被委以重任，空降上海，“争分夺秒地开展工作，及时粉碎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团结带领上海广大军民开展深入有力的“揭、批、查”斗争，有效摧毁“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体系”（河蟹给倪志福的悼词）。可见这颗“砂砾”跟吴桂贤不是一回事儿，他在玩潜伏呢。不是亲信，还真不能完成这种任务。

改开后，倪志福重建工会，为笼络工人建设四化做出了贡献。他还成为“劳动关系学院”的院长，是河蟹HR行业的最高学府，并顺带培养出大批活跃的“工运服务商”。他也曾经抱怨工会在改革开放大潮中边缘化，但这只是他的思路短暂出了岔子，很快他就沉浸在完善河蟹法治的幸福生活中，经他的手批准的法规有《劳动法》，《公司法》，《银行法》，《诉讼法》，诸多条文尽出其手，编织出一套完备的市场经济法网，为中国工人网余锋先生鼓吹的工人护法奠定了坚实基础。余锋，顶一下你的老前辈吧，清明多烧点纸啊。

此人有点像苏联的乌斯季诺夫，技术出身，30多岁就成了最年轻的人民委员，主管国防工业，平时埋头技术实务，在废黜赫鲁晓夫上，突然发力，是他亲自把赫鲁晓夫从度假区带回莫斯科-----不是所有砂砾都不参与化学反应滴。

总结一下吧：

1.     获取历史材料是考古学的事情。从来没有“客观公正”的社会事务，也从来不存在“宽容”的史学评论。如果读史不能让你形成明确的立场介入其中，不能让你形成与历史人物相似的爱恨情仇，那么读史只是玩票，只是消闲解闷。渗入进去，才能有相似的判断。例如，不站在造反派的立场，不能直接感受重建工青妇运动对他们的打击，不能认清周恩来作为最大的文革搅屎棍的真面目。

2.     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步步紧逼，没有余地。头脑要清醒，立场要鲜明，犹豫不决，世界观摇摆，当断不断，必遭报应。阶级集团的斗争，表现为个人的争斗。读史，如第一点那样，要求入戏，那就是拉近景，又要跳出来，拉广角。广角不是让你重新回到“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而是看到集团的大搏杀。身处历史漩涡，不一定能看到集团的动向。无意识的历史运动，汇成了明确的历史走向。毛泽东和江青，首先是战士，不是神，神鬼是一回事的，捧为神，就由不得别人贬为鬼。战士，当然会犯错，激战，不可能不犯错。重建工青妇，就是一个战略错误。而根本不是【右而左】之流的左派所理解的“为了民族安定团结”。

3.     与十月革命类似，文革不是历史的终结，文革才刚刚打开一个缺口。喷薄的岩浆已经把旧的国家机器打的七零八落。如何总结？无产阶级并没有来得及干。比如，工青妇，事实上已经被摧毁了，但历史中人并没能彻底认清，这不仅仅是人事斗争的结局，而是阶级斗争席卷一切，是整个社会所有阶层的群众的所有政治意识被彻底点燃之后的必然结局。在这基础上，一切关于青年，妇女，工人的问题，都统一归为阶级斗争的问题，只能通过阶级斗争来获得系统解决。人民群众积极果敢的行动，已经领先于理论，事实上摧毁了陈旧的组织机构，但是理论却没跟上，没能严密论证出工青妇瓦解的必然性。遗憾，革命者，包括毛和江都不能在重建工青妇这一核心问题上予以毫不留情的打击，而是亦步亦趋的走向失败，从1973年后，革命者事实上不得不通过批林批孔这种旁敲侧击借古讽今的间接手段来抵抗牛鬼蛇神借助工青妇全面复兴。可以讲，一面大力批林批孔敲锣打鼓，一面批准并不自觉的参与重建工青妇导致行政权被蚕食，实际上革命者投放在这两方面的力量相互抵消，左腿绊右脚，步履踉跄动作无章法，这实质反应出革命者在关键时候的犹豫和阶级意识的迷乱。

4.     革命的无产者是双头鹰。一头盯着生产，一头盯着政治。这就叫又红又专。前面说过，白专不是不问世事的，正如逍遥派也有政治态度一样。没有人是傻子。陈景润也不是书呆子，人家早就推算出中国以后念大学要给老多钱了，在拼命给娃存钱。所以，何为政治，这是个问题。文革前17年选拔的劳模，成了走资派的群众基础。这批人业务能力强，放在资本主义下，不见得混的差，也必然跟领导关系好。在资产阶级法权的支撑下，这批人会一步步的把“政治课”给补回来，从而获得清晰的阶级意识。而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人才只能从斗争中考察。第一，在生产斗争中是否大力促成先进成果的扩散，而不是个人奋斗，不是下班后“偷偷的学”。第二，在社会斗争是否加剧了陈规陋俗的暴露和瓦解，而不是所谓老黄牛任劳任怨精神。每个工人，一面是生产能手，一面是政治能手，要反复灌输一个意识：光干活就可以保证你工资袋袋平安？保证你能终老？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当工农兵代表被提拔，每个人都该明白，自己是以政治领袖的身份出现了，自己已经身处阶级搏杀的前沿阵地了，自己没有退路了。这不是荣誉，而是作战的风险。没有退路，只有前进。

5.     指望靠制度来保证可靠的选拔接班人是懒人的做法。不存在这种制度。一个领导的刺儿头，斗是斗了，但他的业务能力如何呢？光嘴炮厉害，只是政客。一个领导的好部下，业务好是好了，但他是否只沉迷在个人小天地呢？一切都只能在斗争中证明。法无定势，只有两样是明确的：要解放，不能靠感恩，也不能靠在业务中埋头苦干。心要明，手要勤，事在人为，没有捷径，没有坦途，不要相信一切法律的赠予和领导的恩赐。

6.     最后，工人阶级必须老谋深算起来。向周恩来学习，向一切大老板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