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共产党天然领导权为竞争性领导权 ——论中国新一轮思想解放突破口 高 寒 （2012年元旦） 2011年，终于在中国左中右各派均纷纷为现实寻找出路的焦虑中过去了；2012年，也终于在体制内外都翘首期盼着中国政局将有所突破中降临了。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发展其矛盾千头万绪，那么这千头万绪的矛盾在今天就都归根结底聚焦到了一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因此，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内，谁能直面这个越来越紧迫的“合法性”难题,且迎难而上、领先破题，谁就能登高一呼、引领群伦、掌握未来。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的“执政合法性”，是靠前仆后继的流血牺牲，是靠赢得战场拼杀出来的。而它的“红二代”和其他继任者，若仅靠“打江山、坐江山”这个千年古训，仅靠吃“历史不可逆”这个老本，那么，这个“合法性”只会流失，事实上它也已经流失和正在流失。 “唱红打黑”也罢，“民生实惠”也罢，固不乏重拾“合法性”的初衷，固然也算动机良好，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津津乐道于治标，讳莫如深于治本，其或能取一隅一时之功，却断难收全局长久之效。 而要收全局、长久之效，就必须更上一层楼。 （一）突破僵局的思想理论路线 毛泽东说过：“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是他打天下的秘诀，也是政治学的至理名言。他建国前后的胜与败，难道不都可落脚到这个“路线正确与否”之上？ 然而，在政治路线形成之前，必得有思想理论路线作先导。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前，著有《怎么办》、《国家与革命》；毛泽东在赢得战场之前，写有《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前，也发起过“真理标准”的全国大讨论。 那么今天中国的思想理论突破口在哪里？ 目前的中国思想界，既万马齐喑，又千姿百态。“不争论”的陈规早被实践冲破，传统性的舆论钳制已左支右绌，各路意见领袖更是啸聚于网络。然而，利益的冲撞，价值的对抗，导致左右对立，左右撕裂，乃至彼此间视若寇仇——这从一个侧面，凸显出整个国家最起码共识和凝聚力的缺失，甚至还预示着未来政局的动荡。 尽管执政党的口号一个接一个地翻新，从“发展是硬道理”到“三个代表”，再到“科学发展观”；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稳定压倒一切”，再到“民生优先”。但这些均因其统统囿于实用功效，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故实难担当起整合民族共识、凝聚国民价值之大任。 在今天的中国，能在全国上下左右之间，最大限度地形成某种最起码共识的思想解放旗帜，大致应同时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1）不回避时代难题的挑战，能从顶层、从治本上破题，让上中下、左中右，均能从破题伊始就体会到某种解惑与给力； 2）其全局破题，既在各方殷殷探求之中，又大出众人苦思冥想之外； 3）对左、中、右价值观，均有着最大限度的包容度； 4）让利益各异的上中下、左中右，都能在该思想中，找到自身利益的某种表达；从而能将其可能产生的反对，降至最低，并至少可望获其先期性中立。 …… 历经三十年或明或暗的反复思想交锋，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以“普世价值”为代表的右派（自由派），还是以“文革价值”为代表的左派（文革派）；无论是以扬邓抑毛、扬恩抑马为特征的党内社民派（救党派），还是以“重提新民主主义”为其特征的红二代改革派；当然就更别说目前仍大权在握的所谓“五不搞”派（“特色”派）了，……，总之，尽管其各方均无不自信于真理在握、政治正确，但若说其中任何一派，能同时具备以上诸功能，尤其是能在利益相左的上中下，价值相异的左中右之间，求得一个最大公约数、形成某种最起码共识，则几可说几无任何可能。 相反，由中国的民间马克思主义者数十年来所一直坚守着的理论制高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的理论，却恰恰堪当此任。 请看：“重提新民主主义”派，可看到该理论与自己理论最为接近：即都旗帜鲜明地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为中国当今之必需；自由主义右派，可看到该理论对任何政党那所谓“天然领导权”的摈弃和对宪政民主制之毫不含糊的首肯；“救党派”，可看到该理论对社会民主党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全面认同，包括对社会党国际与共产国际斗争史的重新认识；文革左派，可看到该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执着坚守；而“特色”派，则可看到该理论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提供了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说明。同时，坚持中共革命法统者，从中看到了该理论对中共革命史绝不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立场；坚持政治竞争者，则又从中看到了该理论对新生共产党之重获竞争性领导权的由衷自信。此外，无论是来自右的还是来自左的激进派，均能从这个“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理论中，看到其对暴力革命，以及对革命创建新法统这一理念之旗帜鲜明的讴歌和肯定，……，如此等等，等等。总之，这个理论向中国体制内外的改革派与保守派，马克思主义派和反马克思主义派，都旗帜鲜明地宣布了全面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当性。 由此可见，对于这个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的理论，尽管今天中国的左、中、右各派，均会对其持有或多或少、这样那样的保留；但与此同时，这些政治立场相左、价值取向各异的山头，却又都能完全基于自身利益和价值观，从该理论中各取所需。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这个历史唯物论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的理论，才如此明显地展示出它所特有的价值观亲和力和现实的可操作性；如此明显地展示出它所特有的结成最广泛改革统一阵线的理论影响力；一句话，即在当前现实性中展示出它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从而显示出它的突破僵局之思想路线的理论魅力。 （二）这一条思想理论路线只能源自马克思主义 尽管自由主义是当今中国实施资本主义宪政民主制的拼力鼓吹者，但这一“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理论，却压根儿无法由中国自由主义提出来。 原因很简单，推出这一经典历史结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所独创，且属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而自由主义的诸如“天赋人权”、“普世价值”、“自然法”，……等等理念，其哲学基础是抽象人性，是历史绝对主义；而“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理论的哲学基础，则是唯物史观：它既反对历史绝对主义，也反对历史相对主义；它寓历史绝对性于历史相对性之中，在历史相对性中去展示其历史绝对性。 一提起唯物史观，一提起马克思主义，中国自由主义右派们是最为反感的；其中的极端派，甚至是相当敌视的——尽管大都属无的放矢、张冠李戴地乱批一气。 右派们这三十年来，一门心思就是要用他们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去全面占领中国的思想理论制高点、乃至道义制高点。勿庸否认，在某种意义上，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确实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它不仅在体制外，而且在体制内，均曾引起广泛的共鸣。完全可以这么说，目前中国的自由主义，几可说是除了官方之外的第二大强势话语系统。尤其在体制外、在民间，由于中国几乎所有的现行体制的改革话语，大都是以自由主义来表述的，故自由主义便几乎成了今天中国体制改革的意见领袖了。加之，自由主义有着广泛的国际大背景，故强势如官方舆论，有时也不得不对其让步三分。 既然如此，让自由主义成为今天凝聚国人之价值共识、主导体制转型的一面旗帜，不是正好吗？尽管这正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多年来的自我期许和强烈希冀，然而在实际上，三十年来中国自由主义自身的一些致命伤，却使其难当此任。 首先、中国当今的自由主义，几乎无一人认识到中国目前正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此，多年来，它一窝蜂地“告别革命”，猛批“民粹”，大反“激进”；矫枉过正有余，阳刚深邃不足。除个别例外，中国自由主义者们大都仅仅继承了后期资产阶级的精明与势利，却独缺早期资产阶级的献身与英勇。他们以“精英”自居，傲视“群氓”，漠视民间疾苦；加之其中一部分，与权贵关系暧昧，且寄生于权贵，甚至本身就是权贵的一员；故多年以来，中国自由主义与中国广大民众的街头抗争，尤其是暴力抗争，完全是两张皮，互不搭界。就更别说其中某些自诩的“公共知识分子”，还不加掩饰地污蔑和诋毁民众自发抗争中的英勇行为了。因此，自由主义的“思想正确”要转化为“行动正确”，即走向那将作为中国制度转型强大后盾之所向披靡的民众街头抗争，就还差了一大段距离——尽管近年来中国自由主义中的佼佼者，对此已有所反思和改善。 其次、多年来中国自由主义尽管一直有着与执政当局互动的强烈愿望，但它却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乃至苏联十月革命以降之整个受第三国际影响的各国革命史，采取了一种非历史的、虚无主义的价值评判标准。它根本看不到世界近、现代史上这一段追求加速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历史大弯路，实在是人类——尤其是工业革命后发国家——在探索自身解放途程中在所难免的“证伪”和“试错”代价。因而，他们对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失误，总是热衷于那超历史的个人责任、超历史的道义评判，甚至往往热衷于丑化个人；并还自鸣得意地将这种庸俗、浅薄的超历史的道义评判，置于制度评判和历史大势的梳理之上。事实上，正是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价值判断，不仅使得左派力量急速扩展，使左、右间形同寇仇；而且也使得任何中国共产党革命法统的承继者们，大都不得不与之保持距离了。更有甚者，右派中的一些极端分子，甚至还将此类庸俗历史观推而广之到孙中山，进而全面否定辛亥革命，为袁世凯、甚至为慈禧太后翻案张目。 由此可见，中国的自由主义，无论是对于体制内外的价值整合、还是对于在上中下、左中右之间求最大公约数，都有着难以逾越的障碍。 （三）共产党须从天然领导权向竞争性领导权转变 应当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的理论，与今天正在成为热门话题的“重回新民主主义”的主张，可谓最为接近。因为两者都承认马克思主义，承认历史唯物论，承认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之不可抗拒、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不可跨越或绕过；也都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及其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尤其重要的是，两者都已意识到：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都还是将来的事情；因此立足于现实的中国共产党人，理当顺应历史潮流，先把还处于由前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向着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转型这个当今中国的大事办好；在毛泽东、邓小平那既成功又失败之处，重新整装前进，为我们的后代在未来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更高历史阶段的过渡，创造、积累历史条件和历史前提。 然而，在“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论”与“新民主主义论”之间，却也有着一个明显的分歧点，即“共产党领导权”问题：是竞争性领导权，还是天然的领导权；是定期由人民审核、批准、更新的领导权，还是一劳永逸、不可逆、不容置疑的领导权？ 应该说，这个后发国家中的“共产党领导权”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迄今还是一个没有获得真正解决的前沿理论课题。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即十九世纪，各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所面临的，大体上都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业已完成或正在完成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对他们而言，没有一个争取资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问题。而随着后来资本主义民主宪政体制的逐步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也就随之调整自己的战略与策略，即将其对政治领导权的追求，逐渐地纳入到宪政体制的竞争性政党机制中去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国际、即社会党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所走过、且仍在走的成功之路。 然而，在列宁时代，或者说，东方殖民地觉醒时代，即二十世纪，则完全是另外一番图景。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还处于东方后发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其大都首当其冲地面临着一个在本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打先锋，从而领导这个外争民族独立、内反宗法专制的资产阶级革命课题。对此，列宁给出的答案是：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东方各国共产党，应当旗帜鲜明地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这个“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终结和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坚决斗争的开始。”(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7月）实际上，当年俄国的2月资产阶级革命一取得胜利，便被马不停蹄地转变成10月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列宁这一理论走向实践的结果。当然后来列宁对此已有所反省：在他临逝世前，苏维埃俄国便已开始了向资本主义退却，实行改革开放的新经济政策。 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则是列宁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这包括“两个革命衔接论”和“共产党天然领导权论”。毛泽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而鉴于中国共产党实际上还有过一个20多年的根据地时期，故它的新民主主义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就都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和一个由有此及彼的发展阶段。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今天回眸这一大段历史，这个“两个革命衔接论”和“共产党天然领导权论”，究竟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抑或兼而有之？ 现在我们可以说，至少在经济领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为“两个革命衔接论”，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便意味着资本主义革命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画下了一个大问号。当然，对此，中国共产党是“只干不说”。而今天，这“重提新民主主义论”要做的，则不过是想挑破这一层窗户纸，为共产党理直气壮地干资本主义正名，用中共自己曾有过的理论和历史来正名而已。 然而，纵然“重回新民主主义论”不仅限于经济体制改革，它还可能推展到政治体制改革上去，但它的硬伤却是，用“历史不可逆”来为共产党一旦获得领导权就将永远获得领导权辩护，为共产党的天然领导权或统治权辩护。 其实，从理论上说，既然你承认了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之不可抗拒，那么，这就意味着:承认市场经济的不可抗拒性，承认宪政民主的不可抗拒性，和承认多元文化的不可抗拒性。因此，对于“重返新民主主义”派所反复强调的“要不要改变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天问”，也就必须放在、也只能放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必然性不可抗拒”这个大背景中来考察和回答，才具有其真命题的意义。换言之，在“市场经济 + 宪政民主 + 多元文化”这个总前提下，你当然可以提出“共产党领导权”这个问题，或者说，共产党也理所当然地可以为自己谋求“领导权”。然而，共产党的这个 “领导权”，也得象其他任何政党那样，去竞争、去博弈，去奋斗，并定期获得人民的重新批准才行。 试看当年，共产党和国民党，就一定意义而言，不就是两个竞争、博弈的党？共产党后来的胜利，不就是那一次又一次被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如天压力所硬逼出来的结果？可见，竞争、只有竞争，压力、甚至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压力，才正是一个政党生命不息的动力和永葆青春的秘密。 而从实践上看，中共建国六十多年的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共产党从当年一个朝气蓬勃打天下的革命党，和平演变成今天这样一个腐败缠身、病入膏肓、理想丧失、风声鹤唳的权贵党，追根朔源，不是别的，正是源自于这种将一个政党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的特权。正是中国共产党这种天然的、不容挑战、不可置疑、也不可逆的领导权或统治权，构成了当代中国国家制度的核心。从表面上看，保住了这个领导权，共产党就不会垮或没有垮；但实际上，放眼今天的中国，当年那个革命的共产党在哪里？当年那个与人民鱼水情的共产党又在哪里？可见，正是这个当年曾经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执政合法性的“领导权”，正因其没有挑战，没有竞争，没有监督，也没有压力，才一步一步地、日积月累地、不知不觉地和包袱愈背愈重地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今天，走向了它自身的和平演变，使之蜕变为一个被权力腐蚀得难以自拔、且面目全非的党，一个与当年的革命理想完全背道而驰的党和一个已濒临于“改变颜色”、彻底垮掉了的党，……。 由此可见，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今天，导致中国共产党仍旧陷在那个“历史周期律”中苦苦挣扎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那个超越宪政体制的“领导权”。正是这个让一个革命党可以“君临天下”的领导权，实实在在是戕害了中国共产党、毁掉了中国共产党，使得它辜负了自己那数以百万计为理想而英勇献身的方志敏和江竹筠们,辜负了成千上万曾作过中国共产党诤友的黄炎培和章伯均们。 换言之，“红二代”们今天所痛心疾首的，仅仅是共产党那天然领导权所造成的种种触目惊心的恶果，他们大都并不曾想、或从没有想过要去除掉造成此无比严重恶果的直接成因；甚而至于，他们还要不知不觉地去竭力维护和捍卫这个成因。可见，“重返新民主主义”派今天越是强调共产党的天然领导权不容改变，就越是在客观上用自己的双手，把其父辈们所浴血奋斗创建的这个党，推向最后的灭亡——因权力腐败而灭亡。他们也因此而完完全全地和不折不扣地走向了自己愿望的反面。 所以说，“红二代”改革派的拨乱反正，仅仅是返回到新民主主义是很不够的。要知道，这所谓“共产党领导资本主义”，如果被诠释为一个政党有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这就不仅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毫无干系，而且还根本上就是一个悖论。因为特权与市场冰炭不可同器：要么是特权抛弃市场（统制经济）；要么是市场抛弃特权（市场经济）。更何况，如果说1917年的列宁、1949年的毛泽东和刘少奇、乃至1978年的邓小平，对这一内在悖论还可以看不太清楚的话，那么，历经中国30多年的这种共产党凌驾于宪法之上的所谓“市场经济”，目睹了这个党、这个国家，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全党全国通体腐败的活生生残酷现实，试问，任何今天还想保持共产党人当年那种朦胧崇高理想的“红二代”们，难道还可以看不清楚，还可以抱有侥幸心理、还可以靠“唱红”来陶醉、还可以不道破这一件“皇帝的新衣”吗？ （四）心中有马克思主义，手中才有改革主导权 马克思主义，至少在名义上，迄今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的理论，即使对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却仍具振聋发聩、石破天惊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这个理论便成为了今天中国共产党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旗帜。 回顾国际共运史，自列宁以降，第三国际版的共产党，都从来对马克思这一科学结论采取了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态度。二十世纪以来，几乎所有处于前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后发国家的共产党人，在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的过程中，都总是以种种的“特殊”国情为由，有着一种热衷于干跨越、绕过或缩短这个“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阶段”的冲动。他们以为靠着共产党人的牺牲精神和手中夺得的政权，就可以象在车间里依照图纸加工产品那样，将“私有制”消灭掉，将“公有制”给建立起来，就可以加班加点地、径直地、乃至加速度地进入到据说是高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了。 而实际上，这一整个过程，便不过是将原本已在西方工业国家中由空想发展到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移植到东方农业文明的实践中，又重新沦为到了空想的过程。毛泽东曾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但一个世纪后的惊回首，人们才得以看清，其实俄国人给我们送来的，则不过是用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阶段的实践中的空想社会主义而已。 但是，与当年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最大不同，是列宁、毛泽东和波尔布特这些新世纪的实验者们手中均握有国家暴力机器。这些豪迈的革命者要用他们手中夺得的权柄豪迈地向历史规律挑战了，可最终又都不得不受到历史铁律的无情惩罚；其国家和人民均以其惨痛的代价为他们的“实验”埋单，从而终于证伪了这个实践中的革命空想社会主义。 在1894年，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曾说道：“请那些因为人们抱定自觉的 ‘目的’，以一定的理想为指南，而主张把社会进化从自然史进化中划分出来的主观主义先生们注意：……全部问题不过是把社会进化看做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 而到了1923年，视一切社会民主主义者为“反革命”的列宁主义者列宁则说道：“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读到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 （列宁：《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 是的，战争危机为后发国家的共产党人夺得政权创造了条件，但夺得政权后的共产党却不可能凭着自己对“正义”、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超越时间、空间地去改变该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多元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进程。这是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还因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这更因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所能解决的任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以上这些中国共产党人久违了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经典论断，这些曾被当作所谓“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今天应当重新成为正在准备“十八大”的中国共产党校准其新航程的北斗星。 历史唯物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实在是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的质的规定性。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并非平列的板块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庞大的理论系统中，唯物史观是纲，其余皆是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是唯物史观在经济学中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唯物史观在政治学中的应用，……。明乎此，就不难明白，即使你证伪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政治学中的这一或那一论断，这一或那一假说，你仍无法丝毫动摇马克思主义。因为应用科学之不断更新，原本就是任何应用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且这种更新丝毫也无损于它对于基础科学的派生、从属和依赖关系。 我们知道，在任何门类的学科中，都有其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之分。而在应用科学中，还可细分出诸如设计学、工程学、工艺学，……等等操作门类来。同时我们还知道，修改工艺不等于否定工程；修改工程不等于否定设计。而设计上出了错误，并不能直接就等同于设计学本身出了问题。更何况，即使设计学乃至整个应用科学都出了毛病，那也不见得就需要、或有可能去推翻其所赖以存在的基础科学。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之为马克思主义，就不在于他的应用科学部分，而在于它的基础科学部分，在于它的质的规定性。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凡是离开唯物史观而去解读马克思主义的任何理论、任何结论、乃至任何提法与字眼，包括诸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诸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诸如剩余价值、资产阶级法权、私有制或公有制，……，等等、等等，就统统与马克思本人和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无缘了。相反，若将马克思主义中的这些理论、结论、提法和字眼，脱离开唯物史观去刻意价值符号化，即当作一种可超越时间、空间的善恶对错标准，那么，这种超时空的价值符号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就无疑应被视为一种宗教，即“马克思主义教”了。 马克思曾说过：“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然而相当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均是来自第三国际亦即共产国际。这种经俄国人转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是，视列宁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正宗继承和发展，而视第二国际即社会党国际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这个谬种流传在今天的最直接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理论，要么如邓小平那样，没有理论，“只干不说”、“不争论”；要么则象胡、赵、温那样，直接从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中去吸取营养。中国共产党内的改革派，似乎压根儿就不知道能从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那里，直接取来这一件可说是对于解剖当今中国现实最为犀利的理论武器——“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 正是受制于苏版马列教科书那超时空的“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坏”之价值图腾或价值禁忌，中共改革派便只能实用主义地在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主义”的纯度上做文章，而从来不敢旗帜鲜明地干资本主义，这就是邓胡赵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包括中共党内的社民派（救党派）和体制外的“宪政社会主义”派，也几乎如出一辙，即硬要将北欧版的以“民主社会主义”来命名的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硬塞进那个多年来已成为中国人思维定势的“社好资坏”价值巢臼，似乎要说瑞典模式好，就只能说它“姓社”而不能说它“姓资”；似乎“姓资”的就天然地、超时空地不如“姓社”的好。他们甚至硬要在马克思的早期和晚期著作、以及在恩格斯晚年与马克思的所谓“分歧”上去下功夫，硬要去赶那个“批共产主义乌托邦”和“批暴力革命”的大时髦。总之，在偌大的中国体制内，就是无人旗帜鲜明地提出“特定时空下的共产党人干资本主义，实乃科学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民主主义就是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干资本主义”。 为了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来救东方完全不够格的、打引号的“社会主义”，为了委曲求全于那个“社好资坏”的价值观，中共党内改革派甚至将引进的资本主义也给打上“社会主义”的标签。这样一来，他们既亵渎了真资格的资本主义，也亵渎了真资格的社会主义。前一个亵渎，误导出幼稚的中国左派把中国的假“资本主义”当作资本主义来猛批；后一个亵渎，又误导出同样幼稚的中国右派把中国的假“社会主义”当作社会主义来猛批——当然，两者都是在同风车作战。 中国新左派总是热衷于拿已处于后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欧美各国面临的问题，来简单地类比目前还处于前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总是热衷于用国际间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来掩盖和转移国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自欺欺人地以为凡批“资”就自然而然地姓“社”，却似乎“忘记了”历史和现实中都还有着一批拖着心中辫子、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姓“封”人物。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abc，只要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状态还存在，阶级差别就还存在，从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就还存在。而只要国家还没有进入开始消亡的阶段，那么，此时此刻的“国家所有制”，就绝不可能是任何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公有制”，而至多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曾多次正确地指出过这一点。换言之，消灭分工、消灭阶级、国家开始消亡，与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都不过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表述的同一过程，它们完完全全是同步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今天全世界任何国家，包括北欧“民主社会主义”的明星瑞典，都还离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离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有着相当一段路程要走。 不过毫无疑问，北欧模式正在不断地接近这个目标。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北欧模式比起今天的中国，则完完全全地高出了整整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更何况，瑞典社会民主党（一个至今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方针和思想渊源之一的党）能长期在瑞典执政——尽管它今天已是在野党——它靠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天然领导权，而纯粹是竞争性领导权，即一种有着被人民淘汰的下台压力、却能置之死地而后生、从而不敢懈怠、也不敢骄纵、更不敢腐败的领导权。 由此可见，对于中国共产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改革派而言，现在是到了将那个沿用多年的“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权”，升级为“坚持和开创共产党的竞争性领导权”的时候了；是到了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坚持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升级为“坚持和开创共产党竞争性领导权”的时候了。 （五）新一代领军人物：站在毛邓的肩上，继承毛邓又超越毛邓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阶级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是寓于其严整的科学世界观之中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东方马克思主义政党仍面临着一个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党截然不同的历史任务：只有在今天发展资本主义，才可能在明天建设社会主义；只有首先支持甚至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才谈得上未来干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明，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更不可能在一个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的传统自然经济基础上，平地一声春雷地蹦出来。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文明只能在充分发育的资本主义文明中，借助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才可能孕育和发生。因此，任何拒绝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事实上，就统统会滑向封建社会主义，即一种低于现代历史发展阶段的过时的人类文明。 由此可见，今天的中国，不仅一丝一毫谈不上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它就连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都还不够格。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标准来衡量，中国今天还只能算是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封建宗法特权专制阶段，一个正在向、也不得不向着资本主义市场宪政多元社会的过渡转型期。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我们今天能得出以上结论，却是因为我辈站到了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肩上。正是老一辈布尔什维克、老一辈共产党人，用他们英勇的牺牲和流血奋战，用他们辉煌成功和悲壮失败的双肩托负着我们，才使得我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亲切地重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学说的巨大理论魅力。没有老一辈共产党人在人类寻求自身解放事业的崎岖道路上，百折不挠地探索——哪怕是失败的探索，我辈今天就还会在那“跨越”、“绕过”历史必然性的无尽黑暗中，盲目地摸索，直到头破血流。 恩格斯当年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时曾辛辣地嘲讽道：“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所以，社会主义并非超时空、绝对的好，资本主义亦非超时空、绝对的坏；任何超时空的“善恶观”，均与唯物史观无缘，与马克思主义无缘。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红二代”马克思主义改革派，要真正推动中国的制度转型改革，要真正坚守其父辈当年那朦胧而崇高的自由民主理想，就必须弄清楚：那在西方思想史上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是怎样在东方的革命实践中从科学又重新沦为到了空想；就必须弄清楚：空想社会主义一旦同国家政权相结合，一旦与东方的农业文明相结合，它与《共产党宣言》中所尖锐批判过的封建社会主义，就仅有一步之遥。如此，也才可能痛切地大彻大悟：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多少罪恶假汝而行！ 总之，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整个改革开放理论，正面临着一个更高层次或更深层次的拨乱反正与正本清源，即回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回到科学社会主义。既然，“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不可抗拒”这一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才可能提出来；既然在今天的中国，唯有这一条思想理论路线，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凝聚起上中下、左中右和体制内外最起码的共识，那么，这就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名正言顺地主导中国制度转型的历史机会，一个能将今天的制度转型主导权自然而然地转变为明天的竞争性领导权的战略平台。 今天，在中国正千呼万呼着领军人物、也殷殷寻觅着领军人物的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内任何不甘于现状而欲成就大业者，谁先抓住这面新一轮思想解放的大旗，谁就能登泰山之高，领风气之先，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谁也就自然而然地将成为独领风骚、众望所归的新一代领军人物。 这是高寒先生为民主社会主义论坛 http://www.dscn8.info 所撰写的2012年元旦社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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