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论断和最早提出“思想路线”，就是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这篇文章强调了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阐述了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凝炼了毛泽东思想的一些理论精髓，具有奠基性作用，毛泽东一生极为看重。他在探索道路、整顿作风、反思失误重要关头多次解读、升华调查研究思想和党的思想路线。这篇文章沁润了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生机活力，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深邃内涵和无穷魅力。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是奠基性著作;毛泽东最初在这篇文章中阐述的有关思想原则，成为后来概括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的雏形。在我们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讲到毛泽东提出的“我们党必须永远坚持”的思想路线问题时，就是从“早在一九三○年，他就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讲起的。正因为《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和反对本本主义问题的奠基性和永久性作用，我们今天很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毛泽东本人是怎样解读这个问题的。
一、揭秘:毛泽东自解《反对本本主义》有两个版本
我们现在谈论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原题为《调查工作》，是毛泽东1930年5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强调从实际出发搞调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而写的。这篇文章写成后，曾于当年8月印过石印单行本，遗憾的是，因战争散失，作者本人却没有保存下来，以致1951年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时，未能收入。所幸的是，1957年2月，福建上杭县农民赖茂基将珍藏多年的这篇文章的石印本献了出来，最终辗转于1961年1月重新回到毛泽东手中。据1958年11间曾到过赣南、闽西老区一带收集党史资料和革命历史文物的同志回忆，他们在福建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的一个库房内，曾经看到有5份毛泽东著的《调查工作》石印本原件，同时摆放在文物柜内的一个木格里。当时只作了登记，并未将文物随身带走。
这篇重要文章失而复得后，毛泽东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多次表达说:“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他将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并作了少量文字修改，于1961年3月11日印发在广州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们阅看。1964年7月，在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时，毛泽东又将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收入。这是《反对本本主义》首次公开发表，从这以后，《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著作，被广大读者熟知。
说到版本，这里需要搞清楚一个问题:毛泽东所说“我总是记得”已经丢了的、一想起来就“伤心”的“这两篇文章”，也就是改题后的这篇较长篇幅的《反对本本主义》与原题为《反对本本主义》的另一篇文章，是个什么关系?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自己揭开了秘底。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曾这样解释过这篇文章:“有同志说这是几篇短文，不是的，是一篇文章的几段。”毛泽东讲的“几段”中，第三“段”(即第三节)的题目就是“反对本本主义”，也是整篇文章的主题。毛泽东接着说:“这篇文章是一九三○年写的，总结了那个时期的经验。写这篇文章之前，还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毛泽东对“那个时候产生这篇文章的详细过程”，内心感慨万千。1964年在公开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之前，毛泽东再次对一长一短的这两篇文章的情况作了说明:“先写了一篇短文，题名《反对本本主义》，是在江西寻乌县写的。后来觉得此文太短，不足以说服同志，又改写了这篇长文，内容基本一样，不过有所发挥罢了。当时两文都有油印本。”
正因为一长一短两篇文章主题一致、“内容基本一样”，相互交叉，毛泽东在找不到那篇原题《反对本本主义》短文的情况下，在强调全党开展调查研究，“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的时候，用《关于调查工作》一题印发党内学习;在调查研究工作有所改观，全党全国工作需要开创新局面、重点放在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时候，1964年则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一题付印。该文1982年12月，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1986年9月，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1991年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时，《反对本本主义》是唯一增补进去的文章。
自1930年以后，直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每到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时刻，都要谈论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问题，并对《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深刻内涵和现实意义反复作过解读。
二、探路:20世纪30年代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时写出的经典
毛泽东曾说过，《反对本本主义》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这番大斗争，在党内和红四军内部，有各种表现形式，归结到一点，就是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还是主观唯心主义，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估量出发的问题。
党内早期的一些教条主义者们习惯从“本本”出发，拿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俄国的经验在中国“瞎指挥”，他们排挤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通过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同志，从各个方面实施“左”倾机会主义政策，使原来顺利发展的革命形势遭到了严重破坏，党和红军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为纠正党内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和解决党领导下的红军发展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毛泽东于1929年12月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在毛泽东起草的这份决议中，尖锐地批评了主观主义的指导，认为这种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提到纠正主观主义的方法，决议讲了三条，包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说话要有证据等。这些都与调查研究相关。但具体怎么做，决议里不可能说得那么详细和透彻，这些问题从理论上进一步思考和解决，是在几个月后的《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中。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初期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思考，反映了“探路”时期的思想结晶。这篇文章从调查工作切入，第一句就点明了调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从根本上讲，这篇文章讲的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讲的是共产党人遵循的思想路线问题。
最早思考并提出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的，就是毛泽东，就是《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毛泽东反复思考了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给我党带来的严重危害，针对那些具有“一切拿本本来”、“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和“空洞乐观的头脑”，以及那些试图靠“本本”就能“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的想法，他明确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从七个方面阐述了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从批评教条主义的角度，以先“破”后“立”的方式，凝炼了毛泽东思想的一些理论精髓。
讲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时，毛泽东批评党内一些干部，对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
讲到群众路线问题时，毛泽东批评一些新接任工作的干部，喜欢一到任就宣布政见、指手画脚、纯主观地“瞎说一顿”，“他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号召大家“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讲到独立自主问题时，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讲到纠正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时，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讲到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的源泉时，毛泽东特别反对闭门造车的作风，他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
这篇文章从批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入手，初步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基本点，由此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奠基性著作。这种奠基性，从这篇文章留下的一些永恒准则或经典语言中也可以看出来。比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注重调查!反对瞎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我们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我们要了解农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则将不能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速速改变保守思想!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要自己做记录”，“假手于人是不行的”，等等。这些论断表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过程中，思考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问题，阐述的是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
就在毛泽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不久，他在实践中又对这一论断作了补充和发展。1931年4月，毛泽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起草了一份《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由此可见，这些重要论断作出后，并没有停止不前，而是在边探索、边思考中不断深化。
三、整风: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时期以此融贯整风
从一定意义上讲，以调查研究和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为切入点，提出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一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开始就铸起了毛泽东思想的魂，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由此也就具备了党的事业能够取得胜利的思想武器。对这一点，叶剑英曾以自己的切身体会说过:“同志们试想，如果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和遵义会议以后，不从中国当时的实际出发，不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本本怎样说就怎样做，中国革命能够胜利吗?能够有毛泽东思想吗?”他认为，不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就不可能产生毛泽东思想，我们党的事业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当然，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找到并坚持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更不容易。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探索中，我们党历经艰难曲折。毛泽东1930年提出的反对本本主义和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并不是立即就被党内所理解和接受的，不仅如此，一些“靠本本吃饭”的人甚至讥笑毛泽东这套理论为“狭隘经验论”，以致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保守路线”在很长时间里仍然在党内很有市场。这个问题，直到延安时期才基本解决。
延安时期，随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全面深入，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起引领中华民族前进方向的伟大任务，就必须从根本上全面解决党的作风问题特别是思想路线问题。毛泽东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顿“三风”当中首先一条就要整顿包括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在内的主观主义倾向，消除这些倾向给党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这之前，毛泽东就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从理论上系统清算了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进入整风时期，要确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就必须重申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解决与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主观主义作风相勾连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此，毛泽东系统地回答了《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来却没有条件深入回答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为扫除主观主义作风为共产党人确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主观主义作风的一大特点就是不从实际出发，不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只会空洞说教。毛泽东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特别批评过“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作风，尖锐地指出:“只有蠢人，才是他一个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调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办法’，‘打主意’。须知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换一句话说，他一定要产生错办法和错主意。”
为了彻底纠正这种不良风气，引导全党求真务实，毛泽东自1937年秋天开始，就汇集了自己留存下来的调查报告，即“亲手从农村中收集的材料”，以《农村调查》为题结集(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找到1930年写的长文《调查工作》和短文《反对本本主义》)。1941年正式出版前，他还特别“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并要求领导干部:“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
随后，毛泽东进一步升华了调查研究思想，于1942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概括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清晰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他把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的思想加以升华，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赋予了“实事求是”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创造性地融入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应该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只是提出了“思想路线”的问题，着重强调了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从实际出发进行调查研究，以及“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意思，而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则从哲学高度，明确地概括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立了实事求是在中国共产党人指导思想中的精髓和核心地位。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从各个角度通俗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比如，他专门提出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的号召，并解释说:“不尚空谈，就是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就是要实干，不讲空话。”并亲自为中央党校确定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用于教育干部，目的是以这样的干部作风引领中国共产党承担起民族独立和走向复兴的历史重任。
(二)“眼睛向下”，“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
“眼睛向下”，是毛泽东为扫除主观主义作风提倡的一种根本态度和着眼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一大习惯就是眼睛里只有书本和上级，热衷于唯书、唯上。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就批评过那些“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和“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指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延安时期，毛泽东极力提倡共产党人不能唯书、唯上，要唯实。他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这种思想风格和工作作风，对全党上下影响很大。
要想“合乎实际”，就必须“眼睛向下”，“向群众学习”。这就是毛泽东提倡的调查研究的态度。毛泽东自己以身作则，眼睛向下，甘当群众的小学生。他诚恳地说:“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毛泽东要求党内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有“眼睛向下”和“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精神:“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要想“合乎实际”，就必须“面向下层”，不能“昂首望天”。他提醒干部们:“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在印发《农村调查》时，毛泽东在“序言”中也特别提出了到实际中去、到下层去了解生动的情况，明确提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他反复强调，眼睛向下就是要面向下层，“不要只是昂首望天”，否则“一辈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