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与国家能力分化

三、国家能力的分化

新技术革命本身并不是“中性”的，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资本利益和资本意志的不断膨胀，并且它已经遭到逆全球化浪潮的抗击。在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二者共同作用之下，一方面，技术进步和全球的市场化并没有自动缩小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了发展机遇期的同时，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沦为脆弱国家甚至失败国家，同时发达经济体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呈激化之势；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事实上正在不断突破人类的既有认知和法律、伦理与社会规范体系，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下的人类社会越来越具有风险社会的共同特点，正在挑战世界各国社会治理能力。因此，国家能力的分化之势正日趋严重。

（一）“资本+新技术”驱动与国家间差距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不是纵向比较自己的进步速度与幅度，而是如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横向差距。历次技术革命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的影响显而易见，例如英国、美国等相继掌握世界领导权与其在技术革命中占据领导地位密不可分，因此新技术革命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间竞争的着力点。

在“资本+新技术”驱动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下，商品的生产成本和利润等方面的全球差异性在日益缩小。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和低价格的策略已经难以在国际市场占据优势；相反，如果不能在新技术革命方面有所作为，长期处于全球经济分工体系的价值链低端，就会在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处于劣势，陷人穷国越穷的被动地位。也就是说，谁拥有更高水平的科技，谁就拥有了主导经济全球化的权力；而这种主导地位，反过来又大大提高该国在新技术革命领域的竞争力。因此，只有在新技术革命中占据有利地位、可以利用技术标准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的国家，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全球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下，以发达国家间的技术转移、跨国公司间的技术转移、战略联盟间的技术转移、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等多种形式出现的国际技术转移大为增强，促进世界多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特别是世界居前列的跨国企业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越世界上大多数主权国家，它们的新技术开发与传播的意愿和能力日益增强。但是，这些企业购买或卖出高新技术产品会受到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不同类型的限制。因此，“资本+新技术”驱动的经济全球化直接或间接地迫使世界多国调整与改变其原有的技术创新政策。

大部分新技术革命都发生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为了抢占全球市场有利地位和提升自己的竞争力等，这些发达国家不仅采取较为严格的高新技术出口管理，还对有可能产生挑战的竞争对手进行扼杀。例如，中国华为因其5G技术在通信领域领先美国公司而遭遇美国政府以安全为名的政治制裁，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办的会议以中国重视人工智能作为其国家安全挑战之一，这些案例凸显了新技术革命与国家间竞争的紧密关联。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国家也热衷于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价值链中低端的生产环节，形成供应零部件和原料的配套关系，然后向其购买外围设备，客观上有意无意间进行了所含技术的转移。

知识和技术全球转移产生的“外溢效应”，使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利用“后发优势”取得更大的竞争力。处于“追随地位”的部分发展中国家通过鼓励引进高新技术、关注购买核心技术装备、大量投人科技创新等多种方式实现了“弯道超车”例如，首届世界5G大会的组织者指出，在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中，来自中国企业的占34%，居全球排行榜首位，中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5G专利申请聚集地之一。中国毕竟是个案，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停留于技术、资本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阶段，国际竞争环境日趋恶化。另外，部分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应用新技术的各方面条件，例如不具备广泛应用电脑和网络的教育水平等。

上述问题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二十国集团”实现了世界体系从“中心”向“边缘”的巨大扩张，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仍然占据全球治理体系的强势地位，并且力图树立确保其核心利益的“新规”；另一方面，未被“二十国集团”所覆盖的其他“边缘”国家和地区进一步被“边缘化”，甚至呈现暴力失控局面。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导致的国家之间的差距在更复杂多元地持续扩大。[9]

（二）国家治理能力所面临的挑战和国家能力的分化

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提升了生产力。然而，生产自动化的程度越高，直接生产者也就越从属于机器；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压抑的程度越高。[10]劳动的异化必然带来人的异化，人就会逐渐丧失主体性而成为单向度的人。并且，新技术革命有可能形成大规模失业，也有可能和经济全球化共同将已经高度集中的财富更加集中，基于“资本一劳动”阶级鸿沟和“脑力一体力”的等级差异被彻底“固化”，其结果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趋于异化。[11]

“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被强势资本力量包装为优先于任何其他因素的法则，高科技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的利益联盟不仅得以把公司利润存放在离岸避税天堂以躲避国家的征税、躲避社会责任，而且逐渐实现了对这些新技术的寡头垄断，通过所拥有的统治着各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知识产权来轻松获得大量专利使用费，从而不断积累巨大财富。

各种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各个角落的通用技术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全社会对这些技术所带来的福利（如日常生活智能化）存在普遍性强烈需求。但是，这些技术产生了人类社会尚未预期甚至难以控制的各种风险：人工智能得到惊人发展，其计算能力远胜于人类；生物科技迅速膨胀，例如首例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大数据集聚，例如顶级网络平台遭遇意外事故或攻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等。为了实现资本增值与扩张，不少国家和地区利用各种新技术对自然资源进行的掠夺式开发带来了自然的异化，“把自然转化为商业、将其作为再生产生活基础……把生命的再生产、甚至人类生命的再生产进行工业化，把胎儿和器官商品化，把遗传基因甚至人类的基因工具化……”[12]

上述人的异化、自然的异化、阶级鸿沟的固化、灾难性事故的不可控化等，都给现有的各种制度、规范和伦理等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对世界各国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大型新技术公司和跨国金融资本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新技术革命所产生的尖端技术和形成的核心平台对人类社会所具有的毁灭性能力，决定了其不应当被任何个人或私人资本所掌控，而应当由强大稳定的国家来维护。

传统国家治理往往采用事后追溯或事前设限，然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日新月异”使得事前设限难以实现，事后追溯更需要与大型新技术公司等超级行为体之间进行利益博弈。不仅如此，技术落后国家不仅越发被新技术革命中占据先导的国家所主导，还不得不服从在产业链中已经形成跨国垄断的大型新技术公司等超级行为体所制定的各种技术规则——国家能力的分化因此在不断加剧。

四、结语

“资本+新技术”驱动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已经将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卷人其中。资本的趋利本性决定了其对技术创新和技术使用的态度并非总是正面和积极的；新技术革命并非“中性”的，技术按自身逻辑规则进行扩张的本性决定了新技术革命对政治社会运行和经济全球化等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反作用力，例如技术扩张对资本的收缩效应正在彰显。

同时，新技术革命正在按照自身的规则模式扩张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不断突破人类的既有认知和法律、伦理与社会规范体系，产生人类社会无法预知的各种风险，客观上要求国家治理机制不断创新以规范和推动新技术革命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其结果是，新技术革命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作用之下所产生的各种风险，不仅对世界各国治理能力提出了更大挑战，而且正在进一步推动国家能力的分化。

注释：

[1]Langdon Winner，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A Search for Limits in an Age of High Techn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p.41.

[2]吴致远：《有关技术中性论的三个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2013年第6期，第116-121页。

[3]盛国荣、陈凡：《论技术的政治化》，《中国技术哲学第十届年会论文集》，2004年。

[4]樊鹏：《利维坦遭遇独角兽：新技术的政治影响》，《文化纵横》2018年第4期，第134页。

[5]André Gorz，The Division of Labour-.The labour process and class-struggle in modern capitalism，Brighton：The Harvester Press，1978，p.165.

[6]樊纲：《国际经济新趋势：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全球的市场化》，《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第6期，第11页。

[7]Josh Bivens&Heidi Shierholz，“What labor market changes have generated inequality and wages up pression？”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Report，Dec.2018.

[8]Federal Reserve Bulletin，“Changes in U.S.Family Finances from 2013 to 2016：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publications/2017-September-changes-in-us-family-finances-from-2013-to-2016.htm.

[9]魏南枝：《变动时代的失序与重构》，《金融博览》2016年第10期，第9-10页。

[10]郑忆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辩证视域论析》，《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3期，第57页。

[11]André  Gorz，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 ：South End Press，1980，p.5.

[12]André Gorz，Capitalism，Socialism，Ecology，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Press，1994，p.102.

【魏南枝，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原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作者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