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叔晚年，非常孤独。尤其是生命中的最后10年，是他最痛苦的10年。大夫说，他痛苦就痛苦在头脑太清晰了，却看不见听不见。
1950年冬，邓力群（左）与大哥邓飞黄在北京相遇并留影。图/作者提供
我的满叔邓力群
文 | 邓启元
本文首发于2016年6月20日总第760期《中国新闻周刊》
邓力群是我的满叔。在我父辈兄弟排行中，我父亲邓飞黄排行老大，邓力群排行老五，在兄弟姐妹的大排行中也是最小的一个。按照老家湖南桂东的习惯称谓，长辈称呼他为满伢子，同辈称呼他为满弟，晚辈称呼他为满叔。
2015 年2月 10日，满叔辞世。每每想起他晚年双目接近失明、双耳近乎失聪的痛苦，和他的心忧国事，不尽的往事总是让我动容、老泪纵横。
在社会的舆论中，在公众的印象中，他是“左派”，甚至是“左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有时我甚至当面说他“左”，他总是笑着听。但说他不近人情，其实不然。下面，就我所知的几件事情跟大家谈一谈。
“没有我的大哥，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父亲邓飞黄生于1895年，排行老幺的满叔生于1915年，相差20年。年龄的差距并没有成为兄弟之间情感的障碍，大哥对聪慧机灵的满弟疼爱有加。听老人讲，1925年或1926年间，父亲从北平到广州路过家乡，常牵着满弟的手漫步在田间及乡村的小路上，让满弟背诵古诗及《三字经》。
父亲从小爱读书，奋发努力，他明白一个道理，生在穷乡僻壤的乡村，要想摆脱贫困、有所作为，只有走出大山沟读书求学这一条路！父亲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但因家境所迫，爷爷不愿让他去省城里念中学了。继续升学读书的念头始终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为此我父亲曾多次长跪在我爷爷膝下，请爷爷帮助他实现理想。我爷爷是晚清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秀才，也是一个新式初小的校长，非常有眼光。终于爷爷被他的诚心所打动，父子长谈了一个晚上，最后达成一个约定：可以在经济上想办法帮助父亲继续读书，但父亲学成后一定要帮助弟弟们完成学业。父亲答应了。
1918年，包括蔡和森在内的湖南20位有为青年赴北京赶考，后来不少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我父亲1919年考上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了6年（两年预科，4年本科）。爷爷一年给他100元大洋，6年共600元，全是爷爷千辛万苦筹集的。
父亲完成学业后，即帮助三弟邓力成、四弟邓建黄陆续完成了大学学业（二弟早夭）。1929年接满弟走出乡村，到省城长沙读中学，后又在1931年将满弟接到北平，在汇文中学读高中。满叔放假回家，我父亲会给他布置功课，每天写一篇日记，每周背诵一篇古文，不合格就打手心。满叔的国文基本功，就是这样打下的。
1934年，满叔放寒假，回南京团聚（当时我父亲已将家人接到南京）。一家人照了一张全家福。这是解放前满叔最后一次回家。
1936年，满叔也考上了北京大学经济系。当时，父亲已去英国留学。他对满弟一直寄予厚望，认为他聪明能干，勤奋上进，听到这个消息后兴奋不已，马上写信向他表示北大学业完成后还可以资助他留洋。知道他思想上要求进步，接近共产党，还特别在英国购买了这方面的著作寄给他。读大学期间，父亲一年资助他400大洋。他晚年曾多次对我们晚辈感慨，这个大哥真是有良心、有责任心啊！
可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我父亲所料。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东北三省沦陷，抗日烽火在全国风起云涌。满叔的思想深受其影响，1935年参加了北平青年抗日组织——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并积极参加了“一二九运动”，领导了“12·16运动”。1936年，他在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奔赴延安。
从此，兄弟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路。满叔成了共产党的干部，一去之后，再也没有任何消息。其他三兄弟都是国民党党员，我父亲1931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三叔邓力成先后在国民党军队和政府中任职，曾是爱国将领吉鸿昌的部下，最高军衔是少将军官；四叔邓建黄在湖南和平起义前是国民党的县长。
全国解放前夕，在国民党的三兄弟先后起义。其中，我父亲时任湖南省民政厅厅长，是程潜、陈明仁领导的湖南和平起义的核心成员之一。解放后，担任了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
1950年，父亲到北京列席全国政协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散场时，落在最后。他忽然瞥见右边一人酷似满弟，心脏狂跳之下，他试着轻轻喊了一声“满弟”，对方猛然回头循声望去，叫道：“是大哥啊！”两人相拥而泣。整整分别了16年的亲兄弟啊，此时只有用眼泪来述说离别的悲伤和相见的喜悦！
1953年，我父亲感冒发烧，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耽误了治疗，病逝于汉口。满叔从北京赶到汉口奔丧，他抱着我母亲痛哭，悲痛却坚定地说：“大嫂，你放心，大哥去世了，他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一定把他们抚养成人，这是我的承诺！”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满叔。印象中，他帅气、和蔼、健谈，脸上始终带着微笑，身边一直跟着个别着左轮枪的警卫员。
我父亲留下了8个孩子。大的4个已成年，小的4个中，二姐邓湘元14岁，我9岁，小妹邓丽元7岁，小弟邓熙元4岁。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20岁，与上一辈刚好一样（作为大哥的我父亲和最小的满叔也相差20岁）。我父亲生前是行政10级，工资200出头，母亲王荟君没有工作。父亲去世后，4个已成年的孩子共补贴家里70块。
满叔向我母亲保证，要让家里的生活水平跟我父亲在时相差无几。他那时是行政8级，工资270多元，从1953年开始，每月寄来 80元。这个钱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满叔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承诺，直到“文革”被审查停发工资。在他的帮助下，我们4个孩子不但没有因父亲去世而失学，而且都考上了大学，分别毕业于华中农学院、中央音乐学院、湖北医学院和武汉理工大学。1975年满叔获“解放”，当时我们兄弟姐妹都已成人，共同赡养母亲，向满叔表示，不用再增加他的经济负担了，他却执意继续寄钱。
2011年，满叔在北京宽沟北京市疗养院疗养，宋平来看他。宋老走后，满叔在餐桌上当着我和我三哥邓经元两家人的面激动地高声说：“要记住你们的父亲，他在旧社会，在国民党的官场上廉洁、正派，不容易啊！没有我的大哥，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考大学还有一段小插曲。1962年，我是武汉人民艺术剧院歌剧团的一名学员，但我一心想考到中央音乐学院深造。满叔坚决不同意，连写两封信阻止。我没听他的，辞了职来到北京。刚到满叔家，站在门口，连坐都没让我坐下，他就开始痛骂我。说我长本事了，忘恩负义，辜负组织培养，逞个人英雄主义，追求个人名利，走白专道路，要当第二个傅聪（傅雷之子，因傅雷被打成右派出走英国）。如果考不上，就打铺盖去新疆当农民吧！
我身上可能有家传的倔强，我根本不理他这些话，照样去考，结果考上了。当年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北京考区录取了两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满叔知道后，只说了一句话：“还真让你给考上了！”我知道想让满叔这个人认错是困难的，这实际上就是在向我表示歉意了。
80年代我曾问过满叔，记不记得1962年曾经为考音乐学院的事痛骂我，他不说话，只是笑。我说我可记得清清楚楚，他还是不说话，只是笑。我说，你说我会走傅聪的路，可我现在和你一样也是共产党干部，就是官比你小而已。他始终笑而不语。
“湖南骡子”
满叔晚年常说，我这辈子就是做了中央领导人的助手，以前是普通助手，后来是高级助手。
满叔和王震私交甚笃，依我看，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事业上的生死之交、生死之情。两人曾有约定：谁先死，另一人负责把骨灰的一部分埋葬在新疆天山。王震病危临终前，两次把满叔从北京叫到广州，病榻前写下了他的政治遗言，情谊由此可见一斑。他去世后，满叔信守诺言，护送他的骨灰回到新疆。
这交情始于新疆。1952年，王震和满叔因有关民族地区政策问题调离新疆，满叔为王震承担了很大责任。1973年，王震回到北京，偶尔一次到我岳父家（岳父邓初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听了我岳父的介绍后说：“你父亲邓飞黄我知道，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嘛。你的叔叔是个好人啊！就是有些清高。”
满叔是1974年“解放”的。他离开了下放近五年半的红旗杂志五七干校回到北京，1975被邓小平点名调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
满叔1975年回京后，我妻子邓小初才第一次见到了他。我们是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的同学，1968年结婚的。这次见面时，满叔刚解放，住房还没发还，住在南小街红旗杂志社大杂院宿舍后院一间没有窗户的昏暗小屋里。我们去时，这个著名的党内大秀才坐在一条小板凳上，面前放着一只墩子，正在砍一只鸡，准备招待我们。从此，满叔挥着菜刀砍鸡的形象就烙印在了小初的记忆里。
满叔出来工作不久，形势就又变了。全国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重头戏是批判“三株大毒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主体，《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工业二十条》是两翼。其中，满叔主持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被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纲领，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林彪的“571工程纪要”相提并论。对此，满叔出面承揽了一切责任。当着清查人员的面，他在原稿的题目上画一个圈，一条直线划下来，签上邓力群的名字，并说：这篇文章是我主持搞的，每句话，每个标点，都由我负责，上面没有布置，具体参加工作的同志也没有责任。后来王震多次和很多人说，邓力群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保了邓小平，没有上推下卸。据说，邓小平曾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半人顶住了，半个是刘仰嶠，一个是邓力群。
记得当时，我曾为满叔捏了把汗。我心想，“文革”审查近十年，中央文件点名批判，停薪停职，批判揪斗，监督劳动，妻离子散，什么罪都受了，刚“解放”恢复工作没多久，又是一个大棒子砸下来，满叔能承受得了吗？事实证明，我想错了。每次见满叔，他都是从容镇定、神态自若。他是做好了再次被打成“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的思想准备的。
后来知道，为防止窃听，满叔和满婶一起去香山爬山。满叔被中央点名批判后，满婶与他离了婚（后复婚），他曾为此落泪。据我亲见和所闻，满叔这辈子只有几次掉眼泪，这次就是其中之一（另三次是我父亲去世、周恩来去世和毛泽东去世）。这次满婶表示，坚决支持满叔的政治观点，坚决做他的后盾，有难同当。老夫老妻在香山下了决心。
跟满叔聊天时，我曾由衷地称赞他“骨头硬”，他哈哈大笑，很自豪地说：“那是啊！”在我看来，满叔是性情中人，重感情，更适合搞理论、做研究、搞艺术，其实不适合从政。
满叔甚至敢跟邓小平顶牛。1986年9月，围绕《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他跟邓小平发生了面对面的争论。邓小平说他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他说我不同意这种看法。邓小平说，你和胡乔木不要扩大我和陈云同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满叔说，我一向采取的态度和办法，不是扩大分歧，而是缩小分歧或者回避分歧。邓小平说，明天开会，你就讲一句话，完全赞成这个稿子。满叔说，不讲话可不可以？邓小平说，当然也可以。满叔说，我不讲。邓小平说，你不讲，别人会讲。后来，邓小平曾说满叔是“湖南骡子”。
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满叔上午落选中委，下午落选中顾委常委。这么大的打击，说实话连我都感到尴尬。我去探望满叔，满叔却主动说起此事，让我们别为他担心。满婶告诉我说，你满叔落选一点没受影响那不是事实，可就是影响了一个晚上的睡眠。落选当晚睡得差一些，第二天晚上睡眠就恢复正常了。
寂寞晚年
满叔晚年，非常孤独。尤其是生命中的最后10年，是他最痛苦的10年。
1987年他下台后，门庭渐渐冷落，连亲戚都来得少了。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一只耳朵完全失聪，另一只耳朵听力很弱。视力越来越差，开始还有光感，后来连光感都没了，整日在黑暗中枯坐于一张躺椅上。这是中办为他特制的一张可调节躺椅，满叔通常只能半躺半坐。大夫说，他痛苦就痛苦在头脑太清晰了，却看不见听不见。
满叔革命一辈子，对普通人看得很重的亲情厮守、人情往来看淡了。他对自己的儿女操心很少，也告诉儿女不用管他，“党会管我的”。
2003年我退休时，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我母亲去世时，我不在她身边，对此我一直自责。看到满叔孤独的样子和家里的状况，我心里非常难受，向他保证，我退休后会常去看他，至少一个月一次，陪他说说话。
开始我一个月去一次，每次半天，后来随着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就每周去一次。我去看他，他嘴上不说心里是高兴的。我每次去看他都是骑车或步行去，他总是对我说，你岁数也大了，心脏又不好，家里有这个条件，我有两部车，我派车接你。并当场要秘书记录在案。他说了很多次，我依然故我，只接受过一次派车送我回家。
2011年还是2012年春天，我们陪他去宽沟北京市疗养院小住。一天晚上，我们本来打算带他去KTV厅散心，但晚饭后下起了暴雨，只好取消了。小初就趴在他残留着听力的左耳边，大声为他唱了一曲《我爱你中国》。唱完后，满叔说了一句：“当老师（小初是声乐老师），够资格！”
满叔说话总是这样，话很少，但一句是一句。我还记得他曾说毛泽东：“诗人嘛！浪漫嘛！”80年代，中央歌剧院演出中国现代歌剧《结婚奏鸣曲》，小初饰演街道主任。满叔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但他说就是要去为小初“站脚助威”、鼓掌加油。演出结束后，歌剧院领导请他上台讲话，他只说了一句话：“这个戏还别致。”
满叔退下来后，按照邓小平、陈云同志的指示，承担起组建当代中国研究所和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任务。从1990年开始，整整22年，老人家拼尽全力，历经曲折和重重困难，终于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即将正式出版的这一天。2012年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的最后送审稿定稿，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捷把书稿送到满叔手上。
在宽沟的湖边，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他已近双目失明，不能看见这部呕心沥血的成果了。他双手捧着书稿，一边轻轻地抚摸，一边深情地用嘴去亲吻。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满叔说：20年了，参加撰稿的同志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现在想想是值得的，我也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之后，满叔摸索着，为我在这部《国史稿》上题名留念。
也就在这期间，2012年3月，满叔的儿子邓英淘因癌症去世。我们知道满叔嘴上不说，心里对这个唯一的儿子是很看重的，怕他承受不住，一直瞒着他。我们曾找了一个人扮作邓英淘去看他，在床边跟他说话。但“演员”太紧张了，演了这一次后就再也不干了。我们只好告诉满叔，儿子去国外做访问学者了，儿媳也一起去了。
2013年夏，满叔在北戴河时吃东西呛到，得了吸入性肺炎，住进了北京医院，住了三年，一直到去世。北京医院离我家很近，我隔几天就去看他一次。
2015年2月10日，满叔进入弥留状态。七常委都分别来看望了他，习近平总书记是最后一个来的。在最后的时刻，小初和满叔的外孙女罗罗一左一右，一直握着他的手，直到那只手渐渐变凉。
满叔走了。在我心中，这是一个敢于承诺、勇于担当的男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满叔对自己的信仰，至死不渝。
【作者为邓力群侄子，曾任中国杂技家协会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学校校长。原标题《中共元老邓力群：那些不为人知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