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废除主义：对国家暴力投否决票 6月8日，当弗洛伊德抗议事件的核心区域——明尼阿波利斯的市议会通过解散警察部门的议案时，运动者们举着“废除警察”的标语在街道上呼喊。缺乏对这一话题日常关注的人或许会感到这一切是从天而降的奇闻。然而这并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与警察和监狱废除主义（Abolitionism）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呼吁其实已经有不短的历史。 有关废除警察的最近一本杰作来自2017年出版的《警务终结》（The End Of Policing），作者Alex.S.Vitale在书中指出，美国警察系统的局部改良措施要么只是促进了它自身机构和权力的扩张，闯进了它不该闯的领域，从而导致更糟糕的结果，要么就是治标不治本，根本无法避免暴力的过度使用以及针对黑人社区的种族主义偏见。在这种情况下，黑人社区中的无家可归者、身心障碍人士、性工作者、学生、帮派青年、毒品使用者、移民和偷渡客以及政治行动者只能继续承受着原本不应承受的虐待，从而加剧了他们的生活困境。 Michella Alexander则在更早的《新吉姆·克劳：色盲时代的大规模监禁》（2010年）一书中探讨了监狱系统的种族主义。她指出，通过上世纪80年代起由美国政治家开启的毒品战争，黑人种族被有针对性地遭到不成比例的拘捕和监禁。这一趋势一直延续至今，使得美国人口虽然只占世界人口的5%，监狱人口却占到全世界的25％。仅仅在30年内，美国监狱人口扩张了七倍，达到二百万以上，其中有超过一百万名非裔美国人，黑人被监禁的比例是白人的六倍。作者认为这种大规模监禁是一个种族化的社会控制系统，使得被监禁的黑人陷入到遭受社会歧视以及经济边缘化的底层生活中去，无法摆脱犯罪循环。 同样关键地，国家暴力机关的废除主义思想在激进运动中得以广泛接受，还应该归结为历史上黑人运动所遭受的残酷镇压。街头运动中警察的过度暴力是常态，甚至在民权运动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塞尔玛到蒙哥马利游行——在马丁·路德·金“非暴力”的口号下，也在埃德蒙佩特斯大桥上遭到警察的暴力袭击并造成伤亡。类似的事件不胜枚举。此外，FBI针对黑人运动的激进化制定了专门的计划（COINTELPRO），不仅对黑权运动中的领导人进行监听，安插间谍，对参与运动组织者的家人进行骚扰和恐吓，而且长期进行有计划的谋杀和逮捕。 黑豹党的核心领导人休伊·牛顿于1967年以谋杀罪名被捕，直到1970年获释。尽管在狱期间，黑豹党发起了“释放休伊”(Free Huey)的示威活动，这一口号在全球许多地方得到响应，成为反对美国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标志，扩大了黑豹党的影响力，但休伊·牛顿的被捕仍然对黑豹党的组织工作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他被捕期间，接替他的领导人弗雷德·汉普顿（Fred Hampton）和马克·克拉克（Mark Clark）也在芝加哥被警察有预谋地杀害。当休伊被释放以后，由于他与另一位领导人艾尔德里奇·克里夫（Eldridge Cleaver）在应对FBI策略上的分歧，黑豹党陷入了分裂。SNCC前领导人斯托克·卡迈克尔则在成为黑豹党的名誉主席并试图推动两个组织合并时，被FBI捏造具有特工身份，从而导致他与黑豹党的决裂，并于次年在危险中离开美国。 镇压还表现为对黑人激进运动高潮消退后长达几十年的清算。在2007年旧金山八君子（San Francisco 8）事件中，八名黑豹党前党员以涉嫌在1971年谋杀警察为由遭到逮捕。被捕者中曾有人在1975年就被提起诉讼并做了陈述记录。这些记录成为三十多年后进行清算的依据。然而当法官发现这种记录是在警察对嫌疑人进行了长达三天的酷刑折磨后作出的，一切就不可采信了。这些酷刑包括电击、鞭打、殴打、感觉剥夺、用塑料袋和湿毛巾造成窒息等等。直到一年后，指控才被撤销。 在这样的背景下，黑人激进主义者逐渐发展出废除主义以及对监狱工业综合体（prison-industry complex）的批判理论。对这一理论作出基础贡献的也正是曾在黑权运动中经历过逮捕和监禁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安吉拉在上世纪60年代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并最终由于其共产党员的身份而遭到解雇，由于在1970年卷入一场黑人嫌犯与白人警察枪击事件而受到指控。她没有直接参与枪击事件，但她被认为购买了嫌犯所使用的枪支，这导致她四处逃亡并在几个月后被捕。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多本相关著作（如Are Prison Obsolete、Abolition Democracy: Beyond Prisons, Torture, and Empire），她将美国囚犯人数的迅速增长归因于私人监狱公司的政治影响，他们通过向政府监狱机构提供商品和服务以牟取暴利，而政府机构则希望借此来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并有效地控制有色人种等剩余人口。监狱工业综合体的最常见代理人包括签订廉价监狱劳务合同的公司、建筑公司、监视技术供应商、经营监狱食品服务和医疗设施的公司、惩教人员工会、私人缓刑承包公司、律师以及代表他们的游说团体。改变这一体制的根本方法是废除警察和监狱，将这些投资转移到社区当中以改善有色人种的经济条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安吉拉·戴维斯的理论贡献，我们在今天就看不到#BLM中关于废除主义的呼声。 但并不是所有参与到#BLM运动中的组织都支持废除主义。尽管我们可以看到像MPD150这样的激进变革组织，他们对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察局进行了几十年的效能评估，并认为必须废除这个机构。他们同时把美国警务工作的起源追溯到奴隶巡逻：巡逻队伍由奴隶主组成，将逃跑的黑奴抓捕归案。这些巡逻队中有一些直接演变成了警察部门，例如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警察局。因而他们认为“警察是种族控制制度的延续”，黑人“仍在与内战作斗争”。但也存在像零运动（Campaign Zero）这样的改良组织，他们认为通过加强对警察执法的问责制、加强训练、增加社区互动、给警察安装人体摄像头等措施就可以解决问题。尽管零运动并非M4BL联盟中的组织，但仍然属于#BLM运动的一部分。 交叉性：走向承认差异的联合 这张Huey Newton的著名照片中，他身着黑豹党的典型制服，左手执矛，右手执枪坐在一把藤条椅上，地面则铺着一张黑白相间的斑马纹地毯。照片底部标注着几行小字：“种族主义警犬必须立即从我们的社区撤出，停止对黑人的肆意谋杀、残酷和折磨，否则将面临来自武装人民的愤怒”。在六七十年代，这张照片成为黑豹党的宣传海报，在许多黑人的心目中，它成为“黑人权力”的一个具象阐释。 然而，这张照片也代表了上世纪黑人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由克里斯马型的男性领袖主导的运动政治。当运动整体呈现出对男性气质的强调，女性运动者就不得不忍受性别偏见和父权制的招待，更不用提性少数运动者（例如Bayard Rustin），尽管Ta们为运动做出了突出和实际的贡献。因而，伴随着黑人激进运动的是黑人女权主义在1960年代的兴盛。 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是埃拉·贝克（Eella Baker）。作为一名黑人女性，她的工作影响了从全国有色人种协会（NAACP）、南方基督教领导人会议（SCLC）到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黑豹党（BPP）在内的一系列关键运动组织。但她对运动中的男性霸权持广泛批评。埃拉·贝克曾经担任SCLC的第一任主管，但在短暂任期后被迫离开了组织。这一职位被给予了马丁路德金的一位男性伙伴。在埃拉·贝克看来，马丁路德金高高在上，与黑人民众的接触不多，且SCLC的权力过于以金一人为中心。1960年，埃拉·贝克帮助举行抗议活动的黑人大学生创建了SNCC，并鼓励这一组织更加注重集体领导、基层组织和女性参与。“做事的人做决定”，这就是埃拉·贝克给年轻人们的忠告。然而，SNCC的女性仍然没有机会成为该组织的最高领导者。许多时候，她们只是被任命为文职和家政人员，而男性则参与决策。因而在1964年的一次组织会议上，女性运动者提交了一份文件，指出女性在组织中的边缘地位，并把男性针对女性的偏见与白人针对黑人的偏见作类比。凯西·海登（Casey Hayden）和玛丽·金（Mary King）后来据此写作了《性别与种族》，这成为黑人女权主义中的重要文本。到1968年，女性专门在SNCC中成立了黑人女性解放委员会以推进相关工作。 尽管黑豹党比以往任何的运动组织都更加注重性别平等，并将女权主义作为官方指导思想的一部分，但黑豹党仍然没有避免类似的问题。黑人女性进入黑豹党的领导层是在警察大量逮捕和杀害男性成员的情况下发生的。埃莱恩·布朗（Elaine Brown）曾在1974-1977年间担任黑豹党的主席，但这是由于前主席休伊·牛顿因谋杀罪而逃亡到了古巴。休伊指认她接替主席职位，并在1977年返回美国后不到一年内重新成为了主席。埃莱恩·布朗在1992年的回忆录《权力的味道》中写道，为了维持自己的领导工作，她必须保持男性气质的工作作风，只有这样才被认为是正常的。而当她管理黑豹党学校的女性同事里贾纳·戴维斯（Regina Davis）遭到一名男性同事的殴打时，休伊·牛顿并未对肇事者进行谴责，表示不愿意破坏男性之间的团结。这一事件直接导致埃莱恩·布朗离开黑豹党。 事实上，没有女人的工作，黑豹党是无法运作的。到1968年，黑豹党有三分之二的成员都是女性。黑豹党在社区开展的生存计划大多数时候依赖女性成员，无论是烹饪厨师、教师、医护人员还是管理计划者的工作。 而黑人女权主义为今天的黑人激进运动贡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战略思想：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这一理论指出人们是由于多种因素（社会、政治身份等等）的独特结合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它反对孤立地分析每个造成不公正的因素，就比如对黑人女性的歧视不能理解为对黑人（男性）和（白人）女性的歧视的相加。因而在考虑到扭转社会不公正的局面时，比如在社会运动中，不能由于忽视了相互联系的压迫因素而忽略了边缘群体。 因而我们会在#BLM的各类组织中看到许多担任领导者职务的女性以及酷儿。事实上，#BLM的最初三位发起人Alicia Garza、Patrisse Cullors和Opal Tometi均是女性，且一位是女同性恋者，一位是跨性别女性。在弗格森抗议中运用社交媒体进行现场报道并一直具有广泛影响力的DeRay Mckesson则是一位男同性恋者。我们在#BLM的政策当中也可以看到许多针对边缘群体（包括跨性别、障碍人士、移民、有犯罪记录者等等）困境的诉求。这无疑加强了运动长期团结的可能性。 然而，一种常见的质疑是，这种交叉性模糊了阶级政治的界限。就像我们在“黑人民族主义”一节提到的那样，一些批评认为黑人运动本身就是对工人阶级的分裂——无论是以种族还是以性别、性取向等身份为基础的政治运动，根本上都是对工人阶级运动团结性的破坏。它们转移了焦点和注意力，分散了力量，从而更容易被各个击破。但这种批评与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笼络工人阶级的策略其实是一致的：它们都塑造出一种虚假的均质化的利益分配，似乎工人与资本家在作为国家实体进行国际竞争后会有相同的受益，实际上掩盖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事实。交叉性政治的核心精神在于，受压迫者的利益应该放在优先位置考虑，尤其是作为边缘群体的多重因素的受压迫者。造成分裂的真正原因并不是身份政治本身，而是对身份政治的不予承认，比如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而弥合这种分裂的方法不是否认它而是直面它。因而，唯一能够克服分裂的方法是进行交叉性的分析，并塑造一个承认差异的运动联盟。 例如，当我们在谈论家政工人的待遇时，必须谈到有色人种女性以及移民女性。今天的“家政工人”之所以不被纳入到能够获得保障的劳动关系范围内，不仅是由于固化的性别分工使得女性参与的家务劳动长期不被视为有价值的劳动，而且由于有色人种女性在历史上常常充当白人家庭的家仆，相比白人女性参与社会生产更为滞后，这让家政工作带有了种族等级制的色彩。在职场上工作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选择价格低廉的黑人或移民女性以节约再生产的开销。对于第三世界移民女性来说，缺乏高资历证明也使得她们不得不接受这种“本来没有人做”的工作，缺乏本地住房则使得她们必须接受长期住家的工作。还有研究显示，雇主实际上雇佣不同种族、肤色和文化（例如是否来自英语国家）的家政工人来从事不同的任务，并提供有差异的薪水，从而在家政工人内部形成了等级制度。 另一个反驳更能够揭露对#BLM破坏团结这种批评的荒谬之处：它似乎假设如果没有这些“纯粹”（和“纯粹”的白人一样纯）阶级政治以外的运动，最根本的阶级斗争就会降临。它没有考虑到现实中体制工会和政党政治对阶级运动的吸纳，也没有考虑到民族国家和等级制度并不会随着阶级斗争的暂时胜利而消亡，它们也阻碍了阶级斗争的胜利。当然，它没有考虑到阶级以外的任何东西。 实际上，交叉性会使运动更多、更密集、更广泛。#BLM是当今美国以工人阶级为绝对参与主体的运动中最具规模也是最为激进的。注意#BLM进行结盟的工会组织，例如为15美元而战斗（Fight For $15，以餐饮业等服务业工人为主）和教师工会——这些是全新的未受建制派控制的工会，最具有战斗性。这些人要建立一个新社会，而不是选举一个民主党人去推行新的罗斯福新政。黑人是革命的领导者，而不是白人。 但也许，接受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和挑战，是运动者必须面对的常态。尽管运动已经历经了八年的考验，并且在与历史和现实的互动中形成了有机的战略思想，但它将要面临的困难可能还有很多。能否实现运动所制定下来的远景规划，还取决于能否根据形势变化进行关键战略的调整，并发展出适宜的具体战术。但正如运动者Alicia Garza所说的那样，要在当下重建一个黑人解放运动，首先需要最大程度地动员黑人社区，使人们愿意发出自己的声音，走上街头，关心彼此，想象一个不一样的未来。至少在这一点上，#BLM已经成功了。也许在下一个八年，我们会看到它更多的突破和创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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