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70年代文学中的“新人”问题

　　(3)革命忠诚。它包含两层意思：在思想上能够理解革命的历史意义;在行动上不可以背叛革命组织。前者是忠诚于为民众而斗争的事业，后者是忠诚于具体的政党组织。“新人叙事学”将两者合为一体，不过受教育较低的作家的叙述往往只能及于忠于组织这一层(如《林海雪原》)，甚至混同于儒家之忠(如《铁道游击队》)。与此相应，背叛组织的个体不但不被“新人叙述”接纳，还会在叙述中遭受语言与肉体的双重惩罚，如戴愉(《青春之歌》)、甫志高(《红岩》)等。进入1960年代以后，“忠诚”内涵再度调整。当时中国物质困难，信仰松动，所以“新人”被添加了新的内容：拒绝日常生活的腐蚀，用精神力量创造奇迹。《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香飘四季》等作品皆由此而生。与此同时，忠于组织(甚至忠于领袖)压倒忠于人民，成为对“新人”的新的道德要求：“‘革命接班人’的意义被转换成保守的政治归依，‘革命’的基本价值等同于最传统的忠孝驯服。”[37]“有着自己蓬勃旺盛的寻求、接受、消化能力，并且是有能力去挥洒毛泽东思想的力量进而取得成功的新人”[38]欧阳海，可谓是这一转变的标志。进入1970年代，组织忠诚就成了“新人”突出而必须的特征。

　　以上道德的“区分的辩证法”，构成了“新人叙事学”的另一重故事策略。这意味着1950-70年代文学只允许一部分事实进入叙事，更多事实则沦为“尘封的故事”。这种要求，形成了极强的排斥效应，如将“愚昧、落后、怯懦，自私等等”归结为“黑暗势力在长期历史中所加在人民身上的东西”[39]，从而将“新人”与负面因素“切割”开来，其情形恰如科内尔·韦斯利所言，“大多数第三世界有权威的官僚精英都采用‘同质的民族群体’和‘积极形象’等本质主义的修辞以便压制和控制其多样异质的人口。”[40]但是，这种“压制”与排斥无疑会严重威胁到文学自身。毕竟，当牺牲、奉献、无私等日益成为“新人”的“标配”以后，其不真实感就会凸显为严重的问题。对此，马克思早有批评。他认为对革命领导人物“只是把他们画成一种官场人物，脚穿厚底靴，头上绕着灵光圈”，只会使“一切绘画的真实性都消失了。”[41]他甚至认为推进历史前进的人物未必有自觉的阶级意识，“他们只要遵循自己的本能,就能轻而易举地跟上革命运动的整个发展”,并且“精坤饱满地站在战斗的最前列。”[42]这种判断，直接源于黑格尔关于个人“热情”与历史目的的关系的论述：“一方面，固然是它们追求和满足它们自己的目的，同时又是一种更崇高、更广大的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关于这一目的，各个人和各民族是无所知的，他们是无意识地或不自觉地实现了它。”[43]但遗憾的是，1950-70年代文学不但要求“新人”明了“更崇高、更广大的目的”，而且要求他们舍弃“自己的目的”。这种“中国化”的叙事处理，必然使其“新人”在虚无主义击碎“更崇高、更广大的目的”的后革命时代被弃之若履。

　　4

　　叙述中的“成长机制”

　　经由以上阶级/道德双重的“区分的辩证法”，1950-70年代文学从“新人”芜杂的生活事实中提取了“合法”、“适宜”的文学事实。而这，意味着更为复杂的叙事问题的开始。对此，海登·怀特有关历史编撰的思考很可参考：“历史讲述的……不仅是事件，而且有事件所展示的可能的关系系列。然而，这些关系系列不是事件本身固有的;它们只存在于对其进行思考的历史学家的大脑中。”[44]“新人叙事学”面临的是同样问题：作家不大可能仅仅把“合法”事实按照编年顺序罗列出来就告了事，相反，他还需按照一定的组合关系将这些“可以叙述”的事实重组为一个有序且具内在意义的事件集合，“就像历史学家从浩瀚的事实海洋选择那些适合其目的的重要事实一样，他也从大量的因果关系中抽绎出因果关系，也仅仅是这些因果关系才具有历史意义”，“其他的因果关系则被当作是偶然事件加以抛弃，这并不是因为因与果之间的关系不同，而是因为这种关系本身不切题。”[45]所谓“切题”，当然与“新人”讲述的民族/阶级“初心”有关。而以“切题”的因果关系为基础的叙事重组，就涉及到“新人叙事学”的叙述机制问题。

　　明眼人不难看出，在叙述机制层面会存在话语竞争。这种竞争，实则在故事策略层面即已开始。当作家用阶级的“区分的辩证法”删除那些与阶级无关的乡里、宗族、宗教及江湖等事实时，用道德的“区分辩证法”排斥那些个人的“需要、本能、热情、私利”时，那些被排斥的事实真的就不存在了吗?对于想把“新人”扎根于现实生活的作家而言，这是难以做到也不应彻底做到的。因此，在约束与排斥的前提下，“新人叙事学”仍包含一定数量的“非本质”事实。这就可能带来叙述机制的竞争。阶级/乡里/宗族/宗教/江湖诸事实其实都挟带着特定的理解、解释世界的因果机制，倘在一个文本之内并存，很可能发生机制之间的冲突与竞争。如果文本必然“是由许多为争夺控制权而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阶级和利益所构成”[46]，那么，“新人叙事学”怎样在诸种事实并存的前提下保证阶级机制的“控制权”呢?这表现在“整体”与“碎片”的区别配置：那些“非本质”事实尽可局部存在，但不允许它们携带旧有解释机制，更不允许上升为整体性的叙述机制。如《桑干河上》中的张裕民，常逛烟馆，和操皮肉生涯的白娘子也相当熟络，但小说拒绝以“流氓者的灵魂”来组织张的故事。由之，缺乏内在统一性的“非本质”事实就会沦为无从产生意义的“碎片”。相反，对于阶级事实则允许并凸显其机制，使之成为组织全篇的因果关系。经此调配，阶级事实作为“整体”就可收编那些非整体的“碎片”，竞争因而被抑制，意义生产也有了明确指向。《金锁》遭受批评，主要不是因为写了“非本质”事实，而是因为小说将其中乡村游民的“哲学”(人生逻辑)较完整地呈现了出来，因而与阶级形成竞争，进而造成意义混乱。不过，1950-70年代文学在此问题上大都把握恰当。

　　那么，分寸“恰当”的以阶级为主导的“新人叙事学”在叙述机制方面有何特别呢?这主要表现为一种缝合个人与历史的“成长机制”。“成长”是西方现代小说的基本范畴，瓦特、巴赫金等皆有理论探讨。巴赫金认为“成长小说”是欧洲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之间的转折点，“在这类小说中，人的成长与历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切。人的成长是在真实的历史时间中实现的，与历史时间的必然性、圆满性、它的未来，它的深刻的时空体性质紧紧结合在一起”，“成长中的人的形象开始克服自身的私人性质”，“并进入完全另一种十分广阔的历史存在的领域。”[47]受西方激发而生的中国现代文学普遍内含此种机制，不过在不同时期其“历史”所指颇有差异，“(成长)指一个历史主体的生长和发育。这个历史主体，在晚清被表述为‘民族国家’，在‘五四’时期，被表述为‘个体’，从后‘五四’时代，则被表述为‘阶级’或‘人民’。这些‘想象的共同体’之间的冲突与缠绕，构成了现代中国思想与知识的复杂面向，也因此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的核心命题。”[48]这是很具深度的文学史判断。1950-70年代文学中的郭全海、董存瑞、梁生宝、林道静、吴琼花等“新人”，所寓含的就是阶级/人民主体，而这些“新人”的成长机制，按李杨的归纳，就体现为“人在历史中成长”的精神历程。

　　那么，“新人”是如何“在历史中成长”的呢?如果说当前文学中的青年因为“我不相信”而往往成为历史之外的“零余者”的话，那么“新人”则是因为“相信”而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大历史”。这一过程可分为三个依次递进的层面。(1)用“历史”重新解释世界。对于每一个体而言，“不存在原原本本的客观事实，因为任何事实或现象都已经是经过描述的，而不同的观察点和参考框架和描述语言就决定着一个事实或现象将以何种方式和面目呈现给我们。”[49]也就是说，同样是我们遭遇并生活的这个社会，可以用不同理论或“参考框架”去解释，譬如儒家、道家、佛家、基督教、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对于1950-70年代文学来说，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解释都不可行。何故?因为这些解释在效果上都维护了现行的权力秩序。譬如，对于生活在“老理”世界中的民国农民而言，交租、忍耐、“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必是最大概率的选择(典型如儒家视野下的《白鹿原》中鹿三式的农民)，对于崇信贞节的传统妇女来说，守寡或殉节也可能被误读为荣耀、充实的人生。然而，社会主义“有志青年”以改造旧的政治经济结构为目的,故要描叙“新人”，必须援用新的理论重新解释民众业已熟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大历史”观于是被凸显为“惟一的真理”。《地板》中的“算帐”，《暴风骤雨》中的“斗争会”，实皆以马克思主义租佃关系与阶级学说“重建”华北农民的过去和现在。因此，“京派小说”中那种“万物静观皆自得”的诗意田园就会被还原为一个可诅咒的不公正的社会，不公正的来源、形态与适宜的解决之道都可能被叙事提供出来。无疑，如果这种陌生而“惟一正确”的历史图景被个体接受，那么就很可能引发其“头脑风暴”。(2)认同历史化。不同的历史认知会导致个体完全不同的社会认同与人生认同，譬如，当某一社会在历史阐释中发生从“诗的世界”到“吃人的世界”的逆转时，它原本共享的人生意义就会被“祛魅”。在晚清之前的王朝时代，金榜题名、封妻荫子是读书人最为向往的人生，然而随着“物竞天择”理论的传播、晚清社会被建构为危机四伏的末世景象(如《孽海花》“奴乐岛”隐喻与《老残游记》“沉船”隐喻)，这种传统的“致君尧舜上”的人生就大失颜色，甚至被激进青年斥骂为“烈烈轰轰的做那奴隶的奴隶”。[50]马克思主义“入主”文学以后，“历史”对于个体人生认同的冲击更见剧烈，如成为地主是传统中国农民朴素而坚实的梦想，但在1949年后“共同富裕”的历史愿景的映照下，宋老定、梁三老汉的“地主”梦想就频遭怀疑，而梁生宝等“新人”更愿意根据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大历史”告别过去，重新将自己设计成“历史的人”，进而寻求意义充实的新式人生。(3)在“历史”中安放自己的青春。“新人”告别“旧我”，将自己锻造成站在“历史”前沿的意义充实的主体，须经两重“搏斗”。围绕此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和青年黑格尔派施蒂纳有过论争。施蒂纳反对总体性、社会性的事物，他认为人的改变主要依靠自我否定，在自身中改变自身，马、恩不认同此说，并将“改造世界”列为“新人”形成的必经之途，认为“只有改变了环境，他们才会不再是‘旧人’，因此，他们一有机会就坚决地去改变这种环境。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51]这种“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论断，在1950-70年代文学中体现为两层含义。其一，指经过与环境(如异己势力)的斗争而成长为新的历史主体，农民之于地主的斗争，工人之于资本家的斗争，皆属此类。由于斗争在“新人”成长中的不可或缺，有学者甚至批评“遵奉斗争哲学是‘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志性特征。”[52]其二，指“新人”通过与自我的“肉搏”进而改变自己。其实，个体求取“新生”最致命的敌人并非对立势力，而是穆旦所叹息的“我的阴影，我过去的自己”(《葬歌》)。那么，“新人”自我改造涉及哪些内容呢?具体到农民，体现为对其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的改造，具体到知识分子，体现为对其“小资情调”及狂热症的克服，具体到工人，体现为对其“继续革命”的教育。不过无论哪种，到1960年代后期都开始有意凸显“忠诚”意识，“要以对现政权的新式孝道来取代构成传统中国核心道德价值观念的孝道。”[53]

　　从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重新建构世界，到个人认同的历史化转移，再到通过“内”“外”双重斗争成为“历史的人”，构成了1950-70年代文学的“人在历史中成长”的叙述机制。此种成长机制，与阶级/道德之双重“区分”策略，以及阶级/民族之双重动因，共同叠合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新人叙事学”。显然，对此种“新人”讲述，今天已与“历史”脱轨、逐渐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学术界是不太理解也不大接受的，普遍认为它们是为达成既定意识形态目的而出现的虚假叙述。这些批评自有其道理(此种“新人叙事学”已被更能“与时俱进”的类型如“成功人士”的神话所取代)，但它们在方法论上的偏缺或许更值得注意。因为但凡评价文学人物的生产，皆应兼取两个原则：一，概率意义上的真实程度;二，问题意义上的真实程度。就前者而言，林道静、梁生宝等“新人”虽有生活真实基础，但其未来主义的虚构成分毋宁非常明显。但就后者而言，“新人”生产却又承担着新的“想象共同体”的建构的重责：通过“新人”的楷模作用，1950-70年代文学希望用牺牲、爱和忠诚来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更希望藉之将普通民众锻造为新的“历史主体”，以承担民族自立、国家重建的历史使命。这是文学对时代挑战的回应，不可以“意识形态”一词而弃之。甚至，置之今日，对有“再造新人”之需的当前文学仍有切实的“遗产”价值。此外，在迅急的时代交替中放慢步伐，不急于去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文化表态，而将文学生产放回在它所由出的历史语境、分析其因应时代的策略与机制，以及它与时代互动关系的始终，或是对于今日文化建设更为适宜的态度。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20年第6期

　　注 释

　　[1] 冯雪峰：《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重要性》，《文艺报》1954年第15期。

　　[2] 程映虹：《革命政权如何塑造“新人”》，《炎黄春秋》2012年第1期。

　　[3] 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民族意识——“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读书》1985年第12期。

　　[4] 萧功秦：《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与前景》，《知识分子立场》，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74页。

　　[5]〔英〕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6] 孙中山：《孙中山文选》，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57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13页。

　　[8]〔苏〕列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882页。

　　[9]〔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2页。

　　[10] 卢燕娟：《人民文艺再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60-61页。

　　[11] 胡鞍钢：《毛泽东和文革》，大风出版社2008年出版，第41-42页。

　　[12]〔美〕酒井直树：《现代性与其批判：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问题》，《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张京媛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9页。

　　[13] 朱晓阳：《罪过与惩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14]〔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9页。

　　[15]〔美〕酒井直树：《现代性与其批判：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问题》，《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8页。

　　[16] 李杨：《抗争宿命之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

　　[17]〔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97页。

　　[18]〔加〕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李杨、李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8页。

　　[19]〔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立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3页。

　　[20]〔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424页。

　　[21] 邓友梅：《评<金锁>》，《文艺报》1950年2卷5期。

　　[22]〔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成仿吾译，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0页。

　　[23] 乐黛云：《对小说<锻炼>的几点意见》，《文艺报》1951年4卷7期。

　　[24] 邵荃麟：《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前进(节录)》，《人民文学》1953年第11期。

　　[25] 林岗：《边缘解读》，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02页。

　　[26]〔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27] 成之：《小说丛话》，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76页。

　　[28]〔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2页。

　　[29]〔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400页。

　　[30]〔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34-35页。

　　[31]〔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8-19页。

　　[32] 李昭、申述：《评<平原烈火>》，《文艺报》1950年3卷5期。

　　[33] 高波：《“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何以要排斥“人情味”?》，《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34] 高波：《“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何以要排斥“人情味”?》，《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35]〔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21页。

　　[36]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2010年版，第79页。

　　[37] 唐小兵：《<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3页。

　　[38] 吕东亮：《<欧阳海之歌>与“文革”文学的发生》，《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

　　[39] 凯丰：《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解放日报》1943年3月28日。

　　[40] 科内尔·韦斯特：《新的差异文化政治》，《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13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455页。

　　[43]〔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23页。

　　[44]〔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页。

　　[45]〔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05-206页。

　　[46]〔澳〕格雷姆·特纳：《电影作为社会实践》，高红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0页。

　　[47]〔苏〕巴赫金：《小说理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白春仁、晓河译，第232-233页。

　　[48] 李杨：《“人在历史中成长”——<青春之歌>与“新文学”的现代性问题》，《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

　　[49]〔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324页。

　　[50]〔清〕诞叟：《梼杌萃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4页。

　　[52] 赵修广：《“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塑造与其关涉的传统文化因素》，《社会科学家》2009年第8期。

　　[53]〔美〕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235-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