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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育的“公平和良心”?—— 1946年三名女孩考清华落榜真相 ...

2020-7-15 15:30|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7941| 评论: 0|原作者: 于山

摘要: 脱离历史真实、美化民国时期的社会状况,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突出表现。就在7月8日高考当天,又有“大V”发布微博,借所谓1946年梁思成、冯友兰、梅贻琦三位文化名人的女儿考清华落榜之事,美化民国“教育公平”。事实真相如何?

  【原编者按】脱离历史真实、美化民国时期的社会状况,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突出表现。就在7月8日高考当天,又有“大V”发布微博,借所谓1946年梁思成、冯友兰、梅贻琦三位文化名人的女儿考清华落榜之事,美化民国“教育公平”。事实真相如何?请读此文。

  近日,关于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引发网络关注。7月8日,有“大V”发布微博称“这三位大学者大专家的女孩因为差几分没有考上”,并配上一张四名女性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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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下方文字标注为:

  “【教育的公平】 1946年有三个女孩考清华落榜,落榜的女孩分别是清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女儿梁再冰,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校长梅贻琦的女儿梅祖芬,这让人看到了那个年代中国教育的公平和良心。”

  在高考日发这样一条微博,很快便引来热议。有“大V”附和“看这些也感动不了那些今天的高考腐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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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的教育真的是这样吗?

  

 

  照片中的女性并非梁再冰、冯钟璞、梅祖芬

  通过查阅资料我们发现,照片中的几位女性并非梁再冰、冯钟璞、梅祖芬,而是林徽因(右一)和她的表姐王孟瑜、王次亮和曾语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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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徽因堂弟林宣曾说:

  “她们,林徽因与王孟瑜、王次亮、曾语儿四个人,不仅长得好看,而且出门穿一样的衣服,所以引人注目了,常有闲人跟梢,还有人偷拍她们照片的。我有时跟她们一起出门当保镖。因为我长得高大,又喜欢体育。我不让社会上闲人靠近她们。”(此段引自陈学勇:《林宣访谈录》)

  资料一般认为,这张照片是“1916年林徽因与表姐在培华女子中学学习时的合影”,但也有学者根据林徽因与父亲林长民通信记录认为,林徽因1918年才去北京上的培华女子中学。此外,对于“就读培华女子中学”,还有学者认为现今已找不到“培华女子学校”的记载,林徽因就读的可能是“培根女子学校”,培华是培根的笔误。

  对于照片拍摄的具体时间、地点、场景在这里不做过多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照片上的女性并不是梁再冰、冯钟璞、梅祖芬。另外补充一点,梁再冰还是林徽因的女儿。

  

 

  

三名女性落榜清华的真实情况

 

  1946年是抗战胜利后大学第一次招生,考生众多,竞争激烈。国民政府主办主管的大学,抗战时期只在大后方招生,从1946年开始面向全国招生。这年的招生人数没有多大变化,而报考人数却大幅增长。大后方和收复区的应届高中生,加上多年抗战积压下来的往届没有考学的高中生,还有大量的复员军人,从四面八方赶过来,挤在这年考大学,使得考生一下子变得特别多。

  1946年夏,清华与北大、南开联合招生,分九区进行。据当年8月6日陈岱孙致校长梅贻琦的信,当年报考清华的人数在两万以上,仅北平、天津、成都三个考区就有一万两千多人。因为考生太多,清华不得不尽力扩招,决定招大一新生八百七十人,即使如此,录取率也不足百分之五。(上述两段引自雷洪德:《书生持志——涂又光求学史论》)

  1946年作为抗战胜利后的大学第一次全国招生,竞争压力非常大,梁再冰、冯钟璞、梅祖芬确实落榜清华。

  对于梁再冰落榜清华。清华1946级校友文洁若曾在《才貌是可以双全的——林徽因侧影》一文中这么说,

  “我还记起了那时的一个传闻:清华北大南开是联合招生,梁再冰填的第一志愿当然是清华,却被分数线略低于清华的北大录取了。林徽因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爱女的考分竟够不上清华的录取标准!后来校方把卷子调出来给她看,她这才服了。”

  对于冯钟璞落榜清华。在文洁若另一篇文章《万世师表翁独健》中记述了关于此事与冯钟璞的对话,

  “几年后,我偶然向冯钟璞(宗璞)提及此桩往事。她说,当年没考上清华大学外语系的岂止梁再冰,就连她本人和梅祖芬的考分也没够上清华的分数线。她只好在第二志愿南开大学外语系念了一年,1947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清华大学外语系二年级。但她认为清华的课程与南开有所不同,所以又从一年级念起,于1951年毕业。梅祖芬则在清华的先修班读了年,次年考入清华外语系一年级,与冯钟璞同班。”

  对于梅祖芬落榜清华。梅祖芬在1946年确实考清华大学落榜了,然而她却没有像不少网络段子所说的那样去读燕京,或者按照常理去复读一年,而是进了清华大学先修班,第二年再转到清华大学外语系就读。国民政府曾经专门颁布过一个《国立大学暨独立学院附设先修班办法》,《办法》规定“先修班修业期满,各科考试均及格者,得免试升入该院校一年级。”根据清华校友陈章回忆文章,《1946级校友陈章:清华是一生的牵念》,“聊起当年的任课老师,他的眼里充满了崇敬:教我们英文的是当时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女儿梅祖芬女士”。根据清华校友陈章回忆,梅祖芬在就读清华大学先修班这一年里,作为落榜生被安排去教清华大学大一新生英文。

  

 

  

谁在美化民国教育

 

  同一民国教育,在部分民国教育亲历者的回忆中与当下民国教育热中的民国“追忆”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反差。

  这种对民国教育想象性的美化屡见不鲜,我们此前也多次辟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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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些正式出版物中,对民国教育大为推崇的著作并不少见,如201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胡足青选编的《民国语文》一书,在前言中便认为:

  这些(民国)大师深深懂得,孩子就是一个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少年强则国强。这样的大师放下身段,怀抱对国家……巨大的热忱投入到为孩子编写语文教科书的工作中。这样的教材,绝无当代社会华而不实的商业气息,却满含着大师浓浓的温情;他们把自己认为最值得传播的素质和理念,用孩子最能接受、最有效率的方式传递给他们。……如今让大多数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对当今语文教育仍不满意的部分国民,最便捷、最充分地接触民国语文、感知民国语文的风貌与神韵,也就成了一件很有意义、很迫切的事情。

  2013年由《新周刊》主编、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民国范儿》一书的序言(张鸣作)中认为:

  民国很贫穷,什么都没有,但却有自由。北洋政府不管教育,国民党政府想管,也不大管得了。至于媒体、文化、艺术,大体上任由从业者随便折腾。有了自由,尽管环境恶劣,别的也可以有。……“民国范儿”就是一种教养,一种态度,一种文化,一种文人牛哄哄的劲儿。……今天,我们的知识人,已经用没边的谄媚(见到领导的时候)和没边的狂妄,代替了过去的恭谦和牛气。手里的活儿,除了粗制滥造,就是抄袭。“民国范儿”,官场没有,学界没有,市场没有,连博物馆都没有。此时此景,说点“民国范儿”,算是纪念,也是挽歌。

  参与民国教育推广的人员之中,大多数是作家、业余的历史爱好者等。他们对于民国教育充满着想象、浪漫描述,但那些是否就是民国教育的真相呢?

  舒新城先生1924年曾就内地湖南所见闻的教育行政的混乱情形做过批判:

  内乱对于教育显明的影响列下:(一)省教育经费积欠至十个月;(二)指定为省教育经费的盐税附加税为军人提去四十余万;(三)地方教育经费随时被军人提取,致各地欠费自数月至十余月不等;(四)地方教育机关,随时被军人占据,学校常不能如期开学;(五)内地交通权完全为军人占据,学生不能按期到校,甚至于被危险;(六)教会学校特别发达。

  如果说舒新城先生对于民国教育现状的不满主要是针对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教育情况的话,那么进入国民政府时期,教育的情形似乎并未得到根本改变。教育社会学家卢绍稷在1931年出版的《教育社会学》一书中,在论及当时的各级教育成效时曾说:

  我国教育,因承数千余年“偏重个人”积习之故,所以近年以来,虽尝闻有“适应社会”之呼声,而学校毕业生尚未能皆为社会上实际有用之人物。试观我国现今学子,除少数外国留学生与国内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生讲求实学外,大都徒冒虚名,以“文凭”为目的,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无所裨益于社会。小学毕业生,知识幼稚,姑置勿论。中学毕业生,往往学农不农,学工不工,学商不商,甚至有在家赋闲,成为社会上之寄生虫。至大学与专科学校毕业生,对于学问虽算有一点门径,但尝见有毕业于纺织专科,而为普通中学图画教员者;有以毕业于农业专科,而为普通行政机关助理员者,甚至有以留学欧美各国大学与专门学校毕业,归而应考试于书业机关,充普通编译员者。所用非所学,滔滔皆是。

  如果说卢绍稷的批评尚不够具体,则不妨引述一段叶圣陶先生在1946年发表的短文中所揭露中小学中具体问题的情形:

  很有几个县城里,学生看不到铅字排印的书本,除了教科书,校长、教师、以及家里的父兄,一致认为铅字排印的书本不是好东西,即使也有几本不妨看看,然而挑选挺麻烦,还是一律不准看方便。学生看课外书是冒险的事,要随时慎防监察的眼睛,如果被发觉了,至少受一顿责骂。……某一个教育行政机关对视察人员作如下的指示。一个教师,如果对于待遇不大计较,教功课认真,得到学生的好感,他就有些可疑,应加注意。一个学生,如果埋头用功,功课不错,又喜欢看课外书籍,他就有些可疑,应加注意。(上述引自胡金平:《民国教育热的背后:一种想象性的社会记忆》)

  因为学费偏高,普遍人家的孩子想上大学也没有那么容易。1931年,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的主笔陶希圣感叹说:

  “从小学到大学的几层等级,逐渐把贫苦子弟剔除下来,最贫苦的农工子弟们没有受初等教育的机会,其中升入中学的少数青年,大抵出于中资或富裕的工商业、地主、官僚家族,大学则是所谓的上层社会,即大地主、金融资本家、工业资本阶级的领域,他们的子弟是最能住进大学的。”(本段引自李开周:《民国时期上大学要花多少钱》)

  

四   民国时期教育真实情况是什么样?

 

  如果说民国教育的亲历者的说法还不够有说服力,我们不妨看看国外史料如何记录当时的中国教育情况。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第四章《新秩序的教育》列举了教育方面“民国时期的遗产”。我们摘录部分表格和文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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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被引用的卜凯在30年代初期对中国农村的调查,很可能提供更可靠的估计,但他的调查不是专门集中研究贫穷和落后的边区。他的数据来自对22个省中308个县进行的抽样调查,说明在7岁以上的人口中,只有30%的男性和1%的女性具有能够读懂一封简单信件的文化水平。

  美国模式主要通过美国的教会学校和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热情被介绍到中国的中学和大学:

  “结果是提倡较高标准的、远远超过贫困国家的条件的学校,而人民最迫切需要的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却被忽视了。学校内缺乏社会理想,是一种不直接与周圈的生活以及通常获得国家新生的必要条件相联系的抽象教育。这就使中国的人民群众与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前者是文盲,不了解国家的需要,而后者在奢侈的学校受教育,对群众的要求漠不关心。”

  报告还批评了整个教育体系有意识地为上层社会服务的倾向。例如,

  公立的幼儿园常设在与富裕家庭比邻而居之区。入学必经的考试有意选择那些已证明智力与体力均属上乘的儿童,这些孩子大多出生于富裕之家,因而排除了最需要入学的儿童。入学者的学费都是一样的,根本不注意支付能力。公立小学的招生办法也一样,因此穷人家的孩子照样被拒之门外。与此同时,学校未被充分利用,而入学学生的家长在必要时本来是可以为孩子请家庭教师的。优先录取富裕的、有势力家庭的孩子的模式又出现在中学和大学中。公立的奖学金主要用于资助出国留学,而不是系统地根据需要奖给。

  报告为纠正教育制度中的这种现象,提出了各种建议,其中包括所有的公立幼儿园和公立小学免除入学考试和学费。

  与忽视科学和技术相比,

  “法律、政治和文学的学科过度膨胀”。在校的攻读正式学位的学生有59%以上学习法律、政治或文科,6%学习教育学。学习自然科学的不到10%,学工程的为11.5%,只有3%学习农业。

  报告实际上没有认识到披着现代外衣重新出现的古代传统,于是遗憾地指出,

  “大多数中国大学生的抱负是在中央或地方当官,如果不能当官,就当一名教师。”(上述引自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其实对于民国时期国共两党对教育的态度,下面一段文字可能最有说服力。

  “即如讲教育,匪区里面最紧张的,就是教育!最有纪律的,就是教育!最有精神的,也就是教育!而我们现在各地方的情形却不然,比方崇仁地方,所有的高小学校就完全停下来了。土匪他们什么经费可以少,教育经费一定要筹到,我们却反而要常常拿教育经费来做旁的用。”(本段引自蒋介石:《以自强的精神剿必亡的赤匪》(1933年5月15日演讲)《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1卷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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