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与唯物辩证法

2020-7-19 23:1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692| 评论: 0

摘要: “马克思革命”在于揭示行动的语境。这真正触及到了问题要害之处。本文藉以揭示两种唯心主义：起源于迷信的唯人主义（“人神崇拜”或曰拜人格神的唯心主义）和起源于宗教的唯神主义（“物神崇拜”或曰拜物格神的唯心主义）

　七、附论：《资本论》果真是形式系统么？

　　概言之，以上是所谓《资本论》“唯物辩证法原理”发现与具体表述之过程。《资本论》必须视为唯物辩证法考古意义上的“活化石”，是唯物辩证法完结形态的谱系。然则，可以运用“母子体用”体式刻画《资本论》所定格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机理系统，亦即历史机理、结构机理、矛盾机理以及认识机理。这种彻底事格化的历史研究意欲为批判设立“科学标准”，意欲建立与“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科学的内部联系，意欲将对科学本身的运用建立为“最高的手段”，意欲确立和“实验的科学”(自然科学)对应的“批判的科学”(社会科学)，从而迫使资产阶级理论工作者整体从事“仿事格”研究[21]。【注：[21] 许光伟.熊十力本体论批判范畴研究——中西学术对话方法论的进一步深思[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 : 1-19.】

　　由于掌握了历史思维结构的科学工具，《资本论》不仅具有“时代性命题”涵义，必然也具备指导政治经济学通史研究之资质。很显然，这种研究提升了中国话语对世界理论体系的贡献度，其最大的实践价值性则在于通过最大程度地延伸向过去，而有效展望未来。其不仅揭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共同体，揭示这个共同体的实践根据和历史根据，揭示思想形式的发展道路，同样深刻地显露“列宁-恩格斯道路”与“恩格斯-列宁道路”的内在统一性(所谓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共同体规定”)，这就可能将马克思主义文本在形成机理上的独特性真正具象出来。22

　　【注22：历史如诗，步伐成图;诗的脚步，图的落成，此历史(矛盾)的沉降路线和过程;又曰结构故成绝句，绝句故有思成，此历史(认识)的上升定格化，——前文称为“写意”也!故而矛盾，乃写意、写实两兼也!由于矛盾，而有辩证法，由于对矛盾的科学分析与把握，于是有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实为历史(对象和实践)的自我认识(规定)也，是认识同时作为行动规定性的方法总称。然则这项研究的深层次内容在于将《资本论》对原理的贡献拓展至与科学史和中华典籍结合的高度，力求根据历史展开“马克思的思路”，疏浚通史意义之思想认识线索。】

　　对《资本论》的教学科研而言，这些都是源流并举意义的“刮骨疗伤”好方式。新时代境遇下，“资本论+”学术的有力推动和支撑乃是政治经济学大学课堂的真正转捩点。为此，我们提出工作口号：一边读《资本论》，一边读《红楼梦》;一边读《红楼梦》，一边读《资本论》。诗云：一曲红豆唐宋吟，红楼原本诗词心;板荡已随忠魂去，西魄东来忆雪芹。诚哉斯言!23

　　【注23：阶级社会的思想意识总具有阶级的印记。然则《资本论》不仅是阶级理论，同时也必是“诗和远方”。但《资本论》之作为“劳者品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决不能够用概念解释概念，其在工作意蕴上有着特殊的艺术构境方式。闻多素心人，“《资本论》义鹘行”将会一举扭转课堂颓势!岂不闻脱离阶级的诗意是不存在的，又怎能不闻“《资本论》九张机”：一张机曰“何谓劳动价值论”(取“采桑陌上试春衣”词章义)，二张机曰“何谓剩余价值论”(合“行人立马意迟迟”词章义)，三张机曰“何谓资本积累论”(深取“吴蚕已老燕雏飞”词章义)，四张机曰“何谓资本循环论”(深合“咿哑声里暗颦眉”词章义)，五张机曰“何谓资本周转论”(暗合“横纹织就沈郎诗”词章义)，六张机曰“何谓资本主义再生产论”(深取“行行都是耍花儿”词章义)，七张机曰“何谓实体资本分配论”(巧取“鸳鸯织就又迟疑”词章义)，八张机曰“何谓虚拟资本分配论”(深合“回纹知是阿谁诗”词章义)，九张机曰“何谓资本主义地租论”(巧取“双花双叶又双枝”词章义)。经典的对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钜”。唐诗宋词“道象识”意象、意境和音韵将带给《资本论》解读的新境界和奇妙的艺术领悟力，也将会给中国经济研究工作掘新源，注活水，引入新流。义鹘行，九张机，素书权一束，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经典的对话于是同样意味着“先知一语传千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纵通者，古今一体;横通者，中西合璧。中国舞步有助于进一步在细节上解决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如何结合”的问题。结论：万山重(时)、数香透(空)、海河形(图)、宇宙落(书)(上述“口占一绝”写意)。结论推理和具象过程为：(1)必须以“事格法”归结《资本论》范畴，显露历史时空性质;(2)以母子体用、经纬合一体式定格《资本论》机理系统;(3)以唯物辩证法结构特征揭示认识机理、矛盾机理统一的实质;(4)以历史应用彰显理论科学“特别的质性”。

　　以上从侧面表明，马克思并不一味依靠辩证法做“推理”，而可逃出“资本本体论”之逻辑学炼狱。虽然唯物辩证法(历史思维法)致力于给出有机的步骤和揭示较为清晰化的认识图像，但也绝不会是药方和公式。一种解释是，“既然作为价值形式的商品，它在体现资本的内在逻辑的过程中是如此重要，那么就必须通过辩证法来形成新的范畴。”[5]98【注：[5] 罗伯特·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但是，“这里隐含的论断是，如果叙述中每一步都能显示出必然要紧跟在它前面的那一步之后，那么，在最后的结果中反映出来的复杂的社会相互作用，就会正如构建它们的概念逻辑一样是必然的。”[31]241【注：[31] 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于是必须承认，“这一由人力来加以推动的内在逻辑使得社会关系日益客体化，日益抽象化，这样就使得辩证推理成为一组内在联系的必然延伸。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资本的内在逻辑可以通过这种强大方式实现理论化，从而规避严格的辩证推理。”然则结论和进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资本作为一种理论上的辩证法，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商品的形成去探析资本本身的抽象，而不是简单地用我们构建的模型去加以套用。资本作为一个独特的认知对象，它在历史上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强大的自我具体化和抽象化动力?或者换句话说，资本如何通过自身的商品化程度来深化商品形态建构，并且又如何通过将越来越多的经济生活纳入到商品的内在逻辑中来拓展商品形态的。”[5]93~94【注：[5] 罗伯特·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出来的仿佛是一巨大的形式系统——资本形式化系统，并且这些形式化的规定仿佛就是商品形式的若干逻辑学的“操作”。但是，“《资本论》当然不是一个形式化系统，资产阶级工作者出于理论仿真术需要，乐于将资本权力说成‘物权力’，其实是充分利用了拜物教意识;这表明，纯粹形式系统之被利用者乃资产阶级教科书也。”[4]【注：[4] 许光伟.劳动过程与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对《资本论》方法贡献的性质[J].当代经济研究，2020，(4): 11-23.】

　　然则“在系统辩证法给出的概念逻辑的范围内，难以看到资本主义曾经能够如何发生变化，或者人们可以做什么——甚至包括可以与谁联合行动——来改变它”。可见，“它的逻辑必然性像一个封闭的圆圈在历史地发挥着作用。”[31]247【注：[31] 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或仍可以做这样的辩护性工作：“马克思从最简单且最明显的商品形式着手，运用逻辑学获得一系列从最基本的经济种类演变的不易发觉的经济类型。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揭示隐藏在商品形式间内在的资本逻辑关系。”[5]42~43【注：[5] 罗伯特·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这里，“系统辩证法错误地将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仅仅局限在它紧密联系的几个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即叙述阶段上。”[31]241【注：[31] 伯特尔·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所以同时，“马克思用了很多断语来描述他的理论对象：‘内部法律’‘内在逻辑’‘内部规律’‘内部经济关系’‘普遍资本’‘社会经济结构’‘资本的基本内部结构’。”其实，马克思是想表达这一点：“商品形式在历史上(包括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完全控制经济生活的，但是它在资本主义中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商品形式恰恰使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有了其独特的性质，结果也表明了它是现代社会核心”，从事者所领导的事格的范畴看，经济系统是“1+9”模式(内容转换的经济学+形式转换的经济学)，从而“即使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开始，商品形式也被看作是一种合乎逻辑发展的全面的资本主义商品”[5]41~43。【注：[5] 罗伯特·阿尔布里坦.经济转型：马克思还是对的[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盖因揭示经济运动形式全体(或曰发生学探究)既作为对自身进行的一个全程耙梳，也是产生出‘内容’和‘抽象规定’的地方，显然按性质讲，这是质和量、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象、规律和范畴具体结合与统一的一个全程运动过程。所以，一切的运动必须要有一个历史发生学的总过程……这就是劳动过程文明规划。”[33]【注：[33] 许光伟.《资本论》与天人合一——关于劳动过程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1) : 5-22.】

　　正因如此，必须认识到，“劳动过程和特定社会生产关系始终是所有制不变的内容根据……如果失去这一高度，就失去了把握联系的思维力、理论能力，失去掌握一切社会发展规定的话语权、逻辑思考能力，并最终失去理论的批判武器，相应就难以形成正确的判断。”[4]【注：[4] 许光伟.劳动过程与商品拜物教批判——兼析恩格斯对《资本论》方法贡献的性质[J].当代经济研究，2020，(4): 11-23.】

　　《资本论》——史书工作规定也，关于以所有制启动人本身的解放之路，马克思声明：“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并且，“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11]773~775【注：[1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它孕育了列宁主义，催生列宁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思想。所以，列宁的东方道路理论立足的民族实际，实则倚靠的是恩格斯的世界革命视野主张，而归于马克思的“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的理论。雄鸡一唱天下白，诗人兴会更无前;《资本论》同样具有文化谱系学，“中华共同体工作指向正是美学意义的劳动解放，并率先提出且实践了这一工作规定：劳动的自然形式的解放通过不断变革它的社会形式来达到!因此，当哲学家痴迷于用个别、特殊、一般的逻辑学概念进行纯粹的智力游戏时，马克思毅然揭起‘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行动旗帜;同样，当人们还迷惑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原理、沉醉于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合乎‘资产阶级原理一般’的规范并如何削足适履时，新时代社会主义学术号角已然吹响!”[34]【注：[34] 许光伟.唐诗宋词与《资本论》：中华思维学进展及知识应用考量——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统一的机理问题[J].社会科学动态，2020，(5): 13-23.】

　　其也表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本土寻根的学术意指在于拒绝研究的老生常谈和索然无味，深度启发以中华思维学为依托的学科整理工作，并着力现代应用导向的体系性重建。

注释

　　①须知就本质研究而论，“避免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对象的概念由非经济结构从外部决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结构不是外在于经济现象的这样一种本质，这种本质会改变经济现象的外观、形式和关系，会作为空缺的原因对经济现象发生作用”。对危机理论而言，“进一步说，用何种概念和通过何种概念体系人们可以思考从属的结构由支配的结构决定?或者说，如何说明结构的因果性概念?这个简单的理论问题本身可以归结为马克思的巨大的科学发现：历史理论的发现，政治经济学的发现，《资本论》的发现。但是这个问题把这种发现概括为以‘实践形式’包含在马克思的科学发现中的巨大理论问题，也就是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在实践上’所研究的问题。”所以，阿尔都塞指明：“这里说本质是空缺的原因，是因为原因外在于经济现象。在结构对它的作用的‘替代性因果关系’中的原因的空缺，不是结构与经济现象相比而言的外在性的结果，相反，是结构作为结构内在于它的作用中的存在形式本身……结构内在于它的作用，是内在于它的作用的原因。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说，全部结构的存在在于它的作用，总之，结构只是它自己的要素的特殊的结合，除了结构的作用，它什么也不是。”[3]209~213

　　②生产力→所有制→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社会类型的定格依存于所有制内在因素的对立与分化状况。这导致在具体理解唯物史观含义上，我国学界存在持久争议。虽然不是理论路线斗争，但代表了方法论上的严重分歧。

　　③所谓：“通过引入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概念，我们保留了生产力一元决定论的合理内核，在承认生产力的归根结底作用的同时，又对这种作用的实现方式做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生产力的归根结底的作用不同于在历史过程中的直接决定作用;推动生产方式改变的直接原因可能和生产力的发展无关，但一种生产方式要在整体上实现不可逆的改变，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最终条件。”[12]99

　　④图中，水平线代表“经线”，竖直线代表“纬线”;以下同。经纬两条线所联合而成的结构工具，取义时空一体意义的“母子体用、经纬合一”，该作图法在表现力上或曰：时空相分，时空相成，时空相合，一体相克。

　　⑤犹如资源配置本身是生产力的实现形式，特定的市场关系乃是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

　　⑥市场=资源配置+商品价值实现，那么《资本论》也讲资源配置理论吗?社会主义效用(供给侧以及人民的需要)实际上仅仅是物资平衡问题，或者就是马克思以“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名义”所声称的社会总产品的决定问题。价值规律的内容和核心原则是经济平等关系，而非资源配置。结构效用或许直接影响市场配置结果，但不会影响利润配置、剩余价值分配的最终结果。因而社会主义的一般当然不会是资源配置。社会主义时代，从产品效用上体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进步，是通过每个社会成员的消费选择自觉实现的，但前提是集体行动机制的形成。计划通过资源配置(流通)起作用，但计划根本反映的是社会主体(如共同体国家)按照社会化大生产办事的集体意志，这个问题解决了，则马克思主义基于按需生产的、消费结构引导供给结构的关于产业革命政策性的应用经济学便会应运而生。“资源配置崇拜症”的症结所在依然是市场拜物教意识，而一旦走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物统治随之瓦解。于是，“资源配置方式在概念上并不能代替生产方式，这是因为，资源配置方式这一概念缺失了作为人的类本质的生产活动这一维度……资源配置的背面是权力的配置。尽管土地、劳动力、技术知识归不同的人所有，但资本会创造条件，使土地所有权、劳动力所有权以及知识产权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隶属于自己，从而在资源的社会配置中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14]

　　⑦四格指人格、物格以及非人格、非物格;归一的“一”，指事格本身。

　　⑧生产关系的功能类型如果可以细分，是指向“阶级斗争的全体概念”而言的。生产关系既然是“阶级”的工作规定，那么阶级斗争就必须是全体的，涉及生产关系的全局和诸环节，如有日常型政治阶级斗争和“二元冲突”型社会阶级斗争之分，以及有社会主体构成内部的政治方式的斗争和劳动方式的斗争之分、社会客体构成内部的生产方式的斗争和交换方式的斗争之分，再如生产型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型阶级斗争和文化型阶级斗争之分以及一般阶级斗争和霸权阶级斗争之分，等等。

　　⑨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资本论》与中华唐诗宋词遵守相同的思维学顶层设计，这就是“经济学的文化自信”。“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马克思没有顺从资产阶级“经济人假设”的思路，是因为从否定中得到真理和本质已经不是理性假设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为历史-社会的分析根本目的其实是超越“思想范式”，建立历史尺度的“批判的知识理论”。相反，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试图通过虚拟一个普适的人性行为假设，是把历史研究的真实过程隐去了。于是借助“生产一般”的系统性研究，《资本论》得以展示劳动生产机理各个向度上的历史真实。

　　⑩早在1937年，毛泽东就指出在看待事物的矛盾及其发展中，既要注意区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又要注意区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所谓普遍矛盾，是就事物联系与发展所普遍遵循而论，是原则性强的矛盾规律。如对中国而言，“列宁-恩格斯道路”是个普遍运动规则，是个“大矛盾”;相反，“恩格斯-列宁道路”则是特殊运动规则，是相比大矛盾的“小矛盾”，但在特定发展阶段上又可能是尖锐和突出的特殊矛盾，乃至成为“大矛盾”。矛盾的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也是相互转化的。于是就社会主义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矛盾个性”而言，它仍然体现矛盾普遍性与“矛盾特殊性规定”之统一，乃至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规定性与社会主义的阶段发展的矛盾之统一。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作用的水准与层级做出的科学判断，但同时决不意味着它不随时准备着向更高一级的发展阶段进行过渡和转化，实际上，生产方式内部的越来越激烈的矛盾对抗性已然充分表明了这种工作转化的可能性。逻辑是历史智慧学，而非现象学的兜圈子，可有人总是一味操弄“一般、特殊、个别”概念逻辑，欲将概念形式的逻辑学作为真理的公式，根本不了解个别对一般关系的唯物主义工作内涵。列宁站在历史高度指出，社会主义本质上只能是这一运动形式和斗争形式：“他们根本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下述见解——他们到目前为止只看到过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的发展这条固定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象到，这条道路只有作相应的改变，也就是说，做某些修正(从世界历史的总进程来看，这种修正是微不足道的)，才能当作榜样。”[18]

　　⑪王亚南认为，“应该从认识论方面和方法论方面分别考察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从认识论方面来看，承认事物自身的矛盾运动过程，就已经是在运用辩证方法;而从方法论方面来看，不仅要按照认识论所肯定的那样，把对象看作是辩证发展着的，还要按照对象的辩证特性来认识它研究它。”[17]

　　⑫所谓合母子而成体用：合历史而成规律(工具)定义，合规律而成范畴(工具)定义，合辩证法而成逻辑概念(工具)定义，合形式逻辑而成知识概念(工具)定义;进一步，概念形式成而有逻辑，逻辑形式成而有知识，知识形式成而有内涵和外延之分，内涵者定义之总格也，外延者知识形式之分格。然则概念定义者，曰一分到底，至无可分止也。一言以蔽之，定义不过是“用之工具”，概念定义则是最后的亦必是最完备的知识形态，同样也必定是自我否定的一个认识上的开端。

　　⑬它试图回答这一问题：马克思既然剖析了“一般”，那么，是否需要把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纳入“特殊的层面”展开研究呢?其实马克思的方法是“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统一，而不是其他。据笔者的研究，从中华唐诗宋词到《资本论》的道路业已彰明“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之统一;中华思维学的学科体系业已给予“共同体经济学”顶层设计的位置考虑。进一步，劳者的事格蕴涵政治经济学批判“主体秩序”和“客体秩序”的发展，从批判角度看，它显然有机兼容了“从统制到计划”以及“从契约到市场”的经济体式。从而在学理上，可以将“社会身份关系的组织生产”和“个人财产关系的组织生产”的规定汇融一体。总体而言，这是由“共同体本位”不断地转向“国家本位”，建立共同体“国家一般”与“个人一般”之间历史对话的经济学。决定在这个场合，劳动生产方式也必须既作为“历史个别”又作为“抽象”(生产抽象范畴的规定)对待，同样地，政治方式以及交换方式则既作为“社会一般”又作为“具体”(表现具体多样性的规定)。

　　⑭任何病毒不独具有自然性、物质性，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性、政治性。仅此意义而言，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发生的卫生疫情表现为可生仔的“特殊社会病毒”，在性质上成为了社会增殖性的“剩余病毒”。

　　⑮自然科学是以实验室技术为基础的单纯的物的科学。自然科学之和社会科学结合，在于提升物的科学为“事的科学”。当下，它的一个突出的社会征候即为“政治病毒(规定性)”，因其利用“政治身份”，直接驱使作为“社会存在”的卫生疫情，藉由病毒的恣肆、社会蔓延，造成追捉剩余价值意义的“剩余病毒”。正是由于再生产所内生的“病毒”具有二重性，“政治病毒+再生产中的公共疫情(病毒本身)+剩余病毒(以社会方式进行扩散、传播)”之再生产构成将成为理解上的一个总公式。

　　⑯这真正触及到了问题要害之处。两种唯心主义：起源于迷信的唯人主义(“人神崇拜”或曰拜人格神的唯心主义)和起源于宗教的唯神主义(“物神崇拜”或曰拜物格神的唯心主义)，现代拜物教意识更是深度结合了它们，使得商品教的意识形式中不仅发展出货币和资本的阶级意识，而且提炼出一种“市场拜物教”的理论，以统一阶级意识和认识形式。方法论学理高于一切。“马克思革命”主旨在于揭示行动的语境，《资本论》由于自身特殊性质，注定成为理论生产的思想之泉、方法之石。以应对全球化公共卫生危机为例，我们要说的是，唯物辩证法注定是当前实践化解决问题的总理路。人们愿意思考历史，即能够用历史进行思考;然则，它超越了一般意义上泛泛而论的毒源的“天然论”“非天然论”和“阳谋论”“阴谋论”，作为对《资本论》原理的方法应用，也远远抛开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考政论”。一言以蔽之，以上科学考察是通过结合政治经济学批判“主体侧”和“客体侧”，通过摒除“主体的唯心主义”和“客体的唯心主义”，而得到的一个总的认识成果。

　　⑰这些论述部分透露出这个信息：“马克思几乎和瓦尔拉斯在同一时期建立了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模型，《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再生产理论便是经济均衡理论……(然而)马克思的视野要比瓦尔拉斯更广。瓦尔拉斯只关注商品的再生产，而马克思则同时关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再生产，即如何维持两个对立阶级的关系。生产力的再生产加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才能完整描述整个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特性。”[7]43“斯蒂德曼立场最令我困惑的地方是他的假定，仅仅因为不能在数学上从价值推演出价格，价值就毫无用处……他对斯拉法的改编甚为无用，因为这种改编盲目迷恋一种价格决定的一般理论而完全无视资本主义基本的深层社会经济结构。”[5]220

　　⑱其依据的“自然原理”即是“专用——通论——通用”，即在微观体现的“专用→通论”(为经)基础上进一步引入“通论→通用”，而反过来从工作本位上提出“通用→通论”治理的理论;所谓通论，即“通用之理论”也，直接由现实通用提炼理论，实为实证主义对实用主义的工作转换。

　　⑲这是所谓“特性理论”的历史根据，以及“专论”的通用内涵。

　　⑳理论自然科学的完整路线是“经：专用→通用(通论)，纬：通论→专用”。它成了新古典体系用作“仿真术”的基本依据。

　　21开创者身份准确来说是“《红楼梦》-《国富论》”。《国富论》叙事对象是资本主义，但方法论依然属于“人格时代”，运用的是人格化范畴之理论与方法，因此作为第二时代之总结与第三时代之开创。而《红楼梦》之典型事格研究，实开第三时代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之先河。

　　22历史如诗，步伐成图;诗的脚步，图的落成，此历史(矛盾)的沉降路线和过程;又曰结构故成绝句，绝句故有思成，此历史(认识)的上升定格化，——前文称为“写意”也!故而矛盾，乃写意、写实两兼也!由于矛盾，而有辩证法，由于对矛盾的科学分析与把握，于是有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实为历史(对象和实践)的自我认识(规定)也，是认识同时作为行动规定性的方法总称。然则这项研究的深层次内容在于将《资本论》对原理的贡献拓展至与科学史和中华典籍结合的高度，力求根据历史展开“马克思的思路”，疏浚通史意义之思想认识线索。

　　23阶级社会的思想意识总具有阶级的印记。然则《资本论》不仅是阶级理论，同时也必是“诗和远方”。但《资本论》之作为“劳者品格”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决不能够用概念解释概念，其在工作意蕴上有着特殊的艺术构境方式。闻多素心人，“《资本论》义鹘行”将会一举扭转课堂颓势!岂不闻脱离阶级的诗意是不存在的，又怎能不闻“《资本论》九张机”：一张机曰“何谓劳动价值论”(取“采桑陌上试春衣”词章义)，二张机曰“何谓剩余价值论”(合“行人立马意迟迟”词章义)，三张机曰“何谓资本积累论”(深取“吴蚕已老燕雏飞”词章义)，四张机曰“何谓资本循环论”(深合“咿哑声里暗颦眉”词章义)，五张机曰“何谓资本周转论”(暗合“横纹织就沈郎诗”词章义)，六张机曰“何谓资本主义再生产论”(深取“行行都是耍花儿”词章义)，七张机曰“何谓实体资本分配论”(巧取“鸳鸯织就又迟疑”词章义)，八张机曰“何谓虚拟资本分配论”(深合“回纹知是阿谁诗”词章义)，九张机曰“何谓资本主义地租论”(巧取“双花双叶又双枝”词章义)。经典的对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钜”。唐诗宋词“道象识”意象、意境和音韵将带给《资本论》解读的新境界和奇妙的艺术领悟力，也将会给中国经济研究工作掘新源，注活水，引入新流。义鹘行，九张机，素书权一束，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经典的对话于是同样意味着“先知一语传千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