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江湖”何新（一）

何新在当代中国思想版图上的位置，并不如许多人想象的和他自己标榜的那么重要，他的思想凸显出老生常谈的民族主义，对于成熟的思想者——无论持资产阶级立场，封建专制阶级立场，或者无产阶级立场——来说，并不值得严重关注，但对于草根思想者，却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和斩杀力。

“3月事件”意外激活了两个重大的思想热点，一个关于文革，一个关于“XX风波”。前者是老话题，却酝酿出新思考，后者是“新话题”（相对而言），却捅出了“老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十年来政治嗅觉和思想嗅觉一向灵敏，早已经“得道成仙”的何新，忽然凡念乱心，蠢蠢不安，大肆再度攻击起文革来。一个攻击文革的D派人物，其内在的阶级本性必然驱使他为“风波”中“拯救”了民族、“拯救”了党的D的“伟大英明”，高唱赞歌。

文革和“风波”一老一新两个思想热点的同时被激活，昭示着滚滚而来的一场思想运动，正在以超出庙堂当权者的想象力和控制力，超出普通民众能够意识到的广度和深度，重新绘制当代中国的思想版图。思想变革历来是政治变革的先导，因而，这场思想运动，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现实政治，构成直接冲击，对在社会各个阶层中活跃的各种政治力量，进行重新洗牌。

一切有志于中国未来发展的工农阶级的年轻人，面对当前思想运动，都应当积极、迅速的投身其中，为有朝一日担负起历史委托的使命，为复兴毛泽东的文革思想，为重建中国的社会主义，做必要的思想理论和社会实践的准备。

何新的人生，时间跨度长，空间跨度宽，几乎涵盖了20世纪中国思想运动的最精华的全部岁月。从一开始形成自己独立思想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一个毛泽东在全社会倡导打破一切权威，敢想敢干的自由思想的年代，即文革年代。毛泽东时代的真实情形，就思想而言，不是一般现在官版的所谓全社会跟着毛泽东一个人的思想而思想，而是正好相反，毛泽东跟着全国人民的思想而思想，走的是标准的“民主集中制”的道路：最活跃的、最有价值的思想产生于社会底层民众，而在毛泽东那里获得集中，并结合中外成功和失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上升为理论，再返之民众，指导社会运动，此又所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例如，19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毛泽东亲笔给来自全国的合作化的报告写出大量的批语和按语，1960年在全国推广的“鞍钢宪法”，文革中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无不都是这一“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运动的结晶。

文革培养了庞大的自由思想者队伍，紧接着的1980年代，就势所必然的成为了一个思想的井喷年代，所谓的思想界的“黄金十年”就此现身，这在1980年代的小说、戏剧、音乐、电影、绘画各门类艺术中和中国思想界、哲学家都有具体体现，今天的各路大佬，绝大部分都是和何新一样，是在文革中把触觉埋在田头地老，风餐露宿，或者把耳朵贴着机器，三班倒作业线上挥汗，最大限度获益并成长，在所谓“黄金十年”里“得道成仙”，确立自己的大佬地位的。

在毛泽东提供的伟大的年代里，何新历练深厚，加之自己敏锐的观察能力，活跃的思想冲动，善于从底层积累朴素的群众思想营养，掐得准底层民众的思维方式和利益诉求，即懂得迎合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产阶级思想，自然而然就有了一个他至今还在炫耀的、引以为自豪的反革命的个人经历，以至于其最新的自白题目就是：“如果再搞文革，我还当反革命”。

1980年代的“黄金十年”中的何新，年富力强，以其正好迎合了新时代需求的成熟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其文革中的反革命经历——此时按新时代的标准就成了英雄壮举——显耀于一个全面否定文革的时代，成为时代骄子，他如何思想上受宠并在这个“黄金十年”里，完成思想上的飞黄腾达，对于其同辈人或者我这样1960年代初出生的人，一点没有什么特别，但对于今天的小字辈来说，则无异于是一个凤凰涅磐般的传奇。就这样，何新走上了中国草根思想者的圣坛，羽扇纶巾，呼风唤雨，并一再成为改革时代当权者的倚重的思想清道夫。这一点，最充分的体现在1990年6月24日，也就是铁血平息“风波”后一年又20天，他在北大的那次所谓的“惊心动魄”的演讲里（可搜索“何新1990年北大演讲”）。

据记录者记录，何新在应当时北大党委和学生工作部邀请到北大为应届毕业的北大学生做思想工作。根据何新当时的社会影响和在高层的关系判断，我理解这实际上就是“奉命”到北大，为全面卷入过上一年“风波”中的学生做心灵和思想“疗伤”，以免他们带着愤怒和仇恨进入社会，在五湖四海成为下一步全社会不稳定的星星之火。换句话说，何新是奉命担当“思想和灵魂牧师”的角色。根据记录者煽情的记录，何新进入礼堂时，满场嘘声，学生讥讽他是想“舌战群儒”，还是来“单刀赴会”，不如赶紧知趣的滚蛋，免得如何如何，而演讲开始后，几个小回合下来，嘘声成为掌声，演讲完毕，一般掌声升级为持久的热烈的掌声。这就是说，何新未负使命，不仅出色扮演了这次“思想和灵魂牧师”的角色，还无人能出其右的完成了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正是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演讲，何新跃出思想界，拿到了国家政协委员的座票，随后其在中国思想界的角色，更加诡秘起来。

这次的演讲，代表着何新个人思想已经体系化和历史化，因而具有不可改变性。显见的事实是，自那时以来，他的思想的确没有明显的波动，其“新国家主义”不过是其当时思想的展开和延伸，其“揭露共济会的阴谋” 则是包装他的“新国家主义”的一个必要的辅助措施，同时，也是他的诡秘身份下的一种辅助当权者的思想活动，旨在转移民众视线，把一个巨大人群对于内政不举的不满情绪，向外导泻到所谓“共济会”身上（与之配合的还有一个张宏良，张用“转基因”为题，同样大量牵制了巨大的草根左翼社会主义力量），从而为当权者裸奔资本主义的所谓“深化改革”，腾挪出足够的时间和民意空间！

何新扬扬自得其在文革中当了反革命，又沾沾自喜于北大的这次演讲，认为那是他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经历。何新对待文革和“风波”这两件事情的截然不同态度，把他自己的阶级本性，完全展示给了所有愿意思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中国工农阶级的思想者。

当时的北大的学生思想十分青涩，青涩得如同幼嫩的橄榄。老江湖何新恰是凭借着自己的深厚社会阅历，“民学官”的三栖角色，轻而易举的、惨无“思道”按照政治要求，挥动思想屠夫的大刀，摧残了当年听他演讲的不少青涩学生的稚嫩思想，并斩杀了他们的纯洁灵魂。我注意到何新的这个演讲，至今还在网络发挥着影响，依然获得很多人喝彩，而何新后来拼凑了“新国家主义”和写出的大量的揭露“共济会”的文章，不过是以另一种面目，继续行“摧残”和“斩杀”的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