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国进入了新进代，但是美国也进入了“新时代”。不同的只是前一个是向着光明和进步，后一个是向着黑暗和反动。美国、英国及欧洲大陆国家内外政策出现的180度的逆转，说明世界政治也进入了新时代。如果说昨天的世界政治的特征是和平与发展，那么，21世纪的世界政治特征可能就是战争与和平。特朗普将美元增值的依赖路径从石油移至军工：割羊毛不成便要“杀羊”，喝血不成便直接“杀人”。这时的美国已前所未有地表现出它的最凶恶，同时也最虚弱的纸老虎本质。战争一旦成为美国的生意，那和平就成了美国的敌人。反和平，是当今特朗普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外交的本质。战争还是和平，光明还是黑暗，是在共同体共存互助，还是在四分五裂中相互杀戳，两种前途再一次推到世界人民面前。发生在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曾给美国军工集团带来“盛宴狂欢”，那么，为了世界和平，今后我们要放弃幻想，积极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说明】本文刊发于《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4期。

　　目 录：

　　一 新时代的中美矛盾：本质和趋势

　　二 外因是由内因引起的，世界历史已进入了质变的临界点

　　三 “特朗普主义”可能选择与世界前途

　　(一)尼克松主义、里根主义、特朗普主义

　　(二)“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

　　四 和平还是战争?

　　五 积极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一)提高探索和解决新时期基本问题的本领

　　(二)积极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英国文学家狄更斯这样描述工业革命发生后的时代。今天的世界似乎又回到了从黑暗向光明、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转变的临界点。

一 新时代的中美矛盾：本质和趋势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中国提出新时代的依据是国内工作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发生了转变。但是同时不要忘记，美国也进入了“新时代”。不同的只是一个是向着光明和进步的新时代，一个是向着黑暗——本质是反动——的“新时代”。事实上，这两年美国、英国及欧洲大陆国家内外政策出现的180度的逆转，说明世界政治也进入了新时代。如果说昨天的世界政治的特征是和平与发展，那么，21世纪的世界政治特征可能就是战争与和平。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挑战最为艰巨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中国的主要对手是美国，因为今天的美国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出的腐朽性、垂死性，以及当前所表现出的任性、凶恶和残酷的特征。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说的“美国”有特定含义，它是指作为帝国的“美国”，而不是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其实，毛泽东同志在谈到美国的反动性时总是用“美帝国”的概念，他始终是将“美国人民”与“美帝国”区分开来[1]，这是列宁主义的语境。笔者在后面的论述中也是在这个语境中使用“美国”这个概念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进入了成熟的帝国主义阶段。苏联解体后，美国变成一个不受制衡的帝国主义兼霸权主义国家。 “911”事件既是美帝国全面统治世界的开始，也是作为美帝国全面衰落的开始。小布什假“反恐”之名向世界统治权力发起冲锋，想不到美国在小布什“一鼓作气”之后便进入奥巴马时期的“再而衰”阶段。为了扭转美国的颓势，特朗普一改尼克松为美国建立的依赖石油美元、以石油美元拉动美国金融并以强大的金融掠夺世界财富的政策，将美元增值的依赖路径从石油移至军工：

　　割羊毛不成便要杀羊，喝血不成便直接杀人。这时的美国已前所未有地表现出它的最凶恶，同时也最虚弱的纸老虎本质。

　　华为事件，孟晚舟事件以及一系列对在美华裔科学家迫害持续升级事件说明，中美关系已进入类似20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中断的“四·一二”前期，在美国是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登场前夕。

　　如果有人不理解今天中美关系变化的这一阶段性特征，请回顾一下1921年至1926年国共合作的“蜜月”后期及随后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制定并得到共产国际认可的政策是跟国民党长期合作，跟随国民党发展而获得自身发展[2]，等到社会主义条件成熟后再取代国民党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在国民党方面，国共合作之初他们也认为凭其大党地位完全可以将加入进来的共产党溶化掉;蒋介石还认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解决军阀、实现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国家统一，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国民党还需要共产党的帮助，因此有必要与共产党合作——这些与昨天的中美合作产生的历史条件很像。

　　当时，只有毛泽东等少数党员清楚这场悲剧的实质。1927年3月，也就是在“四·一二”发生前夕，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他疾呼：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当时党内好多同志并没有理解毛泽东的预警，他们还是沿着旧的合作思路，对国民党的清党行为百思不解，觉得我们共产党没有要争领导地位，还帮助国民党完成北伐，国共两党共同治理中国，这样的“双赢”有什么不好?当时我们党内很多人都是沿着这个思路理解国共关系的。今天我们许多人也是这样认识中美关系的，认为这样的“双赢”，曾经的国民党、当今的美国都没有理由不同意。在理论上，与今天的一些同志僵化地理解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的意义一样，当时“陈独秀们”也是从对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出的“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3]的指示的僵化理解中认识中国国共合作的合理性的。

　　就在北伐主要任务基本完成的时候，共产党也在北伐中发展壮大，这时蒋介石考虑的是谁坐江山的问题。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戴季陶，他1925年抛出《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认为国共两党水火不容，其结果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与毛泽东“革命是暴动”的判断是一致的。但是我们党内很多同志没醒悟，认为国共两党合作已在北伐上见了成效，根本就不相信蒋介石会在这个时候变脸。他们不明白的理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亏欠国民党，国民党没有翻脸的道理。其实，1925年5、6月戴季陶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的时候，国民党已悄然改变了与共产党合作的路线，当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段分析》，提出戴季陶主义的危险性并提醒全党认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4]的问题。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已有国民党“清党”的征兆，当时大多数同志并没有意识问题的严重性，只有毛泽东等极少数同志意识到戴季陶文章所展示的“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c共产党”[5]的危险。这使人联想到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全面阐述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6]，很多同志也没意识到他的严重性。事实上，彭斯这个讲话相当于戴季陶讲话，更是1950年2月9日麦卡锡“炮打国务院”的讲话的翻版。后来大家才看出戴季陶讲话就是“四·一二”的前奏，而麦卡锡讲话是四个月后发生的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入侵朝鲜并由此引发中国“抗美援朝”的前奏。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警告，谁知4月国民党率先摊牌，当时很多同志不知所措，也不知道这个摊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更不知国共分裂的形势要持续多久：其间有红军长征、国共合作抗战、解放战争等一长串斗争中合作、合作中斗争的事件。谁也没想到：国共斗争直到1949年才有结果。1950年2月麦卡锡讲话后仅半年，美国便向中苏摊牌，发动了“朝鲜战争”，从此中美关系恶化直到1972年。

　　“如无预见，即无领导，为了领导，必须预见，预见前途和可能发生的偏向。”[8]

　　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讨论七大报告结论时，面对抗战即将结束时的乐观情绪，毛泽东告诫全党“要准备吃亏”[9]，他说既要看到光明的一面，又要看到困难的一面，并举了今后可能出现的十七种困难，例如外国大骂、国内大骂，内战爆发，党内意见分歧，党员散掉三分之一，天灾，赤地千里等。毛泽东提醒全党高级干部要有充分对付非常不利的情况的准备[10]。今天的中美关系大概再次进入这一历史节点并将很快面临美国的“摊牌”形势，中国也要对可能出现一段非常不利、甚至非常残酷的时期有充分的估计，必须做好十年甚至几十年持久战的准备。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只能归结于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本质上是不可调和的。毛泽东同志对国民党反共形势的较早预见就是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认识成果，1925年年底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此讲得明明白白。今天我们也只有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认清美中关系的这场变局及其后果。

二 外因是由内因引起的，

　　世界历史已进入了质变的临界点

　　造成美国目前外交政策的上述转变，还有其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因素。与20世纪略有不同的是，21世纪的帝国主义的压迫对象已从南方世界扩大到北方世界。殖民地现象从第三世界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北方国家内部倒逼——这是21世纪初帝国主义腐朽性最突出的特点。由华尔街[11]国际资本对美利坚民族的压迫导致美国劳动者阶级以及包括民族资本家在内的最广泛阶层与华尔街及其买办集团的阶级斗争，已上升为美国国内的基本矛盾。列宁说：

　　帝国主义不仅在新发现的国家，而且在老牌国家也在实行兼并，加紧民族压迫，因而也使反抗加剧起来。[12]

　　1942年1月22日，毛泽东在审改关于太平洋战争后沦陷区情况的通报材料时，加写这样一段话：

　　总之，极端毒狠的殖民地政策，现已推行于租界，不分阶级，有财即掠，表示了日本法西斯最后挣扎时期的紧张性。[13]

　　如果将这段话中的“日本”换作今天的美国华尔街垄断资本集团，也会让人觉得很贴切当前的美国形势。

　　“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14]

　　今天美帝国的统治中心不在白宫而在华尔街。今天的美国是民族政治的中心白宫屈从于国际垄断资本中心华尔街。因此，2001年的“9•11事件”打击的对象是世贸大厦而不是白宫，2011年美国人发动的是“占领华尔街”而不是“占领白宫”的运动;以往美国人民运动是“进军华盛顿”即直接以政府为对象，今天第三世界和美国人民直接以华尔街国际资本为对象。与早期的工人砸机器行为不一样，而与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有些相似，这两大事件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是也较早觉悟的人群。这说明，第三世界人民和美利坚民族正在觉醒：不管这种觉醒是自为的还是自发的，他们都意识到了世界问题的要害不是白宫而是华尔街，不是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民而是国际资本垄断集团。值得注意的是，自“占领”运动后，美国出现了更具破坏性且愈演愈烈的“枪击案件”[15]和正在一些州涌动着的从联邦中分离出去的情绪[16]：前者即发起占领华尔运动的人民如果枪口一转就意味着社会革命，届时革命的对象不会是白宫而一定是华尔街。美国人民需要的不是依附于华尔街的而是代表民族利益的独立自主的国家。1965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希望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毛泽东说：

　　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美国人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17]

　　造成美国危机的原因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对美利坚民族的超负荷压迫，若无非常手段化解，美国的前景是非常不妙的。

　　今天的美国人民似乎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意识到垄断资本的阶级压迫。2019年2月9日，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其家乡劳伦斯——这里曾是美国昔日的制造业中心、劳工运动的象征地——美国最著名的一次罢工现场的红砖旧厂房下发表演讲，宣布她正在争取党内提名竞选总统，在2020年向特朗普发起挑战。她誓言要改变这个“被富人操纵”的国家，向富人发起“阶级斗争”。她说：“今天，有无数的美国家庭在被富人和关系硬的人操纵的体系中挣扎求生…我们受够了”，“当我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些富人会大喊，这是‘阶级斗争!’”“几十年来，这些富人一直在向勤劳的民众发动阶级斗争，我想说，是时候反击了!”沃伦还表示，仅仅撤销本届政府的可怕行为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只在边缘修修补补——这里实行税收抵免，那里实行监管。我们的战斗是为了实现重大的结构性改革”。[18]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2019年2月14日发表文章称：“社会主义”标签在美国政治中长期以来的形象正在改变，社会主义已重返美国政治。”[19]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19年2月10日发表该报专栏作家E.J.迪翁的题为《特朗普的反社会主义战争将会失败》的文章称，特朗普“反社会主义”的表态完全是谋求连任的政治语言，但在今天的美国，攻击社会主义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20]

　　19世纪前半叶欧洲发生普遍革命(比如1848年爆发的遍及整个欧洲的大革命)，它造成了欧洲帝国主义向远东扩张(比如侵华和侵印战争)并由此使欧洲垄断资本暂时摆脱了危机，20世纪前半叶西方发生危机，各国再次向东方俄国转嫁危机，结果“偷鸡不成”，反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那么，进入21世纪不久的今天，在北美洲日益增长的革命情绪又造成美国的“战略东移”，其矛盾的焦点还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谁战胜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21]

　　风起于青蘋之末，东风将要压倒西风，世界历史已进入了质变临界点。

三 “特朗普主义”可能选择与世界前途

(一)尼克松主义、里根主义、特朗普主义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标志着带有“尼克松主义”色彩的“特朗普主义”已经启航。“尼克松主义”的本质并不在于它对中国曾有过的友好倾向，而在于它要使美国避免两线作战。尼克松、基辛格带领美国做到了这一点并由此挽救了美国;表现为一手紧拉中国、一手死打苏联的里根主义，其本质是尼克松主义的强化和继续。所谓“特朗普主义”是特朗普时期内政外交政策的本质反映，搞得好，它是尼克松主义与里根主义合二而一的回归，搞得不好，它则是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机会主义合二而一在美国的翻版。

　　今天的特朗普身上有点当年的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影子：赫鲁晓夫修柏林墙，特朗普修墨西哥墙;赫鲁晓夫想跟美国改善关系，却将手伸向古巴，弄出一个“古巴导弹危机”，这让他灰头土脸，除了美国人民的反感，结果是一无所获。特朗普想跟中国改善关系，却将手伸向朝鲜半岛，弄出个“萨德”导弹基地，其结果除了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感外，也将是一无所获。还有，戈尔巴乔夫放弃华约(“华沙公约组织”)，特朗普想放弃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且已经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美国开始跟过去的盟国“亲兄弟明算账”了——我支持你可以，但是你得给钱，你得买我的军火。当一个国家开始把政治当买卖来做的时候，就是在收缩了，就不再是强国了。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书中有段文字适用于描述当今美国特朗普的执政风格：

　　当初，列宁非常清楚，西方人的天真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多么有用。他以鄙夷的口吻称他们为“有用的白痴”。这些有用的白痴总是一本正经，对那些最为复杂的问题作出非常简单的、令人可笑的回答。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22]

　　尼克松实现其战略目标是有历史前提的：当时中国、苏联、美国三家处在等边三角对峙关系之中，美国手头也有可与中国交换的——比如它的对台政策——筹码。但特朗普面临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形势：目前中俄关系几乎是无缝对接，根本不存在尼克松时期“等边三角”的拉锯形势，美国目前又无足以动摇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交换筹码，而中俄两国目前的政治家也相当成熟——不存在中国历史三国时期因贪荆州小利而弃盟的孙权式或苏联后期为讨好西方而主动废国的戈尔巴乔夫那样不成熟的政治家。因此，特朗普今后若要仿效尼克松通过离间中俄关系来获利的外交策略，其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

　　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23]美国战后历史上出现的两次“尼克松主义”，其所扮演历史角色是不同的：前者已确定为悲剧(正剧)，后者在历史中可能就是笑剧(滑稽)。

(二)世界的灾难，就是特朗普的机会

　　在内政方面，尼克松上台是牺牲美国军工集团、拉拢并得到金融垄断集团支持的结果，但条件是他上台后的政策要使金融资本家集团满意。为此，他牺牲美利坚民族的利益，将美元与石油挂钩。今天特朗普上台是牺牲他竞选演说中竭力攻击的金融集团——他因此得到“占领华尔街”之后美国选民拥护和军工资本家集团支持的结果。与蒋介石上台前后的选择相似，特朗普一上台，立即抛弃美国劳动者的利益转而依靠军工资本集团。但拿钱就得干活，这样，特朗普上任后，通过加大的政府的军工采购，迅速将石油美元转换成军工美元。但军工美元需要的就不是石油而是美国已无力参与的战争——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小型战争，不然特朗普就得不到来自军工集团的持续借贷，就要面对更多的“财政悬崖”。借钱不还而又无东西可卖，特朗普的政治命运就可想而知。

　　存在决定意识。特朗普上台后的现实环境决定其治国理政思路只能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具体说，就是学习里根，在国内通过拉动军工发展美国实体经济，在国际上开启“潘多拉盒子”，让世界陷入美国并不直接参战且越来越多的战争——最好是世界大战。

　　当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这么干的。1939年1月3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实际就是美国军工资本家集团)协商会议上全面倾吐了他对世界形势及美国战略的攻势性的考虑。他告诉其同僚：

　　慕尼黑会议后，9月28日(原文如此，慕尼黑会议举行于9月29日——译者注)那天，英国人大为烦恼，他们受了惊吓，惊惶失措，派人来这里，确实定购了飞机。我不知道他们在此购买了多少飞机，然而我想是300-400架。

　　法国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换内阁。法国人开始讨论，这时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将要购买多少飞机。这是一个极好的想法。我们说：“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

　　因此，最后在第三或第四次尝试从法国国库中拨出500万美元购买我国的飞机时，他们的态度变得足够认真了。我们说：“好极了!叫好有两个非常简单的理由。第一，目前我们的工厂闲置着。如果你们现在来订货，这些货物将在明年春天我们自己的订单开始到来之前大体完成。”这是一个理由，是国内的原因。[24]

　　在外交上，罗斯福在希特勒欧洲和苏联两面下注。在希特勒兵败斯大林格勒后，罗斯福迅速主动上门找到斯大林并与苏联结下反欧暗盟，战后欧洲便被美苏一分为二。至20世纪60年代，大英帝国及欧洲的海外资产已为美国一揽囊中。先与希特勒、后又与罗斯福联手搞垮欧洲的斯大林事后看得明白，1952年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25]

　　但斯大林说这话的前提是社会主义国家自己不能被敌人打倒，不然戈尔巴乔夫治下的苏联及其后果就是前车之鉴。苏联解体后，美元指数迎来战后第二次高峰——第一次高峰是中国及亚洲“四小龙”加入世界市场体系给美元市场带来的庞大红利(1979～1989)，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如图所示：

　　里根曾以开动战争机器拉动军工，做到了既解决国内就业又让美国避免打仗，他最终以“空城计”的方式吓倒了戈尔巴乔夫并逼诱其自动废国。苏联自我解体又释放出巨大的浮财挽救了美国并使世界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

　　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失控使华尔街金融资本集团严重受挫。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向华尔街金融资本开火，又把军工资本请了回来。但军工的市场主要是战场，这样美国的历史又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逻辑，即不打仗就消化不了庞大的军工借款和投资。美国没有自己的国家银行和企业，借来的钱如不见利润，资本家不干，这样，特朗普就要下台。目前只有世界性大战才能提供特朗普需要返还的利润，阿富汗、伊拉克战后治理失败后，美国已没有再次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其他国家也不愿卷入战争。这样，世界和平就成了特朗普任内最大的敌人。这让特朗普很纠结。

　　“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这是杰出的外交史学家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Samuel Flagg Bemis)1926年写的《平克尼条约——对欧洲灾难和美国机会的研究》一书的主题[26]，当然这也是理解美国崛起进程中“战略机遇期”一拨拨出现的重要线索。如果将这句谶语式的判断进一步扩展，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的灾难就是今天特朗普的机会。发生在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曾给美国军工集团带来“盛宴狂欢”，今后如果中国和俄国不能被吓倒或打倒，为了还钱，那特朗普转移国内危机的可能方向就是欧洲，而欧洲再次分裂又为特朗普准备好了对其进一步施害的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毛泽东基于当时美国经济对美国军工资本深度依赖的事实，一直坚持“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的战略判断。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讲话中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27]20年后，毛泽东依然坚持这一看法。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讲话中说：“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28]毛泽东这个判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物主义的正确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