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健康问题引发的政治变化：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经济社会的挑战

　　〔巴西〕阿基纳尔多·多斯·桑托斯 作

　　刘鑫鑫 译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重创全球经济和公共卫生系统。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所采取的措施及效果呈现出鲜明对比，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凸显出制度优越性，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资本主义暴露的问题越多，就越有必要寻找新的发展道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正在遭受深刻危机，人类从未像现在这样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合理而公正的国际新秩序。世界各国的左翼力量和进步力量应加强联系，以卓有成效的实践成果应对这些问题。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新自由主义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由细菌和病毒的传播所引起的流行病在人类历史上并不鲜见。如中世纪欧洲暴发的“黑死病”、20世纪初被误称为“西班牙流感”的欧洲大流感。历史上关于此类疾病的报告林林总总。新型冠状病毒的独特性状、惊人的传播速度以及对全球经济和卫生系统造成的影响重创整个世界。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不仅导致医疗需求激增，还引发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前景的全球性辩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西方对其“自我调节”的普遍信仰能否在生产、流通和服务的急剧减少中生存下来?国家对本国经济进行必要干预以增加总需求是否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结束?在寻求应对病毒之策的同时，国际社会更加团结还是将进入一个新的“封建时代”?在这一时代中，各国的国民经济是否会陷入绝境?仇恨和仇外民族主义是否将加剧?我们要通过预测不同可能性为世界各地的进步力量创造条件，争取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本文将从南方国家(如巴西)视角出发，介绍流行性疾病大暴发时世界的一般境遇，以及不同国家应对这种疾病的方式和未来走势。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次疾病大流行将可能加强国际合作，但结果仍有待时间的检验。

　　一

　　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前的世界

　　20世纪末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在美国的影响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大力推动全球价值链一体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分工专业化，许多近代工业化国家再次沦为商品生产者和进口制成品的消费者。此外，这些国家的保守政治力量也依此观点采取了财政紧缩政策，不加选择地对战略性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削减社会服务预算，削减公务员人数等。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全球金融危机初现端倪。尽管如此，美国、欧洲和日本主导的全球化依然不可抗拒。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国家已经成为全球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例如中国和鲍里斯·叶利钦之后的俄罗斯。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中的霸权地位似乎没有受到挑战。

　　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席卷了全世界。一些国家的经济行为明显与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市场自我调节原则相矛盾。为避免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人们纷纷呼吁国家出手帮助大型银行和公司。

　　事已至此，许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客仍在为恢复财政紧缩计划辩护。坚持这一议程的结果之一就是，左翼政党或完全或部分地接受了这一观点，并将其视为抗击失业和经济低迷的一种简便方法。英国脱欧、美国的特朗普和巴西的雅伊尔·博索纳罗当选总统等事件都表明了世界政治理念的变化。

　　当前，特朗普主政的美国对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的敌意与日俱增。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特朗普就已明确表示有意与中国和其他与其准则不完全一致的国家展开贸易战。考虑到特朗普将在2020年进行总统连任竞选，因此这一策略是意料之中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暴发后，该策略变得更为激进。

　　实际上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美国霸权就已表现出衰退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不接受布雷顿森林体系建议的一揽子货币政策，而是将美元作为国际支付手段。1973年后，美国放弃了黄金的可兑换性以维护其货币地位，不仅根据自己的需要发行美元，而且还使用该货币作为经济上压制非盟友的手段。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接连否决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提议。然而，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和新开发银行的成立，已展现出取代美国的单边主义之势。尽管这意味着全球经济进一步一体化，但美国仍将这些国家和组织视为威胁。

　　2016年，巴西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遭弹劾下台，极右翼领袖雅伊尔·博索纳罗获胜当选，特朗普与印度民族主义者和解，中美、俄美关系紧张加剧，世界矛盾冲突频发。我们要从这些现实出发来看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应对冠状病毒在全球暴发和蔓延负责的荒谬指责。同时，我们要高度重视不同国家面对疫情扩散所采取的行动，这可以为我们判断未来国际合作将加强还是国际紧张局势将加剧提供线索。

　　二

　　全球抗疫的战斗

　　2019年底，中国武汉市新冠肺炎病例数激增，但至今新冠病毒的源头仍是未解之谜。尽管确定这种病毒毒株的出现地点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但现在最重要的是确立应对这种疾病大流行的最佳方法，为感染者制定合适的诊疗方案。

　　新冠肺炎的主要特征之一为呼吸衰竭，目前我们尚无疫苗或其他药物治疗这一症状。新冠肺炎对于老年患者或基础性疾病患者尤为致命。由于中国一开始是疫情突发，且病毒传染性强，导致病例数量增多，病毒特征前所未见，所以必须采取严厉措施来实施隔离。这对经济造成了直接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大范围暴发后便引发和揭开了世界各地公共卫生系统的问题。在过去的40年中，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浪潮破坏了部分国家的全民医疗保健体系。有些地方的公共卫生系统即使在相关法律规定的保护下也无法获得充足的资金，巴西就是如此。在一些国家中，医疗通常被视为商品。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通常选择私人医疗保险，这一点以美国最为典型，购买力低下的人会因价格高昂而放弃寻求医疗服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许多国家的医院“一床难求”，重症监护室尤其如此。即使是那些资金充裕的公共卫生系统也难以解决如此巨大的床位需求量。因此，采取隔离措施迫在眉睫，有些问题严重的大城市甚至需要封城。很多分析家认为封城之举不负责任，因为通过隔离来遏制流行病的措施直接影响经济活动，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试图避免经济衰退加剧。

　　根据新冠肺炎大流行以来世界卫生组织定期公布的数据可知，病毒在亚洲的遏制相对成功。不幸的是，在美国和巴西，疫情出现反复，原因在于两国总统在疫情初期低估了这种疾病的严重性。特朗普和雅伊尔·博索纳罗都选择利用政治仇恨言论来维持其社会基础的支持，这纯属投机行为。特朗普和博索纳罗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与制药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朗普是一家生产氯喹和羟氯喹公司的股东。即使没有关于此药针对新冠病毒有效性的科学证据，特朗普也一直在吹嘘使用此类药物。博索纳罗则效仿特朗普这一行为。美国和巴西的邻国都在担心，两国的行为将导致其境内病例数量难以控制。

　　各国的社会不平等也是加剧病毒传播危险的因素之一。各国政府必须制定保证收入和维持就业的相关政策以确保隔离措施取得成功。西方许多国家以其社会不平等和贫困程度而闻名，美国尤为如此。尽管美国经济繁荣，但就业率不稳定，失业和无家可归者比例在疫情期间显著增加。巴西作为一个大型经济体，也被视作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巴西的医疗健康服务体系虽资金不足，但至少能发挥基本作用。若医疗健康服务体系不稳定且收入保障政策十分脆弱的话，穷人就需要每天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外出谋生，这样他们的家人也面临感染的风险。

　　回顾新冠肺炎大流行开始之前的情况可知，最近几十年，除亚洲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外，其他国家社会不平等现象普遍加剧。新冠疫情暴发对经济造成巨大影响，人们围绕当前是否存在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替代方案展开讨论。世界各国的左翼力量和进步力量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和如何应对将要面临的挑战，我们拭目以待。

　　三

　　全球团结，共跨逆境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新冠肺炎大流行将为世界带来巨大挑战。各国对经济下滑的预估虽有所不同，但大都是4%～6%的负增长。抗疫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目前全世界都在讨论如何进行经济重建。

　　如前所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非源于生产性经济，受影响国家的中央银行采取行动，成功遏制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由于控制资金流动的机制尚未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经济似乎显示出复苏迹象，因此，一部分“主流”学者和保守政治力量开始倡导恢复财政紧缩政策。处于世界经济核心圈的国家在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频频提出敌视新兴工业国家的排外提议。换言之，这些国家拒不推动经济复苏并采取激进的外交政策甚至发动贸易战成为对抗新冠肺炎疫情和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中的障碍。

　　一些分析家认为，新冠肺炎大流行引发的经济危机可能催生出新的政治组织形式。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放松对市场的经济管制毫无效果。同样，没有国家计划和对私营部门的激励措施，经济复苏也是一纸空谈。除了实施促进就业和保障收入的政策外，国家还要积极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新兴国家尤其需要如此。只有大众将收入用于消费，市场才能恢复活力。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因应对新冠肺炎大流行对卫生资源的需求仍将持续。国家需要通过强大的市场监管来提供此类服务。健康不是商品，而是公共物品。病毒不会选择社会阶层，只有严密而广泛的防控措施才能控制疫情蔓延，这一点毋庸置疑。建设公共卫生系统还需要有效的筹资机制。然而，欠发达国家倾向于实行累进税制，其税收更多的是针对消费和低收入群体的，而非财富和高收入群体。因此，有必要在尚未建立福利国家制度的国家中，依其不同背景解决这一问题。

　　改善卫生系统的政策同样适用于改善教育系统和国家创新系统。要想让更多民众获得优质学校的入学机会，需要大量资金以及公共部门、私营公司和学术界之间的良好联系，国际合作也十分必要。2020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卫生组织召开的会议上宣布，中国“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尽己所能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了大量支持和帮助”。最近几十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个人主义和霍布斯式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而上述这些举措将有效克服这一问题。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苏联解体不仅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对左翼势力都是沉重的打击。以中国和古巴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要维护政权，就要被迫面对自由主义施加的重大限制。然而，恰恰是全球化和不同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为全球范围内克服资本主义逻辑提供了可能性。中国参与世界贸易的独特方式、开放的经济政策与赶超型工业化战略的结合大获成功，甚至得到竞争对手的认可。虽然中国国情独特，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成就表明，社会主义可以克服贫困并实现国家发展。

　　新自由主义思想自1930年以来一直备受推崇，并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得到广泛实践，然而最终却证明了所谓的“自我调节”市场的局限性。在过去短短十多年时间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遭受了两次深刻危机：次贷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大流行引起的生产性危机。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形势尚不明朗，美国引发的紧张局势仍在加剧。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的机会来建立一个更加理性、民主和环保的体系。各国的左翼和进步力量正在加强联系，以共同面对世界上一些地方新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四

　　结论

　　回望历史可知，物质和文化进步不是自发产生的，开放更不会自动实现。新自由主义霸权陷入危机，新法西斯主义和极端右翼政党兴起。社会主义政党和力量必须以卓有成效的实践成果应对这一问题。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推动了国家发展，业已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初步勾勒出发展图景。政府需在国家范围内实施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创造总需求，从而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在扩大就业政策的条件下，政府可以通过对私营部门的公共投资来激发国内市场。银行通过支持农业生产合作社等举措鼓励集体经济活动，推动区域发展。

　　促进国家繁荣和国际合作的方法多种多样。同时，它们也将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构成巨大挑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暴露越多，就越有必要寻找新的道路。存在即合理，非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发展途径的存在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人类的未来将取决于我们能否找到这种替代方案。

　　阿基纳尔多·多斯·桑托斯，社会学博士，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Universidade Estadual Paulista，UNESP)政治和经济科学院哲学与科学学系政治经济学副教授，研究员。

　　译者：刘鑫鑫，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