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安源建立工农革命军的历史不容篡改

　　——兼驳何仁美《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成立前后》

　　胡冬初  贺焕明  彭永辉

　　20 19年8月1日建军节，《人民政协报》登载了何仁美撰写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成立前后》(以下简称《何文》)一文，称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的领导层(主要指后来成为叛徒的余洒度营长兼代理团长)，在修水、铜鼓两个山区小县交界处的山口村建立了工农革命军。

　　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以铁的史实证明：创建工农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是毛泽东呕心沥血的精心筹划;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之中，更是有我无敌、义无反顾英雄气概的体现;也是毛泽东根据党中央的决议，从安源、修水、铜鼓等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作出的重大举措，并得到了湖南省委批准，决不是余洒度这种下层军官心血来潮的临时创意。

　　为了澄清历史的迷雾，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进行了详细的考证。铁的事实证明：工农革命军是毛泽东1927年9月初在安源亲手缔造的第一支有番号、有编制、有旗帜的正式的人民军队。

　　一、中共中央决定在两湖暴动成功后组建工农革命军。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人在南昌举行了“八一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由于历史原因，起义部队的番号仍保留为国民革命军，军旗仍是国民革命军的旗帜;后来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秋收起义在安源最早打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军旗，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武装的国民革命军势不两立，不久党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都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八七会议”后，为了秋收起义的成功，中共中央作出了多个决议，并与湖南省委有多次往来信件，反复交换意见。

　　毛泽东最早提出要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他于1927年8月20日在《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应该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再打了，再打则必会失败。[1]”

　　1927年8月23日是《中共中央复湖南省委函》指示：“在指定暴动的区域，未发难之先即应正式成立若干农军，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数量，施以真正的军事政治训练，所有的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2]”这是中共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出现成立“工农革命军”的提法，明确指出先正式成立若干农军，在暴动成功之后可改为工农革命军。同时强调：“中央从各方面来证明政治决议案是正确的，你们务须依此决议执行。据XX报告看来，亦应依照议决执行，而国际电令也是如此的。[3]”这是苏联红军建军的经验。

　　1927年9月12日发表于《中央通讯》的《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指示：“暴动组织在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湖北分会之下。军事方面: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名义,简称农军、工军，合称工农革命军。某农民暴动区域军事的指导用某区农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工农军的数量在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成为正式的革命军队,同时仍保存地方军队性质的工军与农军,执行各境当地警卫,以之为革命的新警察的基础。在暴动尚未发动之前,应将工人纠察队改称工人革命军，农民自卫军即应改称农民革命军。[4]”中央文件的精神强调在暴动成功后才组成正式的革命军队，保持地方军队性质，作为革命的新警察的基础。

　　《何文》称：警卫团进驻修水后，领导层根据中共中央“军事方面，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简称农军、工军，合称工农革命军”的决定，经与驻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会商，于9月初在修水的山口镇(距修水、铜鼓县城各60里)召开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建军编师大会。这是完全没有历史依据的，有主观编造之嫌，是站不住脚的，也有违文史工作者的职业操守。实际上，“山口会议”组建的是江西省防第一师。

　　这里要说的是，按照何文所说，9月12日中央才发布的决议案，在修水的警卫团领导层如何在9月初执行的?中央明令暴动成功后“组成正式的军队”，“保持地方军队性质，作为革命的新警察的基础。”在这里竟然被《何文》选择性地删除了。

　　二、湖南、湖北省委执行中央决议案的情况

　　中央的决议案在湖北、湖南省委得到了认真的执行。

　　湖北省委根据中央的决议，在鄂南、鄂东、鄂西、鄂中很多地方都举行了武装暴动 “决定以后公安农民领袖为鄂西农民革命军总司令。”“沙市工运，也指定了李焕青为工人革命军总司令，陈绪桂为总指挥。[5]”根据现有史料记载，湖北省委在1927年9-10月间组织了多起武装暴动，工农武装有多种名称，但没有工农革命军的名称。

　　湖南省委认真落实中央的决议案，制定湖南了暴动计划和口号：“省委认为在暴动开始之前及暴动发展之后,我们必须鼓动农民一致下决心,做下列的各事件及诸工作:1、平分土地;2、恢复农民协会,乡村政权归农协;3、杀土豪劣绅、反动派;4、没收土豪劣绅、反动派及大地主的财产;5、烧毁土豪劣绅、大地主的村庄;6、抗租及不缴租,已缴者收回来公分之;7、抗税捣毁政府的各种征收机关;8、组织革命委员会;9、毁坏交通机关。暴动的口号：1、暴动打倒唐生智、汪精卫!2、暴动打倒省政府!3、暴动打倒国民政府!4、暴动杀尽土豪劣绅!5、暴动农民夺取土地!6、暴动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7、暴动实行农协专权!8、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9、农民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10、暴动胜利万岁等等口号。[6]”

　　在湖南省委所列的九项“暴动中必须做的各事件”和十条“暴动的口号”中，仍没有建立工农革命军的内容。8月30日的决定也是“泽东到浏、平农军中去当师长，组织前敌委员会。[7]”

　　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湖南省委都没有在暴动前组建工农革命军的想法、计划。可见《何文》所说的“山口会议”组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毫无根据的。

　　三、国民革命军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在修水县山口成立

　　那么，“山口会议”组建的究竟是一支什么名称的部队呢?

　　原来，驻修水部队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于八月中旬进驻修水，余洒度任警卫团一营营长代理团长。苏先俊的国民革命军二十军独立团“八月二十日抵铜鼓休养[8]”。两支部队彼此之间没有隶属关系。

　　据张启龙回忆，浏阳工农义勇军“八月八日到达奉新”，“不久，部队从高安到铜鼓去的途中”，“江西省委又派余仁同志来传达指示。为了保存这支部队要我们暂时接受朱培德的改编，条件是受编不受调。经过谈判。朱培德同意了，部队被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一个团。我们就开到铜鼓驻扎下来，使部队有了落脚的地方。后来，武昌革命政府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军也受编到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驻修水境内。[9]”

　　余洒度“到修水即召集两部负责同志会议,商统一事，诸同志均以军事统一不可缓,乃决议将警卫团改为第一团,浏阳苏先俊(原驻铜鼓)部改为第三团，余贲民即分补两团,为灰色态度起见，改用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名义,度即被指为师长，贲民为副师长。内部负责为师委会,当即派吴会治来鄂报告一切,并请求示知。[10]”

　　据陈士榘上将回忆：部队进驻修水县城之前，卢德铭团长、辛焕文指导员、韩浚参谋长“找组织汇报情况去了，部队由一营营长余洒度负责指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警卫团决定用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的名义作掩护，造了全师花名册，派人到南昌请朱培德收编，同时刻了关防印信及征税收据。部队进行了整编，成立了师部，余洒度为师长。余贲民率领的的平江农民自卫军此时也到了修水，编为卫队营，余贲民为副师长[11]。”

　　据赖毅中将回忆：武汉警卫团和平江农军在修水驻扎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开始是以“国民革命军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名义驻扎的。用这个番号，主要是缓和同江西军阀朱培德的关系。当时用的印鉴是长方形的，我刚到修水时从余洒度、余贲民二人签署的布告上看到的[12]。

　　据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回忆：驻修水后：与江西朱培德交涉，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的名义，取得在修水暂时休整的机会[13]。

　　修水、铜鼓是赣西北最偏僻的山区小县，山高路险，交通闭塞，通讯不便，与外界接触困难。“先俊同志以四面敌人包围，在修铜恐不能立足，屡催度南迁，度以未得中央命令暂缓南迁。[14]”余洒度作为一个基层军官，无法了解到高度机密状态的中共中央决议。

　　余洒度的报告说“未得中央命令暂缓南迁”。张启龙回忆部队改编为江西省防军第一师是江西省委送来的指示。《何文》为什么凭空捏造说警卫团得了中央的决定?

　　《何文》说：“两支革命队伍的主要领导和营以上干部均参加了山口会议。”与史实不符。据师部参谋何长工回忆，当时警卫团“由武汉出发时，拖出了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司令部的几大处”包括参谋、副官、军要、军需、军械、医务、被服、经理、兽医等八大处。在山口“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师的领导，还有一、三团营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15]”。实际上三团仅仅去了三个人，何长工也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吴开瑞《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在秋收起义中》[16]写道：“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前身是浏阳县工农义勇队”。“1927年7月，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离开浏阳，到达平、修、铜交界的长寿街驻扎。在此，接到中央指示，部队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独立团”。8月20日开抵铜鼓，“驻铜鼓不久，得知武昌警卫团到了铜、修2县之间的山口。苏先俊骑着马，挂着手枪，带两个人前往山口，与警卫团联系上了。他回来没有作传达，只说那里土布多，只得等潘心源(县委书记)回。”参加山口会议的只有几个人，

　　如果“两支革命队伍的主要领导和营以上干部均参加了山口会议。”应该有很多人会在回忆资料提及。后来的当时营以上干部没有一个提到过山口会议。

　　《何文》说，山口会议“为充实第三团力量，随时准备暴动，师委会决定从第一团(原警卫团)调伍中豪营部分武装和平江工农义勇队一部由伍中豪率领补充第三团。”也与事实不符。据张启龙回忆：“伍中豪率警卫团一个营来三团是中秋节的前一天。他们来后，编为第三营。我们原来的三个营合并为两个营，其中一营营长是汤采之，二营营长是张子清;团党代表是徐麒。[17]”三团的整编，显然是毛泽东到铜鼓以后才进行的。何文却罔顾史实，打时间差，移花接木，实为不当。

　　事实上，“山口会议”是警卫团代理团长余洒度和独立团团长苏先俊为主，落实江西省委指示，编成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的小型会议。《何文》将其说成是工农革命军的建军誓师会议，意思是说，工农革命军最早是由后来成为叛徒的余洒度等人建立的，企图以伪造的余洒度在“山口会议”建立工农革命军否定毛泽东在安源建立工农革命军的历史功绩。这是不能得逞的。

　　余洒度和苏先俊何许人也?是中共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可耻叛徒。

　　余洒度对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领导心存芥蒂。铁心的《从警卫团说到工农革命军》说到“……赶了几天路，忽然接到一封药水信：‘为何许久不来，真是误事不少，务于明日午前赶到排埠……前敌委员会毛令’。这样一来，对于我们余同志是出于意外的，想不到半天云里又来了一个命令他的人，心中总有点东西不能吐出，对于党权高出一切，自然不便作声。过了排埠以后，在依山傍水的某村午餐时，我们工农革命军的领袖才一起见面了[18]。”余洒度、苏先俊两人后来投敌叛变，余洒度任国民党少将，因贩毒被蒋介石亲自下令枪决。苏先俊出卖湖南省委领导人郭亮，任湖南省铲共法庭庭长。1930年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攻占长沙，苏先俊被枪决。中共卓越领导人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澎湃、叶挻、刘伯承、朱德等同志发动南昌起义时没有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余洒度这个被革命烈士潘心源贬称“自命师长”的投机分子，根本就没有胆识和底气拒不执行当时中央继续打国民党旗子的命令，打出与中央决定不相符的旗号。

　　曾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苏先俊向中央的报告中称：第一期“中国国民党湖南工农义勇军第四团队”;第二期“国民革命第二十军独立团”;“平江部队在修水与警卫团合编为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第一团，先俊部则改名为第三团[19]。”而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则是所在部队发展的“第三期”，即秋收起义时发生的事情。

　　据铜鼓纪念馆1982年11月访问记录，张盛朝“在铜鼓当兵后，一共发了三套符号。第一套：符号上名称叫独立团;第二套：符号上部队的名称叫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第三团;第三套：符号上部队名称为工农革命军，在白沙发的。[20]”第三团到达白沙是在9月11日。

　　四、毛泽东在安源建立工农革命军是实事求是的重大举措

　　中央的决议案明确规定“两湖的农民暴动必须开始于九月十号。[21]” 当时湖南省委还没有掌握可靠的武装力量。

　　8月初，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和苏先俊率领浏阳农军前往南昌参加起义，到达永修县涂家埠,前方传来消息，起义军已离开南昌向广东进军，于是决定返回湖南。8月5日“走到武宁县城遇到余洒度之警卫团,适从十一军跑了出来,与贺、聂(叶)失了联络,找不到出路,于是与平江义勇队合在一处,决由修水同回平江。一面派人追到浏阳军队内面来,通知浏阳负责同志，当时我们正到了瑞州,听说贺、聂(叶)已绕过闽边、无法联络,听到他们的报告便决定由上高、万载到铜鼓与他们联络。当时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宁汉已发生冲突,湖南空虛,因此便想乘机割据平、浏一带。到上高后,军队自铜鼓开动我便到安源去找省委关系,中途被士匪将行装、路费劫去,弄了三、四天才到安源。当时安源的工会还公开存在，矿警队虽改为六军警卫团,但是其中尚有很多我们的同志负责及当兵。到后便找到了安源市委,报告我的来意,后由市委派宁迪卿同志向省委报告我们的情形。[22]”湖南省委开会，“八月三十日，常委委员决定公达到中央报告计划，泽东到浏、平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23]”“毛同志随即到了安源。”

　　“毛同志到安后,即召集同志根告八七会议的经过，新政第之变更,如湖南省委之改组、他自己之回湘及秋收暴动之决定。他说两湖的秋收暴动是我在中央时决定的。湖南指挥暴动的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一个是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同志为书记,以各县负责同志为委员。长沙暴动以人力车工人及近郊农民为主力。并可组织五百左右之伤兵。各县都已准备农民暴动,各地电线、铁路都已淮备拆毁。我并带有中央介绍信,要贺、聂(叶)军队中调两团人来做暴动的武力,现在他们既绕道闽边,你们来了更好,希望潘心源同志将军队的情形作一详细报告,并开会讨论平、浏、安各地的暴动布置工作。[24]”

　　“阴历八月初(日子不记得了)，毛泽东同志召集安源会议，到会者毛泽东、潘心源、蔡以忱、宁迪卿、王新亚、杨骏等。讨论的问题是军事及农民暴动的布置。”“大概结论是分三路：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及矿警队为主力”;“第二路是以平江农民及义勇队为主力”;“第三路是以浏阳农民及义勇队及余洒度之一团为主力”。这里所说的“三路”实际上就是三个团。首先在安源组建的是工农革命军第三团。“阴历十日晚上，下令暴动，由王新亚指挥工人、农军分头捕敌反动长官，改编军队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三团，于是安源市便归我们了[25]。”

　　毛泽东1936年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谈到：“(1927年)九月间，我们通过湖南的农会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广泛的起义。工农红军的最早的部队建立起来了。新战士有三个主要来源：农民本身，汉冶萍矿工，起义的国民党部队。这支早期的革命军事力量被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来自反叛了汪精卫的一部分武汉警备部队。第二团由汉冶萍矿工等组成。第三团由浏阳等县的农民武装组成。[26]”潘心源报告所说安源会议确定的“三路”，与毛泽东谈到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三个团正好相吻合。

　　毛泽东来到安源，看到了武装起来的两千多工人、农民的力量，知道了安源工农武装曾在6月份打败了周围地主武装对安源的围攻，成功地保卫了安源“小莫斯科”，他们革命热情高涨，士气高昂，但因互不统属，不便于统一指挥;通过潘心源，深入了解到修水、铜鼓工农武装和警卫团的实际情况。当从潘心源的汇报中得知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和属湖南省委管辖的平、浏农军滞留在江西境内的修水、铜鼓时，不顾中央“在暴动成功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成为正式的革命军队”的指示，决定在暴动之前，将互不统属的各地的工、农武装、矿警队和江西省防军统一整编，建立正式的“工农革命军”。

　　安源会议的参加者、中共安源市委宣传部长杨骏在1955年写的回忆材料是这样记述的：1927年，我“奉令随同蔡以忱(现状不明)等改装回湖南转安源，重新将安源矿警编入王新亚部，组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三团，王新亚任团长，蔡以忱任政委，我任秘书长”。

　　建立工农革命军是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在安源作出的英明举措。能够在这样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上，如此旗帜鲜明地执行中央决议，不违背原则而又切合实际地提出与中共中央不同的举措，充分显示出毛泽东的原则性、灵活性、过人胆识和求实精神的高度统一。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在一个多月后(9月28日)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泽东。”

　　建立工农革命军的决定首先得到了湖南省委的批准，随后中央也认可了毛泽东在安源作出的决议，只是根据实际情况在人事任命上作了小的调整。

　　9月8日晚，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和省行委书记易礼容联名签署发布《中共湖南省委的命令(第21号送中央)》：“本月16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27]”。命令发布给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毛泽东、第四团团长朱少连及直辖各团团长、各区委、行委、县委。值得推敲的是命令没有下达给第一、二、三团。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湖南省委认可了毛泽东在安源编成的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二、三团，让毛泽东以第一师师长名义直接指挥第一、二、三团的作战。

　　据何长工回忆：“在卢德铭走后半个月左右，他便派了一个参谋带回一信，传达党中央的决定，在原警卫团的基础上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同志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同志为秋收起义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警卫团和平江农军编为第一团，团长鈡文璋;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醴陵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团长王兴亚;驻铜鼓的浏阳农军和警卫团一营编为三团，团长苏先骏;由罗荣桓同志做工作争取过来的夏斗寅残部编为四团，团长邱国轩;崇阳、通城农军编为师特务连，连长谭希林，党代表是罗荣桓同志。并叫我们准备好秋收起义工农革命军的旗子、领章、袖章、印章等。旗子和袖章的图案还是当时师部副官杨立三同志我在修水设计，并请人按图案制作的[28]。”何长工说得很清楚，是党中央决定：“在原警卫团的基础上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党中央决定的依据来自何方?来自毛泽东向中央报告的安源会议部署、卢德铭等人当时在武汉向中央的汇报、“吴会治来鄂报告一切,并请求示知。[29]”。中央根据安源、铜鼓、修水三地的实际情况，任命毛泽东为前委书记、卢德铭为总指挥、余洒度为师长，将安源部队由第三团改为第二团。此前，由于交通不便，通讯联络困难，中央对安源、修水、铜鼓三地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在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后，毛泽东在安源会议作出的部署，变成了党中央的决定，进一步完善了秋收起义的组织领导机构、中国工农革命军的番号、战斗序列。

　　工农革命军的组建，不是一次会议完成的，它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毛泽东召开安源会议，确定起义部队的名称、建制和作战计划，将驻修水、铜鼓、安源的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在安源组建第三团。由此可以推论，毛泽东、潘心源和安源会议的与会者当时都不知道平江、浏阳的革命武装已经改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下辖一、三、四团;如果知道这个情况，安源的起义部队当时就不会改编为第三团，而应该编为第二团(因为一个师不可能同时设立两个第三团而没有第二团，而且江西省防军刚好空缺了一个第二团的番号)。会后，毛泽东和安源行动委员会写信向中央、湖南省委作了报告。

　　第二阶段：9月5日中共湖南省委收到毛泽东和安源行动委员会的报告信以后，开会进行了研究，批准了毛泽东在安源军事会议上作出的部署，发布暴动命令，并任命毛泽东为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全权指挥下属三个团的行动。

　　第三阶段，中央收到毛泽东安源来信后，根据卢德铭等人在武汉的汇报、余洒度派吴会治送来的报告，得知修水、铜鼓的部队已经改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余洒度任师长，遂决定结合安源会议决议加以调整：毛泽东不再担任师长职务，以前委书记身份领导暴动，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为师长;正、副师长，各团团长为前委委员;修水、铜鼓的部队分别为第一团和第三团，两个团的番号和领导成员照旧;将安源的工农革命军第三团改为第二团。据何长工回忆，中央这一决定由卢德铭派参谋送到了修水师部。

　　从安源部队由第三团到正式起义时改为第二团建制上推论，中央决定也已于9月8日前送到了安源。安源部队9月8日授旗和正式起义时的番号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不是9月4日的第三团番号。至此，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组建工作全部完成，并成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五、安源最早打出工农革命军军旗

　　“旗帜就是方向，旗帜立起来了，革命才有希望，军队才知所趋赴。”

　　在确定了工农革命军的名称、番号和编制后，毛泽东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一九五六年八月版《中学生》杂志发表了毛泽东的老朋友谢觉哉[30]的文章《关于红军的几首词和歌》，引录的第一首诗词就是毛泽东的这首词，当时词名为《秋收暴动  [西江月]》。

　　一九八六年九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毛泽东诗词选》收录了这首词(正式发表时，“秋收暴动”改为“秋收起义”，“修铜”改为“匡庐”，“平浏”改为“潇湘”。)

　　本词原稿概括了秋收暴动的的部分计划，揭示了农民暴动的根本原因和正义性，抒发了对工农革命武装的赞扬之情。

　　这首词采用写实的手法，将情志寓于记事之中，词句朴实，然力胜千钧。短短的50个字，原稿“修铜一带不停留，要向平浏直进”，简要地体现了毛泽东在安源军事会议上制定的部分作战计划;修改后发表的“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真实地再现了秋收起义的历史。全词深刻地揭示了秋收暴动的根源和起义计划，表达了对革命战争的无限赞美之情，具有独特的诗史价值。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要向平浏直进。”包括了番号、军旗、初期进军方向。这是毛泽东在安源向修铜部队发出的向平江、浏阳直进的命令。从字面上看，原词创作应该是在部队番号、旗帜确定之后，整体计划公布之前。

　　据《毛泽东年谱》第213页：毛泽东“9月5日在安源写的信送达中共湖南省委。此信提出长沙暴动要与前方军事行动相配合,否则会失败;相约十一日安源发动,十八日进攻长沙。”由此推论，毛泽东的《西江月•秋收起义》写于1927年9月5日之前，此时番号、旗号已经确定，暴动计划及战略目标还没有公开，很有可能是信手写来，兼顾保密。

　　1927年9月5日之前，毛泽东还在安源。也就是说在9月5日之前，毛泽东在安源确定了工农革命军的名称、旗号、番号、编制。

　　现在工农革命军军旗最早诞生在修水的说法，有偏颇。

　　王耀南少将回忆：“一九二七年九月八日，王兴亚团长宣布“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爆破队正式成立，由杨明同志任队长，王耀南同志任副队长。接着他把一面鲜艳的红旗授予了杨明同志，红旗用有白铜枪尖的竹竿挑着，旗面上有镰刀、铁锤的图案，并缀有一颗金黄色的五角星，旗边上竖向排列着一行字：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爆破队。[31]”

　　国民党当局1934年出版的《现代史资料》第三集记载：余洒度“接到了伪中央的重要通告，要他们援助湖南大暴动。……所以我们的余师长，一面催制军服，一面赶制工农革命军红旗，中间镶一五角星，星上饰镰刀斧头。[32]”

　　《何文》称：山口会议后，何长工、陈树华、杨立三等三人受命在修水县城商会会馆设计军旗。城里的梁幼陶、朱菊英等几十位裁缝师傅经过几天几夜的紧张制作，100面崭新的军旗缝制完成，同时缝制了1000多块红领巾、红袖章，以备起义时使用

　　受命?受谁的命。《何文》指的是受余洒度师长的命令。

　　可是，余洒度本人报告：“九月八日得先俊兄转来萍乡举动决议……。”没有提及接到卢德铭送来中央决定的时间，说明9月8日收到苏先俊从铜鼓转来的安源决议在前，收到卢德铭从武汉送来的中央决定在后，铜鼓转来的决议与中央的决定内容基本一致。这与当时的交通条件相符。当时安源与武汉有铁路相通，安源会议的决定一天可到武汉;从安源到铜鼓步行需要两天，从铜鼓到修水步行需要一天时间，从武汉步行到修水有两百多里路程，步行要走两天。此时离暴动时间很近，所以他“一面催制军服，一面赶制工农革命军红旗”。如果是山口会议后就赶制军旗，离暴动时间还有十多天，时间充裕。如此机密大事就不会召集几十个人参与。

　　何长工设计的军旗应该是修水部队的军旗，即是落实“安源军事会议”的举措。且他设计军旗时，安源第二团已有不少连队完成了授旗。据何长工回忆，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9月17日，第一、三团在铜鼓会师之后。

　　安源军事会议确定了工农革命军名称、番号和军旗，改变了过去工农武装名称、番号、旗帜不统一的现象，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从此有了自己统一的名称和旗号，是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工人运动同农民运动、武装斗争三者开始紧密结合的重要标志。

　　历史文献记载确凿无疑地显示，工农革命军是毛泽东在安源会议决定组建的，工农革命军的旗号是毛泽东亲自确定的，安源部队最早打出了工农革命军军旗。

　　六、秋收起义红旗不倒的意义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武装暴动，从安源军事会议开始筹划到9月29日三湾改编，历时不到一个月，大小激战十余仗，纵横驰骋数百里，胜利转兵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书写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军事史上的奇迹。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打出了以镰刀斧头为标志的工农革命军旗号，为后来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黄克诚大将说：“井冈山的红旗不倒，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希望，关系重大。大家看到还有一支武装力量能够站住脚，这就使许多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极端险恶的情况下，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强了革命的信心。那些把武器埋起来的地方又把武器取出来再干。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是我们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参加南昌暴动的有三万多人，后来在汤坑、三河坝等地打了败仗，队伍几乎打光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收集了余下的官兵八、九百人，改编为一个团，以后又搞了湘南暴动，扩大了武装，比毛主席领导的兵力多。但是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面红旗在井冈山，没有毛主席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朱德、陈毅同志所领导的队伍要坚持下来也是很困难的。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同志英勇地领导了平江暴动，暴动以后奉命留下黄公略和几个同志带着少数武装坚持平江、浏阳斗争，彭德怀和滕代远同志带着主要的部队也上了井冈山。他们把毛主席建立革命政权、建立根据地、建党、建军等等一套东西学到后，又回到平江、浏阳一带，发展了湘鄂赣根据地[33]。”

　　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道路，是毛泽东建立人民军队和农村包围城市军事思想的起点，对后来各地的武装起义有示范和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这是党和人民对中华民族最优秀儿子名副其实的崇高赞誉!

　　《何文》以探求真相为名，行釜底抽薪，移花接木之实，罔顾历史文献，凭空捏造史实，移花接木，偷梁换柱，欺骗人民大众，为叛徒余洒度涂脂抹粉，剑指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毛泽东，必须予以驳斥。

　　《何文》发表后，史学界热血有识之士义愤填膺，有人人依据史实撰文批驳，然有人却用双重标准拒绝发表!《何文》现在还挂在人民网等网站上面，难道《何文》否定伟大领袖毛泽东缔造人民军队的丰功伟绩倒成了天经地义!

　　我们欢迎有不同见解的人公开辩论!对于捏造史实、移花接木，偷梁换柱、欺骗群众的历史虚无主义必须坚决批驳!相信各类媒体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活动中，一定会正确选择政治站位，公正对待学术讨论，坚持历史真实，公开发表本文，疏清《何文》流毒，以正视听!

　　作者简介：

　　胡冬初 江西省萍乡市森林资源监测中心高级工程师、研究员，长期从事森林资源调查与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9月9日在江西省纪念秋收起义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与曾绍文合著的《安源会议与〈西江月•秋收起义〉》一文收入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色安源家书》中。

　　联系电话：13879923153;邮箱：1251309161@qq.com; 邮政编码：337000.

　　贺焕明，笔名西江贝奇、子奇，男，汉族，江西萍乡人，大学文化，历任中学英语教师，文史办副主任、主任、工商联主席、萍乡市社联《萍乡社会科学》副主编、萍乡市文联《安源文艺》副主编，现为萍乡市作协理事、安源区作协主席、《安源作家》杂志主编。先后加入萍乡市作家协会，江西省作家协会、中国诗歌学会、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1978年起在各级报刊发表诗歌(歌词)、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电视文学作品等，共计280余万字，出版有个人诗集《走向珠峰》、长篇历史小说《史镜大国忠魂》、《血镜-共和之路》，《官镜·青天在上》，并多次获得诗歌、歌词、小说、报告文学奖项。

　　地址：萍乡市安源世纪广场10号安源区作家协会

　　联系电话：13755536317.邮箱：298356832@qq.com

　　彭永辉，萍乡市安源区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

　　[1]中央档案馆编  秋收起义资料选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16页

　　[2]中央档案馆编  秋收起义资料选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3页

　　[3]中央档案馆编  秋收起义资料选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4页

　　[4]中央档案馆编  秋收起义资料选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35页

　　[5]  湖北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给中央的报告https://www.51vv.com/military/files/92659.shtml

　　[6]  中央档案馆编  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  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18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版

　　[7]  中央档案馆编  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  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17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版

　　[8] 中央档案馆编  苏先俊报告  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50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版

　　[9] 张启龙  秋收起义中的第三团  《秋收起义在江西》第196页  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10] 中央档案馆编  余洒度报告  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31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版

　　[11] 陈士榘   随“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在江西第173页  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12] 赖  毅  秋收起义在修水  《秋收起义在江西》第187页  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13] 杨立三  秋收起义的第一团  《秋收起义在江西》第192页  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14] 中央档案馆编  余洒度报告  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31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版

　　[15] 何长工  秋收起义和工农革命军的建立  《秋收起义在江西》第182页  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16]吴开瑞  工农革命军第三团在秋收起义中   亲历秋收起义第46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版

　　[17] 张启龙  秋收起义中的第三团  《秋收起义在江西》第199页  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18] 铁  心  从警卫团说到工农革命军  现代史资料第三集  1934年

　　[19] 苏先俊  关于浏阳、平江、岳阳作战经过报告书(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七日)。

　　[20] 张盛朝  铜鼓青年踊跃参加秋收起义部队  《秋收起义在江西》第213页  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21]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的决议案  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34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版

　　[22] 中央档案馆编  潘心源一九二九年七月二日向中共中央的报告  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54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版

　　[23] 中央档案馆编  彭公达同志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  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17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版

　　[24]  中央档案馆编  潘心源一九二九年七月二日向中共中央的报告  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56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版。

　　[25]  潘心源1929年7月2日向中共中央的报告。《秋收起义在江西》第115页  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26]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65、140、14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版。

　　[27]彭公达  易礼容   中共湖南省委命令  《秋收起义在江西》第9页  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28]何长工  秋收起义和工农革命军的建立  《秋收起义在江西》第181页   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29]中央档案馆编  余洒度报告  秋收起义资料选辑第131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1版

　　[30] 谢觉哉 (1884年4月27日--1971年6月15日)， 1884年出生湖南宁乡人。谢觉哉1921年参加新民学会。曾主编《通俗日报》和《湖南民报》。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毛泽东秘书、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