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歧导致党内路线之争

2020-8-3 22:52|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1804| 评论: 0|原作者: 激流网|来自: 激流网

摘要: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新中国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因为它是在新中国医治好战争创伤，顶住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与经济封锁，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它要议定所面临的历史性重大课题。

三、公有制生产关系还有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问题

社会基本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如何对待。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是社会基本矛盾的核心问题，阶级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利益诉求不同，必然发生分歧，产生矛盾，形成不同的实践，最终会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

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后，毛泽东曾经满怀欣喜地期待着，随着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的大变革，生产力将会获得极大的解放，生产力解放的显著特征就是人民群众高涨的生产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赞颂人民公社社员群众的这种高昂的精神状态，他说，“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12]“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13]“我们这个民族现在的热情、热潮，就像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出来。”[14]

然而，毛泽东很快“又没有快乐的日子了”。他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以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没有解决，甚至没有认真研究过的问题：在所有制解决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还有没有阻碍生产力发展而必须改革的东西呢?他发觉,“党、政和群众，工厂的领导和职工，合作社的领导和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还没有解决。“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之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

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15]“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三个部分及其相互关系，他们接触到了，但没有展开。我看经济学上没有讲清楚这一条。”在政治经济学里，“马克思主义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还迫切需要创新和发展。毛泽东明确指出：“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重要部分。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16]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科学论断。这个论断表明，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所有制以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还必须解决“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问题，它“是生产关系中的重要部分”，是直接关系能否合理对待劳动人民主人公地位和利益，能否充分发挥劳动人民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的大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仍然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很显然，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编著《资本论》创立马克思主义的那个资本主义时代，还不可能深入讨论社会主义经济的这个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也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现成答案，而必须结合实际，继续进行探索的一个新问题。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解决了没有呢?毛泽东说：“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没有解决。”旧制度的意识形态和行为习惯仍然在苏联存在。发现并着手革除苏联模式的这种制度缺陷，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中，毛泽东是第一人。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和群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关系。他说“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关系，是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关系。苏联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做好，旧的法权（等级）制度没有彻底破坏，劳力与劳心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认为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17]

毛泽东对斯大林批评最多的就是：“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8]斯大林否认社会基本矛盾，造成了三个方面的不良后果：首先，在遇到实际存在的社会矛盾时，没有严格区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导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第二，因为没有正确理论和思想准备，而处置社会矛盾不当，搞了肃反扩大化;第三，容忍官场坚持搞特权，搞特供，搞特殊化，形成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对实际生活中正在不断膨胀的资产阶级法权所造成的恶果视而不见，严重脱离广大城乡劳动人民，以致滋生新兴资产阶级分子，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上台，最终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严重后果。

以苏共和苏联为鉴，毛泽东“要寻找我们自己的道路”。他创造性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次提出了如何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课题。他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在他所准备的讲话提纲里写道：“应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主要表现在哪里呢?毛泽东认为，表现在执政的干部(官)与广大群众(民)之间的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干部一边。现实情况的发展不断地给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提供了实际依据，而且越来越显示出生产关系的这部分因素对于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影响。

1957年4月1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专门起草了一个重要指示，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开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贯彻。他在此指示里严肃地问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这个指示反映了毛泽东当时最关切的问题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否想通了、认识清楚了、认真执行了，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是否开始有所改变，第一把手是否认真地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党和党外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些缓和，对人民闹事能不能采取正确的态度等等。

毛泽东曾经寄予厚望的“大跃进”运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曾经令他兴奋不已的“人民公社”也遭遇严重的干挠和破坏。毛泽东在连续深入各地调查研究后沉痛地总结经验教训时，一方面检查了最高领导层决策失误的问题，如制订国民经济计划时不肯降低“高指标”，宣传成绩时弄虚作假，“吹牛皮”等，尤其是他本人退居二线脱离实际和用人不当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领导干部中普遍存在的急于求成、瞎指挥、浮夸风、命令主义、官僚主义、欺上瞒下等坏作风所起的恶劣作用。毛泽东发现：在农村人民公社，“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19]在工厂里，“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20]在各种事业单位，“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等等。这些情况损害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情感，挫伤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从而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几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的。一旦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的资产阶级法权（等级制习惯）恶性膨胀，权力集中在管理层，人民在生产决策、特别是分配上毫无发言权，而管理层不是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而是围着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进行管理和分配，一些高层干部脱离劳动，而又享受高薪及各种特权和福利，还对工人群众实行关卡压，特别是当管理层变成抱团贪腐成窝的利益集团，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就名存实亡了。

这种情形的发展，使得毛泽东越来越警觉。1965年1月5日他读到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的来信。信中说：“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毛泽东对此很认同，也极为重视。他尖锐地批评批示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傅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四、生产关系问题处理不好社会主义不能最终胜利

从前面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和讨论情况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政治经济学理论判断，即在所有制解决之后还必须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就不能取得最终胜利。毛泽东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毛泽东在组织高层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21]党的八大后，中共党内曾一度有提高农村集体化公有程度的意向和作法，不少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例如刘少奇蹲点的河北省徐水县率先成立了全县范围的特大型公社，号称实现了全县的全民所有制。毛泽东调研发现，很快意识到这是脱离实际，是很不现实的。随后在毛泽东的艰难探索和坚定主导下，修定人民公社制度，基本恢复到八大前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合作化集体程度。在此之后，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所有制情况再没有大的变动。在所有制基本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毛泽东将投入的最大精力就是放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尤其是干群关系方面的问题。

在关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方面，毛泽东特别注意到一个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干部特殊化，社会不平等的发展有可能导致新的阶级分化，会出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他在1959年组织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向一起研读的高层官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高度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22]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特别在于教育干部。于是党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通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文件中，首次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解决“既得利益集团”问题，是毛泽东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生产关系问题更为深入的思考和决策。随着社会不平等关系的发展和固化，有可能导致与劳动大众利益相对立的特殊利益阶层出现。这个问题，最早见诸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的，就是1956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文件，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23]1965年在陈正人那封来信的批示里，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说他们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又对既得利益集团产生的根源进行了深刻分析。他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24]他们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再次强调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还特别关注干部子弟特殊化所造成的等级制度固化的问题。他多次批评干部子弟有优越感，脱离群众，并以苏联为例，说：“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从而形成与普通工人农民相对立的特殊阶层。所以，毛泽东以身作则，并且说，“我们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要求干部子弟“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从革命战争中出生入死打出来的那些老干部享有国家的某些照顾，这是由历史造成的，但是他们的子女因此而沾光就是一种封建“世袭”思想的影响。如果坚持“官本位”的封建意识，“封妻荫子”的特权思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丑陋规则，势必使干部队伍腐化变质，败坏党风政纪，严重脱离人民群众，这样下去，危害无穷。面对此情况，毛泽东多次十分担心地对女儿李敏说，如果不注意，干部子弟会成为“一大灾难”。他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防止党的干部内部形成特权阶层，反对党员干部的腐败现象，严格要求干部子女，“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干部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25]

实事求是地说，由于毛泽东一再向全党敲响警钟，党中央开展整顿作风、严惩贪腐、防微杜渐工作，采取了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等一系列改善干群关系的措施，使得他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总体上保持了清正廉洁，联系群众的作风。正如毛泽东一再所说，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毛泽东所担心的那种脱离群众，进而形成特权阶层的倾向是确实存在的，他对这种危险的关注和警惕并非无的放矢。苏共腐化变质，最终垮台的结局更加验证了毛泽东的判断。

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离开了他终生深爱、服务一生的人民，但是他老人家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建立以后还必须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特别是搞好干群关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思想，必将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毛泽东在他有限的人生旅途不可能完全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这个重大课题，但是他“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非常地努力了，顽强地尽了他最大的责任，并且从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上，给一切真正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们指明了取得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正确方向和道路。

注释

[①]《王光美访谈录》第166～1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②]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第6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5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④]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3～304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⑤]《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2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⑥]《党史研究与教学》1989年第4期。

[⑦]《百年潮》1998年第6期。

[⑧]见1939年在延安出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晋绥新华书店印制。

[⑨]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党的文献》1998年第6期。

[⑩]《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9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1]马社香：《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第15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