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江湖”何新（二）

对于一个阶级来说，北大是“万恶之源”，对于另一个阶级来说，北大是“首善之区”。北大是思想界必争之地，也是当权者钳制自由思想，为本阶级造阶级舆论，服务本阶级的政权的关键要塞。对于北大师生和学生运动的态度，反映出当政者的阶级属性。例如，1966年5月16日，关于文革的通知形成，文革正式开始，头三个月，刘少奇等在北京主政文革，向北大派出万人工作组，对北大师生自发的革命热情，进行残酷的绞杀，以至于毛泽东后来指斥他们“镇压学生运动”，是年8月，毛泽东从杭州返回北京，责令撤出刘的工作组，轰轰烈烈的文革才真正开始进入清理资产阶级代理人，为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服务的正确阶段。

何新的北大演讲是为D处理“风波”的铁血政策，做无罪辩护。在展开、揭露和批判何新北大演讲内容之毒害之前，这里有必要先从思想史角度，对北大历史做最要点的交代，并连接到有关“风波”事件的一些基本事实。

北大起源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1895年创办的“强学会”，1898年以京师大学堂面目成立为大学，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家鼐为总监都，相当于现在的校长，学生都是从中上级官吏或者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北大的官学背景，决定了北大以守旧为名，当时的学生把进入北大当作升官发财的台阶。那时的教授位置不靠学问决定，而依据他们的官阶，他们被称作“中堂”或者“大人”，学生则被叫做“老爷”。在道德方面，教授和学生一样，都声名狼藉，常常放纵于赌场或者妓院，因此，曾被社会冠以“探艳团”，“赌窟”和“浮艳剧评、花丛趣事策源地”（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

1912年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改为国立北京大学，严复曾受命袁世凯，短期担任过北大的校长。这个严复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和曾和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同期留学英国，曾节译达尔文、赫胥黎关于进化论相关著作，创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 这些个“现代成语”的那个严复，也就是那个在中国最新提倡西化，介绍科学方法、民主思想制度，最先反对科举制度，反对传统的儒家控制，对毛泽东的早期思想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那个严复，当然，也就是那个1902年以后，渐渐转为保守，不赞成任何革命和革命政党，并担任袁世凯政治法律顾问，积极支持袁世凯帝制复辟，提倡恢复中国古代文明，把蔡元培称为“神经病一流”的那个严复。

蔡元培1916年被任命为北大校长，1917年初就任后，提出著名的办学三方针：第一，大学是学术研究机构，不是“国粹”保存馆；第二，学生不应“专己守残”，要“应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第三，大学须保有思想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自由发表”，“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正是因为蔡元培推动的改革，北大才成为现代中国自由思想的发源地，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这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一个个被请到北大，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五四运动”中走向街头的那批学生中，罗家伦，傅斯年后来成为国民党的学术重镇，也是当时反共产党的最坚决的急先锋，俞平伯成为《红楼梦》研究专家，张崧年成为中国的罗素数理哲学第一阐释者，高君宇，谭平山成为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后来牺牲），朱自清成为散文家和诗人，冯友兰成为著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并在文革后期成为“梁效写作组”核心成员（“梁效”，乃清华北大“两校”的谐音）。还有许多其他名人，不一一列举。

中国现代历史，一定程度上讲，就是一部学生运动的历史。“五四运动” 是中国历史上学生运动的第一个高峰，在思想史意义上，它标志着现代中国的诞生。现代学生运动的第二个高峰，出现文革中，北大再次成为策源地，成为文革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思想阵营交战的主战场，并因为毛泽东对无产阶级阵营的毫无保留的支持，无产阶级思想阵营直到毛泽东去世的时候，至少在外在表现上，占据着有利位置。

前文指出，1980年代思想史上的所谓“黄金十年”，是毛泽东自由思想时代的自然延续，这个延续造就了20世纪学生运动的第三个高峰，即1989年的所谓“风波”。“风波”的直接导火索是胡耀邦4月15日的去世，实际起因则是因为1978年后占据中国政治中心舞台，以D为核心的所谓“三中全会”派，也就是“改革派”的公开的政治和经济的腐败。

在政治上，改革派以“清理三种人”为借口，把无产阶级革命派，从中央到地方各个权力位置，整体性清除，而实际上在文革中按照他们的幕后策划，直接制造了打砸抢，制造了各种流血事件的他们自己阶级的“三种人”，例如“联动分子”，则予以保护下来，让他们进入政权的基层位置和军队的基层位置，而“联动分子”的父辈，也就是老干部集团，更是被安置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和军队的关键位置，从而彻底推倒并砸烂了毛泽东的“大联合”，做成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他们自己阶级队伍的“清一色一条龙”。（我在其他文字中点到过“联动组织”，它是一个万恶不赦的“干部子弟犯罪集团”，我今后还会有文字继续揭露这个集团的黑幕，凡有志于深入研究文革，研究中国何以走到今天这一步者，都应该认真研究“联动组织”的来龙去脉，以及联动分子父辈们的权力变迁）。

在经济方面，“改革派”整体性蜕变为腐败集团，他们自己在台面上道貌岸然，提倡“五讲四美三热爱”，却私下为各自的家族成员开辟广阔的经济渠道，让家族成员，敛取财物，完成今天所谓“官僚资本”的早期积累。高层家族的腐败，最典型的是D家族的“康华公司”，当时这个D姓公司的“俞姓”具体操办人，今天依然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他的不倒，一方面是标志着今天的政权依然是D政权的延续，另一方面是作为政治保险锁，确保D家族不被清算。另一个典型代表家族就是现在被“炎黄春秋”捧为“民主教父”的“赵真人”家族，其大军和二军，两条“军犬”，利用乃父为主要代表之一的改革派设计的价格双轨制，和乃亲的权力资源，在全国各地倒腾紧缺物资，大量圈钱。

文革鼓励每个人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关心社会公正。这个现代中国自由思想的惯性，使得1980年代改革派腐败露头后，遭遇社会正气的坚决抵制，当时只有学生，最有勇气、决心和使命感，代表社会的良心站出来发言。北大学生为首的学生，借胡耀邦去世，上街游行提出“打倒官倒”，“反对腐败”的口号。这让心中有鬼、行动上露出腐败狐狸尾巴的“清一色一条龙”的改革派领导层十分震惊和失措，他们一致对付学生，并出台”4.26″社论，将学生上街定性为“动乱”。这一定性，导致改革派和学生之间矛盾激化，直接制造了4月27日沿着北京二环路行进的“百万学生”环城大游行。从4.26社论开始，运动发生重大转折，并激发了中央高层内部的争斗，改革派分裂为“保守派”和“民主自由派”（普世派），4.26前夕，军委副主席和党总书记“赵真人”到朝鲜访问，4.26社论曾电传到朝鲜，他明确表示赞同，但是，他回国后，看到学生运动有可利用之机，萌发了“皇帝梦”，想废止D的“垂帘听政”。是故，他借4.26社论出台时自己在朝鲜访问，推托激化改革派和学生之间矛盾的责任，公开挑战D的权力……（后略）。

学生和市民没有暴动，“有组织的政府暴力”是按事先计划进行，并事先作了舆论方面的安排。集中死亡主要地点是木樨地，六部口两地。天安门广场内没有死人。死亡学生和市民，据我个人实地获得的尸体数据和医院滞留的尸体数据，以及运回各高校的尸体汇总，估计在1000人左右。海外报道死3000以上和国内当时公布300人左右都与实际数量有重大出入。

此事，关键不在死人多少，而在于武力镇压学生运动这一事实的反动性，现代文明世界，一个号称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学生，这是无法想象的。文革中，一些人蓄意破坏文革，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各种事端，包括流血事件。即使在这样情况下，毛泽东从来只是坚决惩罚代理人，不管他们是赤膊上阵的，还是在幕后教唆的，并严格禁止滥用国家军事机器，不但不许用之对学生和平民进行有组织的屠杀，还要“三支两军”，为工农群众的合理斗争保驾护航。在这样鲜明对比之下，两件事件中的国家机器掌控者的阶级性和人民性，就楚河汉界一般分明了：文革中的毛泽东，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对待学生，如父亲护子，“风波”事件中的国家机器使用者，代表了资产阶级，是反人民的封建法西斯，对待学生如屠夫对猪。这同是阶级本性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