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五）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五）

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军事上举足轻重的战略要点，在现代战争中，城市的得失，不仅关乎地区控制权的易手，而且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进程，蒋介石和毛泽东都高度重视城市，蒋介石的信条是：“现代作战最重要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而毛泽东则依据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特点采取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战略，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蒋介石是“占市为王”，我们是“占山为王”毛泽东指挥人民军队不以攻城为作战重点，却围绕城市打出了一个又一个经典战例，常常围城打援，攻城阻援，而当他最终将围城打援变成攻城歼援，将作战重点指向大中城市时，蒋介石王朝的末日就来临了。

（十五）围城打援 攻城歼援

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第一次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就采取了围三阙一的战法，1928年初，井冈山寒气未消，江西国民党军第27师实施“进剿”其中的1个营，进占到了宁冈县城新城，毛泽东决定首先将其逼出城，然后歼其于运动之中，2月18日清晨，国民党军架枪出操，工农革命军在晨雾掩护下突然出击，歼其1个排，然后猛力攻城，国民党军不明对手虚实，仓皇出城撤退，结果落入了毛泽东布下的伏击圈，全部被歼。军事科学院陈力说：“新城战斗，是毛泽东指挥红军打的第一个胜仗。他使用的围三阙一的战法，这也成了红军初战时期在作战中攻击城镇的时候，经常采用的战法，还有一种战法，毛泽东也经常使用，就是先围城诱使敌人出城反击，然后在运动中加以歼灭，对于国民党军重兵防守的城市，毛泽东从来不主张冒险进攻，理由很简单，红军不具备打这种城市攻坚战的能力。”

1930年8月中央命令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毛泽东、朱德则认为红军并不具备攻打长沙的实力，反对贸然进攻，但上有中央命令，下有多数委员的支持，毛泽东只得勉强同意进攻长沙，红一方面军投入13个团，而长沙守军则有31个团，且工事坚固，双方强弱悬殊，尽管红军官兵英勇奋战，甚至采用“火牛阵”的方法，仍无法突破敌军防线，红军在坚城之下苦战16天，国民党军援军逼近红军被迫撤围，这次攻坚战，红军也有不小的损失。军事科学院褚银说：“攻打长沙的教训，对毛泽东后来的作战指挥影响很大，在此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毛泽东对城市攻坚，特别是进攻中心城市，一直是非常谨慎。”

到了解放战争初期，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与红军时期相比，已有了很大的提高，并具备了一定的攻坚能力，毛泽东也曾指示部队，进行过几次城市攻坚战的尝试，1946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发起大同、集宁战役，包围大同，展开攻坚作战，国民党军阎锡山部固守大同，而傅作义部则重兵增援，解放军攻城打援同时展开，重点不明结果平分兵力，导致了战役失利。军事科学院华国富说：“这表明，解放军的战斗力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要攻取国民党军重兵防守的城市还显力量不够，毛泽东因此将作战重点转为野战，而尽可能地避免攻坚战和阵地战，但如何调动敌人脱离坚城，创造打运动战的机会，毛泽东还在观察之中。”1947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主力，为配合南满地区“四保临江”，发起了“三下江南”作战，一下江南采取“攻点打援”战法，长途奔袭战略要点其塔木，同时在敌援军必经的公路要隘设下了伏击圈，国民党军三路增加援，结果由九台出援的1个团，稀里糊涂地被解放军全歼，其他两路伤亡惨重，其塔木守敌也被歼灭，其塔木战斗规模很小，却是一个典型的围城打援战例，毛泽东接到战报，立即指出：“围城打援是歼灭敌人重要方法之一。”军事科学院江英说：“攻点打援，就是围城打援，也就是攻击敌人必救的战略要点，调动敌人来援，在运动中加以歼灭，这是在人民解放军暂时不具备攻击敌人重点设防城市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过渡性战法，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围城打援就越来越成为人民解放军创造战机，开辟战场，在运动中歼灭国民党军的有效战法，仗越打越大，而作战的重点是放在打援上。”

1947年10月晋察冀野战军发起保北战役，围攻徐水，国民党军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派兵增援，与解放军主力在保定以北地区展开激战，孙连仲再调石家庄的第3军主力北上，企图南北夹击，与解放军主力决战，解放军遵照上级指示部队急速南下，按时或提前到达指定位置，随后发起进攻，消灭第3军主力，活捉军长罗历戎。军事科学院温瑞茂说：“国民党军被解放军围城打援，攻点打援的战术，打得心惊胆战，再也不敢像战争初期那样，一点被围，四面驰援，常常是上峰命令急如星火，各路援军则犹豫观望，谁也不愿冒险突前。”

1948年3月，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兵团，和中原野战军陈庚、谢富治兵团联合发起洛阳战役。毛泽东致电前线指挥员指出：“洛阳这样的重要城市”，国民党军“决不会不增援”。因此部队在扫清外围后，“应以一部攻击洛阳，吸引敌人来援，集中全力歼灭援敌，重点放在打援上面”。正如毛泽东所料，蒋介石发现解放军有进攻洛阳的企图后，果然令胡琏兵团和孙元良兵团增援，但胡琏兵团距离较远，赶到洛阳尚需时日，孙元良兵团则按兵不动，国民党军援兵迟迟未至，解放军前线指挥员遂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攻城为主，打援为辅，抢在国民党军援兵到达前攻占了洛阳，全歼守敌第206师2万余人。军事科学院姜铁军说：“洛阳是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在南线夺取的第一座坚固设防的中等城市，这次战役解放军不但积累了攻坚战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创造出了攻城阻援的战法，毛泽东立即肯定了这一创造，敌不真援，我就真攻城，从围城打援，到攻城阻援，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战法更加丰富多彩。”

1948年6月中原战场战云密布，大战一触即发，华东野战军指挥员粟裕向毛泽东立下军令状，决心指挥华东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主力，而国民党军则集中了9至11个整编军或整编师，准备与华东野战军决战。粟裕周密分析敌情，确定了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方针，决定发起豫东战役，攻城打援相结合调动敌人，消灭敌人。为抓住战机，粟裕先斩后奏，边指挥部队向开封开进，边向中央军委报告部署，毛泽东立即回电，完全同意粟裕的部署，指出，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要粟裕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并电令中原野战军阻击国民党军援军，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攻击兖州，牵制敌人，全力保障华东野战军主力作战。开封是当时河南省省会，工事坚固，守军达4万余人。蒋介石命令开封守军固守城池，同时令各路军加速前进，准备与解放军决战开封。6月17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发起开封战役，激战五昼夜，全歼守军。这是解放军攻占的第一个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省会城市，标志着解放军城市攻坚能力又前进了一步。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长赵一平说：“当时正值伪‘国民大会’粉墨登场，丢了开封以后，河南籍的‘国大代表’大闹南京，蒋介石被搞得狼狈不堪，严令各路援军猛烈进攻，夺回开封。各路国民党军蜂拥而至。粟裕遵照毛泽东的作战原则，决定放弃开封，转而求歼国民党各路援军中实力最弱的区寿年兵团。

毛泽东立即指示，如能歼灭七十五、七十二两个师当然更好，否则能歼灭七十五师也是很好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国民党军区寿年兵团和邱清泉兵团中间的40公里空隙楔入，一部进攻，一部阻援，生生剜出区寿年兵团，在睢杞地区予以歼灭。随即转兵围攻黄百韬兵团，在予其重创后，迅速撤出战斗结束战役。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温瑞茂说：“豫东战役是战略决战前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在中原战场进行的一场大规模会战，双方直接投入的兵力多达45万人，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全力配合下，攻城则克，打点则歼，阻援则固。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它表明解放军在进攻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中等以下城市时，已经由打援阻援为主，变为攻城与阻援并重。蒋介石也在总结教训，采取了一种新的战术，就是加强大中城市的守备力量，“筑塞联防”，使解放军“啃不动”；集中精锐编组机动兵团，往来策应，使解放军“吃不掉”。国民党军在重要的大城市往往集中了10万人以上的守备兵力，而增援部队则动辄数个兵团数十万人。这就使解放军的作战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敢不敢进攻国民党军重兵守备的大城市，第二，敢不敢在国民党军重兵增援时有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一次歼灭国民党军两至三个兵团。毛泽东将这一挑战，称作“闯关”。他毅然决定，全力解决大城市攻坚问题，发展战略进攻，为战略决战奠定基础，人民解放军开始了“闯关”之战，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毛泽东把济南战役称为“一次严重作战”，并亲自筹划部署指示粟裕等人，采取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足够的兵力进攻济南，集中野战军主力用于打援和阻援，既取济南，又歼灭国民党军援军一部或大部。蒋介石也制定了济南会战计划，以10万余人固守济南，另以3个兵团27万余人北上增援，准备与解放军主力进行决战。华东野战军决定，以总兵力的44%约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攻击济南；以总兵力的56%约18万人组成打援、阻援集团，准备迎击国民党军援兵。9月16日，解放军发起济南战役，攻城部队奋勇前进，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堡垒防线，经过8昼夜激战，攻克济南。国民党军援兵3个兵团觉察到解放军阻援、打援集团兵力雄厚，且严阵以待，遂步履蹒跚，行动迟缓，始终未敢靠近解放军既设阵地。济南战役“闯关”成功，毛泽东兴奋异常，他亲自修改新华社社论，写道：“这是证明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已经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的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外国人也看清楚了这一点，美联社发表评论说：“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姜铁军说：“济南战役的胜利，不但标志着解放军，已经彻底解决了大城市的攻坚作战问题，而且标志着蒋介石‘守点必援，争面固点’战略的彻底破产。失去了最后的据点——大城市，他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根基已经彻底地动摇，他在军事上再也拿不出任何新的招数来挽救蒋家王朝覆没的命运了。”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庄重地宣布：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人民解放军展开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大进军，这时毛泽东的作战指导，不再是围城打援，攻城歼援，而是直接把作战的矛头指向了大城市，“先占城市，后占乡村，”最快最有效地消灭敌人，加速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到来。中国革命战争从争夺城市的武装起义发端，又以最终夺取城市而告终，城市的争夺浓缩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画卷，也折射出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历史轮回，而是中国历史地覆天翻的巨变。从围三阙一到围城打援，从攻城阻援到攻城歼援，虎视城市，却不进攻城市，围攻城市，却意在打援，也许套用一句古老的成语，可以说明毛泽东的这种战法，“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毛泽东以城市为轴心，做出了一篇篇大文章，写就了一部璀璨夺目的军事谋略史，也写出了一部伟大的中国革命战争史。

                         2012年6月20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