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江湖”何新（三）

在上文，为了说明何新到北大是代表一个阶级去发言，我着重指出：

【对于一个阶级来说，北大是“万恶之源”，对于另一个阶级来说，北大是“首善之区”。北大是思想界必争之地，也是当权者钳制异见思想，为本阶级造阶级舆论，服务本阶级的政权的关键要塞。对于北大师生和学生运动的态度，反映出当政者的阶级属性】。

北大自成立以来历经了两次深刻的变革，第一次发生在1917年蔡元培就任校长推行教改之后，北大由封建地主官僚文人政客及其子弟升官发财的资格认证所，转型为现代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的策源地或者摇篮，马列主义思想则因为陈独秀等人被蔡元培请入北大执教授鞭，借机获得早期有限程度的传播。自那时开始直到第二次大变之前，即使1949年新中国无产阶级性质政权建立，北大的主体性质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正因为如此，才有1957年的那次历史上的所谓“反右运动”。第二次发生在1966年，这一年5月，文革发动，8月，《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作出，关于教育改革的相关指示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改革教育、文艺和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见于“第一条”）；“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必须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使受教育者在德育、体育、智育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见“第十条”），同时，文革倡导“革命青少年成为勇敢的闯将，用‘四大’向公开的和隐藏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攻”（见“第二条”）。自此开始，北大从主体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大学，向主体为无产阶级性质的大学转变，但这一转变的成果，随着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渐渐展开，于1989年归于湮灭，北大至少回到是1957年主体为资产阶级性质时的状态。

两次大变革，直接或者间接推动了中国20世纪的三次划时代的学生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1966年文革中北大学生运动以及“风波”事件。

前文说过，何新1990年到北大演讲，是带着“使命”去给即将走向社会的应届毕业生当“思想和灵魂的牧师”的。1989年，改革派当权者“红牌”清退全部学生“球员” 和社会“观众”出“赛场”，此即所谓“清场”。亮过“红牌”的权力人物，虽然有过心理准备，有过事先策划的舆论攻势，试图取信于民，虽然对绝大部分参与事件的学生并没有处理，只是对少数领袖和骨干人物，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教育和司法处置，试图安定学生情绪，但面对全社会的质疑和境外舆论的强大的道德攻势，他们还是缺乏面对社会的自信心，何况参与的学生，散布在全国各高校，和全国部分高年级中学，1990年数十万参与“比赛”的大学毕业生，还将走向社会，他们会不会带着深埋的愤怒和仇恨离开大学，成为新的“社会事变”之源？那时他们不再是学生，与社会结合的层面，融入社会的深度，都将与学生大为不同？此外，还在大学继续就读的更为庞大的当事学生群体，会不会再闹情绪？最严重的忧虑则莫过于“制造红牌的工厂”会不会度不过难关？这显然都是有关方面和个人必须考虑的。这种忧虑随着89年东欧剧变持续发酵，尤其是1991年苏联“819”之后，尤为让高层惶惶不安，例如，当时最关键的一批赞同“红牌叫停”或者直接参与出示“红牌”的领导人，不久之后就陆续有不少让自己的儿女弃政从商，大肆捞钱以防不测，孙子辈则出国做好逃离准备，由此演出中国在位高干子弟出国热，到后来则直接演变为裸官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何新穿着“黑袍”，脸上涂着“红油彩”，来北大当“牧师”了，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大的“牧师群体”，同期活动在其他各高校，而他们都可以频繁出入香港，因为在那里他们随时可以拍屁股溜之大吉，他们这一防范性措施保留至今。

何新的演讲分为九个部分，如下：

开场白

动//乱的警告

什么叫清谈误国

殷鉴不远

中国外部环境虎狼在侧

美国来信

爱国主义是否过时了

中国人何处是家园

做人要做打不垮的人。

他的新国家主义和共济会揭秘带出的重要思想，都基本可以在这个演讲中找到雏形，所以，我在“续一”里说：“这次的演讲，代表着何新个人思想已经体系化和历史化”。结合其自那时以后的“学术成果”，尤其是共济会揭露成果及其形成的辐射全国的巨大“爱国主义冲击波”，我甚至可以说，何新老矣，没有心、没有意愿、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像他在文革时期那样，和土地与人民共呼吸，吸收丰富的自然和社会营养，自成一家，当反革命，由此而致江郎才尽，但又不甘寂寞，不得不走向神秘主义，靠在网络上，流览西方某些网络时评，甚至一些疯子、狂人、白痴、欺世盗名者、哗众取宠者，无所事事时写出的梦幻作品，科幻意识流，建构其神秘主义天空。

此处我先不谈其共济会揭秘揭出来的具体问题，只把他的学术路子走到山穷水尽的“思想八旗子弟”的惨淡景象先点破。八旗子弟败落到最后到底多寒碜人？可能很多人知道，吃粤菜，茶壶要添加开水，一定要把茶壶盖子打开，否则服务员是决不加开水的。这一“习俗”，现在似乎在各种餐馆普遍适应，其起源据说就是因为当年流落到粤地的八旗子弟，家道完全败落之后，一文不名，又还是老样子，游手好闲，吃好喝好，保持过去的老风光，就在餐厅里吃饭赖账，办法就是在空的茶壶里放只蟋蟀或者苍蝇什么的（我夸张一下而已，没有苍蝇），叫伙计加开水，伙计不明就里，过来就开茶壶盖看上一眼，结果那能飞的物件，就飞了，这落败而成混混的爷，少则赖顿饭钱，多则再讹几个铜钱带走。类似的事情多了，大家都知道是同类的八旗子弟所为，于是新行规就出现了，不开盖的茶壶，伙计拒绝添加开水，直到如今。何新有此思想窘境——钱财他是断不会的——于是，就开始偏门邪道，神经兮兮，搞共济会揭秘，讹许多思想小伙计们的痴心崇拜和勇猛追随。

其实何止是何新如此，那些和他同时期成了大佬的各路大佬那个不是这样呢？以电影界为例，陈凯歌的《黄土地》还能再响绝音吗？张艺谋如今更是只能在女人的胸部搞导演和摄影，那里恐怕是他现在现实生活体验的唯一艺术源泉了吧。

其实，文革自由思想的红利，几乎被1980年代这个“黄金十年”提支干净，其不多的残余又被“风波”事件中的钢铁和鲜血组成的巫风邪浪，席卷而去，90年代的降临，意味着黑暗降临，因为“无赖佛”的“不争论”的专制思想魔咒，禁锢一切自由思想，学子们也懒得思想了，都说57年“反”折了知识分子的脊梁骨，文革“革”走社会的良心，可是，57年-到76年，总还是有那么铁骨铮铮的“知识反革命”跳出来（即使是真的思想反革命，我也人格上敬佩之，因为他们敢为自己的阶级发言），而风波之后，类似的铁骨铮铮者都遁世了，只有何新等人更是气壮山河了（见“续四”），何新之流的“官学”理论，当然就可以畅行无阻。

从“风波”事件开始，在文革的自由思想土壤中吸收养分，成长为“参天大树”的何新之流，成为无产阶级自由思想的最残酷的、最冷血的杀手，这些人，同时也成为最无耻的历史背叛者，最坚决地否定文革，变着戏法，歪曲和诬蔑毛泽东。他们当然不愿意把一个真相的文革告诉大家的，因为那里面有他们成功的“秘籍宝典”，他们不愿意让后来人也学了去，也更不愿意人们知道通过“秘籍宝典”认清他们的真面目，靠一句我曾经是“反革命”，当然就无尚关荣了，哪能需要真相呢？为此，就想把那个时代人为的整个的搞臭，让后来者敬之如鬼神，或者想方设法把它对无产阶级公众封存起来，他们需要什么就拿出来什么来批判别人或者显摆自己，这都评凭着他们自说自话。当然了，对于风波事件，也不得不搞类似手法。如果我有幸见何新，我很想问的问题是：何老，您是愿意57年当“右派”，66年当反革命，滋滋润润，健健康康，保全肉体，随后不久成名成家呢？还是愿意随了风波，在街上“贴着地面成为画”，或者停在复兴门医院特种冷库，无人认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