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七）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七）

——根据相关影像资料整理

北京郊区的香山，是毛泽东进入中南海前，最后一个落脚点。在这座被称作双清别墅的幽静小院，毛泽东指挥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尾声作战。落脚香山几天后，1949年3月31日，毛泽东宴请了第四野战军师以上指挥员。那一天，毛泽东兴致很高，不善饮酒的他破例端起酒杯，发表了一番豪气冲天的祝酒词：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这是胜利的宣言书，也是进军的动员令，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一次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略追击。他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解放战争的一个圆满句号，他要用胜利，迎接中国历史新纪元的灿烂时日。

（十七）因敌施策 横扫残敌

此时的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兴致截然相反，因决战失败，他黯然下野，在浙江奉化雪窦山中闭门深思。两年零九个月的战场较量，蒋介石不但输掉了495万军队，更是彻底输掉了民心。但他还不想彻底认输，他手中还有204万军队，还有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他还要与毛泽东作一次最后的较量。军事科学院傅立群说：“蒋介石虽然下野，但依旧实际操控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他想凭借长江天险，阻止解放军南下，同时着力巩固西南、西北地区，作为在大陆最后的立足点，他又打出”和谈“牌，企图赢得喘息，以便卷土重来。”

毛泽东很了解这个老对手，在1949年的新年献辞中，毛泽东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号令。毛泽东说，和谈成功，人民解放军就以文的方式下江南，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就以武的手段下江南，总之，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进军江南，而且时间决不允许无限期拖延，更不允许划江而治，国土分裂的状况出现。军事科学院赵一平说：“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损失，争取和平建国，毛泽东给了国民党最后的机会，在两党进行的北平谈判中，他亲自会晤和宴请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做说服疏导工作，国民党代表刘斐，曾在宴席上试探毛泽东的态度，他就问毛泽东，说打麻将是喜欢打清一色，还是喜欢打平和（hú），毛泽东立即回答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但是，南京国民党政府最终拒绝在双方代表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彻底关闭了和平之门。4月21日毛泽东与朱德总司令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共100万人，万船齐发，在500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在人民解放军实施渡江战役的时候，英国“紫石英”号等4艘军舰侵入长江的解放军防区，开炮打死打伤解放军官兵252人。解放军坚决还击，击伤“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后，英国在野党领袖丘吉尔在下院发言，要求英国政府派航空母舰到中国，实行“武力的报复”。英国首相艾德礼也公然宣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一时间，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战的阴云密布，毛泽东看穿了帝国主义色厉内荏的本质，他亲自起草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声明，义正辞严地指出：“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军事科学院华国富说：“为了防范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在渡江战役结束后，毛泽东调第二野战军位于浙赣铁路沿线集结休整，随时准备协同第三野战军对付可能向南京、上海进犯的帝国主义军队，同时以华北第20兵团在秦皇岛、塘沽地区布防，护卫京津地区。这样，就把大进军的战略行动建立在了应付最困难最复杂情况的万无一失的基础之上。”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展开了气势磅礴的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人民军队曾经有过无数成功的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但还从来没有进行过战略追击作战。毛泽东对进军部署进行了精心筹划：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第三野战军进军东南沿海，第四野战军进军中南。根据不同战区的不同特点，毛泽东制定了战略追击的不同方针，提出了不同的作战要求。在华东战场上，第三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联手突击采取穷追猛打辅以小迂回，小包围，多路前进，快速分割包围的对策，将从长江防线败退后尚未来得及重新部署的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扯得支离破碎，各个就歼。1949年5月27日，解放上海。在西北战场上，第一野战军面对的是国民党军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两大集团。太原解放后，华北军区第18第19兵团加入第一野战军序列，但总体兵力，解放军只占相对优势，尚不具备同时与国民党军两大集团进行决战的条件，毛泽东指示彭德怀等人，钳制两马，先打胡宗南集团，第一野战军发起扶眉战役，歼敌4.4万余人，解放了八百里秦川的大部分地区。由此，胡宗南集团只能龟缩汉中，而马步芳、马鸿逵集团则向宁夏、甘肃退却。毛泽东立即将“钳马打胡”改为“钳胡打马”，指示第一野战军以一部兵力钳制胡宗南集团，配合第二野战军即将发起的进军西南作战，主力穷追猛打二马集团，解放大西北。红旗漫卷西风，第一野战军发起大规模追击作战，迫使马步芳集团在兰州决战，聚歼其主力。随后横扫大西北，解放宁夏、甘肃，并和平解放新疆，把红旗插到了祖国的西北边陲。军事科学院江英说：“西北地区与苏联蒙古相毗邻，人稀地贫，交通不便。敌人无处可逃，只有利用当地复杂的宗教民族因素和各种复杂地形，他们死守老巢，负隅顽抗。对此，毛泽东在指挥我军进军西北的作战中，采取了穷追猛打，加上小迂回包围，一口一口吃掉的战法。首先打残胡宗南集团，然后猛追马步芳，马鸿逵集团，将敌逼入绝境加以歼灭。这种战法，同样运用到了第三野战军，进军浙江、福建的作战。而对于进军中南、西南的作战，毛泽东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作战指导方针。”

南京、上海解放后，盘踞在中南和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白崇禧集团，宋希濂集团，胡宗南集团和余汉谋集团，已经完全失去了与解放军进行决战的勇气，各自盘踞一方，静观待变。解放军进攻后，则迅速收缩向后撤退，并准备撤逃海岛或境外。军事科学院温瑞茂说：“解放军的追击作战，因此遇到了一个新的情况，不怕敌人顽抗，不怕敌人决战，就怕敌人逃跑，如果采取正面突击，或近距离迂回包围的战法，很难抓住敌人，而如果让大部敌军逃到海岛或境外，势必增加尔后作战的困难，毛泽东的考虑是将国民党军主力全部歼灭在大陆。”

进军中南的第四野战军与第二野战军一部，在与宋希濂集团余汉谋划集团作战时进展顺利。但在与白崇禧集团作战时遇到了麻烦，白崇禧集团的主力是桂系军队，惯于轻装奔袭，擅长山地作战，行动诡诈，动作迅速。白崇禧用兵狡猾阴险，工于心计，第四野战军刚刚大军逼迫，白崇禧就以一部佯动，主力迅速后撤，解放军攻入湖北，他率部退入湖南，解放军逼近湘北，他又退往湘南，几次逃脱了解放军的包围。毛泽东的战法更高明，他电示林彪等人，对付白崇禧集团“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这样，任凭桂系军队，和白崇禧如泥鳅般滑溜最终也摆脱不了人民解放军布下的天罗地网。第四野战军立即调整部署，在第二野战军一部协同下，兵分三路，展开规模庞大的追歼战。第15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组成的东路军截断了白崇禧集团，逃往雷州半岛的海路，第13兵团组成的西路军截断了白崇禧集团逃往云南、贵州的退路，并与东路军合钳，构成了对白崇禧集团的合围。第12兵团组成中路军发起衡宝战役，歼灭白崇禧集团主力4个师，然后穷追猛打，协同东西两路部队发起了聚歼白崇禧集团的最后作战。在解放军的大迂回、大包围之下，白崇禧集团最终在粤桂边界地区被彻底歼灭。中南地区解放后，西南成了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基地。蒋介石亲自飞抵重庆，召集各路将领开会，确定了确保四川，建立反共基地，等待国际局势变化的方针。国民党军在西南地区的基本防御部署是以胡宗南集团固守秦岭、大巴山防线，阻止解放军从北面入川，以宁希濂集团守备川东长江沿岸地区，阻止解放军从东面入川，另以西南军阀各部把守各重要通道，构成纵深防御。军事科学院姜铁军说：“国民党军的防御重点，在四川的北面，而东面鄂川黔边方向的防御力量，则比较薄弱，毛泽东指出，要消灭胡宗南集团和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非从南面进军断其后路不可。他要求部队，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粉碎国民党蒋介石的割据西南梦，坚决不许胡宗南集团退入云南。”

毛泽东勾画出了解放大西南作战的蓝图，以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在贺龙指挥下，佯攻汉中、秦岭摆出由秦岭古道入川的姿态，抓住胡宗南集团，以第二野战军主力以突然动作由湘黔边地区直插川南、贵州，采取远距离迂回，封闭四川境内国民党军，南撤云南道路，然后两军协同，南北夹击，将国民党军主力各个歼灭。军事科学院赵一平说：“这又是一次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这次作战，与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作战不同的是，进军大西南作战的关键，就是要把握好北线第18兵团进攻的时间。如果进攻过早，这样会暴露总的企图，使胡宗南集团迅速后撤，会同其他国民党军部队退往云南。所以，毛泽东明确规定：贺龙部队进攻胡宗南集团的时间，要和刘邓占领黔渝相配合，待二野进至叙府、泸州重庆一线再发起进攻，具体时间由他亲自掌握。”

为了保证聚歼国民党军主力，于四川的作战计划实现，毛泽东巧妙制造战略假象。毛泽东命令贺龙，率第18兵团，在第二野战军主力西进时，向秦岭地区发动局部攻势，把国民党军的注意力，吸引到川北。第二野战军机关，在西进过程中，刘伯承根据毛泽东指示，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大张旗鼓地宣布要从陕甘入川。第二野战军途经华中时，正值衡宝战役和广东战役期间，使国民党军误认为第二野战军主力也参加中南地区作战。国民党军被毛泽东的战略假象搞得眼花缭乱，犹豫彷徨，就在其决心难下的时候，第二野战军主力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的数百公里战线上，突然发起进攻作战。第3兵团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密切协同，解放鄂西、川东，突破国民党军川湘鄂防线，第5兵团疾进贵州，突破国民党军黔东防线，随即两军并肩突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入川南。蒋介石如梦方醒，急令各路部队收缩后撤，同时令胡宗南集团南撤成都地区，想跑已经来不及了，刘伯承指挥各路部队迅速前进，抢占要点，堵住逃敌，在南川以北地区歼灭宋希濂集团主力，随后抢渡长江，解放重庆。贺龙指挥第18兵团，对胡宗南集团紧追不舍，并与第二野战军主力协同，将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聚歼于成都地区。军事科学院袁德金说：“战略追击作战气势如虹，但它不是唯一的一种手段。在毛泽东的战争指导中，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从来都是融为一体的。在力量处于劣势的时候是这样，在力量占据压倒优势时也是如此。在战略追击作战中，共有126万国民党军放下武器，起义、投城，或接受解放军改编的部队，超过解放军在战场上歼敌总数的三分之一，大批的城市和地区，因此兵不血刃地获得了新生。”

从穷追猛打辅以近距离迂回包围，到大迂回，大包围，辅以远距离奔袭追击，再加上政治争取的解决方法，毛泽东确定的人民解放军战略追击作战方针，汇成了一股摧枯拉朽的狂飙，席卷千军！蒋介石划江而治，和偏安一隅的最后梦想彻底破灭，在成都解放的前夕，匆忙登上飞机，凄凄然地离开了大陆。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礼炮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历史记录下这一过程。沙场较量22年，曾经占尽优势的蒋介石，彻底地输了，几乎输得一干二净，而毛泽东赢了，赢得了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赢得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2012年6月24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