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虽同，行各有径；不同旗帜，共同前进！

再复远航一号及诸位毛派同志——大道虽同，行各有径；不同旗帜，共同前进！ ... ... ...

感谢远航一号同志“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本人一个托派的政论性文章放到关注栏目中，并认真而坦诚地进行了回复。也感谢其他毛派同志的回复、讨论乃至指责，不管你的态度如何，——围观产生力量。

本人的文章“谁要他们平反”其实是个激越之作，当时并未认真推敲。只是因为看到远航一号同志的“不理睬”一文，所以吐槽回复，如文中的后半段更是完全是一份书稿中照搬过来的，也没有认真推敲。但既然争论/交流有个良好的开始，虽然本人文字疏漏，思想浅薄，但不才冒昧，但希望能继续交流下去，当然不必朝夕必争，完全可以细水长流。（在我们看到黎明的太阳升起前，我们仍然有很多山岭要翻越）

首先，本人作为一个托派分子，在此郑重声明：红色中国网的“远航一号同志”和“路石同志”绝对不是托派，而且在关于革命的纲领、方式、路线和依靠对象等方面和我们托派分子有着原则性分歧。请不要将他们“混入”我们的革命队伍中。这对他们不公平，对我们也不公平。

而且，我注意到，这是毛派内部一个不好的风气，就是毛派中派（毛中）和毛派右派（毛右）经常将一部分毛派左派（毛左革命派）打成“托派”。不仅是远航一号同志和路石同志，包括工人论坛（红火草）的石秋同志、“星火导刊”的赤眉同志等也屡屡被人称为“托派”。这一方面是缺乏马列理论素养和国际共运常识的表现，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毛派内部理论和路线分歧导致的不良后果。假如，只是普通的网友和青年左派有所误解也就算了，但一些在网络上有一定知名度、在现实社会中有一定身份和阅历的毛中和毛右分子有意无意也这么做，就不够光明正大了。

我还要说明的是，虽然远航一号同志不是托派，但对于托派的理论，要比一般的毛派同志了解的更为深刻。不过这也不奇怪，远航一号同志是专业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那就无法避开托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第四国际领导人厄内斯特-曼德尔和他对于长波论分析的奠基性贡献。而且，十多年前远航一号同志就参与曼德尔的《权力与货币》一书的中文翻译（该书21世纪初由北京的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不仅在中国大陆地区，在香港、台湾和马来西亚等地也是华人托派分子阅读的托派经典读物之一）。一个人参与翻译某种政治流派理论专著，如果对这一理论没有一定了解，那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毛派同志们对于远航一号同志对托派理论的认识也不必过于惊讶。

其次，这里我简单解释一下，我对毛派内部派别差异的理解，也就是毛左、毛中和毛右是如何划分的。假如有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指正。

毛派，在理论维度上有新民主主义到不断革命论一个坐标（新民主主义派其实往往对1980年代的邓小平改革有一定的支持，包括所谓的“三中全会左转派”，而支持不断革命的即使不将邓小平称为资本主义复辟派，也是修正主义总头子）；在斗争路线的经度上有无产阶级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专政）到文化大革命一个坐标。（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一党专政本身是和文化大革命相互矛盾的，否则也就不会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而且事实上文革中的派性组织已经成为了实质多党的局面。根据我的观察，竭力支持文革的老造反派和青年毛派一般意义上都不反对社会主义/毛派多党制）。理论维度和路线经度两个坐标相交组成了一个四象限坐标图，也就大致划分今天毛派不同的立场。（我就不画图了，我想大家都明白）。

第一象限、既支持文化大革命又支持继续革命论的，自然是毛左/革命左派；第三象限、支持新民主主义又支持一党专政的自然是毛右，张宏良为代表；第二象限、既支持文化大革命又支持新民主主义）往往是远航一号说的毛左中的民主革命派（我们称之为阶段革命论者）；第四象限、既支持继续革命论又支持一党专政，也就是“三中全会左转派”党内老人如李成瑞等。

当然在现实中，不可能那么僵硬与机械，而且人的思想会变化的。所以，第二和第四象限中的多数为毛中，而根据靠近不同坐标轴的，部分可能会划为毛左或者毛右。这种毛左、毛中、毛右四象限的格局，也基本决定了他们对于台上的中共官僚资本主义集团、民主权利、阶级斗争路线、革命对象、革命主力军等判断。例如，据我了解，工人论坛的毛左分子石秋就与红色中国的同志们不同，主张和力行依靠“新工人”为革命主体力量。（今天的“新工人”已经不能简单用“农民工”的概念来诠释，20年资本主义复辟（经济发展）使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队伍构成发生了很多实质性变化）

再次，关于托派和毛派的关系问题，我欣赏远航一号同志团结和开放的态度。我有别的毛左派的朋友曾经说过，今天托派与毛派在80%的问题上政治立场是相同的，而且中国的左派的整体力量仍然弱小而松散，这本身就是团结的基础。当然，我们之间有不少原则性的分歧与差异，但这些问题只有在现实斗争和革命中才能得出结论，因为谁都不可能先验性地说，我独家掌握的就是真理；特别是在国际共运和世界工运经历里如此历史性的失败之后。本文的副标题——大道虽同，行各有径；不同旗帜，共同前进！也是我对此问题的认识。这其实也是脱胎列宁就布尔什维克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的问题上的观点，分开游行，共同罢工（March separately, , strike together）。

这也是托洛茨基在1931年呼吁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民党联合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态度，也是他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这里我需要纠正一个远航一号历史事实问题，其实关于中国的托派这种公案很多）。托洛茨基本人和第四国际（包括在中国的多数派）从来没有反对过抗日战争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本身，反对的是服从蒋介石国民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这都是有托洛茨基本人书信和第四国际决议为证。（篇幅关系，我就不多列举了。）而且托派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曾先后在广东和山东组织过2支抗日游击队。当时托派全国只有不到500名成员，长期遭到镇压和缺乏资源，并被人污蔑为是“帝国主义汉奸”。当然，中国老托派有自己的错误，极左宗派和关门主义等，忽视农民运动和中共农村武装革命的经验。这我们不否认；而且老托派本身没能发展起来，这本身就是个很好的教训，值得今天新一代托派吸取教训。

事实上，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上，无论是中国老托派还是国际托派都在1949年革命后调整了立场，迄今为止大多数国际托派都承认中国1949年革命是20世纪中继俄国十月革命后最伟大的社会革命，而且在这个问题又谨慎保守走到了反面，当今天越来越多中国毛派同志将中国政权视为资本主义政权，乃至帝国主义政权（星火导刊）时，部分国际托派（如斯巴达克思派）还在迂腐地坚持“无条件军事捍卫畸形工人国家中国”，很多国际托派组织也都是在最近几年才调整了立场。

1963年，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US）就通过了正式决议：在由单纯民主要求起始而最终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决裂的革命道路上，由无地农民和半无产阶级力量进行，由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政党领导的游击战争，能够在摧毁和推倒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政权的斗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验中所吸取的重要教训之一。它必须被自觉地结合进殖民地国家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党战略之中。

在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相继成功后，这个决议本身其实就说明了国际托派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路线的调整，也就是对中共革命道路的肯定，并承认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一定失误。

关于六四，本人也同意，“六四”问题本身不应该是左派唯一关注或主要关注的焦点，但其本身具有的历史意义却不容忽视。我们不必无时无刻想着“六四”并进行“争论”，但在每年的六月，对于如此一个历史性的大事件，有适当的讨论是必要的。特别是即使在毛派内部对此问题也未达成共识，其实托派内部对此问题观点也颇为不同。（关于托派内部和流源的问题，如有机会另作文），所以我认为大家在未来有必要继续讨论。

在对“六四”问题的认识上，我与远航一号同志确实有不少共同点，但也有不少不同点。其中有2个问题我想说明一下：

远航一号同志在“答复赤旗同志”中提到“赤旗同志似乎认为，如果‘六四’运动没有被镇压，中国乃至苏联、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未必会发生。这既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也夸大了历史偶然性的作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失败以后，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权已经巩固，同时中国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要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处于不自觉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基本的阶级力量对比决定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或迟或早，必然地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生。”这是针对我的“谁要他们平反”中的问题，“假如没有1989年的民主运动和相关镇压，今天的中共统治集团会继续推行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而苏联和东欧的剧变是否仍然会发生？”的问题。

我的这个问题和远航一号同志回答，其实体现了毛派同志与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几个关键问题上认知的差别。我想远航一号同志应该知道，作为托派，我们不认为在官僚工人国家中存在独立“官僚资产阶级”这个概念，阶级是经济因素，即生产关系，决定的。当时中共内部的官僚阶层由于仍然处在公有制计划经济下，所以还谈不上是个阶级。只有当中国社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以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为主体时，这时的统治阶级才真正成为官僚资产阶级/权贵资产阶级。1976年文革后，通过政变和权力斗争胜出的邓小平修正主义统治集团还只是共运/工运中的修正主义者，而非是运动外的敌对阶级。

其实也就是涉及到中国的国家和社会阶级性质问题。我知道在毛派内部，这仍然存在严重的争执，政权性质到底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乃至是法西斯主义？而对于国家的阶级性质没有明确认知，也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战略和斗争路线，所以毛派的整体斗争有四五不着调的倾向，虽然有部分老工人支持，但仍然不接地气。（我们托派有我们的问题）

我前面提到过，国际托派中多数直到近几年（2-5年内）才确认中国是资本主义(USFI)/国家资本主义（CWI）/或者是极不稳定有斯大林主义残余的资本主义政权(ICFI)，还有托派坚持认为中国仍然是斯大林主义畸形工人国家(斯巴达克思)。当然也有托派（IST）早在1940年代就认为苏联和中国都是国家资本主义政权，所以朝鲜战争没有进步性，但他们因此陷入了理论困境，就是这个逻辑无从解释苏东剧变和此后发生的一切。

对于中国国家性质的认知，我认为资本主义复辟正式起始于邓小平上台的1970年代末。（但其实在1970年代初中期毛与官僚集团妥协，随后中国开始试图靠拢美国（尼克松访华）而寻求三角平衡时，已经露出了端倪。关于文革的问题，有机会另行讨论，太复杂）。但是，在1989年前，并不是有意识地全面复辟，而且这一过程是可逆的。而1989后（特别是1992南巡后）复辟才是进入全面启动的过程。而这又和全球范围内的阶级力量对比和官僚集团自身的主观信心有关。苏东剧变后，在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全面获胜。而“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器武装镇压人民，使官僚集团失去了对政权合法性/道统的信心，通过经济增长寻求新的合法性，而且及时行乐的末日心态弥漫于此。

直到2001/2002年，经过10年的发展，复辟才到达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节点，从此之后，中国政权也就成为了国家资本主义政权。这个节点有2个政治经济上的重要表现。经济上，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了WTO组织。现在有很多资料披露，是朱镕基越过龙永图直接操纵谈判和接受条件。而且当时就有不少传言，提到朱镕基和黄菊说过，类似这次入世不能算经济帐，要考虑政治帐，我们入了，就是上船了，再也下不来了。政治上，2002年，十六大修改党章。这次党章修改，中共成了三个先锋队，三个代表，阶级矛盾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资本家大规模入党。我实话说，这部党章甚至远不如被第三国际批判的社会民主党在二战前的党章，绝对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政党，已经完全是变质了。而一些毛派同志现在还在热衷于“护宪保党”。

所以，我认为在1989年前发生的复辟仍然是可以逆转的。当然逆转是需要有条件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我认为“六四”，或者不以六四这种方式发生，如果有一个真正组织的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力量领导，就是一个内部条件。中国这个畸形工人国家缺少独立地自发地进行的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组织是个大问题。

至于外部条件，就是今天我们热谈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问题。而这也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危机周期的问题。远航一号同志是著作等身专业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人士，在他面前讨论这个显然有些班门弄斧，但我冒昧不自量力提出一些个人的胡乱猜想。（其实这个问题，远航一号同志在不久前的网络讨论中已经提及了，当时远航一号同志用的是50-70年的资本主义周期来推断下一次工人运动和革命高潮来临期）

假如我没搞错，远航一号同志曾是大卫-科兹（David Kotz）教授的学生。大卫-科兹针对最新一轮危机和过去20多年新自由主义政策提出了第五次经济长波的概念，而过去左翼的长波论支持者都认同19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政策阶段和1970年代滞胀阶段是一个独立长波周期扩展和收缩的两个阶段。但是，由于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经济发生了快速增长，而且直到2007/2008年才出现金融危机，迄今实体性经济危机还未全面降临，如今只有在中国、印度、巴西这些新兴经济体发生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危机才会是经典意义上的实体性经济危机。这是因为，每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同时也是一次资本生产过剩危机和一次商品生产过剩危机。而资本危机会先于实体性生产危机的出现。（曼德尔，《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

但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1970年代痛苦的滞胀后（当时甚至连美国都对诸多商品进行严格的价格管制）；198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放弃规管凯恩斯主义，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议，放松金融管制，并推动新自由主义政策。但这并没有解决美国的双赤字问题（“二战后，国际资本主义在债务海洋上漂向扩张，今天的美国这个问题只是在更为变本加厉）。

此后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美国发生了世界历史上迄今最严重的股灾（比1929年和2008年都严重），全球金融市场广受影响，香港股市前所未有的停市四天，股指仍然在一个月内跌掉45%。可以说，当时由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危机（大萧条）的条件已经具备，但是之后主要是日本出现了衰退和经济停滞。经济危机哪里去了？

曼德尔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一书中认为长波中“第二拐点”（从一个周期的收缩期到下一个周期的扩张期的转变）是“不对称”地突现，因为其受到一系列不可预计的“外生变量”的影响，其中包括当时具体的历史地缘条件中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全面冲突。需要极大改变在一系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本身以及在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社会政治关系。换言之，这一点能否实现取决于社会和政治斗争的结果”。

那么，我们审视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到底发生了什么“极大改变在一系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本身以及在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社会政治关系。”? 恐怕我们都明白，那就是前东方（斯大林主义阵营）的全面崩溃，包括苏东剧变和中国“六四”事件。

其实曼德尔在书中已经提到了这一点，在1980年代发达国家向半工业化国家转移的产业已经面临世界需求近于饱和的情况（市场扩展已经达到极限），利润率不断下降又无法降伏工业化国家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抗争（在1970年代罢工数量达到历史最高）。根据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的观点，资本主义必须与非资本主义市场（资本家与工人之外的第三市场）进行交流，否则无法剩余价值的积累。而直到“1977年，‘社会主义’国家仅占帝国主义出口的5%”。还要考虑到如苏联等工业化国家对亚非拉等农业和半工业化国家的出口“挤占”了一部分市场。所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当时也已经到了发展瓶颈的边缘。

事实上，正是苏东剧变，中国92南巡后，外国资本疯狂涌入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并且摧毁当地原有的工业基础（生产力）、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包括东西方）、重构了市场。当我们目睹在俄罗斯、波兰等国休克疗法带来的惨重社会后果，当我们见证并亲身经历中国数千万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和数亿农民工的时候，我们可曾想过，这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输出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结果。而在中国和东欧重建的轻工业血汗工厂，帮助资本家重新提供了利润率，而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曼德尔在1980年代分析“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贸易时，指出，“如果不发生彻底的帝国主义战争，这些变化可能需要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剧变。。。。否则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对国际不资本主义经济只有有限的影响，不足以产生这一经济加速增长的长波的动力”。 而这一“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剧变”确实发生了。

当我们考量阶级力量对比时，不只局限在一个国家内，也甚至不是在东方阵营内部。冷战是两个站在独木桥上巨人的对峙。一方是输得死无葬身之地，另一方也只是气喘吁吁地劫后余生。大家应该知道苏联垮台后，《华尔街日报》上如释重负地通栏标题，“我们赢了!”（We won!）。利润率不断下降，危机的征兆已经越来越明显，核对峙与军费竞赛的压力重重（我不太相信美国“星球大战”完全是个谎言，即使是个谎言也是个昂贵的谎言），社会内部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仍然在节节抵抗，80年代英国撒切尔夫人在煤矿罢工、利物浦议会和人头税等问题上遭到过强劲反击，其他西欧国家也是如此。

假如东方阵营没有在1989年发生“六四”，没有之后到19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那么当经济危机确实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生，当欧美工人开始起来革命的时候，谁会是赢家？

这其实才是我当初要说的关于“六四”事件的时机问题。这不是简单的偶然性问题，而是在于假如西方工人阶级起来革命之际，那么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对比完全会发生变化，即使在中国发生类似六四事件的群众运动，其目标和指针也会不同。并很有可能真正发展成为一场反对邓小平修正主义官僚集团的政治革命，也就是在继续保证全民所有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实现真正的工人民主。

当然，在东西方阵营两个巨人的对峙中，东方巨人最后为何会近乎缴械式的失败，这其中的内在原因值得我们关注和讨论，是否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斯大林主义）中存在内生性的缺陷，诸如一党官僚体制下的计划经济，诸如缺乏民主的工人民主决策。因为，假如我们不承认这些内生性缺陷，反而岂非意味着我们认为冷战中东方阵营的失败只是个“偶然性现象”。

而关于“六四”事件对现阶段阶级斗争影响的问题，我是这么理解的。“六四”事件不是孤立现象，毛派很多同志也将之与“文革”相联系，而海外流亡的宪政左派（中国民主党总顾问，前造反派）王希哲老先生也将之与文革乃至76年的天安门运动相联系（我也注意到红色中国网也经常转载王希哲先生的很多文章，尤其是他挺薄以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屡次出现或左或右的倾向的群众运动都其实有这个未然的民主权利的诉求。所以，我不赞成将“六四”事件割裂出来看，而是将之与文革、76天安门运动等一系列相联系的群众运动整合起来看。我知道毛左同志们颂扬文革的民主造反精神很多，当然也有不少会说76天安门运动是反革命复辟/军事政变的一部分。但这些都是客观发生的群众运动，而且有类似诉求之处。

至于远航一号同志提出的，关于“六四”事件只在“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争取政治自由与公民权利的斗争中有一定的影响”。 我想举个反例，不一定有普遍性，但供参考。我认识一个上海的老工人，曾经在上万人大型国有企业，后来下岗，现在在一家私营企业做老板的私人司机，他曾经说过，“六四”期间他们被组织作为工人纠察队每晚12点后去清障。就是学生和市民白天在街道上拦车放气或者堆的各种杂物，他们晚上带着卡车和吊车去清理走。每晚能有25元左右加班费，知道90年代初工资的人，应该明白这个分量。白天没人会去清障，因为会被围堵，没人想和学生和市民理论。所以只有晚上偷偷去。他表示，假如知道自己8年后会下岗，那时他就会是设路障的，而不是清路障。这就是“六四事件”的一个意义——群众性自发的抵抗运动，而由于”六四镇压“大规模地削弱了国有企业工人抵抗的信心与决心，虽然他们自己没有经历上次失败，但他们见证了那场失败。工人阶级真正意义上的反抗复苏要直到1989年的10年后的21世纪初，而这时的抵抗仍然是如此松散，没有组织而且不坚决。

至于远航一号同志结尾处提到的，“未来的中国革命，必然是一开始就将社会主义要求提上政治日程，政治民主的要求只能是，必须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的要求，而不是反过来。”

我也完全赞同这种观点，这也符合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我并不赞同某些左派提出的所谓的与右派合作先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这其实是阶段革命论的观点。而且，我认为在未来，中国不会存在一个所谓反对“中共官僚集团”的反对派阵营，而必然是左右两个以阶级立场划分的阵营，这个两个阵营都反对台上官僚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又互相对抗。（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和毛派同志团结的原因，但实话说，现在的毛派阵营还会继续分化，其中一些必然会右倾到与左派阵营决裂的程度）

但有网友提到关于“社会主义革命派跳到改良派，再跳到社会主义革命派”的问题，我想解释一下。作为托派分子，我们除了《不断革命论》，还有一个《过渡纲领》。传统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都有一个最低纲领和一个最高纲领，但是两者之间没有桥梁可以联系。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解释，”在资本主义危机陷入衰弱时代，已经谈不上有系统的社会改良及民众生活水准的提高了。这个时候，无产阶级的每一个认真要求，甚至连小资产阶级的每一个认真要求，都不可避免地超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局限。但是革命政党不能放弃日常工作，而这种日常工作能需要与革命的实际任务不可分离地并行。通过不倦地保护工人的民主权利和社会改良的成果，越来越公开和坚决地打击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在危机条件下，资产阶级必然那会剥夺改良成果）而这就是过渡纲领的任务，有系统的动员群众。

这份信匆匆写就，而且很长，可能条理性不足，还望见谅。因为又要维持生计，又有很多其他工作要做，今后即使回复，也不会写如此长的信，所以，远航一号同志和各位毛派同志也不用担心和托派陷入到无穷究的文字游戏中。

但是，我觉得这种争论和讨论本身是有意义的。正如德国诗人海涅说的，“思想是在行动之前，像闪电走在雷鸣前一样。（Thought precedes action as lightning precedes thunder.）

最后，做一下广告，从2009年起，我们就一直在制作一本名为《社会主义者》杂志双月刊，这是目前华文世界中唯一由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两岸三地托派青年共同编写的一本杂志。不敢说杂志中的文章充满了思想火花（远航一号同志谬赞了），但是这是新一代托洛茨基主义者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对现实世界的认真思考。而且杂志中包含相当数量的关于国际社运和工运的翻译资料。如果有左派朋友有兴趣订阅，欢迎发EMAIL到shehuizhuyizhe@gmail.com索取，谢谢。

（责任编辑：路石；远航一号修改个别错别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