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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江湖”何新(五)

2012-6-25 23:35| 发布者: 远航一号| 查看: 1968| 评论: 0|原作者: 右而左

摘要: 何新相同于黄万里的地方是,也依靠毛泽东出名——何新在毛泽东时代获得一个反革命的名声,成为后一个时代起步的政治资本;不同于黄万里的地方是,黄万里搞水利的,却几乎一生什么水利工程都反对,结果在反对三门峡工程上“中彩”了,何新作为搞政治的,什么都预测,结果在89年前后的大预测中,预测到了一星半点,也中了个“彩”。 ... ...

远航一号注:右而左同志正在新浪博客连载“老江湖何新”系列。其中第六篇和第七篇发表后很快即被删除。另外,原版的第二篇也被删除。不过,本网已经设法找到了第六篇和第七篇,将继续连载。另外,本版曾经发表的该系列第二篇其实是第一篇的一部分。现在已经修改,将第一篇补齐,同时补上了原版的第二篇。请正在关注该系列的网友返回第二篇重新阅读,以免留下遗憾。

 

对一个人做道德批判,无论多么理性,都是要冒风险的,很可能吃力不讨好。所以,在上一节里,我只是把何新如何建立自己“道德完美化身”的技法做了一个扼要说明,给出的评语却十分简短:就这样,通过比对匿名者的“道德卑劣”,少数学生的“无理取闹,流氓语言”,一个“众人皆无耻,唯我何新道德高”的道德塑造,告以完成。而实际上呢,以本博现在的看法——坦白说,当时我也不能有这样的看法——不过是一个多年混迹社会三教九流之中的“老江湖”,对青涩的莘莘学子的一场绝世的“道德大调戏”。

十个指头都不能一般齐整,何况社会有11亿人(当时);任何一个有思想、有激情的个体,即使修养再深厚,在事事顺遂心愿的时候,也不能保证对于身边丑恶事情不出情绪性恶语,何况在目击甚至直接经历了一场震惊世界的灵魂与肉体的大屠戮之后。何新精心挑选展示出来的当时个别人的言行(我不怀疑其真实性),正是出于最基础的良知,用了并不冷静的语言表达了对何新一贯充当D的卫道士的强烈不满。这个老江湖,就紧紧抓住这些“个别人”不放,把“个别”混同“一般”,用个别人的不理智,扫射广大民众和学生的普遍正义和良知,这在哲学上就是故意拿“殊相”当“共相”(关于风波的历史原因和这些个别人的问题,随着本文的全面展开,将有专门章节介绍和讨论,我这里认同他们的“最基础的良知”,并不说明他们和何新不是出自同一个阶级,更不代表我和他们有共同的阶级立场,为避免对于我的立场的误解,这里特此说明)。

何新在演讲中成功完成对自己的道德塑造,可他真就那么道德高尚吗?恐怕不见得。看看这段前面引用过的话:

【我知道今天有人在底下串好了要整我。这世界是怎么回事,难道我还不懂吗?要论捣乱,我从小就是捣乱分子。你们也许有人读过我的自传。什么起哄架秧子,什么暗杀、匿名信,黑社会,我都见识过。文革时期当反革命,手铐我带了半年多。你那个“嘘”声没意义,吓不倒我。

在一群没有任何社会经历、纯洁无瑕的学生面前,居然使用这种流氓语言,这种恶棍式威胁,装扮自己的斗士形象。两个流氓斗殴,一个赢了,其对被踩在其脚下的另一个所说的语言,常常是不是就是这种语言?这里的何新形象是不是混世魔王王朔在黑暗降临时的晚霞中的一个剪影?

何况,诸位读者,如果你身后站着的是一个国家政府,整个的国家机器在为你撑腰,你在北大的讲台上,还会害怕几个学生“起哄,架秧子”吗?还会害怕有人组织黑社会“暗杀”你吗?

何新在失去基本良知,摆出“老江湖资格”、刻意抬高自己的时候,把一些其实和他们原本一个阶级的兄弟们的“最基础的良知”也给诬蔑了!谁见过那些介入过风波或者不满于“红牌叫停”手法的知识分子,或者对他写过匿名信的激进人士或者学生,在当时或者后来参加过黑社会,组织过什么暗杀活动吗?

我无意对于一个人的具体心性道德提供批判,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没有超阶级的道德,我要批判的是以其为代表的一个阶级的道德,而不是其个人修养方面的道德。很多人都知道,以儒家正统道德规尺去衡量,当年北洋政府首脑、安福系的头子段祺瑞,具有极高的道德修养,但是段祺瑞对被他压迫、被他剥削的广大无产阶级,表现过任何高尚阶级道德吗?显然没有。我想,类似的比对,也可以用在何新身上。这样,才能解释何新为什么那么痛恨文革,把文革叫做法西斯专政。毛泽东从来声明自己一生就做过两件事,又最钟情于第二件事,即文革。文革不是任何其他人的文革,任何对文革的否定,无论怎样花言巧语,无论怎样借林//彪,四//人//帮说事(参见何新《警惕文革翻案风搞乱中国》),都是直接对毛泽东的否定,说文革是法西斯专政,就是说毛泽东是法西斯。这就是何新的阶级道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当年这个完美的道德化身,如今自称“鄙人下愚,猪狗不如”(见其《如果再搞文革,我还当反革命》)。何以这样呢?皆为历史使然。中国走到今天,已然完全不在他当年的“预测”之中,当年的他那个高耸入云端的道德化身,比对现在中国的社会现实,在现在的无数底层无产阶级的血和泪的遭遇中,真正高处不胜寒,真正是“猪狗不如”,他再不主动放低自己的身段,走下神坛,就一定成为高高在上的、等着老百姓万箭齐发的活靶子。所以,长于分析现实、“预测”未来的他,毅然而然,悄然无声“翻筋斗”下到地面,金蝉脱壳,试图逃过老百姓视野和追击,并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为老百姓揪出万箭齐发的新靶子,即其所言的“新自由主义者”,“欺民资本家和权贵”,仿佛其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者”,“欺民资本家”,还有“权贵”,执行的都不是他的“D老板”的“新社会主义”路线。这又衬出何新的阶级道德的另一面,即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节,他是连自己的阶级兄弟都是敢于出卖的,谁能告诉我,那些“新自由主义者”,那些“无耻精英”,那些“欺民的资本家和权贵”,不是何新的阶级兄弟(“鄙人下愚,猪狗不如,但平生就是蔑视一些无耻精英和欺民资本家和权贵)”(何新《如果再搞文革,我还当反革命》)。

要是站在道德高点上,只要露出一个道德瑕疵,就会身败名裂,而把自己放在“流氓”位置,就可以确保自己使用任何无耻的、栽赃的手段,都具有某种“合道德性”,并同时规避任何别人的道德攻击。这种勾当,不过是王朔之流的惯用手段,身为“道德化身”和“学术权威”的何新,居然借来使用,可见何新内心现在虚弱到了什么程度。当然,从人格和阶级上讲,何新原本就和王朔是一个路子的,只是外包装不同而已。

(关于“新自由主义”等,随着本文的全面展开,将给予必要的讨论,看何新金蝉脱壳是否就能够推卸掉其本该负有的责任)

 

何新对于重大事件的“准确预测”,是他在“绝世演讲”中,征服北大学生,俘虏今天草根左派的一个“绝活”。那么,他炫耀的那些“预言”有怎样的历史背景,“预言”本身到底有怎样真实的准确性呢?他的预测真的经受住了当时的现实(今天看来的历史)以及今天的现实的检验吗?这个小节,就要论道论道。

我先给出一个对比,再倒回去看他在演讲中展示过的、前文已经引用了的“准确预测”的本来面目。

在1990年“绝世演讲”的第三部分“殷鉴不远”里,何新说:

中国的前景如何?……大家可以睁眼看看目前的东欧和苏联。他们的改革不能说不彻底吧?……怎么样呢?破产、倒闭、失业浪潮席卷这些地区。国破邦离,饥寒交迫。……,我认为东欧面临的困局,实际是工业破产、经济崩溃。是目前世界性经济大变局、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前景只能是以依附的垂直关系,或作为债务奴隶而隶属于西方发达国家集团。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我也可以跟你们说,中国现在的困难,也是暂时的,是个过渡。

如果真的天下大乱起来,你爹我爹将没处领退休金、养老金,他们住的公房啊,将来产权私有化,又没有秩序,不知道将交给谁。千百万的公务员、工人、市民,在动乱中将失去生计,流离失所……闹吧,乱吧,上街吧,上街的结果,你们现在停工待料,还有人给你发工资。但天下大乱三个月,如果哪个地方还能给你发一分钱,那就是奇迹。】(这些内容是我剪辑在一起的,不是原文的顺序,特此说明)

何新需要的“稳定”终于如其所愿,如D所愿获得了,而且自1989年开始,一经稳定下来,就是20多年之久,后面还不知要“稳”多少年。

他的意思是说,稳定是最大的政治,是一切重中之重,只要大家不闹,中国不乱,中国就会暂时度过难关,跃升为太平盛世,你爹我爹都有地方领养老金、退休金,人人有住房,社会秩序就会良好,千百万的公务员、市民、工人都有生计,不会流离失所。只要“稳定”,中国就不会有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更不会像东欧那样,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

在2011年,也就是他1990年演讲之后的22年,何新在《警惕文革翻案风今年搞乱中国》一文里说,有人为文革翻案:

【其社会背景是基于:多年来的改革被新自由主义所误导,原始野蛮资本主义的无序市场,搞乱了中国经济。当今通货膨胀严重,失业严重,金融危机频频发作,高利贷风行,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GDP崇拜导致拜金主义横行,官场腐败丛生,公德沦丧。社会两极分化,贫富尖锐对立,官民对立严重。穷苦阶层民不聊生,青年毕业就是失业,失去发展出路,工农地位沦入入九地之下。对外屈辱求和,加入WTO后经济依附美欧,有被殖民化危险】

何新2011年写出这段话的时候,大概没有联想过自己1990年的“绝世演讲”。

读者诸君,你们能相信以上时隔22年的两段话,居然是出自同一个“伟大学者”吗?前一段话信誓旦旦,认为只要有“稳定”,后一段话表述的内容就是断不可能出现的,而如今就出现在他自己的眼里,走到他的笔端。这就是名满天下,“准确预测”了众多世界和中国的大事件,“准确把握”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脉搏的何新。

我曾在《江河万里,万里江河》一文里,调侃大名鼎鼎的黄万里说:我们留意一下,黄万里先生,出名的不是什么伟大的学问,也不是什么具体的伟业,主要是两点,一是因为他是毛泽东钦点的右派,因为毛泽东而出名;二是因为反对了三门峡水库工程,后来又反对了三峡水库工程。我也并不是赞成一切的水利工程,但是,如果一个人,自己实际没有什么学问,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伟业,就是一生什么都反对,我想这和一个一生爱好买彩票的人,就没有什么两样,总归有一回两回是反对对了的,就是中彩了,如果一个人一生买彩票,一生都不中,这个人也就太背运了。

何新相同于黄万里的地方是,也依靠毛泽东出名——何新在毛泽东时代获得一个反革命的名声,成为后一个时代起步的政治资本;不同于黄万里的地方是,黄万里搞水利的,却几乎一生什么水利工程都反对,结果在反对三门峡工程上“中彩”了,何新作为搞政治的,什么都预测,结果在89年前后的大预测中,预测到了一星半点(远不是如他所说“预测对了”,后文详解),也中了个“彩”。

我曾和我国某名刹里即将成为住持的某高僧谈宗教,问他一个基督教忏悔的问题。我说,一些基督教徒什么坏事都敢干,吃喝嫖赌杀人放火,但每次犯了罪,都要去做忏悔,非常虔诚,获得灵魂的拯救,但出了教堂,还是依然故我,什么坏事都干,又再去忏悔,如此循环直到死,高僧怎么看待这些基督教徒的忏悔,忏悔有实际作用吗?高僧沉思了一会,沉静地说:“还是有作用的,比如说,一件衣服,脏了,你是不是要洗?如果不洗,很快就脏得不能再穿,而反复洗脏,就能保证一件衣服穿很长时间”(高僧的话,因为几乎是一字不差的引述,这里我用引号)。

原来,忏悔就是为更持久的犯罪,更持久的干最无耻的勾当,还把罪责推给上帝,让上帝去为他们承担罪责(注意:高僧实际的意思不是我说的这样,我做这一种解读,不过是说何新的问题)

何新现在的忏悔,是不是也这样呢?他犯下了罪责,却把今天中国的罪责全部推给了别人,说那都与他自己、他自己的东家、他自己的阶级无关,用心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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