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必然性”与“左派怎么办”
赵
磊
《论左派转向》发表后，引起了一些讨论。有人来信质问我：“文化批判有必然性，不涉及根基才被允许，要不怎么办？”他的意思是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只有不涉及经济基础之类的根基，才能被官府允许。要不你让左派“怎么办”？对此，我回答如下：
（1）文化批判是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内容之一，所以它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文化批判可以代替政治经济批判。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重申一下，我并不是说文化批判“不必要”，我的意思是要提醒那些热衷于文化批判的左派们：文化批判绝不能代替政治经济批判。当然，某些仅仅因为“有趣”而玩文化的人，本就没指望要把资本主义咋的，不在提醒的范围之内。
（2）拙文的初衷，并不是要分析文化批判“有没有必然性”，而是要确认，山城事件后左派是否发生了“转向”的事实——如此而已。窃以为，如果连“转向”的事实都不敢正视，都不准谈，还奢谈什么“怎么办”？至于某些正忙着把自己的碳足迹从历史中抹去的人（请勿对号入座），其“转向”已经属于墙头草的范畴，很难用“必然性”的分析框架来把握，谈什么都是多余的，故不在拙文讨论的范围内。
（3）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或许可以抽象出“政治经济批判转向文化批判”的某种客观必然性。对于如何认识中国左派的转向而言，这种“客观必然性”可能具有经验参考和一般指导的意义。但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从政治经济批判转向文化批判只能是左派的唯一选择呢？或者说，这种西马的历史选择是否也只能成为中国左派的宿命呢？我在想：既然时代向中国的左派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回避“转向”的问题，“转向何方”就有进一步探索和讨论的必要。
（4）在我看来，把握好客观必然性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是左派面对“怎么办”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个问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我就不展开了。不过我很纳闷：有些左派在理论上总是热衷于大谈发挥“主观能动性”，可是一旦置身于现实世界，一旦实践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时候，他们却以“客观必然性”的名义沉默了——我不知道，这种“沉默”是不是也具有“客观必然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