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繁荣大背景下的贫困

物质繁荣大背景下的贫困

童小溪

从物质繁荣的角度看，目前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相当突出的。在物质生产

方面，中国已经拥有在服装、电子机器、家电、摩托车等领域的全球最大生产规

模，堪称“世界工厂”。如果说，制造业的全球领先，只是因为大量低廉劳动力

的存在，那么，近年来中国奢侈品消费跃居全球第二、并且迅速赶超日本成为世

界第一，则意味着中国不仅在物质生产上，而且在物质消费和占有上，也具备了

巨大的规模。

一方面是财富的涌流，另一方面贫困并没有消失，而仍旧是社会的痼疾。和

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相似，我国许多偏远地区还缺少安全饮水、缺少基本医疗；

在很多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地区，低收入的人们在拥挤、杂乱的邻里内“蜗居”；

气候变化、资源耗尽造成环境恶化，使许多人群失去生计和家园；对妇女的歧视

使得她们失去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等等这些，都是物质繁荣大背景下赫然存在的

贫困。

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贫困和物质繁荣并存，贫困和国力增长并存，贫

困和城市化、现代化的推进共存。这个现象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和政府的重视。

不久前，中国政府制定了新的国家农村扶贫标准，即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 元

(2010 年不变价)，这个标准比2009 年的1274 元提高了92%，把更多低收入人口

纳入扶贫范围。标准调整后，全国贫困人口数量和覆盖面由2010 年的2688 万人

扩大至1.28 亿人。

新的标准接近世界银行2008 年宣布的每天生活费1.25 美元的贫困标准， 反

映了中国作为在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经济大国，在社会治理标准上也和国

际接轨的趋势。新的政策标准的制定立即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使得扶贫受益人

群、扶贫受益地区都明显扩大，各地政府和民间公益组织都需要调整政策，应对

这个变化。

扶贫标准的提高，导致贫困人口数量急剧增加，这发生在国民财富增长、国

力提高的同时，看上去似乎是矛盾的现象；实际上，在“扶贫”这个领域，许多

现象是让人费解的，比如：根据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提供的信息，1978

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是2.5 亿，到2000 年，这个数字减少到9422 万人；

再到2006 年，减少到2148 万；至2010 年，由于贫困标准的提高，这个数字又

增加到了2688 万人。或者说，国家花了将近30 年，使得两亿多贫困人口脱贫，

然而，对于剩下的2000 多万贫困人口，国家似乎难以使出最后一股力量，让他

们迅速脱贫，似乎解决这​​两、三千万人的问题，比解决两亿多人的问题要困难的

多。

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贫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表面上看，贫困是物质条

件的匮乏，而实质上，它反映的是一个社会到底要什么样的发展模式，以及到底

把社会公平放在什么位置。贫困标准定为多少钱数确实是人为的、任意的，但当

前社会人群中“有”和“没有”之间的分裂却有目共睹，这种分裂的消除并非易

事。

财富的增长、财富的堆砌，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消除贫困，因为现代社会中的

贫困，有时恰恰是在财富生产的过程中同时生产出来的。我们来看一下贫困被不

断“生产”出来的一些情形：

一曰“因病致贫”。当亿万农民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脱贫的同时，他们当中很

多人，一旦患病，就要为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而花光自己全部的积蓄，并背负

高额债务。中国农村的医疗社会化程度极低，即使是近来推广的新农合，也只报

销本乡镇、本县医院费用的70%左右，遇重病、大病则要转至外地大医院，并需

要特效药和特别医疗措施，这些通常不在新农合报销范围之中，需要自费。卫生

部副部长朱庆生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在贫困山区，由于无力支付医疗费，农

民患病未就诊的比例达72%，应住院未住院的占89%。有40%至60%甚至更高比例

的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二曰“因学致贫”。几年前，民意测验机构“零点调查”的一份报告显示，

城乡贫困人群中，均有43%至46% 的人分别提到贫困的原因是“家里要供孩子读

书”，这意味着：教育花费成为城乡居民致贫的首要原因之一，从此，“因学致贫”

成为中国特色的“贫困生产”渠道之一。在中国教育的“产业化”之下，各种各

样的赞助费、入学费、教辅费、补课费、兴趣班费，使得千千万万农村儿童的家

长勒紧裤腰带度日。在很多农村贫困地区，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一个家庭节衣

缩食，倾全部积蓄，或借款举债，供养一名大学生，而缺少城市关系和门路的大

学毕业就失业，完全无法回报家庭给予的教育投资。

三曰“环境致贫”。联合国《2011 年人类发展报告》发出警告：环境恶化严

重影响全球贫困人口的生存和发展。在中国，广义的“环境”更是以极端的、加

剧的方式威胁着依赖脆弱生计的人们。除了众所周知的自然灾害引起的“因灾致

贫”之外，还存在着“工程影响致贫”、“移民致贫”等等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共

同造成的致贫方式。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亚洲开发银行和天津市政府的一个报告

显示：北京和天津对周边农村地区水资源的过度调用，造成了“环京津贫困带”。

在中国财富迅速增长的大背景下，贫困的形态也在发展：贫困的分布出现“分散

化”的趋势，城市和富裕地区出现贫困，而贫困地区也出现贫富差距；”返贫”

现象增多，特别是以因病返贫、因灾返贫、因学返贫的方式。

主流的和民间机构的扶贫理念和方法也有值得检讨之处。从八十年代就开始

实施的扶贫开发方式，没有把贫困人口放在主体位置，而过分注重从上到下的行

政推动以及物质财富指标的衡量；从2000 年以来，从海外和民间组织那里引进

的参与式扶贫方式，试图让贫困人口作为主体介入发展过程，并倡导多元化发展

道路，然而，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参与式扶贫经常流于形式，实现社会弱势群体

的赋权并非易事，“参与”或仅仅成为口号。

被广受诟病的，是作为扶贫基本单位的国家和省级“贫困县”制度。我国

1986 年划定了258 个国家级贫困县，至1993 年，尽管农村贫困人口从1.25 亿

减少至8000 万，但国定贫困县的数量却增加到592 个。因此，贫困县名单只增

不减，脱贫不摘帽的政策下，怪象丛生，一些地区为多要资源而“争当贫困县”。

事实上，贫困并不归归整整地驻扎在国家划定的“贫困县”里，而是按照社会规

律存在于一切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之中，存在于人的基本需求仍未得到满足的一切

地方。因此，和贫困做斗争，不仅需要行政的力量，也需要企业、民间的积极性；

它不仅是政府的公务，也是每个人的事情，因为：贫困者若无条件实现自己的全

面自由的发展，那不仅是贫困者的缺憾，也是全体社会成员的缺憾。这是“共享

改革成果”的题中应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