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资本论》（十七）

经理们高收入的由来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这是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1]这种管理的形成，首先是因为，工人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资本家，因而是在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支配下劳动。随着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同一资本家的利益而生产同种商品，工人之间的协作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指挥，就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现在，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的命令，就像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而代表资本的一方之所以能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只是因为他是资本的代表[2]，而不是因为他本人具有所谓的企业家才能。正像在早期，军官要由贵族来担任一样。

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首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随着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他们的反抗也加剧了，因此资本为压制这种反抗所施加的压力也必然增加。资本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一种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这种管理的内容必然涉及剥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对象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而这种对抗及相应的管理在没有剥削的生产方式中是不存在的。同样，随着作为别人的财产而同雇佣工人相对立的生产资料的规模的增大，对这些生产资料的合理使用进行监督的必要性也增加了。其次，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他们的职能上的联系和他们作为生产总体所形成的统一，存在于他们之外，存在于把他们集合和联结在一起的资本中。因此，他们在劳动中的联系，在观念上是作为资本的计划，在实践中是作为资本的权威，作为他们必须服从的他人意志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的。

因此，决不能把从共同的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因而从对抗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3]正如，不能把上世纪40年代中国国民党将军对于作战的部署和兵力的配置的指挥职能，同在士兵的背后架上机枪强迫士兵去冲锋的监督职能混为一谈。

资本主义管理的剥削性决定了就其形式来说这种管理必然是专制的。随着大规模协作的发展，这种专制也发展了自己特有的形式。正如当资本家的资本一达到开始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限额时，他便摆脱体力劳动一样，现在他把直接和经常监督单个工人和工人小组的职能交给了特种的雇佣者，把监督工作固定为这些特种雇佣者的专职。正如军队需要军官和军士一样，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

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进行了。一个乐队指挥完全不必就是乐队的乐器的所有者；如何处理其他演奏者的“工资”问题，也不是他这个乐队指挥职能范围内的事情。只要这种指挥劳动不只限于剥削他人劳动这个职能，因而这种劳动并不随着资本的消失而自行消失；只要这种指挥劳动不是由单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那种生产过程引起，而是由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形式引起，由许多人为达到共同结果而形成的结合和协作引起，它就同资本完全无关，就像这个形式本身一旦把资本主义的外壳炸毁，就同资本完全无关一样。主流经济学家们说这种指挥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的劳动，作为资本家甚至他的代理人的职能是必要的，甚至影响巨大，从而必须获得剩余索取权以索取巨额剩余价值，这无非意味着，他们不能设想各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展起来的形式竟能够离开并且摆脱它们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的性质。[4]

有人或许要说了，撇开剥削的职能，资本家或他的经理的指挥职能也是有巨大的贡献，应当获得巨大的报酬的，因为单干的工人或者说同样数量的单干的工人达不到同样的生产效果。但是，所谓这种指挥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工人的结合劳动的贡献。

假设资本家雇佣了100个工人。和100个单干工人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100个结合工人的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不论在一定的情况下结合工作日怎样达到生产力的这种提高：是由于提高劳动的机械力，是由于扩大这种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是由于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场所，是由于在紧急时期短时间内动用大量劳动，是由于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振奋他们的精力，是由于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是由于同时进行不同的操作，是由于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而达到节约，是由于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的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作为一个结合工人而非单干工人的能力。

然而，资本家无须让这100个工人协作就能使用他们。因此，他支付的是100个独立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100个结合劳动力的价值。工人作为独立的人是单个的人，他们和同一资本发生关系，但是彼此不发生关系。他们的协作是在劳动过程中才开始的，但是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资本家了。他们一进入劳动过程，便并入资本。作为协作的人，作为一个工作有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因此，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或总体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只要把工人置于一定的条件下，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就无须支付报酬而发挥出来，而资本正是把工人置于这样的条件之下的。因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另一方面，又因为工人在他的劳动本身属于资本以前不能发挥这种生产力，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5]

这也就是今天主流经济学家所鼓吹的资本家所具有的而工人所没有的经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不费分文或花了钱得到的东西，并不等于是自己掌握了的东西。正如很多人拥有了手机，但不知道如何生产手机一样。马克思就提到过，“尤尔博士本人曾哀叹他的亲爱的、使用机器的工厂主对力学一窍不通。李比希也曾述说英国的化学工厂主对化学惊人地无知。”[6]

当然，在对劳动的剥削程度相同时，资本家能够获得多少剩余价值或利润，还与资本家互相间的欺骗和诈取、与采购的原料的价格的贵贱、与原料采购人员的内行程度、与所使用的机器的生产效率、适用程度和便宜程度、与生产过程各个阶段的总安排的完善程度等等有一定的关系。这一情况使资本家进而使主流经济学家产生了错觉，以为资本家的利润不是来自对劳动的剥削，而是至少有一部分也来自于与此无关的另外一些事情，特别是来自资本家或他的经理的个人的活动。[7]

但是，一方面，资本家或他的经理的这些个人活动大部分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另一方面，英国当年的工人合作工厂的实验也已经给了这些主流经济学的观点一个充分的教训。当时的资产阶级报纸发现，工人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的影响下成立的生产合作机构的实验表明，“工人组合可以有成效地管理商店、工厂以及几乎一切工业形式，这些实验大大改善了工人本身的状况，但是它们却没有给资本家留下明显的位置。”[8]

实际上，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根本没有主流经济学家们吹嘘的那么高深复杂，从而企业管理者的素质也不需要有多高。今天中国的一些私营业主在成了亿万富翁之后才有机会情愿或不情愿[9]地到国内外高校的经营管理培训班里听听课，获得一些野鸡大学的正规文凭或正规大学的野鸡文凭。而英国当年的一些资本家在破产以后到已经改组成工人的合作工厂中担任经理，变成他自己以前的工人的领取工资的雇佣劳动者的事例，以及一些资本家在破产以后替那些往往就是他们自己的债权人的新工厂主，去管理他们自己从前所有的工厂的事例，都表明这种指挥劳动，如果它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是必须的从而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也只能或只配得到与工人相当的报酬，因为其创造的价值量与普通工人的创造的差别不大。

因此，今天资本主义企业的经理们远远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巨额报酬中的绝大部分都来源于对剥削收益的共享。马克思指出，正如亚当·斯密已经正确地发现的那样，在那些生产规模等等允许有充分的分工，以致可以对一个经理支付特别工资的营业部门中，利润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会以经理的薪水的形式纯粹地表现出来。[10]不仅是经理的薪水，在前面提到的台资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中，辱骂和体罚工人的基层管理人员和保安[11]的薪水也是来自于工人被剥削的剩余价值。这些并不组织生产而只是强迫工人的监工们的“管理”活动，在资本家看来自然是生产性的，因为它使资本家获得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因而在主流经济学家看来是要给予肯定的。但这些活动只不过是最实在的剥削活动，这些监工们的报酬只是实实在在的剥削费用，是纯粹的必须消除的社会负担。

另一方面，在强调个人利益的制度下，职业经理（指本身没有出资，而是受雇于资本家代其管理企业的人）们在管理时首先考虑的，既不是企业的盈亏和职工的福利，更不是公司的成败和职工的饭碗，而是自己的利益。职业经理们与企业老板（真正出资的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屡见不鲜。显然，企业的管理越复杂，职业经理们为自己谋求利益的空间越大，这也是管理变得复杂的一个因素。而一旦企业办砸了，也不意味着职业经理失去了饭碗或利益受损。如果职业经理以各种手法从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为自己获取了足够的原始资本或相应的技术和市场，那么，他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办一个自己做老板并由自己来经营的企业，从而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全部攫为己有。即使他什么企业也不办，只要他此前获得的资金够多，也可以专门靠吃利息舒舒服服地做一个寄生者。前些年，中国一些破产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就是这样做的。这些人大多数逃到了其他国家。

最后，顺带说一下明星们的高收入问题。有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唱片公司的老板们跪求歌星签约，可见剥削已然不再了，马克思的理论过时了。但是，正如我们不能拿古董的定价作为一般商品的定价依据一样，我们也不能拿极少数歌星的境遇来说明广大劳动者的境遇。一方面，大量从事歌曲演唱者的收入并不高，不仅老板们不会求他们唱歌，反而他们需要求老板们给他们演唱的机会，否则就只能街头卖唱了；另一方面，一些歌星是应当被看作小资产者的。他们与唱片公司老板之间是合作关系，利润分成的。而他们的助手、身边的服务人员、唱片的生产制作人员才是被雇佣的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