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江湖”何新（十一）

据施燕华说，法拉奇当时是通过自己的朋友的父亲，时任意大利总统的佩尔蒂尼这一特别关系才获得这个专访机会的。寒暄过后，法拉奇单刀直入，提出第一个“挑战性”问题：

【法拉奇：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法拉奇把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第一个问题提出，至少说明第一），这个问题当时在西方人眼里已经是一个司空见惯的问题；第二），通过这个问题的问答可以探知“中国改革共产党”如何对待毛泽东本人及其政治遗产，因而可以为西方政治家制定中国新战略提供关键性依据。

关于“第一”，我还可以引述傅睿哲的文字作为旁征。在续八续九里，我引用不少傅睿哲在《中国人——一个民族的肖像》一书提供的第一手材料。傅睿哲在该书的第55页谈到，他1977年刚来北京不久，就在北京大学的外国留学生嘴里听到一个“讽刺性笑话”，说那些胆大的中国师生在私下里谈论四人帮的时候，都是竖起五个手指。这就是说，所谓四人帮，其实是五人帮，最大的那个没有提名的，是毛泽东本人。

傅睿哲碰到这个问题是在1977年，而法拉奇提出这个问题是1980年，是3年之后的事情了，可见这个问题在西方多么具有普遍性，并且不为西方人所遗忘，这正是因为“第二”表达出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寓意。

不过，这个西方人关注的问题，决不是如法拉奇所说是“中国人民说四人帮却竖起五个手指”。“中国人民”决不能被一小撮反毛泽东的人所代表。这一小撮人，就是傅睿哲指的那些“胆大的人”，他们早在1977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又在1978年11月的西单//墙的大字报运动中更加公开的把矛头指向毛泽东：

【我们必须站起来，砸烂精神的枷锁，……，试问，如果没有毛主席的支持，林彪怎么可能上升到那样的权力位置？试问，毛主席是否清楚江青的的本来面目？试问，没有毛主席的同意，四人帮怎么可能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撤销邓小平副总理的权力？试问，没有毛主席点头，“4/5天安门/事/件”怎么会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见续八）

西单民主墙还要求以一种“70/30开”的方式重评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傅睿哲当时把这叫做“数字魔术”：肯定70是假，否定30是真，而30指向就是文革及其相关历史问题，这自然就要联系到大跃进和1962年的资本主义回潮。

“70/30开”的重评要求随后又变着戏法更加公开的出现在毛泽东纪念堂对面的大字报：

【“当我们大家把各自记在笔记本上的各个部分的内容凑在一起的时候，才明白为什么大字报作者要选择毛主席纪念堂这个地点……”。大字报的作者都是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艺术家或者作家，他们先以标准的方式赞扬毛主席把中国人民从外国奴役下解放出来，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在1949年光荣的站起来，然后，话锋一转，说即使毛主席已经躺在了对面的水晶棺里，他也不是神，他伤害了中国人民，必须对他进行重新评价，他是七分功三分过】（见续九）

以上短短的两段文字涉及一系列的人和事件：林/彪，四人帮（“上帝”的对立面），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4/5事件（“上帝”是受害者），而这都是文革的标志性人物和事件，他（它）们导致“上帝”受害，而“上帝”受害是因为“上帝”的政治对手都是法西斯，而他们之所以成为法西斯，是因为四人帮其实是五人帮。五人帮中的那个最坏的家伙就是没有被提名的毛泽东本人，他1956年以后就一贯封建家长作风（所以才导致文革错误，才导致“上帝”受害）。

通过这样的一番梳理，就能清楚看出“五人帮”问题，“说四人帮却竖起五个手指”的问题，是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出笼的，先在国内高层政治圈和思想文化圈形成局部舆论，再通过西单民主墙这样的大字报事件推向中国社会底层，并传播到全世界。这个问题的出现是在“上帝”1977年复出之后，而这个问题的政治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解除一定程度上还困着“上帝”的毛泽东思想绳索，并把“上帝”推上最高权力的宝座，以让其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这个捆住“上帝”的毛泽东思想绳索，在当时政治权力上的体现就是文革受惠派“华国锋集团”，华提出了“两个凡是”，1977年“两个凡是”还是“绝对真理”，是政治高压线，华的权力也不容“上帝”正面直接挑衅，“上帝”必须迂回包抄）。这样，我们就不能不认为：以上这些不都是巧合，这个以“中国人民”民意面目出现、实际是反映一小撮人的意志的“五人帮”问题，其炮制者是“上帝”的门客、“上帝”最亲密的政治盟友，甚至是“上帝”本人。它周游列国，环视五湖四海之后，通过法拉奇的嘴又回到“上帝”这里了。

正因为这样，“上帝”在回答法拉奇的问话时，才没有让法拉奇失望，才那样的胸有成竹，泰然自若，侃侃而谈，沿着西单民主墙和毛主席纪念堂对面的大字报的既定思路，名义上肯定毛泽东“70”的功劳， 实际上通过确立毛泽东“30”的过错而彻底否定了1956年以来毛泽东的全部历史功绩，并把毛泽东确立为封建法西斯主义者（上帝的说法是“50年代后期以前毛泽东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之后家长制或者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见下文）。由此可知，前文提到的《华盛顿邮报》报道这个专访使用的题目是多么的一针见血，直指问题的要害。

“上帝”就五人帮问题的回答，完整文字如下，各位慢慢品味吧：

【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你知道，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这些话并没有于1980年完整的出现在公开报道中，而是如钱/其/琛所回忆只是“在党内外进行了传达”。但是，正如前文指出的，片段的却明显是唯心的赞美毛泽东的一些话，不但出现在公众视野，还被大肆渲染，给公众造成错觉。与此同时，表层意思之下的潜台词，却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出现在当时掌握着话语霸权的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言论、文章和学术研究成果之中，成为“上帝”所谓“国内小气候”的主要思想基础。这些人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如刘宾雁、王若望、方励之、刘再复，严家其等等，当然还有那个在西单民主墙事件中赤膊上阵的任畹町（如果后文需谈“小气候”的话，再详谈这些人）。这些人也都是“上帝”不久后展开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在1987罢免胡耀邦官职后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着力要清除的人物。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谈话“在党内外传达之后，获得一致拥护”（见前文钱其琛回忆），其精神实质于一年又3个月之后，即1981年11月，几乎完整无缺的写进了改变当代中国历史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中，中国就此“与毛泽东路线诀别”（参见续十）

十九

法拉奇的专访既然长达4个多小时，内容当然就是极为丰富的，其中一个关于江青的对答是这样的：

【法拉奇：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
上帝：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 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
奥：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
邓：零分以下。】

这个对答反映出“上帝” 的政治心胸和气量就是睚眦必报。1977年中法友好协会主席夏尔贝兰特，鉴于对“中国改革共产党”对于四人帮处理手法的不满和对于毛泽东之后中国前途的担心，辞去了中法友好协会主席一职，在辞职信里，他有这么一段话，兹录于此，对照之下，回味万千：

【对“四人帮”提出的“他们企图进行政变”的指控根本无法令人信服。那些成功地进行了政变的人总是声称那些被赶下台的人“企图以武力夺取权力”……过去和现在对这四个人进行批判的方法，与毛主席的教导毫无共同之处。在公开发表的材料中，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只是诽谤和丑闻。水平之低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现领导没有能力对这四个人的路线开展任何严肃的批评】(夏尔贝兰特《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1979年)。

“上帝”对江青的“零分以下” 判决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能力”吗？没有！有一点“任何严肃的批评”吗？没有！贝兰特表达的是当时西方国家的非主流观念，却显然更准确指出了历史的真相。

法拉奇还提出了一个将“上帝”类比赫鲁晓夫的问题：

【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您对此有何看法？”】

“上帝”的回答是：【“我要告诉你，我们决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请你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下来。】

根据当时担任翻译的施燕华的回忆，邓小平当时“指了指法拉奇的笔记，……，在邓小平整个谈话中两次指着法拉奇的笔，让她记下来，这是第一次”(参阅网上《施燕华回忆邓小平接受法拉奇采访》一文，该文原载《环球视野》2007年第2期《党的文献》）.

施燕华是从赞美“上帝”角度提到此点的，我读来却发现，她笔下这个栩栩如生的微妙动作，无意中把“上帝先生”内心的恐惧揭示出来了：他是多么害怕稍有闪失就会被全世界指斥为赫鲁晓夫啊。

“上帝”1956年代表中国党出席了苏共20大，正是在那次大会期间，赫鲁晓夫在不让兄弟党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做了一个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很快被苏共知情者密传到美国，在美国全文发表，苏共非核心层党员是慢慢从外电中得知这个报告的。斯大林之后苏共内部的公开分裂就是从这个报告开始的。这个报告不但对于苏联内政起到不可估量的破坏作用，对于冷战时期两个集团的博弈过程中资本主义集团渐渐占据意识形态上风，取得道德优越地位，起到过决定性的助推作用。如果没有这个秘密报告，就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和思想基础，让索尔仁尼琴在笔下诞生“古拉格群岛”。这个动笔于1962年似真还假的传说，可以说是苏联的“最有良心”的历史学家们，沿着秘密报告的思路“为民请命”，还原所谓“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随着斯大林的“法西斯本质”被这些历史学家找到的证据“证实”之后，“古拉格群岛”悲剧也就成为了所谓的“铁的事实”，斯大林先后清洗3000万苏共党员和人民的耸人听闻也就不可动摇。虽然赫鲁晓夫几年之后就被推翻，但是苏共内部由此造成的裂隙则不但没有愈合还越撕越大。当时的戈尔巴乔夫不过是个激进的青年布尔什维克，他对赫鲁晓夫充满了敬意，后来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后，就是沿着赫鲁晓夫启动的所谓“政治改革”的思路进行改革，建立所谓“改革新思维”，最终改出了苏联之外的“国际大气候”和苏联之内的“国内小气候”，苏共完蛋了，苏联也解体了。

毛泽东虽然在革命年代吃了斯大林不少亏，听闻赫鲁晓夫报告后却坚决维护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领袖的威望，对于赫鲁晓夫诋毁斯大林嗤之以鼻，并在中国党内一针见血指出，这是“丢刀子，砍旗子”、自毁社会主义的恶劣行径。随之，毛泽东在中国党内展开了防范中国的赫鲁晓夫搞垮中国的社会主义的运动，这个运动在文化大革命的达到高峰，换句话说，文革的一个重要直接目标，就是在政治和组织上“清洗”（但不是肉体上消灭）中国各级党内的赫鲁晓夫，这个赫鲁晓夫决不是像某些无知于文革的人所想象的，就是刘少奇这个特定的具体的人。长期以来，由于即使在最坚决爱戴毛泽东的泛左派阵营，也存在着对毛泽东文革的重大曲解，中国是否的确存在赫鲁晓夫式人物的问题，在很大的一个左翼人群中至今依然还是个问题，这个人群历来是旗帜鲜明的赞成上帝对风波采取“红牌叫停”，哪怕“红色成河”也在所不惜，并把任何向“上帝”的抗争笼统视为普世派的“颜色革命”或者是“颜色革命”的帮凶。何新之流当然是这样的左派的最典型的代表，而乌有之乡和其他泛左翼论坛里也还寄居着大量的这样的左翼分子。这正是“上帝”的头顶直到今天还披着马列毛面纱的一个重大原因。

那么中国的“上帝”是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呢？甚至是否可以说，他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致命打击和对于毛泽东名誉的损毁，是不是更在赫鲁晓夫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的致命打击和对于斯大林的名誉损毁之上呢？

在1980年，毛泽东虽然身死已三四年，却政治威望青山依在，任何政治人物，要敢直接否定毛泽东，必然直接出局并身败名裂。这一点，跟随毛泽东转战数十载，被毛泽东正反教育过的“上帝”最清楚。如果他敢于像赫鲁晓夫那样正面否定毛泽东，或者不公开的高调承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的决定性作用，或者主张/同意从天安门城楼取下毛泽东画像，或者主张/同意推平毛泽东纪念堂，或者，……，这些事件只要出现任何一件，那么他就会被一般而言只会采取直线思维的最善良的老百姓当作赫鲁晓夫对待。他显然不会干这样的事情，他干的是，在形式上把善良的老百姓乐意看到的东西一一保留，只在具体行动中一一清除毛泽东的影响，读者回顾一下“改开”以来否定大跃进、否定反右、否定反右倾、否定文革等等及其后果，并对比以上我谈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随后的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那一段，是不是看到一个中国的赫鲁晓夫矗立在面前？

我甚至小人之心好奇推测：“上帝”是多么需要把毛泽东搞臭啊！谁让他老人家那么早就防范什么中国的赫鲁晓夫，把“上帝”公开当赫鲁晓夫的路子都给堵死了，只好暗暗的干了（后文有关小节将会详细分析反毛思潮的历史起源、发展和演变）

其实，根本无需从后来实际发生的历史中去寻找证据，单从来自同一专访中的另外的关键信息也已经最早自证了“上帝”的赫鲁晓夫面目，这些信息显示出“上帝”在当时已经确立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清晰思路（从后来的历史演变来看，西方尤其美国，恐怕正是依据这些信息全力配合“上帝”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和平演变”中国的）

【法拉奇：四个现代化将使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这样不可避免地引起私人投资问题。这是否会在中国形成小资本主义。

邓：归根到底，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当然，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不可怕。

法拉奇：那末，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都是坏的？

邓：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

法拉奇：我记得几年前，你谈到农村自留地时说过，人是需要一些个人利益来从事生产的，这是否意味着共产主义本身也要讨论呢?

邓：按照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将更多地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需要。】

这里对答的核心思想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初级阶段理论”的主旨思想。它被“中国改革共产党”奉为圭臬，并在1987年的“十三大”上借赵紫阳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成为该党的终极理论，它的俗名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按照赵紫阳的说法，“上帝”先于文字理论在行动中推动这个“初级阶段”的实践的时候，原本是要直接打出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旗号的（也就是张木生现在极力张目的“新民主主义2.0版”，他以此标签别于毛泽东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遇到了党内巨大的质疑：怎么？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又搞回到“新民主主义”去了？这不是复辟吗？为了规避这些质疑，“上帝集团”就提出这个掩人耳目的“初级阶段论”。请读者记住，该理论的正式提出是在十三大上，其实际实践则是在“上帝”接受法拉奇专访前后就已经在悄悄运作之中了（参见吴思相关言论和赵紫阳的“自传”《国家囚徒》）

据有关材料，上帝的儿子回忆说，“上帝”曾在私下里说“戈尔巴乔夫就是一个傻瓜”，因为在他看来戈氏沿着赫鲁晓夫的思路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得不把老百姓奉若神明的党的最高领袖直接从神坛上拉下来，这样就会失去民心，社会就会失去稳定，所以只有他这个“上帝”自己就是最聪明的：他把毛泽东高高供起来，让老百姓天天瞻仰，同时把老百姓当猪，喂饱他们（经济体制改革），他们就不嗷嗷叫了，社会就稳定了。然而，历史早在1985年就挠了一下这位“聪明上帝”的胳肢窝以示提醒，提醒无效，就在1987年公然嘲笑其“聪明”(参见续六提到的事件)，再无效，就在1989年掀起一场巨大风波，让其身败名裂。

历史说：“上帝”，你错了，人不是猪，这样以为的人，才是猪！人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吃，人吃是为了活着，活着是为了思想、哲学、文化、文明，是为了追求社会公平、公正、自由、平等……。

“上帝”自以为是他给现在的中国人创造了财富（许多许多的人也都这样认为），可是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地方T血衫上，只见毛泽东的头像，而不见上帝的头像，为什么？这个问题不知道“上帝”临死之前想明白了没有！何新在1990年的“绝世演讲”里为“上帝”辩护时说：“我是农民，我只知道老百姓要衣食住行”，据此判断，何新也是不能回答这个“为什么”的。

那么到底为什么？答案是：毛泽东搞了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