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宇：从毛主席向刘少奇推荐的三本书看文化大革命

澄宇：从毛主席向刘少奇推荐的三本书看文化大革命    （22）


根据王光美的回忆，1967年1月13日夜，毛泽东派秘书把当时已经靠边站的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118厅见面。在交谈中，刘向毛承认了错误，并希望以自己的辞职来换取被打倒的老干部们的解放。对此，毛未作正面回应，而是向刘推荐了三本书：（1）19世纪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1834-1919）的名著《宇宙之谜》。（2）法国机械唯物论启蒙哲学家拉美特里的《人是机器》。（3）《淮南子》。临别，毛把刘送到门口，叮嘱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毛主席向刘少奇推荐这三本书的深意，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本内参曾在2010年第16期《两个人，三本书，一段公案》一文（见《特色中国2010》252页）做过介绍。该文说：毛推荐给刘阅读三本书，“是想从哲学的高度让刘进行自我反省和清算，真正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里选登的一篇，则是从1975年西德总理施密特访华，和毛主席谈话的新资料，推断这三本书反映了毛主席哲学的新高度。我们就是从这个推断中，悟出要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待文化大革命这个课题。

毛主席希望刘少奇能从哲学的高度反省自己和清算自己，这个深意是不错的。作为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时陷政敌于失败的境地，也不忘用伟大的思想挽救一把。这是毛泽东改造社会改造人伟大战略思想的又一生动体现。难怪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身在修正主义集团高位上，还能说出这样的话：“反毛小丑们打着我父母的旗号反毛，其目的是险恶的，中国人民要擦亮眼睛 ,千万别上当！再说我父母从来没反毛，对毛是很尊敬的，只是路线不同，经这三十年检验，我父亲的方法有问题。”

刘源说他父母不反毛，这是他至今不从路线上看问题的局限性。但是，他对右派的揭露和对刘邓路线的反思还是值得肯定的。当然，这点认识对他和修正主义划清界限还是很不够的。我们从他现有的认识，可以看出毛主席改造社会改造人的伟大思想是多么富有生命力！也可以看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认识文革的必要性。像刘少奇这样犯了路线错误的人，需要从这个角度认识文革；像刘源这样“可教育好”子女，同样需要从这个角度认识文革。可惜，这个条件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邓小平断送了。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教训，认真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从世界观的高度解决对文革的认识问题。

毛主席在接见西德总理施密特时讲，他世界观的形成主要归功于四个德国人：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海格尔。于是，陪同施密特访华的顾问克劳斯·梅奈特就海格尔对毛泽东的影响，作了如下解说：“海克尔秉持一元论哲学，马、恩也坚持一元论哲学，可作为自然科学家的海氏走得更远。海克尔认为，一切在流，一切在变，世上万物没有终极目标，有的只是状态。”梅氏发现，“随着年事渐高，毛越来越成为哲学家了，也越来越把目标称之为状态。”“人类发展不会停留在某一诸如社会主义的目标上，具体到革命上，也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毛泽东反对革命胜利后就不再有冲突的观点，相反，他认为要进行多次新的革命，“七、八年来一次”是自然而然的事，甚至是必要的。梅奈特把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和海克尔的反对任何“终极目标”联系了起来，他认为，毛从这部“粗糙的唯物论著作”得出重大结论。

应该说，一个外国人能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做出如此准确的解说，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因而，他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也就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修正主义反对文革，是和他们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相一致的。邓小平反对文革，则把美国牌的实用主义运用到极致。最近，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写的《邓小平与中国的转型》一书，就透露了邓小平的小儿子一句话：“我父亲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个傻瓜。”作者说：“这样不经意的一句话，是邓的职业人生的基石，也是中国与苏联完全不同路线的根本所在。”按照作者说的这种区别，就是戈氏只会把神（斯大林）继续往黑里抹，而邓氏则“把神（毛泽东）继续供在神坛上”。这那里是什么路线不同，显然是反马列毛的手法不同罢了。

邓的狡诈和戈的愚蠢，突出地表现在1989年他们那次北京会面上。

    戈尔巴乔夫对邓小平说，“我们应当用推土机把这个陈旧的共产主义政治体系推平，然后所有改革才能进行下去，否则所有一切都将掉进沙堆里”。

对此，邓小平回答道：“现在我们和您正行驶在一条乡间土路，也就是计划经济。它是坑坑洼洼的，但已经被车轧平了。而右边有一条高速公路，也就是市场经济。我们需要从现在这条路转向那条路。为了能够转过去，必须牢牢掌握方向盘，而您建议去掉方向控制！那么，您怎么将汽车从这条路转向另一条路呢？”（见《报刊文摘》第2735期、2009年10月23日周末版《欧福钦：遍访中国三代领导人》）。

邓小平的狡诈，仍然逃不脱辩证法。他深藏的反革命面目，终于在中国人民的眼目中被识破了。他的继任者在十八大前演的一幕幕丑剧，说明邓氏多变的实用主义也难以挽救他们必然要灭亡的命运。

我们从毛主席向刘少奇推荐的三本书看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来认识文革。以前，我们多是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角度谈论文革，认识文革。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还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认识文革。这样，我们就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认识文革，对毛主席这一划时代的贡献，认识就全面多了，也更加深刻多了。

让我们朝这个方向努力吧！

                     从向刘少奇荐书看毛泽东的哲学高度及其现实意义      一笑/Ye Shell

今天(2010年6月8日)，笔者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读到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揭秘：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谈话及谈到的几本书》(作者散木，来源《北京日报》，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40/11798162.html)，文中说，刘少奇被打倒后，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约见他，进行了两个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毛泽东给刘少奇推荐了几本书，包括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法国哲学家狄德罗的《机器人》，还有一本是中国的古典哲学《淮南子》。最后，毛泽东让刘少奇“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毛泽东向刘少奇推荐的两本外国书，刘少奇自己没有，图书馆里也没有找到。上述文章的作者考证了《机械唯物主义》这本书后，引述了一段文革时期上海复旦大学理科“大批判组”成员之一、袁志英的有意思的回忆：　　

    1975年11月30日，德国《世界报》刊载了克劳斯·梅奈特的一篇文章，介绍了西德总理施密特访华的情况。作为施密特的顾问，梅氏参加了毛泽东会见施密特的全过程。梅氏写道：“毛在开始谈话时提到四个德国人的名字，说他世界观的形成主要归功于这四个德国人。听起来似乎是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可为何两次提到黑格尔呢？”当译员将第四人译成黑格尔时，毛主席颤巍巍摆了摆手，纠正道：“是海克尔。”梅奈特这才恍然大悟：“是海克尔，确切地说是恩斯特·海克尔。”年轻的译员对海克尔没有任何概念，而梅氏七岁时就阅读了《宇宙之谜》。　　

梅氏的记述也为施密特的回忆录《伟人和大国》所证实，施密特说他和毛泽东花了十分钟的时间讨论了“海克尔那部粗糙的唯物主义著作《宇宙之谜》”。梅奈特此后不停地思索：“海克尔怎么会给这位深居紫禁城的伟大老人留下那么深的印象？”他最后认定，海克尔秉持一元论哲学，马、恩也坚持一元论哲学，可作为自然科学家的海氏走得更远，海克尔认为，一切在流，一切在变，世上万物没有终极目标，有的只是状态。梅氏发现，“随着年事渐高，毛越来越成为哲学家了，也越来越把目标称之为状态。”“人类发展不会停留在某一诸如社会主义的目标上，具体到革命上，也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毛泽东反对革命胜利后就不再有冲突的观点，相反，他认为要进行多次新的革命，“七、八年来一次”是自然而然的事，甚至是必要的，梅奈特把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和海克尔的反对任何“终极目标”联系了起来，他认为，毛从这部“粗糙的唯物论著作”得出重大结论。　　

梅奈特还猜想说：“众所周知，毛在一战结束前后曾在北大图书馆做过图书管理员，那时这里是最重要的现代化图书馆之一。毛自小嗜书如命，他在那里必定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了有关西方知识的书籍和资料，也必定精心阅读了《宇宙之谜》的中译本，以致他60年后还记得作者的名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推断。　　

以上是袁志英的回忆。这是笔者读到过关于文革起因的哲学解释。根据上文的作者，毛泽东向刘少奇推荐第二本书的含义与第一本相同，至于为什么推荐第三本书——中国的《淮南子》，这位身为浙江大学政教系教授的作者就语焉不详了。他说：“至于三本书中的最后一本书——《淮南子》，这是一本著名的古籍了，至于毛泽东当年为何把它推荐给刘少奇阅读？或是随口言及，抑或大有深意？不得而知。《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是西汉宗室淮南王刘安招宾客所编写，内容则十分庞杂，即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汇贯通而成，据称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的代表作。刘安后因“大逆不道，谋反”而自杀。”　　

据笔者研考，《淮南子》是一本对道家哲学进行通俗化解释的古代哲学，单从它的开篇《原道训》就可以看出，其含义跟《老子》“反者道之动”是完全一致的。（是故能天運地滯，轉輪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周而複匝，已雕已琢，還反于朴。）由此看来，毛泽东向刘少奇推荐《淮南子》的用意，与前两本外国书一样：循环往复是社会的运动规律，建成了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终止，因此“继续革命”才是人间正道。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哲学论断，被某些人某些党派断定是错误的，但却是2500年前的老子和2000多年前的刘安认为是正确的，100多年前的德国和法国哲学家也认为是正确的。毛泽东发动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虽然在实践中毛泽东认为文革“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以至于最后被邓小平之流“全面否定”。但这并不证明毛泽东的文革哲学是错误的，尽管实践上存在许多缺点毛病。反而是后30年的实践证明了，毛泽东的哲学高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人能与之比肩，他站得太高，看得太远，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以至于往日跟随他一道革命的同志，都不能理解他。由此可见，文革的失败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　　

从今天的实践来看，毛泽东向刘少奇推荐的三本书，仍然有着强大的现实意义。比如“坚持改革开放100年不动摇”这句话，如果不是一个极端可笑的错误，就是一句说了等于没说的废话。宇宙里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更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动摇的，除非那个“东西”就是变化或者动摇本身。说实在，当年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已经不再有人提及了，更别说坚持了。唯一被“坚持”的是“不争论”。那是因为争论起来受到的批评太多，不利于一意孤行，大事不妙，结果是像医疗改革那样，经过30年的折腾和不争论，最后的结果是，卫生部的老爷们在沸腾的民怨当中，自己给自己打了50分：“改革不成功，并不等于改革失败”。另一方面，如果说“改革”本身就是不停地变化——“否定之否定”，那么到地球毁灭那一天，“改革”还会在进行着，“100年不动摇”就成了说还不如不说的典型废话。　　

最后，笔者想引用孔夫子的徒弟子贡评价孔夫子的话，将其中的“仲尼”换成“毛氏”，用来评价毛泽东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毛氏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踰也。毛氏，日月也，无得而踰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一笑今译：毛泽东是诋毁不了的。别人的德才是丘陵矮山，还可以逾越。而毛泽东是日月，是没法逾越的。有人即使想自杀，又怎么能损害得了日月呢？这正好说明他不自量力。）( 2010/06/08 )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

                                   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

    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学哲学的同志应当下乡去。今冬明春就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身体不好也去，下去也死不了人，无非是感冒，多穿几件衣服就是了。

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书本里怎能出哲学？马克思主义三个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作斗争，马克思他们看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要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时已经有许多罢工。英国国会调查，认为与其十二小时工作制不如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从这个观点开始，才有马克思主义，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什么人的哲学？资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无产阶级经济学，改造了古典经济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别人要杀我的头，蒋介石要杀我，这才搞阶级斗争，才搞哲学。

大学生今年冬天就要开始下去，讲文科。理科的现在不动，动一两回也可以。所有学文科的：学历史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学文学的、学法学的，统统下去。教授、助教、行政工作人员、学生统统下去。去五个月，有始有终。农村去五个月，工厂去五个月，得到点感性知识，马、牛、羊、鸡、犬、豕、稻、梁、菽、麦、黍、稷，都看一看。冬天去，看不到庄稼，至少还可以看到土地，看到人。去搞阶级斗争，那是个大学，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我过去读过孔夫子，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七六十三年。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讲了教育学。五年师范，两年中学，上图书馆也算在内。那时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论，特别是唯心论。看来我原来是个封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社会推动我转入革命。我当了几年小学教员、校长，四年制的。还在六年制学校里教过历史、国文。中学还教过短时期，啥也不懂。进了共产党，革命了，只知道要革命，革什么？如何革？当然，革帝国主义，革旧社会的命，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甚了解。如何革？更不懂。十三年学的东西，搞革命却用不着，只用得着工具——文字。写文章是个工具。至于那些道理，根本用不着。孔夫子讲“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为什么孔夫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命，匡人要杀他。有人批评他西行不到秦，其实，诗经中《七月流火》，是陕西的事。还有《黄鸟》，讲秦穆公死了杀三个大夫殉葬的事。司马迁对《诗经》评价很高，说《诗经》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诗经》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狙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焘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十国的蜀，有一首诗吗《秦妇吟》，韦庄的，少年之作，是怀念君王的。 .

讲下去的事。今冬明春开始，分期分批下去，去参加阶级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学到东西，学到革命。王××作了报告，她去搞了一个大队，那里没有暖气，同吃同住，吃得不好，害了两次感冒，春节回来的时候，见了她，我问她，还去不去，她说还去，无非是发几天烧。你们知识分子，天天住在机关里，吃得好，穿得好，又不走路，所以生病。衣食住行，四大要症。从生活条件好，变到生活条件坏些，下去参加阶级斗争，到“四清”、“五反”中去，经过锻炼，你们知识分子的面貌就会改观。

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下去试试看，病得不行了就回来，以不死为原则，病得快死了就回来。一下去精神就出来了。

    （康生：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所，也统统要下去。现在快要成为古董研究所，快要变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世界了。哲学所的人《光明日报》都不看。）

    我专看《光明日报》、《文汇报》，不看《人民日报》，因为《人民日报》不登理论文章，建议以后，他们登了。《解放军报》生动，可以看。

    （康生：文学研究所对周谷城问题不关心。经济所孙冶方搞利别尔曼那一套，搞资本主义。）

    搞点资本主义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让他们搞，猖狂进攻，上街游行，拿枪叛变，我都赞成。社会很复杂，没有一个公社、一个县、一个中央部不可以一分为二。你看，农村工作部就取消了。它专搞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借贷、贸易、雇工、土地买卖自由，过去出过布告。邓子恢同我争论。中央开会，他提议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永远巩固下去，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说，新民主主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触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并不触动民族资产阶级。分土地给农民，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体所有制，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分地并不奇怪，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拿破仑也分过。土改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到社会主义。  

现在我们的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敌人的同情者手里。我们搞了十五年，三分天下有其二，是可以复辟的。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嫁给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有些地区是和平土改，土改工作队很弱，现在看来问题不少。

关于哲学的材料收到了（指关于矛盾问题的材料——记录者注），提纲看了一遍（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提纲——记录者注），其它来不及看。关于分析与综合的材料也看了一下。

    这样搜集材料，关于对立统一规律，资产阶级怎么讲，马恩列斯怎么讲，修正主义怎么讲，是好的。资产阶级讲，杨献珍讲，古人是黑格尔讲。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还有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讲造神论。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我看过。列宁看过，好像称赞过他讲原始积累那一部分。  

    （康生：波格丹诺夫的经济学比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那一套还高明一些。考茨基的比赫鲁晓夫的高明些，南斯拉夫的也比苏联的高明一些。德热拉斯还讲了斯大林的几句好话，说他在中国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

    斯大林感到他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不是小错误。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反对我们革命，夺取政权。为了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准备了好多年，整个抗战都是准备，看那时中央的文件，包括《新民主主义论》，就清楚。就是说不能搞资产阶级专政，只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搞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我国，八十年，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都失败了。我们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一定要胜利。只有这条出路，没有第二条。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搞社会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论》那一篇，是个完整的纲领。政治经济文化都讲了，只是没讲军事。  

（康生：《新民主主义论》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很有意义。我问过西班牙的同志，他们说，他们的问题就是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搞新民主主义。他们那里就是不搞这三条：军队、农村、政权。完全服从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什么也搞不成。）

这是陈独秀那一套！

    (康生：他们说，共产党组织了军队．交给人家。）

    没有用。

   （康生：也不要政权。农民也不发动。那时苏联同他们讲，如果搞无产阶级领导，英法就会反对，对革命不利。）

    古巴呢？古巴恰恰是又搞政权，又搞军队，又发动农民。所以就成功了。

    （康生：他们打仗也是打正规仗，资产阶级的一套，死守马德里。一切服从苏联外交的一套。）

    第三国际还没有解散，我们没有听第三国际的。遵义会议就没有听，长征把电话丢了，听不到。后来四二年整风，到“七大”的时候才作出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纠正“左”的都没有听。教条主义那些人根本不研究中国特点。到了农村十几年，根本不研究农村土地、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不是到农村就懂得农村。要研究农村各阶级、各阶层关系。我花了十几年功夫，才搞清楚。茶馆、赌场，什么人都接近、调查。一九二五年我搞农民运动讲习所，作农村调查。我在家乡找贫苦农民调查，他们生活可惨，没有饭吃。有个农民，我找他打骨牌（天、地、人、和、梅十、长三、板凳），然后请他吃一顿饭。事先事后，吃饭中间，同他谈话，了解到农村阶级斗争那么激烈。他愿意同我谈，是因为，一把他当人看，二请他吃顿饭，三可以赢几个钱。我是老输，输一、二块现洋，他就很满足了。有一位朋友，解放后还来看过我两次。那时候有一回，他实在不行了，来找我借一块钱，我给了他三块，无偿援助。那时候这种无偿援助是难得有的。我父亲就是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母亲反对他。我父亲死时送葬的很少，我母亲死时送葬的很多。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我说，抢得好，人家没有嘛。我母亲也很不能接受。长沙发生过一次抢米风潮，把巡抚都打了。有些小贩，湘乡人，卖开花蚕豆的，纷纷回家，我拦着他们问情况。乡下青红帮也开会，吃大户，登了上海《申报》，是长沙开兵来才剿灭的。他们纪律不好，抢了中农，所以自己孤立了。一个领袖左躲右躲，躲到山里，还是抓去杀了。后来乡绅开会，又杀了几个贫苦农民，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是自发的阶级斗争。  

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听说过。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还看过富兰克林传，他穷苦出身，后来变成文学家，还试验过电。（陈伯达：富兰克林最先提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说法。）他说过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从前说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心之官则思”。说“人为万物之灵”，谁开会选举的？自封的。后来马克思提出，人能制造工具，人是社会的动物。其实，人至少经过了一百万年才发展了大脑和双手，动物将来还要发展。我不相信就只有人才能有两只手，马、牛、羊就不进化了？只有猴子才进化？而且猴子中又只有一类猴子能进化，其它就不能进化？一百万年，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今天的马、牛、羊？我看还是要变，马、牛、羊、昆虫都要变。动物就是从植物变来的，从海藻变来的。章太炎都知道。他的与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就写了这个道理。地球原来是个死的地球，没有植物，没有水，没有空气。不知几千万年才形成了水，不是随便一下就由氢氧变成了水，水有自己的历史。以前连氢、氧二气都没有，产生了氢和氧，然后才有可能两种原素化合成水。

要研究自然科学史，不读自然科学史不行。要读些书。为了现在斗争的需要去读书，与无目的地去读书，大不相同。傅鹰讲氢和氧经过千百次化合成水，并不是简单地合二而一，他这话，讲的倒是有道理的，我要找他谈谈。（对××讲）你们对傅鹰也不要一切都反对。

    历来讲分析、综合讲得不清楚。分析比较清楚，综合没讲过几句话。我曾找艾思奇谈话，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的分析、综合，不讲客观实际的分析、综合。

我们怎样分析、综合共产党与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地主和农民、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拿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我们怎样进行分析和综合？我们分析：无非是我们有多少力量，有多少地方，多少人，多少党员，多少军队，多少根据地。如延安之类。弱点是什么？没有大城市，军队只有一百二十万，没有外援，国民党有大量外援。延安同上海比，延安只有七千人，加上机关、部队一共二万人，只有手工业和农业，怎能同大城市比？我们的长处是有人民支持。国民党脱离人民。你地方多，军队多，武器多，可是你的兵是抓来的，官兵之间是对立的。当然他们也有相当大一部分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并不是都一打就垮。他们的弱点就在这里，关键就是脱离人民，我们联系人民群众，他们脱离人民群众。

他们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一直宣传到小学里。编了歌：“出了朱德毛泽东，杀人放火样样干，你们怎么办？”叫小学生唱。小学生一唱，就去问他们的父母兄弟，反倒替我们作了宣传。有个小孩听了问他爸爸，他爸爸说，你不要问，将来你长大以后，你自己看就知道了。这是个中间派。又去问他叔叔，叔叔骂了他一顿，说“什么杀人放火？你再问，我揍你！”原来他叔叔是个共青团。所有的报纸、电台，都骂我们，报纸很多，一个城市几十种，每一派办一个，无非是反共。老百姓都听他们的？没有那回事。中国的事我们经验过，中国是个麻雀，外国也无非是富人和穷人，反革命和革命，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切不要以为反革命宣传会人人信，会一起来反共。我们不是都看报纸吗？也没有受他影响。

    《红楼梦》我读了五遍，也没有受影响。我是把他当作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看《红楼梦》都不注意第四回，其实这一回是《红楼梦》的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出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里四大家族都写到了，《红楼梦》阶级斗争激烈，有好几十条人命。而统治者也不过二、三十个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个人），其它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清楚。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楼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还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怎么综合？国民党、共产党，两个对立面，在大陆上怎么综合的，你们都看到了。就是这么综合的：他的军队来，我们吃掉，一块一块地吃。不是杨献珍的合二为一，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的综合。他不要和平共处，他要吃掉你。不然，为什么他打延安？陕北除了三边三个县以外，他的军队都到了。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你二十五万，我二万五千。几个旅，两万多人。分析了，如何综合？你要到的地方你去，我一口一口地吃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整整一个军，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统统跑光，因为消灭了他好几万。宜川被我们包围，刘戡来增援，军长刘戡打死了，他的三个师长，两个打死，一个俘虏了，全军覆没，这就综合了。所有的枪炮都综合到我们这边来了，士兵也都综合了：愿留下的留下，不愿留下的发路费。消灭了刘戡，宜川城一个旅不打就投降了。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战役，怎么综合法，傅作义就综合过来了。四十万人，没有打仗，全部缴枪。  

一个吃掉一个，大鱼吃小鱼，就是综合。从来书上没有这样写过，我的书也没有写。因为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有联系，但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我们搞了二十几年，我们被敌人吃掉的也不少。红军三十万军队，到了陕甘宁只剩下两万五，其他的有被吃掉了的，逃跑了的，打散了的，伤亡了的。

    要从生活中来讲对立统一。

    （康生同志：只讲概念，不行。）

    分析时也综合，综合时也分析。

    人吃动物，吃蔬菜，也是先加以分析。为什么不吃砂子，米里有砂就不好吃。为什么不吃马、牛、羊吃的草，只吃大白菜之类？都是加以分析。神农尝百草，医药有方。经过多少万年，分析出来，那些能吃，那些不能吃才搞清楚。蚱蜢、蛇、乌龟王八可以吃，螃蟹、狗、下水能够吃。有些外国人就不吃。陕北人就不吃下水，不吃鱼。陕北猫也不吃。有一年黄河发大水，冲上来几万斤鱼，都作肥料了。

    我是土哲学，你们是洋哲学。

    （康生同志：主席能不能讲讲三个范畴的问题。）

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基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就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即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

怎么综合法？难道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并存？并存是有的，只是小部分。作为总体，是要消灭原始社会。社会发展也是有阶段的，原始社会又分好多阶段，女人殉葬那时还没有，但是服从男人。先是男人服从女人，走到反面，女人服从男人。这段历史还搞不清楚，有一百多万年。阶级社会不到五千年。什么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原始末期有了彩陶。总而言之，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推翻一个，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兴起，一个社会消灭，一个社会兴起。当然在发展过程中，不是很纯的，到了封建社会里还有奴隶制，主体是封建制，还有些农奴，也有些工奴，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那么纯粹，再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有落后部分。如美国南部的奴隶制，林肯消灭奴隶制，现在黑人奴隶还有，斗争很激烈，二千多万人参加，不少。

    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人为什么要死？贵族也死，这是自然规律。森林寿命比人长，也不过几千年。没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去了，赞成庄子的办法，死了老婆，敲盆而歌。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消灭。社会主义也要灭亡，不灭亡就不行，就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至少搞个百把万、千把万年，我就不相信共产主义就没有质变，就不分质变的阶段了？我不信。量变质，质变量。完全一种性质，几百万年不变了，我不信！按照辩证法，这是不可设想的。就一个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就搞一百万年，就是一种经济学，你信不信？想过没有？那就不要经济学家？横直一本教科书就可以了，辩证法也死了。

    辩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人类最后也要到末日。宗教家说末日，是悲观主义，吓唬人。我们说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现在人类很幼稚。恩格斯讲，要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这句话不完全，只讲了一半，下面的不讲了。单理解就能自由了？自由是必然的理解和必然的改造。还要做工作，吃了饭没事做，只理解一下就行？找到了规律要会用，要开天辟地，破破土，砌房子，开矿山，搞工业。将来人多了，粮食不够，要从矿物里取食品，这就是改造，才能自由，将来就能那么自由？列宁讲过，将来空中飞机像苍蝇一样多，闯来闯去，到处撞怎么得了？怎么调动？调动起来那么自由？北京现在有一万辆公共汽车，东京有十万辆（还是八十万辆）所以车祸多，我们车少再加上教育司机，教育人民，车祸少。一万年以后，北京怎么办？还是一万辆车？会发明新东西，不要这些交通工具，就是人起飞，用简单机器，一飞就飞到一个地方，随便哪里都可以落，单对有必然的理解不行，还要改造。

不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不分阶段，没有质的变化。列宁讲过，凡事都可以分。举原子为例，他说不仅原子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可是以前认为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轻，才二、三十年，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这些发现，主要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和以后才发展起来。至于电子和原子核可以分裂，那早就发现了。电线里，就是用了铜、铅的外电子的分离。地球三百公里的上空还发现有电离层，那里电子和原子核也分离。电子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庄子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庄子·天下篇》引公孙、龙子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不是科学了。事物总是发展的，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做，一百万年以后还有工作做。我很欣赏《自然科学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那篇基本粒子的文章，以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他引了列宁的话。

哲学界的缺点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而是搞书本的哲学。

    总要提出新的东西，不然要我们这些干什么？要后人干什么？新东西在实际事物里，要抓实际事物。任继愈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他只讲到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宋朝的明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有佛、道，不出入佛、道是不对的。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韩愈不讲道理，“师其意，不师其词”，是他的口号，意思完全照别人的，形式、文章改一改。不讲道理，讲一点也基本上是古人的。《师说》之类有点新的。柳子厚不同，出入佛、道，唯物主义。但是，他的《天对》太短了，就那么一点。他的《天对》从屈原《天问》产生出来，几千年来，只有这个人做了《天对》。这么一看，到现在，《天问》《天对》讲些什么，没有解释清楚，读不懂，只知其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了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红旗》可以转载一些比较好点的东西，写一篇报导。

                                毛泽东讲述搞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作者: ggad0整理

1966年7月18日 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1966年9月7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发表了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1966年10月9日至28日 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叶剑英说：主席说，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争动员。1966年12月21日毛泽东会见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的扬力说：还要反对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变了，到那时就晚了。我们的80%的党员是 1948年以后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抓住整个阶级斗争和还没有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孔夫子的影响。他们灌输帝王将相观点，灌输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条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谈话。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毛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抛掉的是百分之一、二、三。”党员队伍中“有些是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工厂“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学校教员“全部用国民党的”；“还没有完成的反封建主义的斗争”；这种占有相当数量的社会基础一旦同中央的修正主义关联，“中国的颜色就变了”。对于党内的修正主义，毛泽东表达了相当的忧虑：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地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毛泽东传1949—1976》P.1390）    

面临这样的事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有四个理由。1.过社会主义这一关；2.反修防修；3.战备；4.抓革命促生产。1、2，可以合成一个原因，最终为三个原因。如果在党团结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另一种选择解决上述三个问题。但由于“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的事实存在，毛泽东认为党已经被一批修正主义分子分裂，事实上需要重建党。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会见胡志明说：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文化大革命是从去年11月开始的，已经7个多月了。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引起警觉还是23条”。1967年1月17日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说：同刘少奇的斗争是从1964年夏天开始的，1965年制定的23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围绕23条的斗争，促使毛泽东下最后的决心搞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5日，毛泽东说道：“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毛泽东传1949—1976》 P.1410）

                                在中央常委会上的四点指示

                                          毛泽东                  1967.01.

（1） 大家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接受群众的批评。要进行自我批评，引火烧身。  

（2） 大家要挺身而出，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被戴高帽子，抹了黑脸的，洗洗脸继续上班工作。

（3） 从长远利益出发，团结多数。牛鬼蛇神就是地、富、反、坏、右，是少数。有些人就是犯了严重错误，也得挽救他，使他改过自新，不然怎么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呢？

（4） 说服干部，使干部懂得不要人人过关，都搞得灰溜溜的。两个挺身而出，不能躲躲闪闪，怕字当头。敢字当头，再大的问题也能解决。怕字当头，价钱越来越高。

                     金融界惊人的内部通知：中央下发密级文件全部销毁

                                     ——销赃灭迹 准备后路

    【阿波罗新闻网2012-06-12讯】大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金融界人士透露：其供职的金融系统，近日从上至下层层传达内部通知，要求近日内将所有中央下发的密级文件全部删除（销毁）。同时要求各级金融机构要将删除（销毁）清理结果，由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后逐级上报上一级金融机构。

　　中共党内的密级文件分为：“绝密”、“机密”、“秘密”三级。据大陆知情者透露：中共近日已经开始清理一些加密文件，蓄意销毁罪证，为日后被审判准备后路。

　　该金融界人士表示：此类大规模的销毁机密文件的行动，在历史并不多见。该匿名人士则认为：上述这一异常举动，也表明中共的末日即将来临。

                             十八大后胡温或监党 王沪宁被曝是提议者  

    【大纪元2012年07月03日讯】（大纪元记者林锋综合报导）5月末，有港媒引用北京消息称，胡、温极可能在十八大后留下“监党”，只是两人留下的具体方式尚未敲定。近日，港媒曝出该提议的始作俑者是胡锦涛的另一智囊人物王沪宁，同时，王沪宁还被江派指为“叛将”。

    王沪宁被指是“恢复中顾委”的提议者  5月末，有港媒引用北京消息称，胡、温极可能在十八大后留下“监党”。十八大时将由总书记习近平提议恢复中顾委，胡锦涛任主任，温家宝任副主任。同时，胡以中顾委主任身份兼任中央军委主席。

    最新一期的《前哨》则称，恢复中顾委建议计划由原上海帮首席智囊王沪宁提出。而胡锦涛的首席谋臣令计划则提出了“主席制”。

    江派对此极尽挖苦称，王沪宁因为“想跻进政治局”而江家班“入场券”有限，“自顾尚且不暇”，于是王沪宁抓住了胡锦涛的“橄榄枝”。而王沪宁为了表忠心，“叛将往往比家臣更勇猛”，所以王沪宁的中顾委方案为胡锦涛“度身订造”。王沪宁提议的正主任是胡锦涛，“为安抚反对声音，王并建议由温家宝出任第一副主任。”

王沪宁的复杂背景  王沪宁现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而王的政治色彩就更加复杂。曾经有报导称，当年王沪宁替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但是“三个代表”出台后，遭到外界非议很多，所以有报导称：“中南海甚至传出江泽民有种上了王沪宁当的感觉。”在胡锦涛掌权后，王沪宁成为胡的智囊，出台了胡的“科学发展观”，后渐渐被认为是胡锦涛的亲信。有消息称，十八大后王沪宁可能进入外交部门工作。

    中顾委的来历  中顾委的全称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是邓小平于1982年主张设立的，以“帮扶年轻一代”为名行监党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