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网友

                                                                         三

        正是面对严酷的现实，我看出了半社会主义这个真实的历史现象，才想到是不是可以使用半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去概括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才敢于大胆提出，只要这个概念是符合这个社会的实际状况的，就应该是可以存在的，如果这个概念能够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那就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有巨大理论意义的。

        关于这个问题，是我这里要说的重点。让我们从抽象的辩证思维走进具体的历史实际。不过，这里说的具体，还是理论化的具体。

        根据我们面对的历史课题的认识上的需要，我们从社会形态演进规律这一较高层次进入我们的探讨。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那段著名的话应该说是最权威的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 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 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 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这无疑是对人类历史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正确的唯物主义的科学概括，是我们认识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论指导，是不能动摇的理论原则。但是，一旦贯彻这个理论，从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看问题，这里有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并不简单的认识难题。这就是，对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实际历史进程来说，究竟应该怎样贯彻马克思的理论：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到底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是已经把“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了，“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是不是“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了。如果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那么，解决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的“物质条件”，是不是“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进一步问，“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的时代是不是已经确定无疑地到来了？这不是问题吗？如果说过去不是，但是，现在是。

        为什么？

        因为历史有历史的回答。

        自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庄严宣告“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历史开始了崭新的一页。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马列毛主义的指引下，在马列毛革命导师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进行伟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民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巴黎公社的第一次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尝试，到苏俄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随后的伟大的中国革命，突破东方殖民地世界的枷锁，建立了第一个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经过这些伟大的奋斗和难免的牺牲，一个能够和资本主义世界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终于诞生。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社会主义好”的凯歌传遍全世界。毛主席高兴地说，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

        这些伟大的革命实践，似乎已经确定无疑地回答了上述问题。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到来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历史条件已经具备了。我们是这段历史的当事者，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曾经有过的高昂的革命激情和迎接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喜悦。

        但是，这不是历史的全部，而且，历史也在发展变化。

        有两大历史事实我们不能不看到。

        第一个历史事实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修正主义的问题，并且最后都导致了社会主义失败。这在当时犹如晴天霹雳，惊天动地，几乎使所有的人都傻了眼。只是在事变后，人们才能冷静地看到发生这一历史突变的轨迹，才开始从社会主义自身的弊端，寻找社会主义失败的内在原因。

        谈论社会主义存在问题，毛主席不是第一人。敌我双方都有人谈论这些东西。就是斯大林，对苏维埃国家机器中的官僚主义也不止一次给予痛斥。但是，真正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所以会发生修正主义的内在的制度上的原因，毛主席是第一人，并因此完成了他的第二个贡献，奠定了毛泽东主义的第二个伟大内容。

        毛主席发现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并且发现，这种阶级斗争的主要危险和集中表现，来自党内，来自党内修正主义，来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个认识不仅是符合事实的，而且是相当勇敢的，也的确因此得罪了走资派。但是，毛主席一往无前，探讨并没有到此为止。毛主席结合文革留下的和走资派艰难斗争的实践，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发现，走资派现象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毛主席从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法权的一般存在的危险性，进而揭示了特权存在的更大危险性，并深刻揭示了，特权之所以存在，正是由于我们所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弊端造成的。这就是那些关于大官特权的辉煌论述。

        今天，我们可以用更简洁的语言说，这种特权正是来自政治体制的专制、一党专制。

        谈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的弊端，可以说出许多方面，但是，这是最根本的。如果说，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形式还有待探讨，那么，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形式，更有待探讨。

        问题在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发生修正主义，共同遭到失败，显然不能用偶然性去解释。毛主席揭示了这个必然性。那么，一个问题发生了，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就今天这个时代而言，就我们面对的具体历史条件而言，到底我们有没有具备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或者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建立真正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

        问题的严峻还在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蜕变为修正主义并最终走向失败后，并没有导致一个真正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重建，而是，共同发生了资本主义的重建。就是在中国，就目前的事实而言，修正主义统治的直接后果也是导致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迅速产生、迅猛发展并占据统治地位。

        这是一个人们不能不回答的历史课题。多少尊重事实的人，都会看到这个问题。“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搞社会主义制度不容易。正确解释这个问题，当然也是不容易。

        第二个历史事实是，所有真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个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没有一个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就是在二战后，枪杆子在手的情况下，还是没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算这是修正主义的罪恶，可是，为什么马列主义不能战胜修正主义呢？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历史现象，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不吻合。要说作为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变动前提的“物质条件”，无疑，在这个世界上，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条件最高，至少是苏东和我们比不了的。但是，恰恰是在这里，没有社会主义的胜利。从马克思到列宁的东西方革命互补的思想，总是落空。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我们不仅要看到没有发生什么，还要看到发生了什么。

        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我们看到的正是生产力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了进一步的巨大的“发挥”。

        马克思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我们看到的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的一百五十多年间，在无产阶级的各种形式斗争的打击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灭亡，而是经历了不断的调整和改良，北欧一些走向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国家里，甚至增添了相当数量的社会主义因素，很有点半资本主义的味道。这些深刻斗争带来的深刻变化，虽然是改良性质的，但又确实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但没有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反而在这种生产关系中实现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更好的历史前题。说“前夜”，这更是。

        这个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只能是“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的否定根据。事实也是这样。这些国家没有发生社会革命。

        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失败，被修正主义取代，并最后导致资本主义重建，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调整和发展，这两个历史事实，是严酷的，对比是强烈的，但是，又都是千真万确的，我们没有理由不正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不能自欺欺人。

        这就是历史。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任何时候不能说历史犯了错误。犯错误的总是人。

        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错了吗？《序言》的这一理论还有没有指导意义？

        在我看来，历史没有错，马克思也没有错。要想正确认识历史，解释历史，还是要坚持马列毛主义。这里，一是要有勇气坚持马列毛主义，二是要有勇气解释真实。反过来说，离开马列毛主义，解释不了这些问题；不敢正视现实，也解释不了这些问题。分析问题的马列毛主义基本理论不能动摇，从事实出发的马列毛主义的唯物论也不能动摇。

        至今所发生的这一切历史事实无非证明，按照《序言》中所要求的社会革命的历史条件来看，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复杂的多样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起伏的、曲折的、无序中体现有序的，而且不存在一刀切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界限，历史的可能和人们的主动活动，是辩证统一的，不是机械统一的，这将带来充满偶然性的不好把握的历史节奏，直到今天，只能说，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还在展开，还远没有结束。

        对于这种社会革命、历史变动实现的条件，至少有一点，现在给予强调或补充，不是无意义的。

        历史变动，历史发展，社会革命，这一切历史活动，都是人的活动。人类的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历史。因此，历史的进步，不仅是物质方面的进步，而且，必然是人的方面的进步。马克思讲的物质条件应该包括人的条件。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一切重大历史变动的规律。不然还有什么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可言。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灭亡的前提，是要创造出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这种物质条件，不仅包括社会主义需要的生产力，而且，包括社会主义需要的人。只有人民普遍要求社会主义、有能力实现社会主义时，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现实的。

        这才是真正的马列毛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而不是经济决定论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人是社会历史创造的，人的状况及其创造能力和社会历史的状况是一致的。人只能在自身既得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新的历史。喜欢抽象谈论人、人性的资产阶级学者永远不懂这个道理。我们却要把这个道理运用于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可能性的理解上来。

        一百多年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远比我们原来想象的高得多，进行起来也远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艰难得多。失败不是偶然的，不是历史的误会，不是个人的罪孽，而是历史制约导致的历史的必然。从这一点看问题，文革的失败，正体现了这种历史必然性。从列宁、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叶里钦；从毛主席，到邓小平，到所有的人，都不过是从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表现出历史给予的必然性，谁都没有能力摆脱这种历史必然性。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搞不成社会主义，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都垮台了，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会有弊端，会发生修正主义，会走三十多年的弯路，这有什么可以值得大惊小怪呢？这些历史正是一种必然性的展开，不是个别人罪孽的结果。历史正是这些不同阶级、不同人群、不同人物所构成的历史合力的必然结果。

        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历史过程。尤其当从私有制社会向公有制社会过渡时，更是这样。大的原则的概括可以极为简略，可以概括成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但实际展开的漫长的历史过程却会千变万化。我们对于其中的规律的认识，许多还在必然王国之中。

        这就是社会主义无法摆脱的的一般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