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录：武汉裕华纱厂和申新四厂在解放初期的表现和合营前后的管理变革
老田按：两厂的情况都来源于当年参加公私合营的亲历者的回忆，摘录自《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湖北卷武汉分册》一书（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段落末尾和括号中间的阿拉伯数字是原书中间的页码。 1、裕华纱厂的情况 武汉近代纺织工业是从张之洞1892年至1898年在武昌创办湖北丝、布、纱麻四局开始的。由于四局经营管理不善，先后租与应昌公司和大维公司经营。1913年，裕大华集团（楚兴公司）创始人徐荣廷凭借黎元洪的力量，取得四局的承租权。租营初期，业务平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独居内地的楚兴纱布市场辽阔，原棉取获便利，9万多纱绽和650台布机全部开动，改一班制生产为两班制。租办9年零9个月，共获纯利1100余万两，相当于原始股本的15.7倍。黎元洪走后，北洋政府迫使楚兴公司提前3个月停租，20多万元机物料，被湖北“将军团”夺走。374 秋棉上市，货源不畅的裕华、申新两大纱厂沿用旧习，倾其资力，抢购棉花，抬价售纱。1949年10月到11月，市场由花纱布带头，掀起第二次物价上涨风。一个月内，棉花上涨4.26倍，棉纱上涨4.91倍。棉布上涨3. 71倍，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1949年10月，人民政府采取平抑物价措施之后，裕华为渡过企业面临的经济困难，要求为国家部分加工代纺，但却要价苛刻，市人民政府没有接受裕华的加工代纺申请。380 1950年3月在贯彻国家统一财政经济措施中，国营花纱布公司向市场大量抛售物资，抛售的（380）棉纱、棉布分别占市场总交易量的58.16%、52.99%。银行也紧缩贷款。从而有效地打击了投机，平抑了物价。虚假购买力消失后，纱布市场十分冷落，裕华的棉纱出现严重积压。 4月中旬，生产的棉纱几乎全未售出，积压的纱增加到959件，没有流动资金补进原棉，厂存棉由原来的4860担，减少到2100担，不够10天的生产用棉。工厂发不出3月下半月的职工工资，经多方筹措才发7成，这是裕华厂史上第一次发生的“不能如期发放工薪事件”。381 4月1日，裕华、申新两纱厂联合向政府发出《当前危机的紧急呼吁》，“要求政府收购棉纱，或以花换纱”，并给予“加工代纺的机会”。当时正值棉花淡季，国营花纱布公司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收购裕华厂积存棉纱70%，借给原棉2000担，暂时缓解了裕华的困难，没有接受裕华要求加工代纺的申请。1950年5月，一个月棉花价格提高4成仍无售主，棉纱每日交易量不足10余件。5月15日，裕华、申新再次发出《紧急呼吁》，申请加工代纺，市人民政府同意他们的要求，7月5日同他们签订了90个工作日的加工代纺合同，381 裕华全部接受加工代纺后，企业面貌发生了变化。产销两头不用资本家操心，资本家和管理人员把注意力转移到内部经营管理上来，推动了企业内部的改革。为了保证加工代纺任务的完成，企业党组织和工会发动职工群众，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棉纱产量逐年上升。1949年产纱9527件，1950年增加到11957件（其中加工代纺4174件）， 1951年增到17070件（其中加工代纺12332件），1951年比1949年增产79.17%。棉纱锭产量（20小时）由（382）0.896磅提高到0.936磅，每件纱用棉量由444市斤减到408市斤。 1953年5月，裕华武昌厂党、政、工、团一起动手，放手发动全厂职工群众，从总结一季度生产，开展“三查”（查混乱、查浪费、查虚假）入手，反对领导的官僚主义，对工人进行劳动纪律教育，推广先进生产经验，达到建立责任制度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目的。在“三查”中，职工批评公方领导不熟悉企业管理，重生产不重财务，重技术不重管理；生产管理混乱，工程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职责不清，建立的制度流于形式；物资大量积压，资产管理混乱，家底不清，账目不清，人力、物力、财力浪费严重等问题。在“三查”基础上，明确各科室和个人的职责范围，修订或拟订各项业务制度。经过“三查”建制，领导初步摸清了企业状况，工人加强了劳动纪律，开始建立各项责任制度，生产混乱、浪费现象有所克服，为进一步改进经营管理打下了基础。385 1953年3季度，根据市委指示，学习江岸机车车辆修理厂加强计划管理生产调度和实行厂长负责制的经验，以作业计划为中心，制订出一套计划编制、下达、贯彻执行、检查、总结的程序，并建立生产调度制度，实行厂长负责制，企业党委负责监督，保证贯彻。千绽小时产量1953年4季度是24.64公斤，1954年3月份迅速提高到25.06公斤。1954年4月份，贯彻中央纺织部国营工厂厂长会议精神，除进一步根据纺织工业的特点，设计、改进计划、管理调度、会议与表报制度外，还相应加强技术管理，并从原棉管理、工作法、保全保养、温湿度等4方面系统地制订技术措施，着重解决当时突出存在的断头率高的问题。1954年4季度，进一步开展以提高质量、节约用棉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以（385）企业六大计划为基础，编制以产量为恒定部分，以节约、质量为重点的生产作业计划和其他各种作业进度计划，创造出“三分三定”全面加强计划管理的方法，即以企业六大计划为基础，分解指标、分层掌握、分科管理，定期检验统计、定期分析调度、定期总结提高，使各项主要指标作业化。同时，建立和健全总工程师技术负责制，编制和贯彻技术措施，大力推广各项先进经验，并在全厂集中进行技术纪律教育，初步克服了技术管理混乱的状况。建立了技术工作的初步秩序。1954年4季度，全厂全面突破增产节约各项指标，在千绽小时产量保持27.23公斤的条件下、断头率下降到213.83根；每件纱用棉量1-3季度为399.63市斤，到4季度下降到388.66市斤。全厂除基建计划受防讯影响未完成外，第一次全面完成企业六大计划。 在公私合营前，总公司负责经营，工厂只管理生产；财务成本核算在总公司，工厂的账册杂乱无章，资金使用无计划，费用开支无制度，根本无法计算成本。公私合营后，逐步建立财务收支计划，加强统计记录，贯彻经济核算制，做到“事前控制，事后分析”，各项指标逐步向全国先进水平看齐。386 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肩上的担子加重以后，个人决定问题多了、开始滋长骄傲自满情绪；党委集体领导有所削弱，各行其事的分散主义有所发展；在工作中产生单纯的技术观点、业务观点，忽视政治工作的倾向；厂领导只注意抓生产、不关心职工生活的资本主义经营作风有所抬头。1955年2季度，贯彻件中共湖北（386）省委工业基建生产座谈会精神，把厂长负责制和党的集体领导统一起来，进一步健全了党委的集体领导制度，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建立思想动态分析会制度，通过调查研究，抓住主要的思想问题，从解决思想问题入手，解决经济问题；建立职工来信来访接待室，密切与职工群众的联系；把生产和生活统一起来，督促行政部门切来关心职工生活。裕华政治思想工作从此达到一个新水平。 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时，裕华党委还注意到把国家计划要求交给职工群众，依靠职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完成国家计划。在全面加强计划管理推行厂长负责制时，裕华党委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检查总结前期计划执行情况和布置下达本期计划，将它作为计划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形成固定的制度。在全面加强计划管理、实行“三分三定”后，进一步将国家计划的各项指标分解到每一个职工的岗位上，更具体地依靠全厂职工全面完成。到1955年，裕华武昌厂完成企业管理制度改革，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企业以计划管理为中心的计划、技术、财务三大管理制度。387 1955年底，传达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新任务教育，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后，工厂制订了2年发展规划，全厂职工迅速掀起实现规划的生产高潮。在生产高潮的初期，工人纷纷要求提高车速，增加看台，提合理化建议增多，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开始突破，但对主攻方向不够明确，缺乏具体办法。工厂及时召开生产技术代表会议，发动群众总结1955年技术工作。围绕质量低、浪费大、均衡生产率差三大问题，发动群众找关键，提措施，领导上检查了官僚主义、本位主义的问题，把职工群众生产积极性调度到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上来。结合组织生产高潮，厂党委、厂团委开展整党整团活动，充分发挥党团员的模范作用。职工群众为了实现规划，积极学习先进经验，广泛开展合理化建议，全厂有99.11%的职工参加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388 在此基础上，1958年进一步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社会主义企业，依靠职工群众，实行民主管理的一套管理形式、办法，从此初具雏形。389 第389页 陈林 石柳：《裕大华纺织资本集团的形成、发展与改造》 2、申新四厂、福新五厂的情况 解放前夕，武汉申四、福五广大职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护厂斗争，生产设备基本保存了下来。计有2万纱锭，口产4500包能力的磨粉机，4000千瓦发电能力。由于解放前夕资本家抽走资金，纱厂仅存2个月的生活费用，原棉只能开6746锭纱机；粉厂仅存小麦1500担、二等粉341包；发电机只发1000千瓦的电力，多余的电力售与隔壁的既济水电公司，换煤以维持生产。398 中国人民银行贷给申四人民币3000元（人民币均以新币为计算单位，下同）购买原棉，使该厂纱锭至1949年12月开到14698锭；福五接受国家委托加工军粮，每百斤毛麦可获工缴8.2斤面粉，1949年加工小麦40批，共计1628万斤，获工缴133万斤面粉；资方十分高兴。工作组还深入到职工群众和资方代理人家中走访，及时揭露国民党残余势力散布谣言、破坏生产的阴谋，发动工人复生产，支持资方代理人出来工作。399 武汉解放初期，通货膨胀，物价不稳。棉纱、棉花是市场投机倒把的主要物资。申新、裕华2纱厂凭着其经济实力地位，左右武汉棉花、棉纱市场。1949年新棉上市，申新伙同裕华，与投机商勾结，利用花纱市场暂时没有正常交易牌价，放价抢购棉花，使棉花从5月26日的15.2银元一担涨至6月6日的40.5银元一担。9月份，武汉市人民政府发出严禁投机倒把的通令，但国营花纱布公司刚成立，经验和实力不足，申四又趁机略为压低纱价，用以纱易花的手段大量抢购棉花。399 申四拥有的20支四平莲棉纱质量较好，成了当时囤积居奇的重要物资。1949年11月11日多家纱商来厂购纱，厂方以“花价动荡，纱价无法作定”为由，拒不售纱。经纱商再三要求，厂方将20支四平莲每件抬高55元、将20支绿人钟每件抬高43元售出，影响到全市纱价上涨，其它物价也跟着上涨。11月12日市政府在报上给予了严肃的批评，厂方才承认错误。399 为了加强市场管理，稳定物价，12月1日市政府决定成立交易所，规定棉纱l件以上、棉花5担以上均须进交易所交易、不得买空卖空。同时，国营花纱布公司大量收购花纱，掌握稳定市场的实力。在投机商人捣乱市场时，花纱布公司立即大量抛售棉纱，使申四、裕华等厂合办的合众公司（售纱商店）和一些私营（399）纱商号不得不关门歇业。中国人民银行也紧缩银根、支持合法经营，控制非法经营。1950年3月，进一步贯彻全国财经统一的各项措施后，物价才全面稳定下来。花纱布投机倒把的渠道被堵，抢购形成的市场虚假繁荣消失，棉纱一时呈现滞销。 武汉4个私营棉纺织厂，一纱、震寰因资金周转困难，分别在1949年底，1950年初开始接受加工代纺，而申四、裕华因为有资本周转，在自产自销有困难时才要求加工代纺；困难过去以后，又要求自产自销；1950年3、4月间，申四借款70余万元，产品积压，原棉不继，面临停产威胁，迫使申四与裕华联合向政府发出“紧急呼吁书”，要求政府收购成品，借给原棉，并提出了代纺要求。401 1950年月月中南财经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棉花市场管理的指示，统一分配棉花收购量，提高国营企业的收购比重。1951年1月4日中央公布了棉纱统购统销的决定。在原料和成品都受到国家限制后，申四才不得不于1951年1月起，由部分代纺、临时加工走上全年加工代纺。401 福五汉厂1951年l月起由军粮委托加工过渡到贸易粮加工，接受粮食公司的领导。402 实现全部加工订货以后，资方丢掉了原料难进、产品滞销的包袱，开始集中精力组织生产，经济效益显著提高。申四汉厂与花纱布公司签1951年加工订货合同规定，全年生产棉纱10585件。虽然这年的5-8月停工，但生产棉纱10595件，仍然超额完成生产计划。资本家开始认识到加工代纺的好处。1952年继续加工代纺，实现利润187700元，企业开始扭亏为盈。加工订货使企业开始同国营经济挂上钩，把企业的供和销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同时切断了资本家与市场的直接联系，限制了资方的非法利润。402 1952年1月全市开展“五反”运动，市政府派“五反”工作组进驻申四、福五。工作组发动群众，对资本家的不法行为进行了揭发、检举斗争。运动到4月底结束，经过审查核定，申四、福（402）五资本家偷工减料造成的国家损失计72万多元，盗窃国家资财计29万多元，偷税漏税计10万多元，投机倒把非法所得计17万多元。资方及其代理人在运动中坦白交待较好，并表示如数退赃补税。结案为半守法户，免于处分。通过“五反”运动资产阶级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守法教育，李国伟说，“‘五反’运动是一个除旧更新、移风易俗的伟大运动，也是资产阶级改造思想的开始。”“我要老老实实在中国共产党和英明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真心诚意依靠工人阶级，尤其要忠诚地服从国营经济而发展。旧我昨死，新我今生。”同时，工人阶级在运动中也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运动后期，党组织从运动积极分子中提拔了一批工人干部，充实到企业的各个管理部门，为企业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增强了组织力量。 经过“五反”运动，有些资方人员对经营管理消极，严重不负责任。虽然中央纺织工业部发出关于建立和加强责任制的决定，资方也表示“目前我们已开始努力做管理民主化、生产计划化”，实际上并未落实。403 1953年9月，李国伟坚定了响应党的号召、申请公私合营的决心，提出了《申请公私合营计划书》。申请书说：“就（申四）纱厂言，44080枚纱锭的工场房屋，现只利用了25200枚；350台布机的工场房屋，现只有157台布机，而且尚未装置开工，4000千瓦发电机过去经常只用了三分之一”，“生产机器与其它设施不相适应，造成浪费大，成本不易降低的现象。但要增加机器就需要较多资金，而本厂股东又无力增资”；“粉厂原有旧机设备齐全”，“惟仓库容量，尚不能适应生产上的需要”，“福新连年亏损，缺乏流动资金，股东也无力增资。”404 1953年10月15日武汉市财经委员会批准了申四、福五汉口厂的合营申请，并派裴耀堂为公方代表，与李国伟协商合营事宜。404 申四汉厂合营后，武汉市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从江西调来细纱机2万锭、梳棉机82台、中速筒子机8台、摆纱机15台，装车工具全套，试验仪器若干，使申四的设备能力由建国初期的25200锭扩大为45200锭。广大职工无不振奋，在特大洪水的威胁下，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地投入新机安装，做到防汛、生产两不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要求，合营企业开展了系列生产管理制度的改革，包括健全计划管理、建立技术管理、加强责任制3大内容。为使工厂生产计划与国民经济计划衔接起来，加强了产量、（406）质量、消耗、劳动、成本、财务6大计划的综合平衡、编制生产作业计划和技术组织措施日历进度计划，建立经济活动分析；特别是运用裕华纱厂提出的“三分三定”（分解指标、分层掌握、分科管理，定期检查计划、定期分析调度、定期总结提高），把计划指标的完成责任落实到了生产管理的每一个部门和岗位，对于提高企业管理水平起了重要作用。在建立技术管理方面，主要是大搞机器“整风”，开展能手运动（操作竞赛），建立运转管理制度，抓好产品的工艺设计和技术检验、合理安排用棉、建立车间温湿度管理制度等等。同时，依靠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开展了以缩短工艺流程、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单产水平为主要内容的设备技术改造。增设安全、卫生和文娱设施。通过企业管理制度的改革和生产设备的技术改造，提高了生产水平。1954年申新鄂厂棉纱单产达到22.9公斤/千锭时，比合营前的平均单产19.76公斤/千锭时提高13. 7%。1954年申新鄂厂实现利润220万元，1955年实现利润253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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