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江湖”何新（十四）

“上帝”要达成权力欲望，在当时的主要阻力在哪里？就在华国锋集团。当时，华国锋在毛泽东那里继承了合法性，在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中建立了个人权威，名副其实地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他名器在身，任何的公开的反对华国锋就是分裂党和国家。这让“上帝”十分难堪，更让他的资本主义抱负基本无法实现。而且，经过了文革，他在党内不具有正统性，他又是毛泽东去世前刚刚因为“右倾翻案风”被毛泽东亲自罢免的国务院副总理。这些不利条件让“上帝”在和华国锋的政治较量中实际处在很不利的位置，因此，他不得不在借助党内先于其本人获得“解放”的胡耀邦和原本保留在权力位置上的他的支持者叶剑英等人的支持的同时，还要第一），向民间寻求民意支持——这就有西单墙事件得以轰轰烈烈开展的基本政治前提；第二），向中国外部世界寻求国际力量的支持——这就有他访美前中美匆忙建交和他的以军事打击越南为唯一真实目标的匆忙访美以及他接受法拉奇独家专访等事件的政治前提。

为了支持这些关键性的说法，下面我就要回眸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调动必要的历史资料以作论证。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当时主要控制在江青、张春桥等人手里的《人民日报》于9月22日发表“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语录，又于9月25日发表《毛泽东思想永远指引我们前进》的文章，提出“按既定方针办，就是要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办”。

但是，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却采取非常手段限制了江青、张春桥等人人身自由。华国锋将这个不合法行为说成是：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次伟大胜利，是我们反对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华国锋的说辞能够说服总是相信党中央正确性的老百姓，但显然无法说服熟悉党内政治生活的全国党员干部和群众，尤其无法说服有相当级别的党内干部，以至于到1977年中央全会上，华国锋还在政治报告中，不得不剪裁毛泽东生前说过的一些话，断章取义，为他们的非法行为寻找合法性依据。例如、华国锋说“1975年 5月3日，毛泽东曾批评四人帮分裂党的活动，警告他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叫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为什么还要搞，为什么不去团结200多个中央委员’，‘四人帮的问题，今年要解决，上半年解决不了，就下半年解决，下半年解决不了，就明年解决……’”（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非法性问题，回头看历史，即使凭常识也是容易做出判断的。坊间也一直流传着陈云当时就说过“这是不正常的，下不为例”。另外，李洪林是当时党内资深理论家之一，是1981年《决议》主要起草人之一，他思想极端，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彻底否定建国后毛泽东的一切功劳。即使这样一个人，对于所谓粉碎四人帮的非法性，也是直言不讳的，有兴趣的网友可参见其相关历史回忆）。

为了应对党内质疑，修复个人和党的合法性，华国锋一方面通过被后来指控为个人崇拜的行为方式大树特树自己的威信，例如在全国印发他的标准像，让他的标准像和毛泽东的标准像并列悬挂（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尤其当时在上中小学的学生对此应该印象深刻，因为当时教室里就是这样的），另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有实质含义的政治动作，稳定全党全国，例如1976年10月26日他指示宣传部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要连带批邓，凡是毛泽东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1976年11月24日，在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上还发表讲话，提出“三个坚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与此同时华国锋集团中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1976年 11月 18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主张继续批邓，坚决反对为1976年“4/5事件”平反；1976年11月30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德在四届全国人大上重复并强调全国宣传工作的精神，认为“4/5事件”反四人帮是错的，是分裂中央的行为，因为当时四人帮是中央主要领导，并提出要继续批邓（前文我提到，西单墙开始时的目标之一是直接指向吴德，那是“上帝”利用民意围歼华国锋集团的揭幕战，实际目标是华国锋本人）。

1976年12月5日，华国锋以中央名义发出通知：凡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绝不允许“翻案”。1977年1月21日，华国锋又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必须坚决拥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论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这些思想后来在1977年2月7日的中央两报一刊上以“两个凡是”的面目出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注：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红旗杂志》后来被邓小平改为《求是》）

“两个凡是”提出后，华国锋领导的党的合法性危机基本得以化解，他从毛泽东那里继承来的合法性最终得以确定，他粉碎四人帮的功劳甚至也经过这一过程得以放大。因此，他在党内的个人权威基本确立。

“两个凡是”在的确起到了修复党和华国锋的合法性、稳定全党全国的作用的同时，也如前文曾提到过的，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高压线，横贯在“上帝”及其支持者的面前，让他们很长时间无可奈何。于是，围绕“两个凡是”展开的政治动作，也就成为“上帝”集团和华国锋集团的决定性的、你死我亡的政治斗争。

两个集团第一阶段的斗争是围绕邓小平的政治复出展开的。

1977年3月10日-22日，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陈云和王震提出为“4/5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复出。华国锋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是必要的”为由，挡了回去。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再次给华国锋写信（此前在1976年10月10日，限制四人帮自由后仅仅4-5天时间之内就写信吹捧华国锋的英明伟大。此后不久就开始在家里接见各路访客，为自己的复出进行组织活动和秘密宣传活动），声称“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给华国锋灌迷魂汤，并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策应已经在党内为其复出进行活动的陈云、王震等人。

1977年胡耀邦在担任了中央党校副校长（校长为华国锋兼任）后亲自筹建创办了《理论动态》杂志，专供省、军级干部和高级理论工作者阅读。1977年7月，该刊的创刊号发表了《“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委婉提出不同看法。

由于“4/5事件”的一端是四人帮，另一端是邓小平，华国锋带头抓了四人帮，宣告了四人帮的错误，就意味着公告邓小平的正确。这其中的“政治机巧”，1976年9月9日凌晨，在毛泽东遗体前还和江青、张春桥手拉手以示政治同盟关系的华国锋，显然是后来才明白过来。因此，无论华国锋怎样修复合法性、提出并坚守“两个凡是”，都对于邓小平的复出无法构成决定性阻挡。因此，有邓小平坐镇在家亲自指挥，党内高层党政军一些实权人物积极奔走活动，并巧妙绕开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高压线，邓小平终于在1977年7月16日-21日的第十届三中全会期间复出。这标志着“上帝”集团获得阶段性的决定性胜利。

“上帝”在这次决定其复出的会上，做了复出后的第一次讲话，假惺惺表达了对毛泽东的崇敬和对粉碎四人帮的华国锋为首的中央的拥护。

197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四人帮罪证材料的文件，把粉碎四人帮、林彪反党集团和揪出“刘少奇反党集团”并论，都作为文革的成果，还说：“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绝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

华国锋这一动作，无疑是堵死了邓小平复出后展示自己政治抱负的道路。于是，两个集团的下一阶段的斗争就是争夺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表现为“上帝”集团直接向“两个凡是”发起攻击，先锋是胡耀邦，标志事件是1978年3月开始酝酿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五十年中国哲学风云》（1999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王炯华主编）是一本极力吹捧“上帝”、高度赞扬其政治斗争艺术的所谓哲学著作。这本书对于1978年的这一事件有长达62页（页250-312）的冗长描述。我摘要一段：

【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从性质上看，决非属单纯的理论学术之争，如邓小平所述：从一定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问题。因此，这场大讨论……与两个凡是密切联系。说到底是一场政治斗争。……在毛泽东刚刚去世的当初，人民还沉浸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梦境中，华国锋也因提出“两个凡是”而得到不少人的赞成，因此，要公开批评和否定“两个凡是”，势必会遇到想象不到的困难和麻烦。这就有一个选择突破口的问题。这个突破口应起到既能达到批判两个凡是的目的，又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同时又不至于授人以柄——有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之嫌……，实践派发动这场大辩论之前，为了先声夺人，一战即胜，保密工作做的很好，凡是派全被蒙在鼓里，一点没有察觉】。

这些毫无学术价值的“学术研究”告诉读者一个铁的事实：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上帝”集团策划于密室、向华国锋集团发起的政治斗争，直接目标（现实目标）是“两个凡是”，掀掉华国锋的权威和权力，间接目标（长远目标）是除去毛泽东思想的统辖力量，为复辟资本主义清除政治障碍。

但他们的这一战役进行的并不顺利。

胡耀邦时任中央组织部长（1977年12月获任），避开华国锋和汪东兴的关注，违反党内组织原则，私自准许其自己创办并掌控的《理论动态》于1978年5月10日发出长时间精心策划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随后让杨西光掌管的《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5月11日予以公开发表（杨西光1978年入中央党校第一期高级干部学习班，尚未结业即接受由中央党校副校长身份接任中央组织部长不久的胡耀邦的秘密使命，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是参与胡耀邦的写作班子的五人核心之一，其他四人是胡福明、孙长江、马沛文、王强化）。新华社当天全文转发该文，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也同时转载。

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闻之立即“去了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对耀邦说，争论是你挑起来的。我不同意再争论下去，再这样争论下去，势必造成党的分裂”。与此同时，新闻界权威、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吴冷西深夜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批评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文章提出怀疑一切，提出真理不可信，不可知……，文章在政治上很坏很坏，要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文章在政治上砍到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这个电话后来被称为“电话事件”。

《五十年中国哲学风云》披露的资料还说，有人（我据后文推测是汪东兴）给新华社社长曾涛打电话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批评胡耀邦说：“这篇文章起了很坏很坏的作用，把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报纸上”。

当时华国锋在朝鲜访问，得到汪东兴和纪登奎的通报说这件事“牵涉甚广，后果堪忧”之后，指示要求持慎重态度，进而在稍后指示宣传部就这件事要“不表态，不卷入”。当时主管宣传部的张平化根据这一指示，向各地打招呼，要求全国各宣传口要“不表态，不卷入”，《红旗杂志》新任总编熊复也在“施政演说”中暗示“不表态，不卷入”。

这些情况说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遇到除了他们的小集团之外的几乎党内的全面抵制。就在这样的情形下，“上帝”亲自出马了。

1978年5月29日，华国锋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继续坚持1977年10月的立场，强调文革路线，强调阶级斗争，说：“历时十一年的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在这场大决战中。我们先后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仅仅三天后，就是1978年6月2日，就在同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以军委副主席身份发表主旨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讲话，与华国锋针锋相对，旗帜鲜明支持胡耀邦的真理标准讨论，对“两个凡是”进行尖锐批评。

从此中央高层的权力争斗连最基本的遮掩都不要了，“上帝集团”完全是赤膊上阵，根本不考虑什么党的分裂、国家分裂、民族分裂，一心只想取得最高权力。何新1990年为“上帝”辩护，指控大学生是在“分裂民族”的时候，不知道是否心里想到过这些历史往事？

汪东兴作为华国锋的助手，深感“上帝”亲自出马问题严重。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控制舆论，并于1978年6月15日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强调新闻传媒的党性，要求“党报要有党性”，批评了《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一文是党性不强，要求“下不为例”。但是，就在第二天，即16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邢贲思的文章《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17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还全文转载。21日《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有中央党校、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协、北大、人大、北师大、军科院、政治学院、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广播电台以及一些中央部委参加的座谈会，力挺邓小平6月2日的讲话；24日，《解放军报》在罗瑞卿的支持下，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檄文，打着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牌子反对华国锋，加盟支持“上帝”。这一系列事件说明喉舌舆论已经不再完全掌握在华国锋集团手里了。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彻底旁落核心发言权，更不意味着“上帝”集团已经可以操控一切舆论。

1978年7月汪东兴到山东视察，在济南强调真理标准讨论是“砍旗子、丢刀子”。同月，李先念针对汪东兴的讲话在国务院“务虚会”明确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此时此刻的华国锋还是强调各地要“不表态、不卷入”。面对全国实际只有《光明日报》等几家报纸忙碌，可以说还是基本死水一潭，“上帝”有点坐不住了，就在6月20日直接找主管全国宣传的中宣部长张平化谈话，要他不要“下禁令”，设“禁区”，可是张平化根本不买账。

此后，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邓力群7月17日表态完全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周扬以社科院顾问身份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几乎与此同时，地方上宋平在6月28日在甘肃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带动地方反对华国锋的“两个凡是”，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跟风，在省委扩大会上站出来反对“两个凡是”，任仲夷7月25日在辽宁跟风，也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福建的廖志高，湖南的毛致用也相继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

正如《五十年中国哲学风云》所言（页285）：【“……大讨论之所以在全国大地广泛开展，应当说这首先是与邓小平、胡耀邦的大力支持分不开。实际上，邓小平是这场讨论的发起者和领导者，胡耀邦是邓小平的得力助手，他亲自组织和指挥了这场大讨论。”】

然而，这个“全国大地广泛开展”如上所述不过是少数的机构、团体、省市和个人，相对于中国几十个省市自治区和无数相关新闻媒体和社会科学院所和机构来说，显然还是不够”广泛，如果用具体人数计算，那就更不够“广泛”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开篇就说过的，经过了文革，“上帝”在党内不具有正统性，他又是毛泽东去世前刚刚因为“右倾翻案风”被毛泽东亲自罢免的国务院副总理。这样的不利条件让他无论怎样善于权谋，在党内关门较量中所得到的支持还是少数的，开门之后的较量中得到的支持依然是少数的，他根本无法在1978年就仅仅凭借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哪怕真正撼动，更不用说一举击败华国锋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后来的马屁精们毫无疑问夸大了上帝在这场较量中的战果，就如同“上帝”本人曾夸大自己当年的战功，说淮海战役是他指挥的一样。

更为震撼的是，主管全国宣传的中宣部长张平化，不但在6月20日当面不买“上帝”的账，还在稍后8月到东北三省发表谈话说：“国内外阶级敌人都在骂毛主席，恶毒攻击毛主席”，“我们只能宣传一个领袖，过去是宣传毛主席，现在宣传华主席”。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上帝”于是改变思路，调整战略。

1978年9月，《中国青年》杂志复刊，当期复刊号，未经中央批准，专门刊登了一组“4/5事件”中所谓“人民群众”（就是那些当时还被定性为反革命的人）在天安门与四人帮作斗争的文章，向社会发行。当中央发现口风不对，强令删改的时候，这期复刊号，已经有4万多册流入社会，在社会上造成特别意味深长的影响，有人把查封的杂志内容贴到了西单墙，但当是并未造成很大影响，西单墙也还没有进入公众视野，还只是一堵普通的灰墙，更没有成为历史名词。

随后10月至11月，《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又陆续刊载类似内容，进而一部以“4/5事件”为背景的话剧《于无声处》先后在上海和北京公演，同时各种版本的《天安门诗抄》在民间广泛流传开来。这些事件如同真理标准讨论事件一样，明显是“上帝”在主使，为他的人在中央提出为“4/5事件” 平反制造强有力的民间舆论支持。

更有甚者，胡耀邦控制的组织部已经于11月3号秘密完成了对“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所谓复查。此后仅一周，即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议题是“经济工作”，因切合时代需要，会议开幕后中央一度再次出现团结一致的局面，大家围绕经济建设畅所欲言。

但是，陈云利用这次会议，违背会议议题向华国锋发动突然袭击。他在东北组的讨论中发言，提出薄一波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陶铸和王鹤寿案、彭德怀案、“4/5事件”要平反，康生虽然已经死了，但他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必须批判。

陈云一石激起千重浪。胡耀邦随即在会议上提出要搞清楚文革中的各种错案，杨得志提出武汉“720事件”也要平反，陈丕显要求上海“一月风暴”也要搞清楚……，顺着这个气势，“上帝”集团有人就明摆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应予推倒。

注意，所有这些意见中，即使本来的目标是否定文革，也并没有任何直接否定文革的言论，而只是对文革中的具体事件，提出纠正错误。在这样的精心策划的“逼宫”目前，华国锋不得不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做出让步。于是，在这次会议期间：

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由中共北京市委出面为“4/5事件”平反。至此陈云、王震等人1977年三月提出的这一问题历经快两年时间才最终得以解决。紧接着，有人就在西单墙贴出大字报，点燃西单民主墙的所谓“民主火焰”。西单墙此后的演化过程就请回头链接到前面的续八和续九。借着西单墙的“民意”：

11月20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为“4/5”平反的消息。由此，西单墙更一发不可收拾，同时北大出现“民主三角地”。在此情形下：

11月21日起，《人民日报》连载发表《天安门事件真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随后，北京和全国其它各种地下刊物雨后春笋般一夜突然爆出无数。在如此朝野结合、上下互动的党内外夹击之下：

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会议上对陈云等人提出的一些列问题作出表态，接受陈云等人的意见。但是，在“两个凡是”的问题上，华国锋寸步不让，要求坚决维护党内团结，并要求会议讨论农业等经济问题。于是，西单墙事件迅速发酵，蔓延到王府井、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内外（参见续九）。“上帝”透过《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诺瓦克的个人采访，通过诺瓦克和傅睿哲的嘴，告诉西单墙前集聚的无数民众，他“上帝”是明确支持西单墙的：那是好事，应该鼓励。而且：

11月26日，“上帝”会议期间忙里偷闲，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借机进一步煽动民众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这并不可怕”。鉴于这样一种态势，连起初还到过富强胡同6号，当面批评胡耀邦的胡乔木也在中央会议上改变态度，强迫华国锋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于是：

12月13日会议的闭幕式上，华国锋对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作出检讨，汪东兴也相应检讨，承认“两个凡是”提法不妥。

至此，真理标准讨论开展以来一直没有解放的思想就此解放，一直没有冲开的“两个凡是”的“思想牢笼”就此冲开。这次历时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核心人物也换了角色，“上帝”取代华国锋成为了核心人物在13号闭幕会上做总结报告。5天之后，即：

12月18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组织上确立后来归纳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所谓第二代领导集体；思想路线上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取消“阶级斗争为纲”。

就此，“中国改革共产党”宣告成立，其缔造人为邓小平。

但是高层两个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远未就此结束，“上帝”真正呼风唤雨，“创造新世纪”的时代也还远未到来。因此“上帝”还不得不继续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