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与对话：左派何以转向？
赵磊 易淼
肖斌
按：2012年6月28日，赵磊教授与易淼、肖斌两位博士生，就“当前左派转向”这个问题，进行了对话。下面是对话的内容纪要，挂出来，供大家参考。
●赵磊：
今天，我们小范围地讨论一下当前左派的转向问题。这个讨论的背景是，今年三月份一系列事件后，左派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不管怎样去定义它，变化都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我写了《论左派转向》，包括后面的补充《客观必然性与左派怎么办》，希望能影响一下这个“转向”。大家都有一些思考，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易淼：
赵老师前段时间要我和肖斌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特别是希望我们将这种变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西马）联系起来思考。我初步了解了一些“西马”的时代背景，再加上看了赵老师的文章后，的确觉得当前左派发生了类似“西马”的变化。由此，我想到这样几个问题：
1．挫折等于错误吗？当前遇到挫折，是不是意味着左派的方向就错了呢？我想未必如此。“釜底抽薪”烫着了手指，不意味着方向错了，更不意味着我们要去“扬汤止沸”。前段时间有人说，要去掉“共同富裕”作为我们的追求，只留着“大众民主”就够了。我想，谈民主是必要的，可是一定要谈具体的民主。抽象的民主就像迷魂药，只会让我们迷失其中而乱了方向。而且，社会主义民主，绝非宪政民主，也绝非仅仅只有政治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根本在于经济民主。而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一要在生产关系上推进公有制；二要在具体经济单位管理体制方面反对官僚制、长官制，汲取鞍钢宪法的经验，推进民主管理；三要在分配领域推进公平分配，促进共同富裕。也就是说，讲真实的民主，谈社会主义的民主，还是绕不开“公有制”和“共同富裕”。
2．经济政治批判的山头能丢吗？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很重要，但是经济政治领域更重要。经济政治领域的山头你不要，那些公知们就来抢着占领了。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就是，现在很多公知们就打着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旗帜，把脏水泼向公有经济，进而讨伐公有经济，为继续私有化造势。如果我们连牵制之力都不愿意使，那就是任由他们蒙蔽民众、造势作祟了。
3．能否离开马克思主义来谈社会主义建设？有人觉得马克思不懂得社会主义建设，所以不要再谈马克思主义了。的确，社会主义不只属于马克思，空想社会主义也是社会主义，连希特勒也打过社会主义的幌子。不过，只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因为马克思将其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上。所以，要是抛开马克思主义，抛开历史唯物主义，来大谈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要么是脱离现实基础的头脑风暴，要么就是伪社会主义。
●肖斌：
关于“左派转向”的问题，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赵老师在之前的两篇博文中已经谈了很多。这里我谈几点看法。
1、政治经济与左派学者的距离？在当前情况下，有的左派朋友觉得，政治这东西高高在上，是职业政治家玩的，我们无法左右，而且“涉及根基不被允许”，就算体制内的左派也跟民间左派保持着距离，有时候各玩各的。在经济方面，私有制大潮趋势逆转的可能性太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深扎、并拓展到各个角落和环节。虽然这种所有制及其生产方式正是当前收入差距的根源，但是其生命力正当旺盛，也为很多人追捧和信奉，这从近几年对“国进民退”的一片嘘声中可以略见一斑。如此，批判这种经济基础似乎也有难度了，理应保持着距离。于是选择如西马他们的转向也就顺其自然了，文化领域本来也是学者的专长，批判文化既安全又得心应手，自然就有“必然性”这么一说了。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左派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就必须用政治经济学的工具去批判资本主义，必须对政治经济保持着一定的敏感度和亲近感。
2、充分重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能因为有客观现实的制约，我们就随波逐流，而放弃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当前的左派，有的开始“转向”，甚至有的开始“投诚”，这也是“大浪淘沙”的一个规律吧。我们“剩下的”应该积极的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各种交流平台，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这个都很重要，之前的经验我们可以总结，教训应该吸取。
3、大众民主与西方普世价值有什么区别？其实，我对“大众民主”这个概念很费劲了之后也还没能理解。民主本来就是相对大众来说的一个概念，怎么理解这个大众民主？可是，这个概念最近在左派内部流行的比较多，甚至于成了讨论的“转向”目标。在西方提倡的普世价值里面，民主肯定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目，他们也是自诩大众都享有的民主，比如普选。我在想，即使“大众民主”和普世价值的民主有不同涵义，那会不会发展到后来，“大众民主”也就变成西方的“普世价值”了？
●赵磊：
肖斌说的，我来归纳一下，其实就是两个问题：一是知识分子怎么参与和如何把握政治经济批判；二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比如《乌有》，就是在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三是大众民主，这一点你和易淼的看法差不多。
你们刚才说的几点看法，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我打算谈三个问题。我在想，为什么左派对“转向”存在很大的争议？我感觉到，在众多的分歧之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一直“似是而非”，这个问题就是“政治经济批判”的含义。所以，我要提一个问题：什么是政治经济批判？很多人认为，政治经济批判就是拿枪动刀，就是贴某某大官。其实，我以为，政治经济批判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政治经济批判的第一个层面，就是马克思说的那句话：“物质的力量要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很显然，这一个层面离开了人民群众，手无缚鸡之力的学者们的确是难以胜任，勉为其难。
但是，政治经济批判还有一个层面，那就是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就是说，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只从意识层面来进行，就像易淼在《论左派转向》中有个跟帖说的，“不能用意识来反对意识”，而是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的问题。不是从形而上学、法学等角度出发，而是从政治经济学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
当年马克思在关注林木盗窃案的时候发现，在资本主义现实面前，哲学的批判、法学的批判是无能为力的。于是他转向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开始了政治经济批判。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初由来。没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不会有苏联的十月革命，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建国大业。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厉不厉害？马克思的《资本论》厉不厉害？马克思并没有端着机关枪冲锋陷阵，但是，他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批判，比100万军队都厉害！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以及青年黑格尔派，他不再用意识来反对意识，不再用观念来反对观念，不再用文化来反对文化，而是用政治经济学来批判资本主义。所以，政治经济批判绝不仅仅是拿枪动炮，如果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哪怕你有飞机坦克，你的批判也要弄错，也打不到要害。
有人讥讽左派，说你们也就只会动动嘴巴而已。我要说的是，就是动动嘴巴，有些人也只会去说说异化、说说话语权、说说风花雪月那档子事儿，而拒绝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谈问题。政治经济批判绝不是某些人说的那么庸俗，贴这个大官、贴那大个官什么的。马克思一生都在进行政治经济批判，他贴过谁了？
如果非要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贴了谁，那么他贴的也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代表人物。
●易淼：
现在很多左派学者希望通过文化批判来唤醒大众，来唤起大众的意识。其实，马克思恰恰是通过政治经济批判而不是文化批判来唤起无产阶级意识的。他通过政治经济批判，通过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让无产阶级更好地认识到自我，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也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使命。而文化批判，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效果的。
●赵磊：
所以，我们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政治经济批判。有人说：“你们还在谈理论，有什么用”。谈理论怎么了？关键是，当很多人连这样的理论高度都还没有达到的时候，谈理论就是“必须的”。如果多数人都到达这个理论水平了，那么“物质消灭物质”之类的“有用”实践才有起码的基础。何况，理论批判本身也是一种实践。
有些人一遇到挫折，就要远离政治，就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要“去打打球，爬爬山”。我觉得，策略的考虑当然可以理解，但其中的问题或许在于：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把握政治经济批判的含义，更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重复“西马”走过的路子。
当然，有些人即使明白政治经济批判的含义，却仍然急于“转向”文化批判，急于“今是昨非”，急于批判自己的过去。他们明明知道，政治经济批判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观照现实世界，剖析现实世界，批判资本主义。但是，他们却有意回避，甚至急于切割。对于这种人，我除了无语，不想再说什么。
●肖斌：
赵老师，我们现在要不要分学术的左派和政治的左派？
●赵磊：
我们现在谈话的语境，肯定是在学术层面上的。但是，从实践的角度看，这个语境实在是没有必要区分，可能也很难区分。因为在当前的左派中，别说“政治经济批判”，就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类学术诉求都要回避，都唯恐避之不及，还侈谈什么“学术的左派和政治的左派”？
左派当然要“求大同，存小异”，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连根本立场都不再坚守了呢？有些左派主张不谈马克思主义，不谈共产主义。是不是以为这样就可以守住左派阵地了？真是天大的笑话。左派应当调整策略，可以进行文化批判，但是，“转向”不是放弃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必须坚守，这是左派不应该放弃的基本原则。
易淼说政经和文化这两个山头都不能放弃，说得对。因为左派丢掉的不仅仅是一个山头，而是丢掉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这个山头固然重要，但政治经济这个山头更重要。其实，只要有了政治经济批判，在逻辑上一定会有文化批判之类的东西跟在后面。
上面我们讨论的是第一个问题。我要提出来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易淼提到的，挫折是不是就等于错误？这个问题提得好。最近有人和我讨论，说不应该提前去做那个红色模式，等到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时候，就ok了。也就是说，两级分化这个脓包，你不要提前去挑它，结果你提前挑了，把别人挑痛了，就要把你拿下。我当时就告诉他，按照你说的这个逻辑，那么张国焘阻止南昌起义就是对的，周恩来坚持南昌起义就是错的。张国焘的理由很充分：敌我力量悬殊太大了，起义肯定要失败。
南昌起义的失败是不是证明了张国焘的正确呢？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南昌起义的失败其实不是失败，因为那是“第一次”。广州起义、秋收起义也都失败了。但是，历史上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敢于“失败”，敢于牺牲，那后来会是什么结果呢？再说辛亥革命前孙中山那些无数次的努力，没有一次不以失败而告终的。按照智叟的逻辑，这些人脑袋全都进水了，他们为什么就不能等到水到渠成，等到公元1949年才冒出来“轰隆”一声，于是一切OK。这么急干嘛呢？
当然，我不是要把某个事件与历史做简单类比，而仅仅是想提出一个思考的角度而已。所以，挫折是不是错误？我觉得不是错误，而恰恰是一个胜利。很多挫折的教育作用太强了。如果没有挫折，很多人还在浑浑噩噩。挫折使人们清醒，从而让人们知道未来的努力方向。
第三个问题是我刚才想到的，就是对转向的确认。我们目前可以确认，当前左派群体中的确发生了某种转向。这个不奇怪，因为社会背景发生了大的变化。相应的，左派的分化可能也是非常快的。于是我们看到，有人正急急忙忙地想把自己的“碳足迹”从那段历史中抹去。我的问题是，“西马”也曾发生过这样的转向，那么，这类转向是不是一种规律呢？
在《论左派转向》中，这个规律其实是一个预设前提。现在我想问，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客观规律？因为证明这个规律的统计学样本，目前还只有西马的转向历史。所以，这个规律是不是具有必然性，值得探讨。由此引申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转向文化批判是不是中国左派的宿命，中国左派能不能摆脱这样的规律？
●肖斌：
我个人觉得中国和西方的背景还是大不一样的。国际上除了前苏联，西方国家基本都没有社会主义的历史经历。
●赵磊：
当时西马面临的背景，就是俄国不是最发达的国家，却率先进入了社会主义。而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整来整去都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国家的左派学者很是灰心，觉得没有出路，于是慢慢转向了意识形态，转向文化批判，甚至认为意识形态的批判最重要。这样的转向，其实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否定。
中国的左派也正在经历这样的情形，他们开始否定马克思主义，放弃政治经济批判这一块。在西马看来，经济基础动不了，只有到意识形态上去做做文章。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落空是因为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不强，所以要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个“转向”当然有逻辑的必然性，但是，这个必然性也只是基于“西马”这一个样本数据，而且也没有其他的样本可供参考。所以我要提出一个问题：文化转向到底是不是一个规律？
●易淼：
我个人觉得，当前中国的现状并不允许这样的转向。也许对个别的左派学者而言，这种转向是合理的，是自己愿意的。但是整个左派学者的转向，取决于整个社会存在。最近虽然发生了一些事，但社会存在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也必然要求坚守人民立场的学者继续关注政治经济领域，继续关注民生倡导共富，继续对当前经济基础的不合理之处进行批判。
这个社会既有文化、道德层面的问题，更有经济层面的问题，而老百姓最关注的恐怕还是后者，是经济利益、物质利益。所以，继续政治经济批判，是当前社会存在的必然要求，也是整个左派的发展方向。作为左派学者的群众基础，他们最迫切的要求是什么？我想这是决定整个左派方向的问题。如果左派不去关注群众的物质利益层面的诉求，那么他只会失去自己存在的价值意义，并且丧失自身的基础。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工人阶级由于前期的自身抗争，其生存环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资产阶级在收入分配方面做出了让步。所以，工人阶级对政治经济批判开始变得不感冒。而同时，社会道德堕落、人性迷失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并且凸显，于是西马的学者就开始去整文化批判了。
●赵磊：
西马的学者，还喜欢研究异化问题，人性问题。的确，那个时候他们的关注点都不在经济基础上了。一方面，可能是对现存经济基础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现存经济基础短期难以变更。而且到了二战以后，西方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因为分配层面的调整得到了一定的缓和。所以，西马开始转向文化批判，开始玩文字概念游戏，而拒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所有制结构等一系列的经济范畴，做深入的批判。
中国的左派学者若是转向文化批判，我觉得很可能今后会出现什么“儒家马克思主义”、“道家马克思主义”等等怪胎。是不是产生出一个“东马”，也未可知。这样的结果，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被现实的资本关系同构了。在这个层面上谈批判，“普世价值”都能容忍。哪怕你是梁山泊的绿林好汉，资本都能容纳你。但是，如果你的口号是“共同富裕”，这就不得了了。因为“共同富裕”作为一种口号要得到实现，恰恰需要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给予澄清。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这种口号，这种批判，这种澄清，才会具有时代的号召力和真正的时代感。
这样，我们的对话就逐渐进入了这个问题：“文化转向”到底是不是一种规律？在资本统治的世界能不能实现“共同富裕”？100年来，西方国家有着一段福利社会的经历，中国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要建立西方式的福利社会，我深表怀疑。因为，西方当时有大量的“外围地区”给“中心地区”输血，可以剥削外国劳动者来支撑本国的福利体系。中国现在还有这样的“外围地区”可供剥削吗？中西方的背景有很大不同，那么“西马”的这些东西在中国是否可行，还很难说。现在体制内都在玩“西马”的概念，又有多大号召力呢？
●易淼：
我认为，现在如果这样转向的话，肯定要失去群众基础，因为群众关注着自己切身的物质利益。
●赵磊：
我给你的这句话做个归纳，这种文化转向，就是八个字：“隔靴搔痒，不得要领”。其实，不只是左派谈文化批判，右派也谈文化批判。比如，《凯迪》就在大谈文化批判，当然，也是在用意识反对意识，用观念反对观念。如此而已。
其实，《凯迪》并没有放弃政治经济批判。他们连篇累牍地批判国企如何剥削压迫老百姓，把批判的火力集中在国企，说明右派并不迂腐，他们在玩文化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政治经济批判。右派在政治经济层面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战绩，现在还在扩大巩固。但是，右派绝不允许你们左派有政治经济批判的自觉性，因为左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是对资本统治的根基——私有制和生产关系进行的批判。
●易淼：
所以，要是这个山头我们撤走了，那么他们的这类目的就会更容易达到。
●赵磊：
我估计，坚定的左派是不会轻易放弃政治经济批判的，但是，很多左派越来越回避这个问题。有人说要把“共同富裕”的口号删掉，这让人感觉到，他们似乎要远离政治经济批判了。虽然有些模模糊糊，但是多少也反映出“转向”的想法了。
●肖斌：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其矛盾在当代是不是还没有充分暴露和展开？所以，我觉得转向文化批判的左派了，今后会不会回过头来发现，自己的转向其实转错了？
●赵磊：
美国的次贷危机和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正在给中国的市场经济很大的教训和启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具有不可消除的内生弊端。那么，我们是不是还要重复这样的危机呢？
●易淼：
在当前的西方各种危机中，特别是这次占领华尔街运动，好像左翼理论家的理论支持有些不足。我有个想法，这是不是因为西方很多的左翼学者在过去出现了文化转向的缘故呢？
●赵磊：
好像有几个左派学者参与了，跟进了，比如齐泽克等人。但是总体上看，西方的左派学者不像那个红色的时代，他们和民众和工人阶级走得并不是那么近。当然，他们的文化转向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是最根本的，还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存在发生了变化，阶级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用主流的话语来讲，就是产生了一个所谓的“中产阶级”。
问题是，左派不能因为这些变化就迷失了方向。在我眼中，中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今天的工人阶级并不是一定要扛着大榔头，干着最脏的活，而是被雇佣、需要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他们是西方国家占人口大多数的人。现在希腊示威游行的人，可能有很多就是穿着西装拿着iphone的中产阶级。所以，中国的左派先不说要去担当什么，首先应该对现实经济关系有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认识。
●易淼：
拳头收回来一些，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但是一定不要错了方向而打到其他地方去了。不要因为暂时的失败，就把方向也改了。
●赵磊：
红色模式遭遇了挫折，但并不是失败，它起码让很多人看得更清楚了，让人们知道了“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另一个模式也是可能的”。就像《潜伏》里面一句台词说的，有一种失败叫占领，有一种胜利叫撤退。
●肖斌：
最近中央领导人关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教学和研究，这是不是意味着政治经济学会有更好地发展？
●赵磊：
不能太乐观吧，但是可以从中看到一些积极的趋势。历史就是这样，有一个大的历史趋势，而引领潮流的人的作用也是很大的。普列汉诺夫就写过《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我建议你们都看一看。
我记得以前有人批我，因为我说历史发展有客观规律，不能违背这个基本的东西。批我的人说我是经济决定论者，说我不重视主观能动性。而现在，正是那些批我的人，摇身变成了“决定论者”，在客观规律面前保持“高贵”的沉默，再也不谈人的主观能动性了。而我觉得，这个时候恰恰应该多谈一点主观能动性。
●易淼：
我觉得，这很像鲁迅《伤逝》中涓生之类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顺境的时候积极狂热，而逆境来临后又动摇、彷徨以及消沉，屈服于“宿命”。当前的一些左派学者有点类似。
●赵磊：
那你觉得，这是不是也有必然性呢？
●易淼：
我觉得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某种特性。如果是有着唯物史观的知识分子，他会看到这个社会的发展趋势，所以他可以从容地面对暂时的挫折，于是他对自己的信仰会非常坚定，也就不会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样摇摆，而是荣辱不惊了。
●赵磊：
是的，小资产阶级时而狂热时而低沉，情绪大起大落，容易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这是和他个人的认识难以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有关的。他只能看到近处，百步之内而已，而无法看得更深远。而马克思主义者能够看到未来，能够看到历史的大趋势，所以不大容易受到暂时的挫折和失败的影响，更能够做到宠辱不惊。这就是境界的问题。
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在顺境的时候，会知道前面还有很多挫折困难，会依旧保持冷静的心态，不会狂喜；在挫折的时候，能够看到远处的希望，看到地平线的曙光，因此也不会灰心丧气。这就像毛主席说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一些人大起大落的心态，其实在于他们信仰的不坚定，在于他们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的境界。而要达到马克思主义的境界，仅仅通过文化批判是远远不够的，而是必须通过政治经济批判，才能找到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 
